《年三十》大致上体现了作者对“短篇”的具体理解和审美判断。收拾桌摆、置办年货、走亲访友等诸多北方农村年下的生活场景在作者的笔下一一呈现，传统婚姻观念的异化、农村青年男女的抗争、媒妁家长情节的崩塌在作者细腻的讲述中也逐渐浮出水面，作为叙事的主要意图映射出来，在扫秋置办年货及婚事彩头中频繁出现的“红”在其中构成了重要的象征意义。红色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语境中有着极高的辨识度，收集红色、展示红色、分享红色，作为中国人在年关、在婚配中必备之事，在文中已然有了别具意义的特定所指，在传统的红色表意之下，另外一层隐喻也在悄然地呈现。扫秋购买“枣红色的呢大衣”、男人购买“红公鸡”，都因价格问题产生心理波动；生男生女、买卖婚姻的题外讨论也都在暗中指向了时下农村婚嫁中存在的巨大问题。红外套、红公鸡作为小说中的两个重要意象，从备选、购买、处理等诸多事端都产生了微妙的对应，作者设计的隐喻也在其中悄然达成。
此外，未来亲家的红大门、自家门口的红灯笼以及被衣服映得通红的屋子等文中前前后后出现的十几个“红”的意象，也都在或多或少地渲染“红”的场景。而这种“红”在传统审美中本应具备的属性在扫秋儿子婚事告吹之后，却呈现了截然不同的景观。萧瑟代替了喜庆、孤独替代了欢乐，“红”色意象及其所指在此时显得讽刺可笑。扫秋借亲家送礼之名行婚姻买卖之实的封建行为，与置办年货、拜访亲友的现代生活间形成了巨大的错落感，小说的深度和沉重感于内在的隐喻中正式产生。
短篇小说写作需要隐喻春风化雨、举重若轻的能力，也需要“寸劲儿”。这个寸劲儿指的就是叙事中瞬间爆发的能力。在《年三十》中，任艳苓展现了她在短篇小说狭小的叙事空间内，将身边生活细节、人心善变的纹理褶皱舒展，并赋予深意的能力，在她的文本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短篇小说这个文学体裁的细腻和悠远。然而在短篇的爆发力上，《年三十》却有点稍显乏力。首先，选取的生活片段在现实时间维度中看似较短（一个自然日的从早到晚），而在情节时间维度的铺陈中显得较长（有枝杈的完整的事件），作者讲故事的能力在两条龃龉的时间线中难以对齐，而平铺直叙、少于回旋的叙事方式在短篇中也显得难以适用。其次，作者在主线叙事中没有保持足够克制和遮掩，隐喻的表达难以遮盖暴露的叙事，人物的行为语言都过于按部就班。第三，散文化的叙事方式给我们带来了简单快乐的阅读体验，同时也消化了小说结尾最后的波折和悬念，难以为读者提供回味想象的空间。克制和遮掩作为一种写作能力，在小说叙事中——尤其在短篇小说叙事中——至关重要，它们可以非常直观地拉伸小说的叙事内长，增加小说的叙事层次，短篇小说借此得以用更小的篇幅换取更大的叙事空间，它的密度、质地，它的震撼力、冲击力正是在其之后得以成立。《年三十》的叙事方式过于平坦、少于遮掩，足够细腻却不够筋道，没有形成“心事浩然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爆发力和震撼感，读罢有一种无从着力的失落感。
长篇小说之所以为长篇，是一种必然。因为它需要用足够大的体量，系统地认识世界、整体地关注命运。然而这种丈量方式在短篇小说中似乎难以成立，短篇小说的“短”更像是一种必要不充分条件——长篇小说的“长”一定程度上定义了自身，而短篇小说的“短”却往往只是某种称呼它约定俗成的方式，“长”“短”的区别，更多在于手法而不是篇幅。在短篇小说紧张的叙事节奏中，文字没有缓冲和回转的空间，对小说家来讲，这既是一种利剑悬顶的折磨，又是一种充满乐趣的挑战。徐则臣说，“短篇小说……就要不停推敲、打磨、删改，直到里面的字不是趴着、躺着、坐着，而是精神抖擞地站着，短篇小说就是让每个字都站在纸上”，即是此意。而《年三十》的遗憾，大致也在于此。或许铺展开来，它会是一篇优秀的中篇小说，但作为一篇短篇，《年三十》不够惊艳。作为一名青年作家，任艳苓的小说语言和叙事细节极为工整，她隐于笔下对社会现象的个人思考与观照姿态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年三十》节奏舒缓、叙事平淡，虽有遗憾，但也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小说创作的可能性，在这种可能中，我们看得到作者未来的创作道路将会越走越高，越走越远。
（于枭，1989年出生，河北清苑人。文学评论作品散见于《文艺报》《文汇报》《青年文学》《河北日报》等。）
编辑：耿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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