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模仿一只鸟》是一篇可圈可点的小说。“我”八九岁的时候，姥姥来到“我”家，她的嘴巴尖尖的，长得像一只鸟。姥姥的到来打破了我家原本平静的生活。她又哭又笑，到处乱跑，更怪异的是，姥姥认为自己是一只鸟，她经常在树上攀上攀下，还筑了一只巢。直到一天，姥爺为姥姥针灸之后，姥姥来到院子里，开始迎着太阳飞奔，她身上长出羽毛，她飞过树林，飞过田野，飞向未知的远方。这篇小说在语言上同样有着不可忽略的闪光点：“那是个初秋的午后，刚刚送走一场雨。”“父亲则坐在客厅的小板凳上，从面前用鞋盒改装的烟篓里取出烟纸和烟丝，面无表情地卷着烟卷儿，他把担忧卷了进去，就着火柴头上蓝色的小火苗点着。”“他把自己抽成一座年久失修的烟筒，四处漏烟。”语言恰如其分、合榫合卯，犹如两个武者对决，一招一式都透出干净利落。其实，小说的语言首先要求的是这种恰当与准确，而不是光怪陆离，语言经得起推敲，才能给读者以审美愉悦感。

　　李浩然的小说题材新颖、形式多变，常爱以瑰丽的想象力来承载人物和情节，颇能给人以耳目一新感。《不存在的人》中，主人公后半生在海上漂流，生命的最后一刻又在海上消失；《A面B面》以一台录音机串起了故事里的所有人物，酒吧老板将戒指藏在录音机里，原想给妻子一个惊喜，不料被不知情的妹妹卖掉，“我”从酒吧买了这台旧录音机，又稀里糊涂地将它丢失；《妄湖水怪》分两章，第一章的叙述者是小女孩，她父亲一生都在寻找拖走母亲的水怪，最终只在湖底找到母亲的一只鞋子，第二章是以男青年的视角展开，男青年的前女友找到他，希望他扮演水怪来吓退自己的现任男友，为了演得逼真，前女友还准备往水里扔一只鞋子。前后两章相互映衬，互为表里。同样，小说《她在模仿一只鸟》也胜在想象力，疯疯颠颠的姥姥认为自己是一只鸟，终日攀爬于各种树上，最终变成鸟儿飞得无影无踪。小说如果到此处戛然而止就显得单薄了，在第二段出现了一只鹦鹉，“我”觉它很像我的姥姥，便把它买了下来。小说的最后一段，这只鹦鹉再次出现，它在笼中很不安分，时而蹬刨笼底，时而啄击笼壁。这只鹦鹉的出现再次强调了人的异化，也给这篇小说增添了厚度和质感。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部分需要用想象力来填充，靠思想来升华。莫言在复旦大学创意写作班上演讲时曾说：有一年，很多作家在一块儿开会，给中国当代文学挑毛病。有人说我们的文学缺血性，有人说缺思想，有人说缺文化，我觉得还是更缺乏想象力。平时常有作者对我说，这件事就是真人真事，一点都没有掺假。要知道，真人真事才没意思呢，那是照搬生活，不叫小说，它缺乏艺术应有的轻盈、意蕴和美感。好在李浩然的想象力是不拘一格的，是天马行空的，这也是他的作品常给读者惊喜的一个原因。

　　《她在模仿一只鸟》是一篇写人的异化的小说。在古今中外的文学长廊里，不乏异曲同工的作品：蒲松龄的《促织》中，孩子变成了蟋蟀；卡夫卡的《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成了甲壳虫；布鲁诺·舒尔茨笔下的父亲总是在变来变去，变成鸟，变成蟑螂，变成螃蟹。《她在模仿一只鸟》有别于经典的地方则是写了两个人的异化，在小说的结尾，母亲得了老年痴呆，她总是臆想着自己是一条鱼。此类作品中，人的肉身被社会挤压，精神被现实禁锢，对俗世无法摆脱，对自由充满向往，人似乎只有异化成动物才能逃离。在李浩然的笔下，常见人物挣扎的动作与痕迹，《她在模仿一只鸟》中的姥姥在现实、情感以及自己心灵之间挣扎，《不存在的人》中的主人公在红尘俗世与精神世界之间挣扎。

　　其实，作家写作也是一个于纸上挣扎的过程，人物的命运在笔下沉沉浮浮，作家的心灵几经锤炼与搓打，才能逐渐从浮躁走向沉静，从禁锢迈向超脱。经过生活的淘漉，李浩然的作品已摆脱了单薄与燥气，有了丰富和沉稳，相信以后在这条道路上，他会走得更加坚定与从容。

　　（吴苹，80后。作品散见《小说选刊》《红岩》《西部》《四川文学》《安徽文学》《山东文学》《滇池》等，并多次入选年度选本。短篇《大鸟》《丢失的哪吒》入选2019年度、2020年度“城市文学排行榜”。）

　　编辑：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