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律师所来了二十多个老人,让我写一份信访材料。他们挤在门口,高一声低一声地议论,愤怒地指责公安局的人,说他们出手太慢,没及时追回赃款。一个皮肤黝黑、满脸皱纹的老人,在人群里很活跃。他愤愤地说,警察已经调查好几天了,也没出来制止。外地的总公司出事了,他们才抓人,结果赃款已经转移了。我怀疑早就串通好了,故意给他们转移的机会。
关于警察进屋介入调查的事,我听过另一个版本。公安局刚开始介入调查的时候,老人们很不配合,他们不相信自己被骗了,甚至害怕公安局的人把他们的好事给搅黄了。后来终于相信了,也还是不愿意配合,他们害怕公司的头目被抓进去以后,自己投进去的钱更退不回来了。直到有一天公安局真把公司的头目抓进去了,他们才彻底醒悟,自己的血汗钱真是打水漂了。
一个皮肤白净的退休教师一字一板地说,公司的营业执照上,写着注册资金两千万。我就是冲这两千万投资的,万一出事了,两千万也够赔了。可是工商局的人说,这两千万是认缴资金,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这笔钱。
一个穿着时髦的老太太拿出一张纸,是工商局给他们出具的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她指着一行文字说,你看这里写着呢,允许公司经营投资。我拿过来一看,只写着投资咨询公司,经营范围一个投资字样都没有。
我反复和他们说,这是个投资咨询公司。咨询,明白吗?就像你们向我咨询法律问题。
他们似乎听明白了,眼神从愤怒转为惊愕,又从惊愕转为懊丧。
时髦老太太说,公安局这帮小警察,一点也不体谅我们,还说我们活该。
老人们大概气昏了,竟然听不出来“活该”背后的含义。他们学到的知识这时候不管用了。其实他们掌握的也就是几个经济学名词,他们的讲师只是把这些个名词串联起来,煞有介事地讲给他们听,他们便以为自己掌握了什么发财秘钥。
吵吵嚷嚷中,我终于把信访材料写完了,给他们念了一遍。
他们似乎听懂了,又似乎没懂。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似懂非懂。我的语言虽然很严谨,但是没把他们想说的话写进去,他们总觉得这样的材料看着不过瘾。果然,他们回去以后自己写了两份,有点难为情地拿来让我给看看。
一份是那位皮肤黝黑的老人写的。他用的是蓝色圆珠笔,因为用力过猛,信纸有几处已经被圆珠笔戳破了。信纸是那种老式的16开红格稿纸,稿纸上印着一行早就关停的企业名称。老人的语言很生硬,半文半白偶尔夹着几句现代句子。他从下岗写起,写他拉车挣钱,写他自己交养老保险费,写孩子结婚,写他终于退休了。然后写他为了让自己的钱生钱,把养老钱全都投给公司。介绍完自己,便开始发牢骚。为了引起重视,还动不动来个感叹号,好像发生多大事儿了似的,三页信纸总共用了十二个感叹号。
他站在我对面,微低着头,用谦卑的眼神看着我。我没法给他修改,又不忍拂他的意,只好说写得还行,拿去打字吧。他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并且长长舒了口气。
第二份是那位皮肤白皙的退休教师写的。他用的是蓝黑墨水,在A4信纸上。他的字有板有眼,规规矩矩,一看就练过板书。他是从思辨角度写的,洋洋洒洒写了四页。他退休之前一定是语文老师,写的是那种自问自答的议论文。我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就这么教过。他的语言很坚硬,或者说很犀利,犀利得像一篇战斗檄文。他问了很多问题。但他问的,都是过了时的问题。他的自答,自然也是过了时的自答。就连他使用的句子,都是好几十年不用的句式,与现在已经严重脱节了。
他站在屋子中间,用一种挑衅的眼神看着我。看来他对自己的文笔很满意。他口口声声让我修改,其实是向我挑战来了。我憋着气,很想否定他的文章,可一看老人們巴巴的眼神,就把话咽回去了。既然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这篇文章上,就让他们寄托吧,我就是坏了他们的希望,又能怎样呢,还不如让他们希望下去,也许拖延一段时间,就不那么绝望了。
二
一天,我去监狱会见一个人,由于手续不全,只好由他亲属进去代为转达,我则坐在候见大厅里等着。
候见大厅是我起的名字,其实只有二十来个座位。大厅里坐了七八个人,看样子都是手续不全的。开头我只是烦闷地坐着,后来我开始有一搭无一搭地听他们谈话。一男一女似乎在聊门栏后面的罪犯。男人想要放弃里面的妻子,女人极力劝导。我躲在他们身后仔细听着,想从中捕捉点什么。渐渐地,又被门栏里的警察吸引过去。
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一双温和的眼睛很大很圆。他专门负责给探监的人开门、安检,指引他们朝哪个门走。他说话的语气不急不缓,像和熟人说话似的,完全没有训诫的意思。
一拨操着南方口音的人走了进来。一个白衣黑裙的女子走在前面。女子的皮肤很白,一双黑眼睛闪着幽深的光。她用柔和的南方口音对着登记窗口里的警察说,我没领结婚证,只有两个孩子的出生证明。窗口里的人说,孩子无法证明你们是夫妻关系,你得到社区开一个亲属关系证明。女子把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领到窗口,说,这是他妈,我们都是从外地来的,让我们进去吧。窗口里的警察又和老太太讲了一会儿,老太太仍旧站在那里不走。
门栏里那个警察走过来说,老太太你就放心走吧,你儿子在里面挺好的,吃喝不比外头差,现在也没有打人的事了,下次把手续带齐了再来。他把门打开,从门栏里走出来,把老太太领到大厅墙上的宣传栏前,指着一个版面说,再来的时候,打这个电话,省得白跑。他给他们讲完之后,又把他们送出了大门。
紧接着进来一个东北口音的女人,大大咧咧地说要见她弟弟,也是啥手续都没带。窗口里的人问了她弟弟名字,在电脑里查了一下,说没有这个人。女人急了,怎么能没有呢,给我们办案的人说,就送到这里了。她掏出手机,就要拨打电话。门栏里的警察接过来说,光听办案人说不行,送到这里的人,我们都让本人打电话,告诉家人他在什么地方。接着又给女人讲了一些探监程序,把她也劝回去了。
我走过去说,你态度真好。他看了看我,很随意地说,也没啥,就是将心比心。
几个探完监的人从门栏里出来了,走在前面的是一个白头发老太太。老太太干瘪的嘴唇微微咧着,一双浑浊的眼睛充满了光泽。后面有个五十来岁的女人,无声地笑着,几颗白白的牙,从略微发薄的嘴唇里露出来,一双黑眼睛也发着亮光。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眼神很平静,四方脸上放松的肌肉,透露出放松的心情。走在最后面的,是一个穿着入时的年轻女子,一双好看的大眼睛忧郁地看着前方。
前方的大门吱嘎一声开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走了进来。她慢悠悠挪到门栏跟前,嘶哑着嗓子说,我来看我儿子……
三
张香兰离婚案,距今已有二十多年了。她的案子是迟律师代理的,因为她常来所里,大家便都认识她了。她长得很美,黑而圆的大眼睛,光洁的额头,柔顺的马尾辫,很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演员张晓蕾。她的神态和张晓蕾相比可差远了,目光呆滞,两腿僵硬,说起话来絮絮叨叨,像个精神病患者。
迟律师说,张香兰的丈夫长得很帅,风度翩翩的,有一个稳定的国营工作,自己还开了一家服装厂,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典型的高富帅。张香兰正是看上了他这点,连二婚都不在乎,一进屋就给一个一岁多的女孩当上了后妈。谁知好景不长,结婚不到四年,她丈夫就在外边有女人了。
她本来可以分割服装厂的收益,迟律师经过调查发现,他们刚一结婚,服装厂的营业执照就换成别人的名字了。
迟律师说,你说她多有意思,开庭的时候,她竟然说我要我女儿。她丈夫白了她一眼,问她,是你女儿吗?她才如梦方醒,张了张嘴,没说话。法院当然不能把孩子判给张香兰,她分到了两间平房,这个婚就算离完了。
大家都以为张香兰从此不会再来,没想到一年以后又来了。她这次来稍稍有了变化,目光不那么呆滞,脚步也轻盈了许多。
这次是和另一个人打官司,那个人起诉让她腾房,说她离婚分得的两间平房,早在一年前就卖给他了。因为他不是本地人,也就没来这里居住。那个人还拿出了房屋买卖合同,出售人正是她的前夫。这个官司也是迟律师代理的,一打就是两年多。官司的具体细节我忘了,好像张香兰输了,把房子腾给了人家,搬回娘家住去了。
几年以后,张香兰再次出现在所里的时候,身边多了一个十岁的女儿。她是来打离婚官司的,同时分割夫妻共有房产。她找了一个开诊所的医生,据她说,这个医生也出轨了。
她的精神状态可是比以前好多了,眼神明亮了,皮肤也比以前光洁了许多。马尾辫还是那么扎着,额头还是那么露着,这回可真有点像张晓蕾了。她经常到所里来,平静地处理着分割财产的证据。同样是丈夫出轨,同样是离婚,这次张香兰却显得轻松得多。
她女儿是个美丽的小姑娘,一双大眼睛,文文静静地闪动着。乍一看像她,细琢磨又不太像,比她更有神韵。我们暗中猜测着孩子的父亲。从孩子的年龄看,肯定不是这个医生的,因为她和这个医生结婚才三年。张香兰以前为了照顾前夫的孩子,自己没要孩子,这我们都知道。这么说,她和医生结婚之前还有一任丈夫。
有一天,我实在憋不住了,就问了一下。张香兰的眼睛立刻阴郁了,小声说,孩子是她和前夫的。
我吓了一跳。
她说,离婚判决书下来之前,回去住了一夜,就是为了要个孩子。说到孩子,她的眼睛倏地亮了,接着说,多亏有这个孩子,要不早就疯了。
(瑛宁,本名包连英,蒙古族。作品散见《草原》《山西文學》等。)
特约编辑:刘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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