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巧 刘军

　　青年作家王文鹏的《穿墙而过》选取了“与自己重逢”的叙事框架和逻辑。小说中的“我”从外地临时返乡，与母亲重逢，与过世十年的父亲重逢，与初恋重逢，当然，这所有的重逢皆是为了“与自己重逢”。小说在细节上着力呈现着人情、金钱、世俗生活对生存空间的啃食，但更多的仍是对个体感受的触碰。

　　在当下的短篇小说中，青年的姿态往往兼具了直面现实与抗拒现实的矛盾。在《穿墙而过》中，主人公自回家后就不断在“抗拒”“拒绝”。面对母亲的话语，“我”的大脑“一概拒绝进入”，尽管外在表现平淡，但母子二人的距离就在这种漠然中拉远。距离非代际差异的特有产物，不搭调的对话发生在母子之间，也发生在昔日的恋人身上。人物都只关心各自的表达，人与他者之间似乎总横亘着一堵高墙，“我”能感受到这种锋利的现实，却也放任此种状态的存在。

　　和堵街的告别，某种程度上是与少年时代及稚嫩的青春期告别。随着人物的成长，上一辈的恩怨、缘分的聚散，都在谋求现实生存的努力中被逐步消解殆尽。售卖故居，意味着与此地的彻底告别，然而过往种种都会像那块砖一样被“我”带走。这块砖关乎历史、爱情，甚或意味着生活的重量？其指向朦胧，难以言明，但主人公却从中感受到一种坚实。在此，砖构成了强烈的隐喻，来自德国的一块砖与来自故居的一块砖被归置到一个行李箱内，它们与“我”一样，是离散者，也是漂流者。具有朦胧意味的隐喻与象征在这代作家笔下并不少见，一如智啊威《去羊庄捉鹤》中的仙鹤、姚十一《大象夜奔》中的大象、修新羽《城北急救中》缺“心”的霓虹灯等，不胜枚举。这是现代短篇小说中呈现存在状态的一种方式，投射着含混性的主旨意义和难以把握的、不确定的现实。

　　就现代短篇小说中叙述的不确定性而言，王文鹏在这篇小说里并没有表现出故事完整度与清晰性上的努力。在一个短篇的篇幅中，故事跨越两代人的过去，出场的小角色亦能各自分得一部分笔墨，叙事的容量使其中心并不够突出。作者极注重对细节的描写，人物的感受、态度、小说的主旨内涵都存于大量的细节之中。在色彩、形状的描绘和大量修辞的使用中，其描写景观的文字往往极具图像感，着意于光影变换更使得场景具有电影画面的质感；对于个人身体与心理感受的描写则格外精微、细腻。较之语言上的用心雕琢，小说对故事本身细节的处理相对粗糙，这也是故事显得不那么完整与清晰的原因。

　　王文鹏很早就有意识地去建构属于他的文学地理坐标：堵街。这条街道已经在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寻找宗十四》中得到了密集的呈现。堵街不能被清晰地划分到城市或乡村的言说范围，它处于一个交界地带，同时堵街是狭小的，其范围只容纳了一条马路和围绕其兴起的集市。在堵街这个空间里，最独特之处在于横街而过的火车以及由此带来的拥堵状况。从名称到其特点的设置，堵街本身就极具象征性，“堵”与“疏”，是现实中活动空间的状况，又指涉了人物的生存空间与命运走向。当然，就这一则短篇来看，读者很难对堵街这一空间做过多的理解，将《穿墙而过》放置在这个作家已有的作品体系中去寻找呼应、互文，才能完成更完整立体的意义解读。

　　在人物关于洪水的谈论中，大水冲击城墙，冲击着人们的生命，多年来，二人父亲的生命也就这样在种种冲击中逝去，而活着的人被围困在墙内，无法穿墙而过，一如钱钟书之《围城》。“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故乡》已写成百年了，而人间不断有新的高墙被筑造，将个人隔绝为孤岛。青梅竹马的爱情与上一代间类似杀父之仇的恩怨纠葛构成“我”在堵街的过去，这样的情节安排未免有些流于窠臼，但人世的缘分际遇就是在此般戏剧化的命运中流转，飘忽不定。不可抗的命运，现实物质的困境，凡斯种种都是一面大墙，它横在我们的面前，就像火车横在堵街上。“堵”的时候人群拥挤，生存空间局促，而卖房后“我”送母亲离开时遇到火车堵住前路，这一细节就像一种命运的暗示，一种生命将走向更局促的境况的不详象征。

　　失去故居后的堵街将不再是可以停靠的岸，在小说最后，砖头与过往被打包入行李箱，随“我”投入未知的漂流。“人走向邻人是为了找到他自己”，对于十九世纪的泰戈尔来说，邻人和远方是切实的，而对于急速流动中的我们，邻人和远方有可能遁入虚无。如同两块砖头一样，我们只能带着往事，带着记忆，踏入湍流之河。孑然一身归，孑然一身去，作者止笔于此，不知在关门的那一刻，“我”的行囊里是否也有一份《故乡》中离去时的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