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裕亭

压台

也是朋友介绍来的，说是盐业行里有位小业主画画得不错，手头已经画了一些了，想请郝逸之郝先生费费神，帮忙给指点指点。

　　郝先生碍于朋友的情面，说：“行呀，行呀！”

　　过了几天，那位朋友真的就领上那位小业主来了。进门，对方提了烟酒糖茶四色礼盒，俨然一副拜师学艺的样子。同时，对方也带来了一些他前期的画作。郝先生展开来看了两幅，点头说：“不错，不错！”

　　其实，对方那些草画在郝先生眼里，哪能称得上是不错，顶上天，也就是个人喜好，涂鸦罢了。

　　不过，那人倒是挺虔诚的，一口一个郝老师地叫着。他站在郝先生跟前，一直是手足无措的样子，脸上还不时地堆着拘谨的微笑。

　　郝先生从那人的穿戴与长相上看，对方经销盐的买卖应该是做得不错的，左手中指上的那枚“黄箍子”（金戒指），足有女人家的顶针那样宽大。再者，那男人才三十几岁，衣衫下的“锅肚”都已经吃出来了。想必，他近几年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初次相见，因为中间“搭桥”的朋友急着要去办理别的什么事情，学画的那人与郝先生没说上几句话，也就一起告辞了。

　　事后，那人主动邀请郝先生到附近一家酒楼去坐坐。

　　郝先生说：“不用，不用，你好好画画就行了！”

　　在郝先生看来，但凡找上门来跟他学画的人，都是奔着画画来的，无需多余的客套。他们只要把笔下的画画好了，比请他吃猴头、燕窝都令他高兴。

　　郝先生的名头摆在那儿，见天想请他吃饭、谋他画作的人不是一个两个，他能推辞的，尽量都婉言推辞了。

　　郝先生是盐区这边土生土长的画家。年轻的时候，他想天想地的做过许多事情。有一段时间，他也曾跟着人家，依托本地的盐田，倒腾过一阵盐的买卖。后来受小学同窗沈达霖的影响，想往仕途上靠，最终还是沉下心来画画了。当然，这其中，那位在京城为官的同窗沈达霖帮了他一把，协助他在天津卫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画店。那段时期，津门一带，包括京城里的达官显贵，知道邮传部的侍郎沈达霖喜欢他郝逸之的画，都不惜重金，前来购买。后来，沈达霖客死于天津卫的法租界，郝逸之也就知趣地回到盐区来了。

　　盐区人包容着郝先生，同时也认可他笔下那些“盐河小渔船”的画。曾有那么一段时期，盐区这边许多官宦人家，包括盐河两岸的茶肆，酒楼，以及盐区的沈家、谢家、吴家等几家高门大户，都挂着他郝先生的画。盐业行里的那位小业主，就是选在那个时候，登门拜见郝先生的。

　　怎么说郝先生还是个文人，他身上的文雅之气没有丢。即便后来他答应了对方的邀约，也没有忘记让人家节省一点，一再提醒对方：“你找个小地方，我们坐下来说说话就可以了。”目的，还是不想让对方过于破费了。

　　可真到了郝先生前去赴约的那天傍晚，他想到前几日那人登门时所带的礼物过于厚重，随手在画案上摸过一盒印泥，想在酒桌上当作礼物回敬给对方。

　　那印泥，是郝先生自己用陈年的蓖麻油、松子、艾草绒、朱砂等糅合碾制的，比那人扣在宣纸上的“红印子”强多了。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对方想学画，郝先生回敬他一盒印泥，这也是对他的鞭策与鼓励。郝先生甚至想到，酒桌上他还可以向对方传授一些画画方面的技巧。譬如构图中的留白，以及笔墨浓淡的应用。所以，郝先生在对方为他安排酒局时，顺口示意了一句，说：“酒桌上的人不要太多。”

　　郝先生想利用酒桌上的时机，与对方好好说说画画的事儿，也不枉人家专门请了他一场。酒场嘛，两三个人，可以谈事儿，上至八九个人，那就是喝酒、闹酒了。

　　可对方觉得郝先生的身份不一般，应该找一个有身份的人来与他对等作陪。否则，对郝先生也显得不够尊重。

　　那么，请谁呢？请什么人来能压得住当晚酒宴的台面儿呢？思来想去，那位“高徒”想到了盐政司的潘向余潘课长（科长）。

　　潘课长是盐区盐业行里的老大，他手中掌管着销盐走盐的“盐引”（盐票）。学画的那位小业主，每过一段时间，都要从他手中讨得一些“盐引”，方能购得官方白花花的海盐。此番，请潘课长来作陪，一则是他的身份在那儿，可以与郝先生平起平坐；再者，还可以通过酒场，加深一下他与潘课长业务上的情感。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请他来支撑门面，给郝先生脸上好看的同时，也可以让郝先生了解一下他与盐政司里上层长官的关系。另外，那位小业主还邀约了几位盐业界的同行，也都是平时围候在潘向余身边讨“盐引”的大小业主们。这里面，无非是他平时吃了人家的酒席，借这个机会再返请人家一场。当然，这样的场合，还可以抬升他自己在同行当中的地位，长长自己的脸面呢。

　　郝先生不知道对方是怎样安排的，他只是掐着相约的日期，踩着点儿赶到对方说给他的那家酒楼。

　　进门一看，一屋子人正围在酒桌旁边的一张小方桌上打牌。学画的那位业主见到郝先生推门进来了，下意识地把手中的牌举起来，连声叫着：“郝老师，郝老师，你过来打把牌！”

　　郝先生连连摆手，一面解释说：“你们打，我不擅长那个。”

　　对方见郝先生不入牌局，便把手中的牌转给旁边一位相眼的（观牌者），就手推开跟前两三把挡着他道儿的座椅，走到郝先生跟前，说：“潘课长马上过来！”并说，等潘课长一到就开席。

　　郝先生嘴上说好好好，心里边却在思量，今天这饭局，怎么还请到了潘课长呢？敢情对方不是为着画画来的。郝先生甚至想，早知道这样，他可能就改变主意了。当然，那种想法，只是在郝先生的心中一闪，很快也就过去了。饭局嘛，什么人做东，请到什么人，那都是东家的事情。这个道理，郝先生还是懂得的。

　　还好，时候不大，潘课长来了。潘课长事先可能知道当晚要请的贵宾是画家郝逸之。一见面，打老远就把手伸过来了。郝先生之前与潘课长打过交道，准确地说，是潘课长向郝先生讨过画。所以，此番两个人见面，显得可亲热呢。

　　潘课长一面与郝先生寒暄，一面介绍他身边带过来的两位随从，说：“这是我们课里的两位笔杆子！”言下之意，他们与郝逸之一样，都是文化人，甚至可以理解为，那两位文化人正好与郝逸之有共同语言，可以聊得来。其实，他们是盐政司里写公文、记账本的，与他一个画画的，风马牛不相及呢。

　　但郝逸之还是满脸堆笑，与大伙儿一一握手言欢。

　　回头，酒桌上落座时，潘课长很自然地站在主陪的位置上，他拉开了座椅，并没有立刻坐下，而是礼节性地示意郝逸之，说：“老郝，你过来呀！”

　　郝先生连连拱手，说：“岂敢！岂敢！”他示意潘课长：“你请！你请！”

　　潘课长也就没有再推辞。

　　酒宴开始以后，大家相互介绍，郝先生还真是被大伙儿捧为当天晚上的座上宾，尤其是说到郝先生是大画家时，大家都投来敬仰的目光，再联系到他们业界内的那位同行，也就是当晚请酒的那位“高徒”，将要跟着郝先生学画，都说他遇上高人了。

　　那一刻，郝先生的脸上，真像是贴了金一样，笑容可掬，闪闪发光。

　　然而，两杯酒下肚以后，大家的话题，或者说是注意力，不经意间都转向了那位掌管“盐引”的潘向余潘课长身上。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向潘课长敬酒。以至于饭局中场时，郝先生起身去了趟厕所，离席有大半天，大伙儿竟然没有察觉到他不在酒桌上。

　　是夜，曲终人散，郝先生独自走到家门口的水塘那儿，忽而摸到衣兜里装有一个硬物儿，那是准备送给他那位“高徒”的印泥。略带醉态的郝先生捏在手上把玩片刻，忽而，胳膊一抬，当作石子瓦片一样，“唰”的一下，给“嘣嘣嘣”地撇进月光盈盈的水塘里了。

断情

富贵是个养路工。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他分管的那一段沿着海岸线延伸过来的沙塘路养护好。海边的人拉大柴、拖海贝、运石料，稍不留神就会把车上的货物散落到路面上。那样的时候，富贵就要及时清除掉；再者，海潮异常涌来时冲垮了路基，或是暴雨过后路面上汪了水，他要弄些石料与黄沙土来修整。天气晴好时，他还会舞弄一把橡胶皮镶牙口的木爬犁，把滑到马路边沿上的黄沙，“稀唰稀唰”地推到马路中间的跑车道上去。

　　

　　富贵弯下腰来，舞弄他手中那把“猪八戒式”的橡胶皮爬犁时，如同人们在打谷场上翻弄稻谷、麦粒一样。看到有颗粒大一些的石子儿，他要捡起来扔到路边水沟里去，或是直接用那爬犁角“剜”起来，甩到一边。

　　公路边上，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小堆黄沙土，尖尖圆圆地堆在那儿，都是富贵平时预备好了，专门用来铺垫路面的。

　　富贵养护的那段路面，前后有三四公里长。他每天要在那段路上来回走三四趟。往往是，去的时候走马路那边，回来的时候走马路这边。看到哪个地方不平整，他就会停下来，铲一些黄沙土来铺垫一下，以备后面的车辆过来了，能够平稳地通过。

　　这条公路，是汾水（今日岚山）到新浦的。其实，更应该说它是从青岛延伸过来的，或者说路的两端还延伸到很遥远的地方呢。但富贵不知道那些。富贵只知道，每天清晨会有一辆绿头白腚的破旧客车，从汾水那边“哈啦哈啦”地开过来，开到盐区小码头停一下，然后，鸣一声喇叭，扬起一片尘土，便很高傲的样子，头都不回地奔新浦方向去了。

　　早年间，这条公路是小日本用来跑车的。日本投降以后，地方上沿用了日本人用过的公路，并在沿路各村招募养路工。富贵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招去做养路工的。

　　当时，村里的干部找到富贵时，并没有直接跟他说叫他去做养路工，而是拐了一个弯子，问他：“富贵，你想不想去住瓦房？”

　　富贵吓了一跳，认为要送他去“坐局子”呢。

　　刚解放那会儿，盐区这边草房子多、瓦房少，谁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被送去“坐局”了，人们往往会变相地说某某某去住瓦房了。富贵呢，想了想自己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呀，他瞪大了眼睛，疑惑地望着村里干部，问：“嘛？”

　　村里的干部知道富贵想到了“坐局子”那一层，这才笑了一下，跟他说养护公路的事情。

　　富贵一下子就明白了，人家要派他去养护公路呢。当年，每隔一段距离，小日本就在路边盖两间青砖红瓦的小房子，专门提供给那些看管公路的人居住。眼下，那房子还在。富贵去养护公路的同时，自然也要把那房屋接管过来。

　　现在想来，富贵当初去养护公路的时间，大致应该是在1948年前后。

　　当时，苏北、鲁东南一带已经解放了。上级正在招募各类有专长、有文化的人才。其中就有养路工。当然，养路工算不上什么人才，只要身体好，懂得爱护公共财产。具体一点说，能够把自己分管的那段公路养护好就行。

　　当时的养路工不是什么好职业。甚至有人认为那是个吃灰尘的行当。每天守在马路边，车辆“呜”的一声开过去，扬起一团灰尘，如同渔夫们在河沟里捕捉鱼虾时撒开的旋网子，瞬间就把路两边的行人给罩住了，可脏的！

　　再者，富贵刚被派去做养路工时，村上只给他一点有限的生活补贴，仅够他一个人开销。好在富贵是个光棍汉，他不在乎那些。只要他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了。可后来，养路工被上面收编了，统一吃上了国家的统销粮，富贵他们那个职业，变成了人们羡慕的行当。只可惜，那个时候，富贵快五十岁了，他已经过了大姑娘小媳妇爱慕的年纪。

　　其间，有人跟他开玩笑，说：“这下，富贵可以娶个老婆喽！”

　　富贵笑，富贵觉得眼前的好事儿来得太晚了。若是早二十年，或者说早十年，他或许真的能娶个黄花大姑娘呢。眼下，黄土都埋到脖子了，他哪里还有那样花花道道的心思。富贵倒是觉得，以后，他每月领到工资后，该接济一下二弟他们一家子了。

　　富贵的二弟身体不是太好。他闯过东北，在东北那白山黑水的地方折腾了几年，把自个儿的身体给糟蹋坏了。

　　早年间，盐区这边好多男人在家吃不上饭，或者是讨不上老婆时，就到东北去闯荡几年。赶到某一年春节前回来时，头上戴顶三面狍子皮的坦克帽，肩上披一件双排扣的毛领子短大衣，便会撩得前后村里的大姑娘们心里毛毛的。

　　富贵的二弟就是那样讨上老婆的。只可惜，富贵的二弟没有与他媳妇过上几年好日月。

　　富贵的二弟是个病秧子，整天就像只小瘟鸡似的蔫头搭脑的没有精神。现在想来，他那毛病应该是糖尿病。你想嘛，他一个大男人，不头疼，也不发烧，就是浑身上下没有力气。就那，他还折腾了十几年，直至把他女人拖累到没有姿色了，他也撒手西去了。

　　好在，那时候他儿子大毛子已经长大。

　　在那期间，也就是富贵的二弟死了以后，村里有好心人想撮合富贵与他弟媳妇到一起去。

　　那样的事情——兄弟媳妇改嫁给自己的小叔子，或是大伯子与弟媳妇另起锅灶过日月，至今都不算什么丢人的事情。甚至还会有人说，那是肥水没流外人田呢!

　　富贵呢，刚开始他没有往那方面想，总觉得自己的兄弟走了，他要把自家的侄子拉扯成人。可经旁人一蛊惑，他还真是动了心思。晚间睡觉时，他望着窗外的月亮在那儿胡思乱想：若真是让他和弟媳妇拾掇到一起去，除了他年龄上与弟媳妇悬殊一些，其他方面都没有什么。富贵甚至觉得，若是弟媳妇愿意，他们俩人还能生个一男半女呢。那样的话，他富贵也可以留下自己的后人啦。

　　话再说回来，如果富贵不把他弟媳妇娶过来，万一哪一天，弟媳妇再另嫁他人呢？到那时，他富贵岂不是傻了眼！与其让别人把弟媳妇娶了去，还不如他这个做大伯子的把弟媳妇揽到怀里。有了这样的想法，富贵去弟媳妇家的次数就勤了。

　　“缸里的水够不够多？”

　　“南园上的萝卜是不是该浇些尿水了？”

　　“三奎家二玲子有了日子（要结婚了），大毛子去送喜礼时，也给我带上一份子吧。”富贵说那话时，往往连弟媳妇家的喜礼钱也给垫上了。

　　那一阵子，富贵的鞋子擦亮了，衣服也穿得整洁了，头发上好像还抿了些滑溜溜的水花呢。弟媳妇看到了，心里自然也就明白了大伯子的心思。

　　但是，富贵没有料到，他心里企盼的事情，却遭到了大侄子的反对。

　　那天傍晚，富贵委托西街的二大娘上门去说合时，被大毛子听到了。确切地说，在这之前，大毛子已经在外面听到了一些风言风雨，心里正憋着一股火呢！他很难接受大伯与他妈妈睡在同一张床上。所以，当二大娘在小院里与大毛子妈说起那件事情时，大毛子先是把小里间的木门掼得“咣当”一声山响。随后，他飞起一脚，把门口正在地上寻食吃的小花狗给踢到门外去，还连声喝斥那只无辜的小花狗：“滚，你给我滚！”

　　大毛子那话，显然不是在骂狗，他就是骂那个多嘴的二大娘呢。

　　二大娘赚了个无趣，回过头来与富贵回话时，说到大毛子骂她时的那个场景，委屈得眼泪都快落下来了。

　　富贵当着二大娘的面儿，牙根儿咬得吱吱响，他骂大毛子是个王八蛋、白眼狼！富贵觉得，这些年来，他对大毛子真是白疼了，那小王八犊子，一点都不懂事儿。

　　大毛子妈看儿子不高兴，心里刚刚燃起的那点微弱的欲火，很快也就熄灭了。尤其是想到，儿子马上也到了提亲的年龄，她咬咬牙，也就不往那方面想了。

　　但，富贵的心里好像还在想着那件事儿。他曾几次想与大毛子单独谈一谈，可大毛子始终躲着他。

　　这期间，富贵到弟媳妇家又去了几趟。不是大毛子不搭理他，就是弟媳妇看他来了，赶忙借故说到邻居家有个事情——不待见他。弄得富贵很尴尬，也很没有脸面。

　　自那以后，富贵就不好再到弟媳妇家去了。但富贵心中的欲火还在燃烧。况且，欲火燃烧得越旺，他越忌恨大毛子那个狗东西。

　　某一天，大毛子如同往常那样，在公路边的树丛里割青草，富贵寻查路面时，看到大毛子的草筐放在路边上，他不但没有停下来帮大侄子薅青草，反而拿出他守护公路的派头来，扬起手中的铁锨，一下子就把大毛子那草筐给挑到路边水沟里了，口中还恶狠狠地骂道：“去你妈的！”

　　大毛子当然知道大伯那是骂他的。但他没有吭声。

　　在盐区，小叔骂哥嫂家的侄子，不算什么事情。可做大伯的，可谓是长兄如父，万万不能骂弟弟家的子女。这在盐区是几十年、上百年不变的理儿。一旦大伯骂了弟弟家的孩子，那就是切骨之痛，或者说会结下深仇大恨。

　　可当天，富贵偏偏就不顾后果那样骂了大毛子。

　　大毛子没有回话，他起身扬起手中的镰刀，“喳”的一下，削断一棵拇指粗的小树，连那草筐也不要了，鼓着嘴儿，转身走了。

　　自此，大毛子与他大伯不相来往了。后来，大毛子娶亲，都没有给他大伯送一支喜烟、一块喜糖。

　　一晃，又是几年的光景过去了。

　　富贵一天天老了，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先前，富贵手头有了钱就去买烧饼、下馆子。而今，他手中握着钱，却尽往药铺里去寻摸吃什么药物呢。

　　大毛子知道他大伯生病了，可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有人来告诉大毛子，说他大伯在那小屋里吊死了，大毛子这才不得不去料理富贵的后事。

　　有人告诉大毛子，说他大伯养护公路那么多年，每个月上级都给他发工资，他手头应该是有一些余钱的，让大毛子在大伯那小屋里各处翻翻找找。

　　可就在大毛子床上床下左右翻找时，院子里忽而有人喊他，说：“别找啦，你大伯的钱都在这里呢！”

　　喊话的那人，拨弄着当院里一堆没有燃尽的纸灰钱角，对大毛子说：“你看看，这些都是钱，都是没有燃尽的钱。”

　　原来，富贵在临死前，把他这些年所积攒下的钱，一把火都烧了。

老汤

王绪德是个厨子。

　　早年间，他在地主张康家做饭，跟后厨一个淘米、择菜的俏婆子好上了。他屋里的婆娘知道以后，一气之下，上吊死了。这件事，应该说把王绪德的名声弄得很不好。等他想续弦，好多女人都觉得他是那样的人，不去挨他。

　　不过，王绪德那人做饭还是挺好的。他在张康家做厨子时，能把张康家那么一大家子人的口味都给调当好。老爷、太太喜吃软的、清淡的，少奶奶、大公子要吃油头足的肉块儿、鱼段儿，王绪德都有办法让他们吃出欢喜来。张康家的小少爷不吃辣椒。可海边人做鱼时，必须用红辣椒来炝锅，外加葱、姜、蒜、花椒、大料所爆开的热油汆汤方可除去鱼腥味儿。小少爷眼睛尖，一看到烧好的鱼段中放了红丢丢的辣椒，他立马就会把小手中的筷子给扔到桌子上，嘟囔起喇叭花一样的小嘴巴，连声嚷嚷：“有辣椒，有辣椒。我不吃！我不吃！”

　　王绪德考虑到张家老少几代人的口味，再做鱼时，干脆就在红辣椒上扎上密密麻麻的针眼儿，将其放进咕嘟嘟的鱼锅中，待它的辣味在鱼汤中完全释放出来以后，就手把那蒸煮得红塌塌的辣椒皮从鱼锅里捞出来扔掉。

　　那样，小少爷看不到盘中有辣椒，他也就不再叫唤那鱼是辣的了。小孩子嘛，眼睛看不到，他就认为不存在的。

　　这件事，王绪德当汉书（教科书）一样，挂在嘴边讲了不少年。

　　后来，盐区这边解放了。王绪德便在乡间红白事上掌大勺——做大厨。

　　吃过王绪德做的饭菜的人，都说他烧出来的饭菜味道好。跟在他身边剁肉、洗菜、打下手的人，都知道王绪德烧菜，离不开一勺老汤。

　　其实，王绪德那是糊弄人的。王绪德到人家里去做事（掌大勺）时，每回都要自带一个狗头大的小瓷罐。那小瓷罐上方，有一个乌釉发亮、四眼相通的小盖儿。王绪德说那里面装着他自己调制好的老汤。每道菜要出锅时，他都要从那小瓷罐里舀一点老汤浇在菜里来提鲜。

　　外人不懂他那老汤是怎么配制的，可与他搭档的支客，心里跟明镜似的。

　　支客，就是户主家找来掂量买菜、待客的司仪。他与大厨是互相协作的关系。支客在分配主人家烟卷时，往往会多塞一包给大厨。大厨呢，等晚间客人们都打发走了，会切一点拱嘴（猪嘴唇），留一点海蜇皮与支客围在锅台边喝两盅，招惹得附近几条街上的狗，都嗅着味道跑到他们俩跟前打转儿。

　　盐区这边，一般人家办丧事或婚事，大都要提前一天或两三天，把支客和掌勺的大厨叫去商量购菜、待客的事。同时，还要掂量着在户主家的院子里，支起一溜儿锅台——搭起一个简易的临时厨房。

　　支锅台时，当地人讲究一个单数。可以支一口锅、三口锅或五口锅。不能支两口锅、四口锅。这道理源于夫妻间“一个锅里摸勺子”。大概的意思，是讲究一家人团团圆圆地生活在一起。若是支两口锅、四口锅，那样将意味着各吃各的，不吉利。可有的小户人家办丧事或婚事，支两口锅（一个锅里蒸饭，一个锅里熬菜）也就凑合啦，没有必要真去拉开架势，支上三口锅或五口锅。遇到那样的人家，王绪德往往会把他自家的一口小耳锅拎来，在头锅和二锅的烟道口那儿，挖一个脸盆大的“烟灶”，将那口小耳锅支在那儿，里面可以温菜，也可以用来烧水，最为关键的是，那样可以表示主人家起用了三口锅呢。

　　一般在支锅台的时候，支客先要问一下主家有多少客人，需要办一个什么样的场子——鱼肉到碗底儿，还是用白菜、豆腐来待客。王绪德听支客与主家谈论那些时，他心里盘算的却是那肉鱼该剁成多大的块儿，才能均匀地盛到每一只碗里。时而，他也会咂摸一下嘴儿，似乎是说，主家报出那么多的客人，却计划买来那么一点肉鱼，只怕是碗里盛不着呀！

　　但那话，王绪德一般不会说出口。他知道，但凡是碗里盛不上多少荤菜的人家，都是家里很穷困的。那样的时候，他心里就会帮助主家思量，是用白菜、萝卜垫碗底儿，还是用肉汤滚过的粉条子来垫碗底儿。

　　末了，等支客与户主把待客的荤菜、素菜都商定好了以后，王绪德总是会跟支客说：“再称两斤小白虾吧！”

　　王绪德所说的“小白虾”，盐区四季都有。

　　那种虾，个头不大，头尾对接着圈成一团，也不过就是成年人的指甲盖那样大。但它的味道非常鲜美，尤其是它的汤汁，奇鲜。

　　王绪德要买它，是想用它来调制老汤。他把那小白虾捣烂，稍加清水，煮出清香的鲜汤后，再用大油（猪油）炝锅，葱、姜、蒜爆香热油以后，倒入之前筚出来的虾汤，加盐，调制成鲜香的盐卤。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那鲜香的盐卤，装进他那个小瓷罐里，等热菜出锅前，浇上一点，那菜的味道瞬间就不一样了。

　　有人说王绪德那瓷罐里装的是老汤，这也是有道理的。譬如他头一天在一户人家做事，想到第二天或是第三天，还要到另外一户相对较为穷困的人家去做事，他在调制汤卤时，干脆就多熬制一些，带到下一家去，为那户人家节省一点开销。不过，那样的时候，他那瓷罐中也会藏一些肉块、鱼段儿带回家自己享用呢。

　　王绪德作为掌勺的大厨子，他以老汤的名义，带来那个小瓷罐和带走那个小瓷罐，又有谁会去跟他计较呢。大家只觉得他装老汤的那个小瓷罐还有他手中那两把亮闪闪的刀具怪神秘的。

　　王绪德使用的刀具，包括他手中带眼的勺子（漏勺），以及他叉肉、挑鸡时所用的那把鸭嘴样宽的小铁叉子，都是他自己带来的。他的刀具很快，向来都是东街乔锁匠帮他磨的。

　　盐区这地方，杀猪、宰羊的屠户，大都会劁小猪、摘羊凹腰；扎纸把子（纸人纸马）的篾匠，个个都会帮着吹鼓手们打大鼓、敲小锣子。而东街的乔锁匠，原本就是个修锁配钥匙、鼓弄手电筒的，可他偏偏还会戗剪子、磨菜刀。

　　王绪德每回去找乔锁匠磨菜刀，他都要揣两包上好的香烟给乔锁匠。乔锁匠从不当着王绪德的面儿给他磨刀。有时，王绪德来磨刀，恰逢乔锁匠闲着没事，俩人便扯一些闲话，直等到王绪德起身走了以后，乔锁匠再把那磨刀石翻过来，给王绪德磨他那两把硬度极高的刀。这里面的道理，说破了也很简单，如果用磨刀石的正面（带“马鞍腰”）来磨王绪德那两把宽大的刀，磨着磨着，刀口的刃子就磨卷了。只有放平了磨刀石，才能磨好。这也是乔锁匠自个儿摸索出来的经验。

　　可这一天，王绪德又来磨刀，他好像要等着乔锁匠给他当面磨好呢，与乔锁匠闲扯了半天也不肯离去。末了，王绪德好像忽然间想起什么事似的，问乔锁匠：“大得子妈呢？”

　　乔锁匠略顿一下，说：“去西巷三华家了。”

　　大得子，是乔锁匠的儿子。人们称呼乔锁匠的婆娘，都是称呼“大得子妈”。

　　王绪德问：“她多会儿能回来？”

　　乔锁匠“嘛”了一声，问王绪德：“你有事呀？”

　　王绪德磨叽了一下，说他前些天，在西庄一户人家做事，看到那户人家的男人死后，撇下个俊巴巴的小媳妇，他想托大得子妈去帮他说合一下看看。

　　在这之前，王绪德早已经打听到大得子妈的娘家是西庄的。

　　乔锁匠疑疑惑惑地问王绪德：“你觉得行吗？”

　　王绪德说：“叫大得子妈去跟人家好好说说。”

　　说那话的时候，王绪德又从怀里掏出三五包上好的香烟塞给乔锁匠。

　　乔锁匠嘴上说有啦有啦，可他看到王绪德这回掏出来的香烟，都是带牌子的好烟，便说：“回头，大得子妈回来，我让她去给你好好说说看。”

　　王绪德满心欢喜地回去了。

　　过了两天，王绪德来取刀具时问乔锁匠结果。

　　没料想，大得子妈给他的回话是，人家那小寡妇不愿意跟他一个做饭的厨子。当然，大得子妈的原话不是那样说的，可意思就是那个意思，弄得王绪德碰了一鼻子灰。

　　时隔不久，王绪德不知从哪里打听来实情，说是大得子妈当初去帮他撮合那件事情时，不但没有说他王绪德半句好话，反而把他过去的一些老底都给翻弄出来了——坏了王绪德的好事。

　　原因是，大得子妈自个儿的作风不是太好，她担心娘家那边的那个小寡妇若是嫁给了王绪德，以后她在这边一些不好的传闻，没准儿就会传到她娘家那边去。

　　但大得子妈没有料到的是，王绪德那人是个小心眼子，人家没有把他想的那件事情给办成，他竟然连刀具也不找乔锁匠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