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云

背缸人

“桑干河的水又深又宽，夏天背着缸过河要脱裤子……”东窑沟人侯弟江在电话里说这话时，正是初春时分的深夜。充满热情的声音搭建起一条无形的桥，引渡我走进桑干河畔的昨天，目睹一个个背缸人从幽深的暗夜里走出来，走在突兀的崖头下，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弯腰曲背，步步跋涉……

　　桑干河被连绵起伏的太行山、燕山余脉相夹，水势骤然汹涌，形成极具震撼力的大峡谷奇观。当地人称此处为“大险崖”（“崖”读“nai”）。武家沟镇东窑沟村位于大峡谷东端，属古幽州，自古为制陶之地。也许是一次意外的山火，也许是一次顽童的淘气，石头、泥土被河水搅起来焠火后掏出又黑又亮可以盛水放东西的物件，权且叫它“陶”吧！从此，世世代代靠一方水土养家糊口。《涿鹿县志》记载，“汉代上谷郡太守景丹亲率部下出寻，发现此地土质粘润筋骨，便命人建窑烧陶，遂成村落。”金元时东窑沟制陶形成规模，明清极盛，手工作坊百余家，古窑百多座，陶器远销京津、山西、内蒙古等地，村里运送陶器的骡马数千匹，沿路车马店繁盛一时。制陶技艺代代相传，一个山川环绕的古村落由此留存后世。

　　冬天里曾走进东窑沟。一个个贴着红斗方的大缸，披着薄阳，静立在陶片斑驳的石头台阶上，背靠同样陆离斑驳的石墙，如一袭黑衣或褐袍的老人从时光中走来，手捧满满的祝福，憨憨地列队迎来送往，一立千年。他们见过“咯隆隆”响着的勒勒车满载陶器渐行渐远，见过背上高耸“缸峰”的骡马“嘚嘚”启程扬起一路飞尘，见过背缸人顶着满天星光重重踏响石板路时的兴奋和疲惫……“缸”队引路，我缓缓走过“古陶一条街”，走进曾经烈火熊熊如今静默地呈上图文实物的环形隧道——“古陶窑遗址”，置身琳琅满目的“民俗博物馆”，欣赏了形形色色的粗陶制品，缸瓮坛罐、锅盆壶碗……锃亮的黑、水润的绿、清新的黄，还有明艳的霞红、饱满的深棕……拙朴、淳厚、光华、靓丽，多姿多彩如原生态的山川河流。桑干河子民把玩着滔滔河水与质地黏润的泥土，硬是玩出不朽的传奇，引来一批又一批观光者用探究的注目礼参拜先人。

　　东窑沟依山建屋，下午四点多钟，太阳已被山脉挡住，山村更显古旧。近观壁上雕砖刻花、断垣碎陶闪烁，远眺萧疏树影掩映灰砖青瓦，无数个故事的片断上下翻飞，古风古味纷至沓来。村中央建有陶神庙，供奉着上古的舜帝，壁画绘着制陶烧窑的场景……“我祖赫赫，德披韶光。陶于河滨，炼石采壤……抟土成器，代出名匠。”采矿、剁泥、拉坯、晾晒、上釉，祭拜窑神，点燃窑火，装烧、出窑……神圣的谦卑，一丝不苟的敬重，赋予泥土生命的塑型。当地人称制陶为“捏缸”，道尽了创造的精微、端肃和虔诚。陶缸诞生了，大的小的，高的矮的，翻山越岭奔赴命运未知的他乡，像怀揣希望的漂泊者懵懵懂懂闯入城市集镇……泥、水、火炼铸的精魂，它沉甸甸的重量和艰难出世将由桑干河人负载摆渡。

　　于是，有了祖祖辈辈弯腰俯首的背缸人。

　　出东窑沟西行，山陡谷深，曾经如难以逾越的“天堑”。先民冒着生命危险在半崖上凿出一个一个尺余深的石窝，插上木棍，钉上木板，铺设了一段栈道，颤微微勉强过人。那年代，除了大宗买卖靠车拉、牲口驮运，小本生意仅靠独轮车推出去。到附近山村卖缸，无论栈道，还是小径，都是背过去的。背的最多的就是成套的大缸。

　　怕误农活儿，怕目击暴怒的河水头晕遇险，背缸人夜间上路。踩着星光走，踏着月光走，黑暗中摸索着走，百余斤大中小成套的缸放在“背架”上，“背架”用粗麻绳紧绑在身上，腰部肩膀勒起环型肉箍……山风呼呼刮，灌木丛唰啦啦战栗，恐怖雾一般从黑暗中浮起，撕扯着每一根神经，稍有不慎就会分崩离析。什么野兽挡在路上，绿莹莹的目光一闪，纵身跃上山坡，一块石头骨碌碌滚下来，“嗵——”坠入喧闹的河中……“背缸人”打个哆嗦，吃力地加快脚步，结实的砍山鞋与碎石野草摩擦发出有力的“沙沙”声。他们想起离家时大口吞下的香喷喷的黄糕。“三十里的莜面四十里的糕，二十里的荞面饿断腰。”黄糕好吃耐饿，走在暗河汹涌的山路上，想起黄糕，便嗅到老婆或老娘的味道，背缸人双目闪动星光，神情中多了庄严，似乎在完成亘古的神秘仪式。背上的缸各有各的用途，盛粮的、放水的、腌咸菜的…… 背缸人背的是天地悠悠平安静好的岁月啊！

　　把东窑沟陶器呈现给观光者的是一批热爱家乡的人，其中离不了怀揣理想的文化人。我有幸联系到侯弟江——东窑沟村土生土长的中专生，一个致力抢救留存制陶技艺的文化人。七零后侯弟江两次从企业下岗，二十年春风秋雨都在为稻粮奔波，目前，繁忙的本职工作依然收入不高，妻子帮人看摊供女儿读书。他调侃自己，“没条件却玩起文化。”谓其“玩”，缘于兴趣，纯属义务。他说：“制陶工艺口口相传，鲜有文字，不抢救就失传了！”肩扛使命，迫不急待，节假日下班后只身走村串户，专访数十名制陶老艺人，最大的90岁高龄。他挖掘制陶流程，整理陶乡历史，讲述陶艺传承人的前世今生，推出两部专著，东窑沟制陶终于有了文字记录。

　　侯弟江是“背缸人”的儿子，童年的记忆就是父亲深夜背着大缸出门，靠父亲卖缸换粮一家人才填饱肚皮。一个冬夜，父亲背着缸到河对面二十里外的山村换了满满一口袋土豆，返回时已精疲力竭，一个踉跄，“背架”上的土豆口袋直着跃过头顶重重摔到地上，人也木偶一般紧跟着“啪嚓”倒地，好一会儿才爬起身。父亲摸索着背起沉重的口袋继续赶路，一步一挪，汗水“哗哗”从头流到脚，棉衣湿透了，腾腾冒热气，随即又冰冻如硬邦邦的铠甲，迈步时“嚓嚓”响……夜深了，明晃晃的月亮悬在半空，桑干河的冰面闪着光，银白雪亮，天地一片通明……看到父亲千辛万苦换回来的土豆，全家人过节一样高兴。

　　“夏天，河水暴涨，背缸人只能脱掉裤子过河……”侯弟江在电话里停顿了一下，缓缓解释：“背缸的都是男人嘛……”生存难以为继，何谈尊严？侯弟江逆向游走岁月深处，探寻、记录、传播，把陶乡的苦难与荣光呈现给历史，以文字形式还给父辈尊严。他像“背缸人”，每一步都稳稳的，不能有半点漂浮……

戏窝子的“角儿”

寒冷的冬日，暮色苍茫中，走进涿鹿西头堡村“晋剧博物馆”，满室五彩缤纷描龙绣凤的戏服扑面迎来，全套乐器齐刷刷列阵，纸张泛黄的乐谱一本一本摆开……恍然间，响亮的锣鼓声热热闹闹响起，玫瑰红大幕缓缓拉开，大戏开演了！

　　“最早的戏服是道光三年（1823年）的一件帔子，旦角穿的，红色，样式简单，民间戏班传承下来的……”霍汉清解释，“年代越久远的戏服越简单。”霍汉清是涿鹿县民俗文化协会副会长，山西梆子爱了几十年。

　　“晋剧博物馆”现有戏服两百多件，其他戏曲文物一百多件。每件戏装都装着动人的故事。没有了狂风的阻隔，霍汉清的讲解流畅快意。在他的描述中，那些华丽的宽袍大蟒仿佛吸附了一代又一代名角优伶的魂魄，唰唰甩动长袖旋舞起来……

　　晋剧是民间的，不端架子，也不流俗，一招一式活泼泼演绎天地君臣，以百姓视角诠释古今传奇悲欢离合。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听见晋剧山高水远般的唱腔，我就会想起暗夜里看露天电影时风中鼓荡起伏的幕布，那是几代人失落的旧时光，是飘散在故乡上空的淡蓝色袅袅炊烟，是从记忆深处泛起的绵密的乡愁……听了霍汉清的讲解，我对晋剧的种种疑团找到了答案。

　　晋剧俗称“山西梆子”，随着桑干河的波浪流淌而来，始于明代固国安邦的大迁移。那些原本属于长城的北方子民被连根拔起，像树木一样移栽京城，撑起被战火毁灭的四梁八柱。他们凄惶的身后，连片的祖坟蒿草疯长，鸟兽出没间，随风传来大漠战马的嘶嘶悲鸣。边防重地，怎能千村薜荔？永乐十三年（1415年），朝廷重设保安州（今涿鹿所在地），撼动历史的大移民起程，一批又一批晋国后人依依惜别世世代代生活的黄土高坡，扶老携幼来到陌生的土地上筑屋耕耘。一步三回首，揪心扯肝的撕裂中，欣喜地看到滚滚东流的桑干河——从三晋大地流进怀涿盆地，像一根绵长柔韧的脐带，把飘泊的游子与温暖的母体紧紧连在一起，他们走了很远很远，没走出祖屋前老槐树下的母亲河。跟随他们前来的还有浓浓的乡音和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吃不腻的老陈醋，唱不败的秧歌腔，改不了的乡土音，唠不完的老家常……”肩挑货担、车载货物的晋商风尘仆仆接踵而来，开商铺，办票号，行商变坐商，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兴盛。在晋商资助下，“山西梆子”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史料记载，光绪年间，涿鹿县五百二十三个村中有三百二十六座戏台。到2 0 世纪6 0 年代，县里还有一百八十六座。“姥姥门口唱大戏，搬闺女，请女婿，外孙女子也要去……”戏里融汇着老百姓的欢笑和泪水、爱憎和希望，不少老人站在戏台下锣鼓声刚响便泪水涟涟……几辈子的喜怒哀乐瞬间得到宣泄。“《二进宫》不算戏，拾狗粪的唱几句。”一个剧种深深扎根于百姓心中，怎能不繁荣昌盛？

　　霍汉清在电话里边说边唱，哗啦啦拉开年代久远厚重华丽的大幕，一个又一个“名角”从历史云烟中精彩亮相，他们的魅力在于艺术品质，也在于常人难以比肩的精神境界。20世纪60年代初，身为剧团团长的一代名净蔡有山饰演《大名府》中的卢俊义，足蹬五寸高的厚底靴从两张桌子摞起来又加一把椅子的高处跳下做“垛子叉”，不幸被腰带里的钢丝扎穿肠子，鲜血直喷，他跑到后台草草包扎，强忍疼痛匆匆返回前台，直到把戏演完才被火速送往北京，做手术的医生说：“再晚到半小时，就没命了！”“河北红”席振德善于运用水袖、纱帽、搓手、顿足、摇头、甩髯等艺术手法表现人物个性，饰演过一百二十二个栩栩如生的角色，七十八岁上台依然震动全场。席振德任剧团负责人期间，从戏校学成归来的女儿始终拿不上转正指标，妻子也没有安置工作。这位绝不“封妻荫子”的“角儿”，长期无微不至照顾老师和师母，亲生儿子一样妥妥贴贴操办后事为恩师送终。在岁月的风雨中，他竭尽全力保护承载着几代名角艺术之梦的戏装，那些光华夺目的金丝线编织着黑蟒绿靠的华美，也编织着老艺人的精神高光。

　　六十七岁的霍汉清，声情并茂地述说“山西梆子”的一枝一叶。我忽然觉得他就是一个“角儿”。他的老家溪源村与东窑沟同属武家沟镇，位处商旅兴盛的“古道”，曾为名角荟萃的“戏窝子”，祖上有自家“戏班”。他最早的记忆就是母亲边缝衣服边拉着长声哼唱《三娘教子》，“想当年，留儿两月半……小奴才，你看娘可怜不可怜……”唱着唱着，娘落泪，他也哭。童年在县城度过，家门口就是戏园子，父亲“票戏”，经常携着他的小手去看戏。霍汉清十一岁时曾有过辍学的经历。迷惘中，大滩里风中翻卷着碧浪的苇子接住视线，他想起孙犁的《白洋淀》，“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他学得投入，很快掌握要领，用别人三分之一的时间就编好一领席。他的聪慧引起老艺人的注意，“学戏吧！”“六爷”发话了，一言九鼎。“六爷”是远近闻名的“六六旦”，曾和丁果仙、王桂兰、刘玉婵、郭兰英等名家多年同台，肚里装了两百多出戏，演谁像谁。六十六岁登台吼出“一唱子”依然把台下观众震得灵魂出窍。小汉清嗓子极好，“六爷”说他“有虎音”，能成“角儿”……春种秋收，时光流逝。大地解冻时，二十岁的霍汉清返城参加招工考试，结满老茧的大手僵硬得好几次把笔掉在地上，却意外考了第一名。文艺因子浸润骨髓，以另一种形式强身健体。之后，他自学拿到大专毕业证书。有了工作，有了学历，唯独放不下对晋剧的爱。可是，嗓子坏了，再也把不住调调。他改弦易辙，工作之余操起乐器，武文场件件信手拈来。

　　退休后，霍汉清投身于地方戏剧研究，所著七十万字的《山西梆子在涿鹿》一书面世。义务为文化单位和观光者提供服务，同席振德、谷新声等共同把幼年便陶醉其中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搬上舞台，以晋剧表演纪念女作家丁玲……他说，县里活跃着一批“文化人”，晋剧团辗转城乡唱大戏，“陶乡”东窑沟就有老年晋剧团。

　　文化是一张弹弓，靠久远绵柔的力量弹射！

　　高亢亮丽的“山西梆子”从简陋的民间舞台上传来，携带着春夏秋冬时代云烟，化为桑干河上一波一波眩目的光。

毛毛匠

“父亲五六年不理我，嫌丢人！”

　　说起三十年前的事，长身宽肩的张志俊神情委屈。那是一段像被虫蚁啃噬的黑暗。二十三岁的他辞掉转正无望的“临时工”，从中原大地返回桑干河哗哗东流的阳原县下滋铺村，乘火车、搭汽车，一路拧着眉盯着自己的脚，似乎困惑双脚为何带他回老家。捧 “铁饭碗”的梦碎了，七年足够优秀的青春付之流水，家乡怎能盼他两手空空归来？果然，迎上来的是父亲冷冷的沉默和坐街老人高声大嗓门的嘲讽。还好，新婚不久的妻子懂他，这个曾经的同学穿上丈夫借钱买回的新衣，暖暖一笑：“咱种地，没啥！”他点点头，又摇摇头，憋着一口气走进舅舅负责的皮毛厂，急切地投身到膻腥味扑鼻的“毛毛匠”行业，拼尽全力脱胎换骨——父子俩谁也没意识到，寻着血脉深处祖先的呼唤，张志俊峰回路转，开启了通往荣耀的远征。

　　秋日的暖阳中，我走进阳原皮毛博物馆，如穿越远古洪荒，影视片《毛皮传奇》中一双“巨足”踏着水泽草莽跋涉眼前，踏响历史经纬——二百万年前泥河湾古人类活动的遗踪，十万年前束石狩猎茹毛饮血，天崩地裂，沧海桑田，“巨足”走出东方人类的故乡，走进泥河湾盆地桑干河流域。“食鸟兽，衣其羽皮”，“毛毛匠”诞生了。何时发现桑干河盐碱滩可使毛皮变软变轻变靓丽？何时缝制皮弁、虎皮裙、制裘造履？何时胡服骑射抖开血腥弥漫的战袍？一刀一剪一针搏风斗雪，游牧民族融入农耕文明书写皮毛盛况。元帝国“收天下童男女及工匠，置局于弘州（今阳原）”，设“匠提举司”“纳石矢局”“毛缎局”，组织“毛毛匠”为朝廷服务。弘州工匠李智缝制锦缎吊面的精美毛皮服饰呈献元世祖，晋升弘州知州。“是艺高三分！”博物馆负责人刘峻峰讲述“锦裘遇合”的史话，颇自豪。“毛毛匠”技艺荟萃，名震天下。明清时期，张家口成为商贸业兴盛的“皮都”，“天下皮裘，经此而输往海内外；四方皮市，经此定价而后交易。”暴风、骤雨、寒霜、飞雪，“毛毛匠”推着独轮车，挑着担子，乘着勒勒车，跟随驼铃叮咚的商队一路向北，攀坝头，过草原，穿越狼群出没土匪横行的大漠戈壁，走啊走，越走越远，一批一批“毛毛匠”走成“皮毛商”。

　　“好多人死在外头……”在张志俊家阔敞的一楼客厅，年近八十的张父喃喃，眼神恍惚，思绪穿越历史。

　　2011年6月，《张家口日报》 “重走张库大道”新闻采访团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感慨万千地走访了“阳原街”。“你们从中国来的吧？我是阳原人。”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操着带着山西味儿的阳原方言自报家门。老人八十二岁，先辈走“张库大道”而来，几百户街坊都是“毛毛匠”的后代，留给故土亲人久远的无奈——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难留，

　　双手拉住哥哥的手，

　　把哥送到大门口……

　　记者拜谒了“阳原街”附近的华人墓，观瞻墓碑上标注的姓名籍贯，为那么多老乡壮年亡故唏嘘。辞别桑干河，漂泊异国，只图“混出个样子”，无论生死，都记着来处。

　　“毛毛匠”不恋热炕，向冷逆行，四海为家。难怪张父因儿子离乡七年一事无成回家而生气！

　　“这是太姥爷白英。”茶几上摆着一张泛黄的放大照片，张志俊指着坐在前排的英俊青年介绍。照片上三排人前坐后立，皆长袍马褂。背后，细木格窗棂、宽宽的廊柱、成排的八角灯笼，上书“民国十六年”，满满的历史感。白英，阳原人，“毛毛匠”的后代，父辈走过大囫囵（乌兰巴托）。他十三岁随哥哥白巨到位于张家口市新华街的“德合成”学徒，一声不吭端稳“三把壶”（为师傅端酒壶、提茶壶、倒夜壶），日夜瞟着师傅投向皮毛的眼神潜心揣摩，三年后就把毛案上的技术活全部掌握，很快成为鞣、剪、缝、修、检、验货的大师傅，荣升“三掌柜”。然而，山河破碎，“毛毛匠”岂得安生？一向走南闯北的白巨押货前往上海销售，竟像蝼蚁一样被辗压在侵略者残暴贪婪的铁蹄下……“大掌柜”急火攻心一命归西，血气方刚的白英重病倒下，他抱病与操控着“二掌柜”的日寇抗争，坚决不答应交出“德合成”的无理要求，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张志俊说，太姥姥二十九岁守寡，年复一年向儿孙讲述太姥爷的故事。她说：“皮坊收了老家的年轻人学艺，你太姥爷亲手教，每寸皮衣要缝三十针呢，他一针一针数，少一针也不行……”九十岁高龄辞世的太姥姥捐出老照片和太姥爷缝制的狼尾褥，千叮咛万嘱咐后人珍藏着：路走好，活儿就做好了。技艺可学，苦累可忍，绝不能半途而废。

　　依托西联晋蒙气候寒凉的地域优势，秉承“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的信念,“毛毛匠”结伙抱团走向京津沪，开作坊、建货栈、销售毛皮服饰，成就历史传奇。

　　刘祥幼年到京学徒，用下脚料“灰鼠头”制作极为罕见的耳帽圈，变废为宝在业内立足，十六岁成为名震京城的“福聚长”少掌柜。杨锦元执掌天津“大丰泰”皮行，与外国人做成一笔大生意，没料到对方背信弃义带货潜逃。他心一横，迎着战火硝烟只身乘上巨轮，漂洋过海，追出国门。因对方赖账，杨锦元衣食无着，流落异国，险些丧命。所幸同胞相助，才死里逃生，奔波一年半之久，追回全部货款，终于付清供货商款项和工人工资。“大丰泰”由此享誉京津。

　　“毛毛匠”跨越乡关，走出属于自己的笃定和坚持。

　　“儿子哪能像我窝囊？”听说当年委屈了儿了，张父垂下眼睑，淡淡解释。因祖上是“有钱人”，他这个“老初中”像被绑住翅膀的鸟儿飞不上天空，大把年纪才搞了短期的貂尾加工。“别提了……”张父欲言又止，转谈儿子在皮毛行风生水起绽开笑颜。一个村民曾挖苦他“一辈子一事无成”，张父梗着脖子响亮地“杠”：“可我儿子有出息！”闻此言，张志俊落泪了，主动找父亲和解，多年的“冷战”冰雪消融。提起自己“诚信至上”的营销理念，张志俊说：“遗传，家里人都是说到做到。”祖父是天津“老羊行”出类拔萃的师傅，每年春节回家背一包厂里废弃的“下脚料”，昏暗的油灯下，一针一线教子孙缝手套做帽子。张志俊说自己性格像母亲，姥姥家也是“毛毛匠”，每遇难事，母亲常常硬气地嘣出两个字：“别怕！”张志俊胆大心细，在诡谲的行情中逆行，市场低迷时，大量购置原料，撑到回暖，火速挺进销售领域；市场高涨，他冷静坐阵，不贪大求全，稳操胜券。客户信任他，款有缺口，却一路绿灯。他认为父亲胆小怕事，其实两代人理解错位。父亲能写会画，有求必应，村里红白事都少不了他忙前忙后。父子俩各有各的“犟”。

　　前赴后继，“细皮行”一村一品，“云”端连线行天下，裘皮城坐地招揽八方客，艺术挂毯、精美包饰、品牌裘皮销往国内外，“毛毛匠”实现了另一种形式的远足。阳原碎皮加工列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县晋剧团编排了代表剧目《毛毛匠》，在省戏剧汇演中获奖。年过七旬的文史工作者池勇谈起皮毛如数家珍。他坦言：“我是毛毛匠的后代！”他的父辈做“老羊行”，每年冬天背着工具顶风冒雪“出口外”，有钱给几个，没钱管顿饭，皮袄、皮裤、毡疙瘩，年年都有回头户做皮活儿。池勇二十年跑遍全县山山水水，写出《民俗阳原》《阳原村庄史话》等五部专著。“毛毛匠”的精魂在文化中复活，如奔流不息汇聚大海的桑干河，一泻千里，高光闪烁。

　　大湖容天地洪波涌起，

　　百万年光阴物换星移，

　　……

　　祖先的双脚踏出从猿到人的大道，

　　祖先的双手擎起温暖岁月的裘皮……

　　走进装璜现代高端的成衣店，张志俊从妻子和店员手里接过华美的裘皮，边轻轻抚摸边详谈“细皮行”技艺。恍然间，我看到几代“毛毛匠”从时光深处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