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娘”的形象是极不起眼的,像厂院空气中悬浮的水泥颗粒,灰蒙蒙的,不留心,难以觉察其存在。实话说,即便混迹于这些体力劳动者中间,“娘娘”并不受待见。端一把平板铁锹,往拖车上装运矿砂的女工们,自动结组,分工劳动。很奇怪地,娘娘一定是那个无法被接纳的余数——游离于人群之外,她挥着孤独的铁锨,埋头苦干,仿佛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无所知觉。就是这些不愿意和她结组干活儿的女工们,转过身去,却疯狂而热烈地探讨着有关“娘娘”的“风流韵事”。后来,连作为异乡人的母亲,都像多年的邻居一样,对“娘娘”过去的私人生活有着充分的了解。很多事情难辨真假,虚虚实实,明暗相间。“娘娘”无疑是软弱的。面对不加掩饰的欺侮,她完全不懂得反抗。只有一回,她万分委屈地对母亲说,“要真是他们说的那样,我从头到脚能这么破旧吗?”
杨公安是“娘娘”的心病。丈夫很少回家,总是“娘娘”隔段时间去北京探视,从北京回来的“娘娘”脸色呈现病态的难看。在这桩清冷的婚姻里,“娘娘”显然也是弱者,就像她在那群女工中间一样,被疏远,被嫌弃,是她不得不承受的命运。
就是这个软弱的,无论在工厂还是在婚姻里,都极被动的“娘娘”,却也有时来運转的时候。丈夫先是被她填报的一张表格轻松调回身边,再后来,夫妻地位在这段婚姻中急速转变。更不可思议的是,退休的“娘娘”,彻底颠覆了不振的形象。昔日的同事惊讶地发现,“娘娘”一扫从前的黯淡,像是为了追回蹉跎的青春,打扮得光鲜亮丽不输年轻人。“娘娘”去东山广场,和当地某学院退休教授手把手,脸对脸跳交谊舞。听闻这些,我比和“娘娘”同事多年的母亲还要吃惊。童年记忆中的“娘娘”和如今的她仿佛性情迥异的两个人。我想起童年做过的一个梦,“娘娘”穿了一件曳地长裙,涂着鲜艳的口红站在月光下的院子里,暗黄的脸上比平日多了一些羞涩。
“娘娘”是我心里的一个谜,她走过的,何尝不是一个谜样的人生。我只能以第三者的姿态,妄自大胆地,写下对她的观察和揣测。也许,我们的身体里,都住着另一个悸动的灵魂。
(刘萌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文学院合同制作家。鲁迅文学院第36届高研班学员。文字散见于《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北京文学》《中国作家》《芙蓉》等期刊,入选多个年度选本。著有散文集《她日月》。获《黄河文学》首届双年奖,首届孙犁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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