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白天工作太忙，还是因为天气潮热，翻来覆去无法入眠，就“晓得”那该死的植物神经又开始紊乱。
索性起来，开灯，打开那本薄薄的《瓦尔登湖》。
这是一个勇敢的人，更是一个有着大智慧的人。对人生、社会和人本身看得透彻，才能够对一切都毫不留恋，孤身一人，手持一把斧头来到美丽宁静的瓦尔登湖畔，造屋独居。
“诸君生活在这个人世之间，度过了什么样的生活哪;你们生活得如此糟糕，是否有必要呢;这种生活是否还能改善改善呢？”他这样问世人。
想必，在来到瓦尔登湖之前，他曾经不知多少次这样问过自己。于是，在1845年3月的一天，他毅然决然地跨出了勇敢的一步。“那是一个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难过的冬天正跟冻土一样地消融，而蛰居的生命开始舒展了”。
在旁人眼里，梭羅肯定是一个怪人，说不定还是疯子。在走向瓦尔登湖的路上，一个“市民同胞”就问他，“是怎么想出来的，宁肯抛弃这么多人生的乐趣？”梭罗回答，“我确信我很喜欢我这样的生活;我不是开玩笑。”然后回屋上床睡了，丢下那个市民在黑夜泥泞中继续赶自己的路。他的口气，平静而充满自信，还微微带些鄙夷和嘲讽。“我确信我很喜欢我这样的生活”，连用了三个“我”，却毫不拗口。这三个“我”，或许可以套用佛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概念来解释。最后面的“我”是我的身体，它在湖畔的森林木屋中居住生活;第二个“我”是我的心灵或者精神，它对这个身体经历的一切颇为满意;第一个“我”，显然是超出前两个之外的另一个“我”，即作者说的“双重人格”，它清醒、冷静、智慧，“能够远远地看自己犹如看别人一样”。
想知道梭罗的伟大吗？很简单。当夜深人静，白日的繁华与喧嚣退下的时候，请问问自己：“我确信我很喜欢我这样的生活吗？”
湖畔的生活，简单而又满足。“最接近我的邻居在一英里外，”他写道，“我仿佛是人类中的第一人，或最后一个人。”那么，他可曾寂寞？梭罗从不觉得寂寞，也一点不受寂寞之感的压迫。“我怎会觉得寂寞？”他叹道。是啊，“能跟大自然做伴是如此甜蜜，如此受惠。”至于原因，“难道我们不能够有一会儿离开我们的充满了是非的社会——只让我们自己的思想来鼓舞我们？”梭罗对自然、对质朴的生活怀着执着和热爱。这也让我看到了他那颗异常丰富的内心。是的，极其丰富、充实、自足的心灵。要知道，贫乏而充满贪欲的心，是最不能忍受孤独的。而对于一颗丰富充实的心灵，越是让他独处，就越能让他体会到那种不同于人群之中的甜美，就越能让他发现自己内心的宝藏。难怪贝多芬说“孤独是一种力量”，正是孤独让贝多芬在耳聋之后，在一个没有声音的世界里，创作出了更加恢宏华丽、震撼世界的乐章。
两年啊！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梭罗独自住在自己搭建的小屋中，终日与湖水、森林、草地和小动物们为伍，偶尔做点农活自食其力。这让我们想起了谁？陶渊明。两人都是一样的退居田园，都是一样的才华横溢，知识渊博，都是一样的写下了传世名作。不同的是，陶渊明是用余生隐居，梭罗则是用较长时间的小住来进行生活的探险。陶渊明虽避世但不避友，“穷巷隔深辙，颇回古人车”，看来好友还是不少的，他似乎也是欣然乐此。梭罗则是寡然独居，几乎退出了所有的社交活动。陶渊明之退隐，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潇洒中更见骨气和诗意，惹得历代文人骚客钦佩神往。梭罗呢？毕业后回到家乡，执教两年后不干了（不知是不乐意干，还是干不了了），住到了大作家爱默生家中（可算寄人篱下，且是成年之后），几年后就拿了柄斧头奔向瓦尔登湖。不消说，当时的梭罗，生活即便不是落魄，至少也是不富足的。我可不敢说他是“为生活所迫”。两人都属于在才华和精神上很强悍的角色，即尼采所崇拜的歌德那样的人物。此刻，梭罗的清新、坦率和质朴，如陈年佳酿，在我心中留下悠长的回味。
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为什么两年后他不再隐居，不再与自己喜欢的自然为伴，而是又回到他一直鄙视、轻蔑、嘲弄的世人中间，还留下了这本薄薄的小书呢？一个人，当他体悟了万物至理，看到了人间美景，这本身不是已经足够了吗？“人生难得一知己”，为什么非需要那个“知己”呢？是了，人毕竟是社会性的动物。梁实秋说，“假如一个人独自升天，看见宇宙的大观，群星的美丽，他并不能感到快乐，他必要找到一个人向他述说他所见到的奇景，他才能快乐。”人的社会性是被刻到基因和本能里面的。哪怕心灵再丰富、再能忍受孤独的人，内心深处也是渴望被理解的，人都是需要倾诉的。
在这个沉闷而漫长的夜晚，恬静地读着他的文字，酸酸地揣测他的身世，不知何时已进入梦乡。
（张莹，河北青年作家。）
编辑：刘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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