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试图完成一个中篇小说，题目挺土的，叫《有福之人》，写着写着，故事跑偏了，感觉到不对，但我并没有加以纠正，顺势写下去，直到看见另一个完整的故事，才停下，而后回过头去，找到分叉的地方，砍上一刀，得到一个短篇小说，再加以补充和修改，就是这篇《让父亲飞起来》。也就是说，《让父亲飞起来》其实是《有福之人》的“衍生品”。后来我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为什么会不由自主地写出一篇这样的小说？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让父亲飞起来》是我最想写的故事。这个故事一直埋藏在我的心里，随时都有被写出来的可能。

　　与我很多小说一样，这篇小说的开头部分是真实发生过的。我和那位姓刘的同学，还有过一次共患难的经历。

　　多年以前，高中校园的午休时间，我与姓刘的哥们儿计划喝两瓶啤酒。他因为学习压力大，被失眠所困扰，想喝点酒，好睡个高质量的午觉，以保证下午的学习效果。他一个人不敢喝，拉上我，正在我俩昂头对瓶吹的时候，班主任破门而入。当时的场面有一种类似于捉奸在床的尴尬。我们拎着酒瓶，随班主任来到他的办公室。对于我上面提到的那个喝酒的原因，班主任表示非常意外。如果我说，酒是我要喝的，也是我买的，那么他肯定会心悦诚服连连点头。但我不能那样说，我根本没钱买酒，我的钱都买闲书了。姓刘的同学是个好学生，平常挺乖的。我不算坏学生，但绝对不是让他省心的。班主任先让我们站了半天，然后做出处理决定，滚回家去叫家长。我俩走出校门，一直走到河边，坐在河堤上，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我感觉他很痛苦，简直到了可以自杀的程度，如果他提出投河自尽的建议，或者二话不说跳下去，我一点也不会觉得意外。可他什么也不说，只是把头深埋于两腿之间。最后我实在烦了，站起身，走向县城的大街，坐上一辆开往衡水市的大巴车。他没坐上来。我根本没打算回家请家长，只想去城市里玩一圈。回学校后，我对班主任说，爹娘很忙，没空来学校。没想到，班主任一反常态，变得通情达理，耐心地警告我下不为例。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姓刘的同学找了他的姨夫，那位银行领导给班主任打了电话，表明身份后，赢得尊重与谅解。班主任喜欢结交县城名流，姓刘的同学的姨夫完全符合他的爱好，至于我那身为农民的父母，来不来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姓刘的同学大学毕业后，再次动用了自己的姨夫，想在省会某家银行找份工作。他白天在外奔波找关系，晚上回到我租来的房子里睡觉。临睡前，我们会聊会儿天，听他讲人生规划与社会规则，听得我想自杀。他真切地目睹我又是啤酒又是大饼又是方便面的生活，打听清楚我的收入后，发出我“被文学给害了”的感叹。

　　时隔多年，我早已不再生姓刘的同学的气，相反还经常想起我们一起坐在河边发愁的那个下午。两个少年，面对一条污浊的河流，就像面对他们各自的人生。多年未联系，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他的日子肯定非常幸福，非常符合当年的预期。我的脑子里却总是冒出这样的话：当年我们那么努力地学习（我虽然并没有那么努力，起码感受到了同等的痛苦），难道只是为了更能适应这蝇营狗苟的生活吗？我不敢再深入地想下去，否则那真是一种脑子坏掉的感觉。我相信姓刘的同学永远不会有这种想法，他肯定活得比我更加心安理得。这是他们应得的，就这样，好好享受生活吧。

　　（张敦，原名张东旭，上世纪八十年代生于河北枣强，现居石家庄，河北文学院簽约作家，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兽性大发的兔子》。）

　　编辑：安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