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

　　一

　　说过了名马，咱再聊女人。

　　想到大唐，除了经常喝大的李白，还有经常发愁的杜甫，我们最容易想到的，还是唐诗里的美女：

　　三月三日天气新，

　　长安水边多丽人。

　　态浓意远淑且真，

　　肌理细腻骨肉匀。

　　……

　　在中国，杜甫这首《丽人行》，许多小学生都会背。只是那丽人，体重恐怕都在一百二三十斤以上，体态丰肥，肥而不腻，因为帝国的审美时尚，已从南朝以来的“秀骨清像”转向了“丰腴肥厚”，尤其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杨贵妃受宠，更把这一流行趋势推向了极致，苏立文将此称为“类似于维多利亚风格的追求浑圆形体的时尚”。唐三彩中也有纤瘦的仕女形象，但它们一定不是贵族，贵族的身份，可以从体型上一眼就看出来。故宫博物院有一件陶彩绘女俑，头梳抛家髻，也叫“鬅鬓”或者“凤头”——这种流行于晚唐的发型，从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周昉《挥扇仕女图》中都可以看到，面施红粉，蚕眉细目，小口施朱，五官紧密地团结在面部的中央，身穿长裙，两手拢袖于胸前，大腹便便，一副悠闲的模样，那体态、那神态都在告诉你，什么才是贵族。

　　如果说汉代是以男人为主角，“马踏匈奴”这些超级石雕代表了这个朝代的刚性气质，那么唐代最突出的却是女性的形象。中华文明既有父性的阳刚，也不失母性的阴柔，既有张，也有弛。这样的节律变化，在汉唐两个朝代表现得最为明显。正是这样的刚柔相济、张驰有度，才使我们的文明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有呼吸感、有弹性、有韧度，才能涵纳世界，应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在悠长的历史中不被折断。

　　这件唐代陶彩绘女俑，是我们文明里的维纳斯，代表着大唐帝国的妖娆风格。那个时代的中国，宽阔而不嚣张，妖娆而不轻佻，这样的时代气质，落实在那彩绘女俑的脸上，让她的微笑，含而不露，充满自信。这份悠然与自信，也在张萱、周昉这些著名画家的画卷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连佛教造像，都被赋予了慈母般的宁静与柔美，由十六国时期深目高鼻、上唇留八字胡的男性形象，过渡为南北朝至隋唐时代宽厚圆融、慈悲温暖的女性形象（最有名的，据说是按照武则天的形象塑造的卢舍那大佛），或许，只有这样的母性，才能溶解历史中粘稠的黑暗，让西来的佛教，在中土落地生根。

　　这份妖娆的气质，并不有损于唐朝的伟大，它的伟大不通过纪念碑式的雕塑来建立，而是在物质的奢华与色彩的夸张中流露出来，城市里昂首阔步的女性，正是对王朝自信最真切的表达。

　　二

　　唐朝是一个女人逆袭的朝代。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武则天。这位生自利州的小妮子，居然成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女皇。这位唐太宗李世民的五品才人，在唐高宗李治继位后二进宫，第二年被封为二品昭仪。为了干掉唐高宗的皇后——王皇后，她竟然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女儿，然后嫁祸于王皇后，让王皇后有口难辩。对于这一个婴儿的意外死亡，《唐会要》《旧唐书》《新唐书》的说法都不一致，但有两点是确定无疑的：第一，是武则天的女儿死了（不知是否武则天所杀），第二，是武则天利用这一事件来打击王皇后。

　　经历了一系列的艰难曲折，这位武昭仪终于先后PK掉了萧淑妃和王皇后这两大劲敌，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当上了皇后，成了我们熟悉的“则天武后”，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侍奉二朝（二夫），并且登上皇后之位的女性”。但她觉得还不过瘾，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在67岁上，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废中宗自立，建立了“周”国，自己亲历亲为，当上皇帝。天下从此由姓李改为姓武，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时代。

　　十几个世纪以后，毛泽东坐在丰泽园的书房里闲览《资治通鉴》，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话，一句顶一万句。

　　老人家说：“女人当皇帝不简单。”

　　武则天的功过，历史学家从无定论，从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批判武则天，到清代王夫之骂她“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恐怕更多是从“三纲五常”的儒家观念出发的。三纲五常之说，虽起于汉代董仲舒，却完成于宋代朱熹。在唐代，皇族的血管里流着鲜卑人的血，文化上也弥漫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气息，伦理观与中原并不完全相同，“三纲五常”并不像宋明以后那么根深蒂固。

　　日本講坛社《中国的历史》中说：“唐朝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即具有最终容忍武后这种人物存在下去的客观环境。在形成这种环境的要素之中，就包括贯穿于唐朝始终的浓厚的北方游牧民族风气。在北方游牧民族中随处可见的女性的泼辣勇猛等都被带到了唐朝，最后并通过武后集中体现了出来……武后就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环境和条件，才成功地登上了权力的高峰。”

　　好像为了挑衅以男权为中心的儒家观念，女权的武则天还大养男宠，广泛收集美少年，像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沈南，都成了她的“六宫粉黛”。“小鲜肉”云集的武氏后宫，在中国历史上，又堪称一景，武家王朝的“宫斗剧”，也从此由男人主演。她还为自己的后宫起了一个挺性感的名字——控鹤监。

　　三

　　男女位置的翻转，从唐代陶器、绘画中都可以见到。我之前一直提到的《虢国夫人游春图》，马背上的骑手，已经不是卫青、霍去病这样的男性英雄，而是虢国夫人这样的柔媚女子。唐朝初建时，就有官员骑马而行，有人对此发出责难，认为官兵都可以骑马，不能像车乘那样区分品级，没想到这一责难，非但没有阻止官员骑马的风尚，连女人都开始流行骑马。

　　唐代是一个强调法度的朝代，那法度，被颜真卿、欧阳询一丝不苟地落实在横平竖直的唐楷里，但另一方面，似乎所有的规矩都可以冲破，所有的实验都会受到怂恿，张旭、怀素的狂草，就是在法度之上长啸而起，从规矩的牢笼中向自由狂奔。唐代的文化，就这样在来自两个方向的冲突中，阴阳互补。唐朝的女人就这样，盛装骑在马上（而不是坐在马车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那副傲然，在其他朝代是绝难看到的。

　　这些马上女子，经常戴一顶带着下垂网的帽子，叫“帷帽”，以挡住自己的脸。这种“帷帽”，是从防风沙的“幂篱”演变来的。《旧唐书》说：

　　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幂篱。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幂篱之制。

　　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俄又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

　　可見，幂篱遮脸遮得比较严实，帽檐边的垂网，一直盖到脖子，后面演变成帷帽，四周的垂网就越改越短，女人们慢慢可以“露脸”，虽然只是脸的一部分。这样的装束，略近于现代闽南的惠安女头上的笠帽。这样的装扮，从唐代彩绘帷帽仕女骑马木俑、彩绘釉陶戴笠帽骑马女俑上都清晰可见，只是后者帽檐下的垂纱，已经去向不明。

　　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生的儿子李显当皇帝（唐中宗）以后，女子们再也不用戴幂篱了；到了开元初年，虽然还戴着帷帽，但帽子上那层薄纱被风吹起，她们就会露出真颜，无遮无碍。《虢国夫人游春图》中，脸上就不见任何遮挡。讲坛社《中国的历史》，把这样的风尚称作“当时的女性们自强自立的成果”，认为“这些都并非中国的固有传统，而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在这里我们看到，决心改变自己命运和地位的女性们又遇上了外来的文化，二者交相辉映。通过这一现象我们在看到唐代的开放性的同时，还了解到了超越时代的不变的女性生态”。

　　四

　　除了骑马游春，唐朝的贵族女子还酷爱一项马上运动，就是马球。这些女球员，打马球时一律着男装。这样的酷爱，被刻录在许多古物上，比如，在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面唐代打马球镜。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我也曾见过一组唐代彩绘仕女打马球俑。这些古物，让我想起李白在长安奉诏为唐玄宗所作的《宫中行乐词》中的最后一首：

　　水绿南薰殿，

　　花红北阙楼。

　　莺歌闻太液，

　　凤吹绕瀛洲。

　　素女鸣珠佩，

　　天人弄彩球。

　　今朝风日好，

　　宜入未央游。

　　我们不妨想象，在大唐的光景里，一群男装美女在球场上纵马飞驰，声声娇喘夹杂着激烈的叫喊声，掩饰不住她们女性的娇媚。

　　不打马球时，唐朝女子也爱男装，似乎英武的男装，标志着她们对女性地位的超越。《虢国夫人游春图》里，究竟哪位是虢国夫人，一直众说不一。有学者认为，最前面着男装者就是虢国夫人，因为她骑的“三花马”级别最高。尽管这一说法不占主流，但唐代女性的男装风尚却是毋庸置疑的。西安博物院里藏有一件男装仕女俑，印证着唐代女性的男装癖好。一直到清代小说《红楼梦》里，宝玉和芳官、葵官两个戏班女孩玩“变装游戏”，为她们改扮男装，还为她们各取了一个阳刚的名字：“耶律雄奴”“韦大英”（暗有“惟大英雄能本色”之语），连史湘云都“束銮带，穿折袖”，把自己打扮成胡人武将，少女们超越性别樊篱的冲动，仍隐隐可见。只不过在那唐代男装仕女俑里，女子的面庞圆润、身形丰硕，虽穿着男装，但轻轻扭动的身体，还是藏不住女人天性里的活泼与婀娜。

　　五

　　武则天的女权主义也有它的极限——她的寿限，就是它的极限。也就是说，她无论获得了多少权力，在她死的那一天，她都得如数交回去。这个江山，还是男人的江山，政治的规则，还得由男人来确定。她可以把自己的大周王朝交给女儿太平公主，但太平公主姓李（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小女儿），不姓武；当然她可以把天下交给她娘家人，比如她的侄子武承嗣或者武三思，天下虽然可以姓武，但仍然是男人的天下，那样，最多只算是武家的胜利，而不是女性的胜利。

　　那个时候，武则天站在自己的宫殿里，听风声横行，心里一定感到彻骨的冰凉。她需要安全感。这安全感，只能由无限的权力带来，她“后宫”里的“小鲜肉”们，恐怕没人给得了。

　　终于，所有的梦里徘徊，所有的焦灼不定，都被狄仁杰的一句话化解了。狄仁杰说：“姑侄之与母子，哪个比较亲近呢？”又说：“陛下立儿子，那么千秋万岁后，您会在太庙中作为祖先受到祭拜；假如立侄子呢，侄子当了天子，可没听说把姑姑供在太庙里的。”

　　狄仁杰的话，让痛苦纠结的武则天彻底醒悟：这天底下，还是儿子亲。

　　于是她立即召李显回洛阳，决定把李家的天下，重新交到他的手上。

　　武则天是无奈的，她缔造了大周，却不能国祚万年，当人死灯灭，她的王朝也将被归零。狄仁杰早就看破了这一点，所以，当徐敬业起兵、骆宾王奋笔疾书《为徐敬业讨武瞾檄》，大骂武则天“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时，他不动声色，不怕被骂，一心辅佐武则天，让天下繁荣，百姓安稳，兵略妥善，文化复兴，也为她的孙子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等火候到了，他只动了动嘴皮，就不费吹灰之力瓦解了武周的天下。

　　终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的一场兵变，彻底废了武则天的王朝，大唐王朝卷土重来，帝国的旗帜、服色、文字等都回到了从前。就在这一年，武则天在上阳宫病死咽下最后一口气，那一年，她已经82岁，遗诏省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

　　随着杨玉环、武则天的死，女性的黄金时代也渐渐走到了尽头，用来约束女人行为的条例，诸如唐太宗时期的《女则》、安史之乱后编写的《女孝经》等，开始受到推崇。则天则天，模范遵守“妇德”“妇容”“妇言”“妇工”这“四德”成为女人之“则”，而男人才是女人之“天”。凝聚在唐三彩上的妖娆与奔放，变成晚唐时代《挥扇仕女图》的哀怨与寂寥。

　　一千多年以后，李汝珍坐在清嘉庆年的时光里，用小说《镜花缘》，完成他对武则天时代的想象。这部书原本是从这“四德”写起的，但写着写着，却写出了女性世界的富丽与精彩。对女儿国天花乱坠的想象里面，容纳了汹涌澎湃、无穷无尽的繁华。那份精彩是掩不住的，就像大唐艺术品上的女性姿影，过多少年，依然娇声喧哗、姹紫嫣红。

　　编辑：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