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杂志,是河北省创刊最早的文学杂志,伴随新中国的成立一路走来,历经时代沧桑,几经更改刊名,是燕赵大地文化精神的里程碑和时代风云的晴雨表。
早在1957年,我去黄骅中学读书,在学校的图书室里读到《蜜蜂》杂志,一见如故,每期必读并成为一个痴迷的文学爱好者。不久,《蜜蜂》更名为《河北文学》,主编是著名的大诗人田间,编委有康濯、孙犁、李满天、张庆田等前辈作家。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河北文学》上,我读到了田间的长诗《赶车传》、刑野的长诗《狼牙山五壮士》、徐光耀的中篇小说《小兵张嘎》、刘真的短篇小说《英雄的乐章》及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等名篇。同时,我也结识了故乡沧州经常在《河北文学》上发表作品的业余作家郭澄清、可华、李子等。
1964年,我因故辍学回乡务农。迷上写作的我开始向《河北文学》投稿,在1965年春天的一期刊物上,終于发表了一首四行小诗《治碱歌》。这四行小诗给了我信心和勇气。麦收前后,我有机会去天津(当时河北省会所在地),就带了一沓诗稿,兴致勃勃地去《河北文学》编辑部送稿。在一座小楼上,诗歌组编辑韩放同志热情接待了我。送去的诗稿最终未被选用,但韩放同志用毛笔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退稿信,我奉为至宝珍存了几十年。迄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河北文学》的地址:天津市营口道58号。
记得是1965年岁尾,《河北文学》编辑苑纪久和何理来沧州组稿,几经周折把我从黄骅县的一个小村庄里,召到沧州地区招待处。两位省城大编辑没有一点架子,诗人何理光眯着眼笑。苑纪久老师用一口地道的保定乡音向我交代任务:“俺们知你爱好写作,家在农村,有生活,就约你写篇根治海河的故事吧。”因为1963年河北闹过一场大水,毛主席他老人家挥笔写下“一定要根治海河”七个大字。从此,河北各地就开始“千军万马战海河”了。为配合任务,《河北文学》要组织这方面的稿件,算我走运,搭上了这便车。
回村不久,我就写了一篇三千字的小稿寄往天津。当年的清明节后,我收到邮递员送来的一份1966年4月号的《河北文学》,打开一看,我那篇《治河迷新传》赫然在目。不久,又收到寄来的二十四元稿费,这差点让我找不着北,因为当时我在生产队干一年活儿,扣除全家口粮等开销,也分不到十块八块。正好,我用这笔“巨”款,托人从外地买了一套四册《马雅可夫斯基诗选》。
几个月后,轰轰烈烈的“文革”燃烧起来了,《河北文学》随之停刊。七年之后,《河北文学》复刊,更名为《河北文艺》。又过了大约七年,《河北文艺》又恢复为《河北文学》,一直到二十世纪末又更名《当代人》。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近三十年的时光里,我与《河北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从乡村到部队,从部队到机关单位,我大好年华里的一些主要作品,都是在《河北文学》这方文学圣土催生发表的。从我保存下来的部分作品剪报看,就有诗歌《红大娘》(1973年《河北文艺》)、组诗《铁流向前》(1974年《河北文艺》)、组诗《深挖洞进行曲》(1975年《河北文艺》)、长诗《暴风雨颂》(1976年《河北文艺》)、诗歌《欢庆的锣鼓》(1976年《河北文艺》)、组诗《红匾》(1977年《河北文艺》)、组诗《城南庄》(1978年《河北文艺》)、组诗《草民》(1987年《河北文学》)、组诗《娘娘河》(1988年《河北文学》)、组诗《野土》(1990年《河北文学》)、组诗《大地块垒》(1991年《河北文学》)。
我初步算了算,不同年代发表的这些诗作,计有两千多行,放在一起就是一片诗歌的庄稼,这枝枝叶叶的艺术生命,就生长在燕赵大地《河北文学》的沃土上。在此,我深切地感念《河北文学》当年的园丁:张庆田、刘哲、肖杰、王洪涛、尧山壁、靳亚利……也深切地祝福当今的《当代人》:当随时代,铸就燕赵大地文化的丰碑。
编辑:耿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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