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每省一报一刊，省文联与文化厅合署办公，办一个《河北文艺》，面向村剧团和街头文艺，发表剧本和曲艺为主（北京市的刊物干脆就叫《说说唱唱》）。编辑部经常关门下乡。后来不断增加文学成分，1956年改名《蜜蜂》。
中学时期，我爱上了文艺写作，试着给《蜜蜂》投稿，有一首儿歌《小枣树》：“小枣树，弯弯腰，树上挂着黑板报，表扬哥哥劳动好。画又画，描又描，生怕一字写不好。手捂心，心在跳，手捂嘴，嘴在笑。忽听背后有人叫，书记拉着哥哥到。张大姐，脸发烧，双手摇红了一树枣。”《蜜蜂》发了，还加了编者按，据说是张庆田老师选的稿。
1958年刊物随省会搬到天津营口道58号，天天有人提着瓶瓶罐罐要打蜂蜜。看门的老边说，俺们这儿的蜂不吐蜜，只吐字。这一年兴起新民歌运动，倡导工农兵方向，刊物发表作品，作者名字前要冠以工人、社员、战士字样。我当时是大学生，不在重点培养之列。课上正讲唐诗宋词，加上情窦初开，学写爱情诗，比如《歇工》：“歇工哎，井台变成梳妆台，人眼是镜子，对坐梳起来。嫂嫂看妹妹，直把嘴笑歪，头发蓬松像堆柴，怕人不识女秀才，墨水染两腮……梳着梳着妹发呆，梳子溜下来。嫂嫂回头喊奇怪，是哪个刁羊倌，鞭声单朝这边甩！”还有《水火》：“咱俩结婚时，有过多少波折，你娘嫌我憨，我爹说你泼，算命先生说八字克，你是水，我是火。凑巧今天全应着，你开锅驼机管水，我在铁匠炉看火。你因那泼性格，驯服了一条龙，我有这憨力气，打出来好家伙，你娘我爹到处说：俺一家出了俩劳模。”那时爱情诗是禁区，属小资情调。编辑看中又不能发，压了两三年，舍不得退。最后煞费苦心，变了个戏法，让钟铃写一篇文章批评《歇工》，又由田间写一篇文章，表扬《水火》，发在同一期上。读者反映强烈，也给爱情诗的解禁找了个台阶下。
1962年大学毕业，田间、张庆田鼓励我到农村去，一猛子扎到邢台县。编辑部先后派韩放、魏茂林看望，鼓励指导。青年作者下到生活中，如鱼得水，《诗刊》发了几个组诗，《河北文学》长诗、短诗连篇累牍地发，剧本《轰鸡》刚彩排，《河北文学》就发了增刊，帮助我总结《在生活中学步》，推荐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会，大会典型发言。其实对青年作者厚爱，绝非只对我一人，张峻、郭澄清、申跃中，都是如此。发现了一个康传熹，十几岁，小说编辑王泽震三下井陉，连发三篇。编辑部把发现培养青年作者作第一要务。
1965年底我与张峻等调省文联当专业作家，第二年便碰上“文革”，与《河北文学》编辑部的同志共受国难，一个熔炉里炼了六七年，越来越感觉到这是一个优秀的团队。主要领导田间、李满天不是挂名，真抓实干。张庆田、张朴善于团结作家，刘哲是个实干家，编辑刘怀章、沈金梅、王泽震、张庚等都能独挡一面。省委宣传部管文艺的副部长远千里，写过一篇《谈刊物的风格》，重点说《河北文学》尊重、团结作家，作家们的风格就是刊物的风格。作家们有了佳作，发给自己的刊物，《红旗谱》《铁木前传》《水向东流》《“老坚决”外传》《小兵张嘎》，包括刘真的短篇，冯健男的评论，都是先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这样才保证了《河北文学》成为全国名刊。六十年代，李满天、张庆田主持的两个短篇小说专号，产生了巨大影响。《河北文学》与《延河》成为全国短篇小说的旗帜。
1972年省革委成立文艺组，执行原省文联的职能。阮章竞任组长，不久调走，换上田间，老文联的干部陆续被召回，换汤不换药，也掺合了几个新人。专业作家编制取消了，省内外几个部门挖我去写剧本，我还是首选当编辑。张庆田主持再创《河北文艺》，在棉纺三厂租了两间房子，抽渔民诗人李永鸿讲故事，大家帮忙，完成了长诗《红菱传》，发表在试刊号上。试刊三期，1973年正式出刊。田间主编，张庆田、刘哲、肖杰具体负责。编辑阵容也够强大，理论组沈金梅、吴泰昌，小说组王泽震、邹尚庸，诗歌组王洪涛和我，美编张庚，四梁八柱撑得起来。先后推出了铁凝、贾大山、王安忆、贾平凹、陈冲、汤吉夫等的小说，发现了刘小放、萧振荣、张学梦、姚振函等青年诗人。我还兼管剧本曲艺，发表了冯思德、崔砚君等人的处女作。当时的《河北文艺》（1980年恢复《河北文学》），以健美的姿势，独秀于全国报刊之林，发行量飙升到十七万份。
我在《河北文艺》《河北文学》工作了十年，是此生最愉快、奋进的十年。全身心地融入高雅的艺术氛围和光荣传统之中，得恩图报，受惠于前，施惠于后，前辈怎么帮我，我就怎么助人。后来进入省文联领导层，分管刊物，把继承发展《河北文学》的光荣传统当做己任。愿她越来越好，不想听到一个不字。
也还有个不得已的事，刊物的名字經常被变换，随遇而“按”，《河北文艺》《蜜蜂》《文艺哨兵》《新港》《河北文学》《河北文艺》《河北文学》《小荷》《当代人》，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传统还在。现在《当代人》办得不错，每期必读，能感觉到一脉相承。坚守传统，坚持风格，为人民写，为人民看，为人民喜闻乐见，刊物就会有生命力，长生不老。
编辑：安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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