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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悔半生编辑事 甘为文学做嫁衣

时间:2023/11/9 作者: 当代人 热度: 10304
耿凤 安春华

  肖杰,河南洛阳人,1933年出生。1948年参加工作,1952年入伍,在部队搞文艺创作,1958年转业到河北省群艺馆,任《俱乐部》杂志编辑室主任,1970年参加海河创作组,1972年到河北文艺组,曾任《河北文艺》编辑、副主编、主编。创作大型歌剧《园林好》、小歌剧《婆媳俩》《搬石头》等,创作歌词《李双双小唱》《说嫂嫂》《大队人马哪里来》等。离休后参与编撰“河北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在《当代人》杂志即将出刊800期的大喜日子,我们拜访了85岁高龄的老一辈编辑家、本刊(《河北文艺》《河北文学》《小荷》期间)副主编、主编肖杰先生。在他简朴的书斋,沐浴着冬日温暖的阳光,听老人侃侃而谈,往昔那些或平常或激情的编刊岁月又重现眼前。

  “当编辑,我从没后悔过。”

  “发现一个好作者,那高兴劲儿简直不可言表。”

  肖杰先生终其一生“甘为他人做嫁衣裳”,扶植了一批又一批初出茅庐的作家。这是他的可贵品格,同时,也是《当代人》编辑部的一种精神传承。这精神铸造了本刊过往的辉煌,也必将烛照它更明亮温暖的未来。

  1972年复刊时,手头别说一篇稿子,连一个字儿都没有。怎么办?我们采取“走下去,请上来”的办法

  1972年年初,省革委决定将我们七八个人的“海河创作组”改建成河北省文艺组,这个文艺组就是后来省文联的前身。当时我们在省革委北院办公,只有5间平房。

  我们在一起商量:工作怎么抓?抓什么?组长阮章竞说,咱得有个阵地啊,好开展工作。于是决定办个刊物,就叫《河北文艺》。(编者注:《河北文艺》1949年10月初创,后更名《蜜蜂》《河北文学》。《河北文学》1966年9月暂时停刊。1972年《河北文艺》复刊,5月试刊出版。)

  当时手头别说一篇稿子,连一个字儿都没有。“文革”期间全国的文艺刊物都停了,也没人写了。咱们河北属于恢复比较早的。大家讨论刊物怎么办,想让书法家题个刊名,提了三四个人,但是都不理想,我呢,就提出说叫郭老(郭沫若)写吧,我看好多刊名都是他题的。别人说,郭老哪儿那么好请呢?我说,1961年的时候,我在《俱乐部》当编辑室主任,“俱乐部”这三个字是从鲁迅的手稿里拼凑出来的,也不理想,有一次去北京跟朋友聊天,想着能不能通过他请郭老题字,我写下来三个名字——“河北群众艺术馆”“群众演唱”“俱乐部”,他说试试吧。过了有十来天吧,就收到了郭老的题字。所以这次我提出让郭老题写刊名。我以河北省文艺组的名义给郭老写了一封信,寄到了中国科学院,过了一个星期,就收到了回信,郭老寄来了他题写的“河北文艺”四个字。这个刊名一直用到1980年7月刊物改名《河北文学》为止。

  有了刊名,大家又发愁,没有稿子怎么办?我们几个人都是搞编辑的,决定先给熟悉的作者写信,知道谁就给谁写;再一个,就是采取“走下去、请上来”的办法,一个人管三四个地市,走下去跟作者见面约稿;请上来呢,在棉纺三厂招待所包了三间房子,由张庆田、王洪涛和我三个人在那儿盯着,把作者约到这儿来住,一边写稿一边改稿,完成了再走。

  我请的是渔民诗人李永鸿。我1959年在《俱乐部》的时候整理过他的一首长诗《白洋淀渔歌》,他这个人很有才华,是个渔民,给了我一沓子诗稿,都是小纸片,甚至还有写在烟盒上的,记得有一句诗是“千年的罗锅直了腰”,很精彩啊。我把他请过来,他说想写白洋淀一个女人一生的经历,叫《红菱传》,他说一句,我们记一句,然后再仔细推敲,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首长诗,后来分两期刊发了。

  我在调到这儿来之前,对《河北文学》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发现新作者,扶植新人。有时候为了扶植新人,一期集中发表一个人的两三篇作品,以便引起注意,比如孙一、康传熹。《河北文艺》出刊,也延续了这个优良传统。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吧,稿子都陆续上来了,在五月份的时候,出版了第一期。这在当时不得了啊,全国没有一个文学刊物。本来,河北的文学创作是很厉害的,在全国是很突出的。可是“文革”期间人心惶惶,唯恐出错,没人写东西,再说没有刊物,写了东西也没处寄。现在那些作者一听说复刊了,高兴得不得了。

  那时候没有稿费,谁发了作品就送一本《鲁迅散文选编》。不管发表什么都给一本,作者都积极得不行,像康传熹啊,李永鸿啊。在整个文艺界都瘫痪的情况下,我们出刊,好多省份来取经。从1972年到1980年,作者越来越多,来稿慢慢就多了,作者的水平也逐渐提高。

  1973年,田间来了,当文艺组长,理所当然也是主编了,我当时是副主编之一,负责小说和诗歌。田間是个大诗人,一点架子没有,跟他一块儿工作,事无巨细,有什么事都在一起商量。他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当编辑的甘苦,所以1984年年初他从北京回来,特地写了一幅字送给我,内容是“肖杰同志存念 一九八四年二月三日 黄河之水天上来也 默默编校 甘作一无名氏 值此春节 书草以为留念 田间”。他的字很有特点,洒脱秀气。田间一生很少给人题字,一名伟大的诗人分别良久还主动给我写条幅,我认为,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认可,也是对整个编辑工作的肯定。

  1980年的时候,咱们恢复了《河北文学》的老刊名。当时主编是张朴,副主编有3个人。1978年河北省文联恢复了,在“文革”以前它的主要组成就是作协,恢复之后也主要是抓文学创作。我们议论:文艺这个面很宽,各个艺术门类都有,而《河北文艺》主要还是刊登文学作品,而且《河北文学》是“文革”以前的老刊名,改了也算是名实相符吧。

  贾大山这个作者,是我从半麻袋来稿中发现的。发现、扶植新人,是我们的传统

  我当编辑这些年里,尤其注重发现、扶植文学新人。

  那时,编辑部每天收到的来信来稿以麻袋论,好作者都是从稿子堆里发现的。1975年夏天,我从来稿里看到一篇《进攻》,文字很好很干净,字迹工整,语言有特色,作者叫贾大山,正定人。但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管稿子写得怎么样,没有写矛盾冲突,没有写阶级斗争,一律不能发。1975年7月23日,中午吃过饭,我骑着车子去正定找他。刚一见面,他问我老家是哪里的,我说是洛阳的,他马上就说了一句话:“花花正定府,锦绣洛阳城。”我后来查阅很多资料,都没有这句话,我感觉他这个人太聪明了,知识面宽,出口成章,对他印象非常深。

  我回来以后,他跟同事说,《河北文艺》来了个编辑叫我改稿子,然后报出了我的名字。他同事说,肖杰可不是编辑啊,是个副主编!贾大山很受感动,从那以后,跟我来往就很多了,感情越来越深。深到什么程度?贾大山说,肖老师,我到省文联,就到你这来,别人家我谁家也不去。以后他经常来文联,确实直到他去世都没有进过别人家的门。

  我最近翻日记,有我俩来往的记录,可能不太全,包括书信往来和见面的日子,一共有100多次。1977年初,刚粉碎“四人帮”,作者們都不来稿,都在观望。我负责小说,没有稿子,这怎么办啊,我很着急。我知道贾大山的文字很好,1月2号,我又骑自行车去正定找他。当时,他刚参加完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回来,给我讲所见所闻,讲得津津有味,主要是一个村书记的故事,这个书记我也认识,我在党校学习时,在正定县东兆通村劳动过20来天。大山讲了一个多钟头,非常生动,包括语言、情节、表情,他问我能不能写成小说,我说把你刚才说的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很不错的小说。

  我当时手头没稿子啊,很着急啊,他说最多一个月交稿。过了二十来天,贾大山来送稿子,这就是《取经》。我一看那稿子写得很好,就交给了张庆田,他也说很好,在我的发稿签上写了三言两语的点评,发在了《河北文艺》1977年第4期。发表不久,《人民文学》编辑来了一封信,说这稿子写得特别好,要转载,包括那个“三言两语”。1978年,全国第一届短篇小说奖,他这篇《取经》得了奖,火起来了,他是“文革”之后河北省第一个获全国文学奖的作家。

  2001年3月,《文艺报》让我写文章,把贾大山发表《取经》的前前后后写写。那时北京有一场争论,到底谁先冲破“四人帮”的禁锢,有人说是刘心武的《班主任》,也有人提出来说是贾大山的《取经》。我仓促把稿子写完用传真发过去,很快就发表了,北京这场争论也结束了,因为无论写的时间还是发的时间,贾大山的《取经》都比刘心武的《班主任》要早。

  贾大山到石家庄来,包括到政协开会,不在宾馆住,总是来找我,和我住在一张大床上,谈论创作和各种各样的问题。他跟我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他不愿意多交朋友,但是跟我属于铁哥们儿。

  比如说在创作上,去北京领奖的头天夜里就住在我这里,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感到挺好,让他抓紧写出来给《人民文学》,保证能发。他就写了《小果》,果然发了。第二年,那时是80年代了,作协通知他领奖,他挺高兴,头去之前在我这儿住了一夜,结果第二天去领奖,第三天就回来了,对我说别提了,人家搞“三个平衡”,把我给“平衡”掉了!我问他“三个平衡”怎么讲啊?他说,一是新老作者平衡,二是得过奖和没得过奖的平衡,三是地区之间的平衡。他当时跟我说,肖老师,以后评奖、领奖这类的会我哪儿也不参加。从那以后,包括河北省的奖,他一次也不参加,都是别人代领。

  他在二十多年的创作当中,好几次下决心不写了。我说你有这个特长为什么不用啊?这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武器啊,你说写小说是教人学好的,你不写了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吗?当时他不想进文艺圈,说文艺界是大酱缸、大粪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学界一些潮流他看不惯,什么意识流啊,这个派啊那个潮啊,他说我不懂这个。我说你不用管这些,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为我知道他的风格谁也学不了,他也不会学别人的。

  1986年他来参加中篇小说座谈会,晚上我俩住在一块儿,我让他写个中篇,他说中篇我真写不来,但是我插队好多年,经历过好多事儿,我给你说说农村那些事儿吧。接着他跟我说了好几个,一人一事,简直生动得不行。我说太好了,你可以把这些事儿写出来,弄个集子,他说这些事儿要能写,我能写个五六十篇。过了一个月,一下子给我拿来三篇:《老路》《花生》《干姐》。在《长城》上发了。当时我给《小说选刊》的主编肖德生写了一封信,推荐这三篇小说,问他能不能从中选一篇,结果那位主编把这三篇都选了。以后贾大山对人说,要不是肖老师,我不会写这个“梦庄记事”。

  我跟他的关系还可以说一件事。1980年的时候我非常想回老家,河南文联也非常想让我回去。我跟大山说起这事儿,大山低头趴在桌子上不说话,过了会儿一抬头,眼泪哗哗的,他说你这一走,咱俩就见不上面了。当时我也很感动,我说咱不说别的了,河南郑州离这儿也不是很远,见面机会还有。

  因为别的原因,我没有走成,但从中足见我俩感情的深厚。

  1986年,贾大山跟我说过一件事儿。他说肖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在正定这么长时间,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愿意当编辑,你给留意一下。我说当然好啊!1987年《河北文学》复刊,当时领导让我当主编,我推荐了贾大山。结果我跟贾大山一说,他说:你为正、我为副,我就去,不然不去。我说那不行,我就是为了叫你来。我俩各不相让,跟他沟通了几次,包括领导出面给他做工作都不行,为这个事儿,僵持不下,最后没成。后来我就后悔了,当时若按他的意思,哪怕先干两个月,过两个月我再辞职,让他当主编,不就行了吗?当时我没想到这个,我后悔得不行,他要是来了,那将会是另一番天地。

  当时有不少人说我不搞创作可惜了。我说当编辑就安心当编辑,一心不能二用

  1974年秋天,我从稿子堆里翻到一封作者来信,这封信的开头写着:“再过一个月,我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民了。”我一看信写得很好,再看后边附的小说,叫《会飞的镰刀》,一看名字就被吸引住了,文字活泼生动,充满乡土气息,这种生活的底气很让我吃惊。为什么叫《会飞的镰刀》?因为作者是一个知青,下乡睡在炕上,透过窗户看见月光下一把镰刀上上下下,原来是房东怕惊动他们,晚上悄悄地磨镰刀预备收割呢。还是个学生,写得太好了!可是不能发啊,因为没有写矛盾冲突、阶级斗争,光写好人好事不行。我就给她回了一封信。我看这篇来稿的署名“铁凝”,就猜测她是不是铁扬的闺女,铁扬我们在保定时就相熟。在后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连续在刊物上发了她三篇小说:《火春儿》《蕊子的队伍》《不用装扮的朋友》。这之后,我俩才第一次见面,她对我说,我不知道那封退稿信是你给我写的,那封信对我鼓励很大,是我平生收到的第一封退稿信,我把它贴到了笔记本的第一页上。从那以后,铁凝跟我交往就多了。

  你说我们那时,三个编辑花一个月的时间手把手帮一位作者,我们仨任何一个人自己都有这个创作能力,但话不能这么说。做这个工作吧,就是得全身心地为读者服务,为作者服务。

  当时有不少人说我不搞创作可惜了。我说一心不能二用,组织让你干啥就干啥,不能讨价还价。编辑也是革命工作的组成部分,哪一行都离不开人。

  我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当编辑,后来说是退休了也一直没有退下来,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让我参与编辑“三套集成”,包括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

  做编辑这么多年,我有很多感受。一个是,编辑不要认为自己是主宰作者的,要静下心来多向作者学习。因为一个编辑的知识面毕竟是有限的,而作者来自各个岗位,处在生活第一线,他们懂的,编辑不一定都熟悉,编辑同作者打交道,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我从贾大山身上就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的人品、文品,确实是高山仰止。

  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编辑,要做到心明、眼亮、手勤。首先得有自己的素养,政治素养、艺术素养、文字素养,没有这个不行,一堆稿子,从中选出好的,沙里淘金,你水平不行就漏掉了;作品要改,你水平不行,就把好东西改坏了。要达到改后让作者心服口服,让人称赞。

  编辑要编发的稿子,大都要进行或多或少的改动。编辑要是改不到点上,人家就是不服气。所以说当编辑很难,当个合格的编辑更难。对我来说,只有全身心投入到编辑工作当中。我在看稿随记的本子上写了一句话:图名利别想当编辑。

  人的知识是不断丰富的,就像周总理那句话,活到老学到老。知识无穷无尽,你只要干一天就得学一天。我这儿啥字典都有,古今中外的,考古自然的书籍都有。我既然在这个岗位上,就得把这个工作做好。我尽心尽力了,我问心无愧。

  在编辑部,接触到那么多人那么多事,一言难尽。有些作者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就是最好的,我写了你就得发。可是我作为编辑,该发我就发,不该发我就是不发,我有我的原则,我不能没有主见。

  咱河北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韩愈说的“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办刊物要把这种精神传扬下去

  咱们这刊物进入《当代人》时期以后(编者注:1993年1月,《河北文学》改刊为《当代人》),我也每期都看,仍然时刻关注着它。喜欢“民间艺术”“古村古镇”等栏目,常读那些反映河北民间艺术和手工艺的文章,那些河北独有的东西。

  我的想法就是:河北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韩愈说的“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我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治国安邦的志向和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侠肝义胆,铮铮铁骨。是志气、骨气和豪气。义和团,雁翎队,狼牙山五壮士,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二小放牛郎……这不都是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的精神么?抗日战争那么多年,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到后来河北省出了那么多抗战题材文艺作品,《红旗谱》《烈火金钢》《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可以说代表了全国创作水平,其他省份又出了多少呢?因为作者们守着这种生活,被燕赵大地感慨悲歌的精神所感染了。河北的斗争生活培育了新中国一两代作家,新一代的作家,铁凝、贾大山等,也都是河北这种土壤里培育出来的。没有这种土壤,他们也写不出这种样貌的作品来。

  咱们刊物也一直在体现这种精神,像最近周喜俊写的纪实文学《大爱筑长城》,讲付三妮的故事,那不也是河北精神的写照么?还有李保国、塞罕坝机械林场英雄群体,这种志气,这种骨气,就是要大张旗鼓地弘扬。

  编刊物一个要体现河北的特点和精神,再一个就是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我很赞同这种观点: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是可怕的;有了自己的文化而不去弘扬它是可悲的;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去糟蹋它,那是可耻的。很多年前我就有个预感,中国的旗袍将来会流行全世界,结果如我所料。我们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要有自信。事实上,咱们的文化遗产太多了,咱不去弘扬谁弘扬,都失传了可惜啊。

  就河北来说,我编辑“三套集成”时深刻地体会到,河北的传统文化是非常有特点的,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从塞北到冀南,哪儿都不缺乏,万紫千红,异彩纷呈,而且各具特色。十几年前我去张家口开会,涞水的民间文学作者赵迪杰对我说有个村的民间音乐外国人都来学。回来我就给领导提建议,咱们一个村的民间音乐,外国人都挖掘,那咱们自己能不能去挖掘挖掘呢?虽然这些年民间优秀传统文化整理了不少,但是还有呢,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据我所知,定县(现定州)秧歌的剧本很生活化,很生动,很好,但是没有什么年轻人去看,很多都是老年人有记忆,老年人不在了就完了。咱们刊物有这个义不容辞的责任,把这些东西挖掘整理发表出来。而且人们也爱看,会觉得新鲜。

  虽然时代不一样了,但是老一代和新一代,任务和使命还是一样的。现在纸质媒体确实面临着困境,但是,报刊是一种宣传工具,无论到啥时候也不可能没有,不要为一些挫折灰心丧气。任何事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大事小事都是如此。历史上办刊物也是,什么情况都会有,尤其是在“文革”的时候,当时的社会环境就是如此,誰也左右不了。而且,刊物历来受各种市场因素影响,记得有一年,突然之间纸张大幅涨价,可我们不也挺过来了么。

  现在咱们杂志创刊近70年,马上迎来出刊800期,不容易啊!这是一个很棒的、很值得骄傲的成绩!我有两句话送给编辑部的同仁,也送给所有关爱《当代人》的朋友,那就是:坚定信念,放眼未来!

  编辑:郭文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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