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纳新《河朔访古记》载：“真定路府学尊经阁下，有刘法《墨史图》石刻，及杨秘监《邦基画》，及金诸贤诗也。旧在墨史堂，今龛阁壁云。”元真定路治所即今河北省正定，而现存明清时期正定地方志均无对这些石刻的记载，那么这些重要的金代石刻去了哪里？
2015年7月，正定南城门修缮施工中于瓮城外墙墙基处发现一方石刻。此石刻长97厘米、宽36.5厘米、厚15厘米，正面阴刻行书31行。前22行字体较大，后面9行字体明显缩小。所刻内容只余中间一部分，首尾均缺，与之相衔接的内容应在其他石刻上，但尚未发现。现移录如下：
“……宗。玄圭月魄出灰她，龙角断裂犀文重。真香有异陋入麝，天质自贵羞淦龙。世人贵耳贱所见，无乃尚白玄嘲雄。”溢美之词无以言表。其后9行小字为跋语，虽不完整，但从中可捕捉到关于此石刻的一些历史信息。跋语为：“道人刘法，携所作墨，不远万里再见余于上都。盖前此者，与古相埒，而今遂过之。余怪而问其明，则曰：‘法之癖于墨也，久矣。勤求古法，博采旧方，而亦遍师后学，历试互校，皆不能无少病。而其为病者，皆外物也。退而师其成心，殆有得焉。於是谢诸法，屏余药，忘古今，自斟酌。独以其煤之英和胶之明，无欠无余，其虚其徐，锻之丸之，渗于灰池。干兮若骨，渥兮若漆，如石之坚，如木之轻，如犀……。”
入宋以后，由于君王重文治，赏墨、好墨逐渐成为文人们的嗜好。墨工与文人之间也随之往来密切。从该石刻诗文和跋语可知，墨工刘法携精研之墨不远万里赴上都请诗文作者品鉴，是作者挥毫赋诗的缘起。作者在论墨、赏墨、研墨、挥毫的雅趣中，也不由地抒发了对人生的感慨。
墨，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文房四宝之一，制墨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工艺。古代河北地区曾是书画用墨的主产地之一，其制墨工艺前承魏晋，后启明清，对中国制墨工艺的流传和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唐代以前，中国著名的制墨地区主要分布在山西和陕西境内。自唐末以降，中国产墨的地区以河北易水、真定两地最盛，名声也最高。宋金两代尤以真定为显著。金代刘法即为真定墨艺的著名传承者。元人陆友著《墨史》三卷，较全面地记载了魏晋至宋金之间的诸多制墨名家。其中金代墨工仅记刘法、杨文秀二人。《墨史》中对刘法有如下记载：“刘法，字彦矩。常山人。善博物。自制墨数品，铭日‘栖神岩造，佳品也。”文中虽未提及刘法生卒年月，但按刘法制墨工序画《墨史图》的杨邦基系金代书画家，夭眷年进士，卒于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据此推测，刘法应为金中前期之人。
元代著名学者、诗人虞集对刘法的墨艺亦评价颇高。他在赠朱万初的一首诗文跋语中写道：“万初即以墨显，得真定刘法石刻墨法，以为刘之精艺深心尽在于此，必无误后世。因覃思而得之。”虞集好友朱万初系元代墨工代表人物，虞集认为，朱万初成功的原因，是在得到真定刘法墨艺真传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精研勤思，完成了一次南北制墨技艺的融合。
石刻跋语中刘法的自述更是详细道出了其成功的要诀，该石刻的再现无疑补充了史书记载的不足。
而關于诗文和跋语的作者，从仅存文字中难以确认。但从《河朔访古记》及石刻内容分析，作者为金代贤士，时在上都为官。上都，系古代对京都的通称。此处应指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东南）。刘法携所作墨，不远万里赴上都与之相见，说明此人与墨工刘法应系故交，或为正定人，也或与正定相关，且具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对墨品的品鉴力。
据《河朔访古记》载，金元时期于正定府学内专设墨史堂，陈金代画家杨邦基画刘法《墨史图》及金代诸贤诗石刻。可见，刘法在当时制墨界的地位和影响，从中亦可管窥当时地方政府对墨文化的重视。
然而，这些石刻自元纳新《河朔访古记》对此进行记载后就不知所踪。六百多年后却在正定南城墙墙基处发现其中一方。那正定城中心府文庙的石刻为何会出现在南城门瓮城墙基处呢？这是因为：正定府学“由宋历元荐罹兵燹，殿堂门庑悉皆颓圮。”或因，明正统十四年正定城墙拓建过程中需大量石料，遂多方搜集，将一些碑刻、塔铭、经幢、石刻等用于其中。原墨史堂其它石刻亦有可能被挪用作了城墙基石。
正定府文庙墨史堂陈放的金代石刻的再现，不仅解开了正定府文庙墨史堂金代刻石的去向之谜，也可补充墨史著作中关于金代真定墨工刘法的内容。
编辑：刘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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