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亮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显示，截至10月30日，网上报名累计1676768人，30日当天报名580 27人，考研人数之多财创历史新高。

　　该网站乃全国硕士研究生指定网上报名网站之一，数据应为可信。近年来学历教育增长幅 度之大，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事实上在学研究生净增率竟达30%，实在令人感慨系之。

　　日本社会学家矢昌久泰在1978年曾出了一本叫《学历社会》的书，指出学历已经成为谋求 社会职务与地位的重要手段，这种现象不会消失，而且将更加普遍。

　　如许多东西到了中国就水土不服一样，“学历社会”也难逃此劫。中日两国文凭含金量的 不同，使“学历社会”在中国的运行具有不可通约性。

　　“学历社会”理论发源地的学历是“真家伙”，也不容易拿到。仅就大学文凭来说，日本 大学的录取是非常严格的，并未因“拉动消费”而大肆“扩招”。本科尚且如此，日本的博 士学位就更加难拿，没有10年8年的苦读，那一顶帽子一纸文凭是别想拿到手的。

　　在我国，近年来研究生文凭的获得渠道宽广无边：里边除了部分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正常 毕业的普通研究生外，还有各种真真假假的MBA、MPA研究生；各种在职人员研究班文凭；地 摊上买来的“真正的假”的假文凭；“海归派“挣来的“真正洋文凭”和“克莱登大学文凭 ”；还要加上政府官员名正言顺出国培训得来的不该以真假论英雄的培训洋文凭，等等，真 是好一个“学历社会”!

　　其实“假文凭”并不是最可怕的东西，怕的是我们“逐其流而扬其波”，卷入其中弄一张 虚假的文凭来自欺欺人。早在2000在全国人口普查时就发现，填写具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比 国家实际培养的人数多出60万人，这意味着在中国大陆有60万人持有假文凭。

　　日本文凭的“真”，在于“进出口”工作搞得好，严把质量关。中国学历文凭的“假”， 在于主管部门“宽严失度”。就上个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而言，严于“进口”疏于“出口 ”，“60分现象”误了不少人。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到今天，“进口”快速放宽，“出口” 却没有相应的严格控制，有资格颁发文凭的院校越来越多，结果导致文凭泛滥，大有失控之 势。社会学家郑也夫指出，妨碍当下中国跨入学历社会的最大因素，就是权势者和学院在瓜 分国有资产的大潮中对学历规则的恣意破坏。

　　“囚徒困境”理论认为：当个体的理性行为加入到一个整体的过程中时，往往可能变成非 理性的。当人们想着考研过“高学历的好日子”时，却不知不觉掉进囚徒陷阱，共同推动了 恶性循环的车轮。再加上劣币驱逐良币，假文凭畅通无阻。无数考研的“过来人”已经发现 ，当他们苦拼多年获得一纸文凭之后，才发现有这一敲门砖人已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那 些已经占据要津的人们，纷纷亮出文凭来，有的还印着洋文，不气死你才怪。一般来说，接 近了四年本科教育后，基本的理论和实践能力已经形成，应该有信心进入社会的竞争场(硕 士生更应该如此)，国家和社会也应该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多样变单一，趣味变奴役” ”的状况就会得到改变。问题在于当前社会等级结构的力量强大无比，所谓“形势比人强” ，处于残酷的竞争淘汰机制的人们，有谁愿意冒着“落伍”的风险追求另外的目标。但现在 的各种体制(也包括高校的教育体制)却往往逼着学生走读研之路，能力要学历来体现，而且 现在的社会没有高学历连门都进不去。也许，通过考研而逃避就业竞争的结果，无非将就业 的尴尬推迟几年而已。

　　郑也夫说过：“一个中等以上智力的人只要自强不息，去华就实，专攻一业，必有所成。 万勿走火入魔，钻进托福之类的牢笼中。”这句话本来是他批评“托福困境”时说的。不过 笔者认为，这里的“之类”也应该包括这几年泛滥的“考研大潮”。许纪霖先生近日提出了 高等教育“沙漠化”一说，指出“假如不改变应试教育，中国的教育从小学一直到博士，迟 早会被应试的沙漠完全吞噬。”

　　等级社会的体制一天不改变，中国教育的“囚徒困境”就有其合理存在的理由，并成为支 酸和继续再生产社会等级关系的强大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