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后宫佳丽三千，本质上，与动物界王者具有优先交配，甚至唯一交配权的现象是一样的。区别只是动物纯粹以个体之力胜，人则复杂得多。马克思说，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之实力便是社会关系和拥有资源的综合体现。皇帝居于社会关系顶端，自然拥有最多的交配权，故而嫔妃媵嫱，不一而足。杜钦说上古天子按规定最多可以娶九个妻子，既保证天子的血统得以延续，又可防止后宫之弊，制度设计可谓科学，但没几个皇帝遵守。秦时即“有不得见者三十有六年”，汉元帝靠画像选妃，王安石《昭君诗》感慨，“君不见咫尺长门锁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梁武帝后宫三万人，每到傍晚，在后宫乘羊车逍遥游，停到哪里住哪里。唐玄宗对杨贵妃“三千宠爱在一身”“此恨绵绵无绝期”，但“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多少红颜空逝。
人类的男女比例是基本均衡的，部分男子一人占有多个女子，必然造成另外两部分人难以正常婚配。性与政治、经济、文化等一样，本质上是一种资源，必然是强者多得的，因为强者更能保证女人及其后代的生活质量。一夫一妻制度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但如果没有经济上的均等，便难以真正实现。虽然皇帝与后宫是绝对的主仆关系，但人是有感情的，“枕边风”有时非常管用，尤其来自最宠爱的妃子。如果皇帝幼年继位，其母便往往有攝政之权，实际权力超过皇帝，后宫干政、外戚专权便难以避免。尽管历朝历代对此都多有警惕，但从未根除，甚至在晚清达于顶峰。
有意思的是从吕雉到慈禧，封建社会的起始和结束，都由太后摄政。而作为顶点的唐，则出了女皇帝武则天，仿佛一条大河的三个点，起点，中点，终点，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
吕后和慈禧太后，虽相距两千年，操弄朝政的手法、效果却几乎完全一样。武则天的办法其实也差不多，不过是她更直接了当，亲自登基了，但武周朝一世而灭。中国历史上为何鲜少女人掌权，一直是被议论的话题。其实在欧洲封建社会，女人当政的也不多，根本原因是在血缘传承由母系转为父系后，女人执政的权力合法性如何延续，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女人虽然可以取得皇帝尊位，但无法要求天下改为母系传承。习俗比权力具有更大、更本质的力量。因此，吕太后和慈禧太后只能不断地立小皇帝，为自己垂帘听政创造条件。权力的危机意识时时警醒着她，阴毒、多疑、残酷等，便成为她“自卫”，维护自己地位的护身符。而官员皇族，也都处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中，个个充满危机感，难以安心为政。“武则天之惑”是女人执政的亘古难题，传位给儿子，则武周王朝将不存，传给侄子，王朝虽在，但又不是与自己血缘最近的，且自己的儿子必遭杀戮，岂非引狼入室？有这么一个理论，男人身上血缘的自然属性与家族的社会属性相统一，女人则相割裂。
刘盈死，吕后由幕后来到台前，正式开始执掌权柄。刘邦千难万险地把一起打天下的将领分封疆土的欲望打消了，孰料祸起萧墙。为了这一天，吕雉卓绝奋斗了大半生。封诸吕为王，公开违反自己丈夫“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的最高戒律。而吕后正是把这最根本的大问题直接抛给刘邦旧臣，以此检验自己的权威，并以之划线，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味道。刚刚稳定下来的大汉朝廷，再次动摇。陈平、周勃这一文一武两大臣，明知无法阻挡吕后，只得顺势而为。陈平最善顺势：弃项投刘，一也；弃刘投吕，二也；违背白马之盟，三也。陈平、周勃用的办法，其实和汉惠帝、曹参是一样的，即用时间换空间，熬死吕后，再图变化，于是，政治成了长寿比赛。
吕后表面强势，内心却非常焦虑，毕竟来日无多。于是皇纲独断、无人可敌的她，以大义灭亲之举告诫诸吕要谨慎为人。年仅二十的愣头青孙子刘章在酒席上公开暗示要除去诸吕，吕太后居然一反常态地“默然”，着实奇怪。其实不难理解，原因有二，首先，吕太后若称帝，则帝位传承就是个根本解决不了的大问题；其次，吕太后很清楚，自己根本不具备称帝实力，她的理想局面就是刘吕共天下，使娘家人在刘氏江山中占一席之地，且能在自己百年后继续保持下去。但娘家人却不明白她的良苦用心，反而借势欺负起真正的皇族了。吕太后默许刘章威胁诸吕，甚至某吕只因不喝酒就被刘章杀死，其实是在告诉娘家的子弟，她没有能力时时处处卫护他们，刘氏的报复迟早要来的，要夹着尾巴做人，要自己积蓄实力。
自以为江山已在手中的诸吕却不知进退，深得吕后信任，八面玲珑的陈平都感到巨大的身家性命威胁，满朝文武可想而知。自作孽，不可活，树敌既多，自身必危。虽不敢明示，但诸吕乱国，诸吕必除，已成为刘氏皇族与文武大臣的共识。刘邦临终预见到最能护卫刘氏天下的，当为军队统帅周勃、文官领袖陈平、足智多谋的陆贾三人的联合，无疑是反吕的黄金搭档。吕后老迈，对不争气的娘家子弟，也从有心有力，到有心无力，甚至有力却无心了。炫惑于表面风光，不修仁德、不聚朋友、不蓄实力的吕氏家族，也将日薄西山。
为维护娘家利益，吕雉把处心积虑、呕心沥血贯彻到生命最后一刻，临终安排侄子们掌握军事大权，制度设计不可谓不周密。但吕太后其实心里很清楚，要吕家人安享富贵，给予一定的岗位职权无疑是重要的，同时吕氏诸王还要真正服众。因为制度、权力都是人来运作，人来掌握的。德位相配则相得益彰，行善政，得民心；德不配位则必遭灾殃，或殃及政治，或殃及施政者，或均殃及。刘邦率众将得天下，个人威望德才自无问题，然制度未建立完备，故谋反之属下络绎不绝。吕太后直接给诸吕封王授权，以体制保家族利益，但吕氏家族依吕后之力暴得富贵，像把老鼠放在了滚烫的油锅中。老鼠最喜油，但只闻到油香，看不到危险，一跃而入，必被油炸。诸吕德才功俱无，难以服众，被除灭是早晚的事。现今，制度决定论可谓信仰者众多，以为只要建立了无比完备的制度，无论谁都可以执好政掌好权，国外甚至有驴子竞选市长的。制度成了上帝，人成了制度的齿轮和螺丝钉，岂不谬哉！
按照惯例，中央军事、行政长官由忠诚、能干的大臣掌握，双方本各不相干，享国者不干涉朝堂之事，掌权者亦无封王之望，各各只有一个平台，只须也只能干好自己的事，共同效忠于皇帝。吕后将两个平台打通，吕禄、吕产既被封王，又掌握最核心军事权力，膨胀的吕氏族人意欲依二人军权发动政变，直接夺取皇位，彻底改刘家天下为吕家天下。皇帝，表面看是一个位子，其实是一个庞大系统的人格化，不是谁都能坐得住的。这一点，作为吕氏家族的翘楚，最接近核心的吕禄，无疑比其他吕氏子弟更明白。他一被人劝，即交出兵权，其实是为自己解套，放下族人加予且最终必然失败的军事政变的任务，到自己的封国“王千里”，由两个平台回归一个平台。其实吕禄还算个明白人，身后有余知缩手，眼前有路也回头。
吕氏家族内部发生了分裂，吕禄不同意政变，吕产和吕雉之后吕氏家族的实际核心人物樊哙夫人吕？坚决不让步。由此，便可解释为何吕禄的女儿能不断把消息透露给自己丈夫，刘氏集团的新生代领袖虚侯刘章。吕禄是对的，无论是正统性、威望，还是实力，吕氏都与刘氏无法可比，于是不可逆地走向灭亡。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汉得其鹿，天下亦欲逐之，何况外戚吕氏。因此，吕产尚在犹豫不决，刘氏诸王已箭在弦上了。而且，讨吕的大旗下掩盖的，是刘氏诸王的为争帝位各打算盘。
儒家讲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其实不止出于理念，还是从血腥实践中得出的血的教训。虽说治乱循环，但乱的目标和结果在于治，社会不能一味乱下去。治的基础，便要明乎上下，各安其位。如果人人都要当皇帝，成不成先反了再说，看似自由活跃、英雄辈出、快意恩仇、淋漓畅快，深层却是对团队组织的巨大破坏。刘邦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政权格局，被自己老婆私心娘家给毁得岌岌可危。稳定一个政权，需要实力、制度、精神三大支柱。刘邦初步完成了前两项，江山得而不稳，失亦不易。
分封之弊，汉初体现得最突出。周虽行分封，但周武王伐纣，全取天下之前，文王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前周在西岐自公刘、古公父等传下来，已体制完备，虽有周公摄政及诸王对周公的误解，但周公以其德才感动化解。出身乡野小户人家的吕雉，显然没有周公的素质。以私心而立旁支年幼子弟为帝，分自家兄弟為王。因此，周虽诸侯争战不已，称雄争霸，但无人欲问鼎周天子位。汉则刘、吕诸王纷纷大动干戈，觊觎帝位，七国之乱的萌芽，已越来越露出头角了。每个王都觉得自己最应该当皇帝，又都能征调国内的兵员、粮草，干戈之祸不息，民生困苦难解。行郡县制，虽也有皇帝更迭，但除非改朝换代，一般情况下换皇帝仅限于宫廷，大大减小了最高层变化对民间的影响，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
和刘邦比起来，吕后的政治境界低多了。她虽与刘邦共同卓绝奋斗，终得天下，但根本没领会到刘邦此前为使这个新王朝江山稳定所做的事情，更没领会由先秦分封制到汉之一步步行郡县制背后的本质历史变迁，而是把政权当成了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工具。还任由自己的情人把持朝纲，从宰相至百官，争相巴结一个面首。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文、景、武诸帝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任由吕后这般治国，汉不仅无法成就伟大的时代，而且很快会分崩离析、战火再起。知妻莫若夫，刘邦临终最挂怀的“卫刘氏天下”，在根本上，保卫的不仅是刘家的政权，而是他所自觉意识到，并且着力推进的，去周习秦新汉的历史大进程。
概言之，吕氏家族之所以失败，正因其内、外因都不具备，而欲得天下。内因，吕后多疑，故多杀戮，屡施暴政，利令智昏，为自己摄政之便，随意废立，甚至杀害皇帝、皇子，以旁支继承大位，激起诸王夺位之心。吕禄、吕产则过于轻信，吕氏子弟德才俱无。外因，刘氏江山深入人心。刘邦为稳定刘氏江山做了多少努力，尚未竟全功。吕后仅以无名分之摄政之便，一己之力，赋予吕氏子弟显爵高位，使无德无功无才的吕产、吕禄诸人成了血脉正统的刘氏诸王和功高盖世、威望实力超群的陈平、周勃等人共同的靶子。无实力而登高位，众矢之的，其身必危。
刘邦临终已知吕氏将乱国，然心存慈怀，对吕后未令其殉，亦未废之，结果刘氏遭殃。及吕后薨，吕氏子弟已是覆巢之卵，尚不知自守而欲夺位，却瞻前顾后，导致全灭，血流成河。自此，汉朝的领导集体也开始由第一代过渡到第二代。
儒家讲仁、义、礼、智、信，表面是个人道德要求，其实也是政治。“仁”是告诉人遇事要知进退、戒贪婪。仁者爱人，勿树敌，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刘邦善将将，核心即此。吕后则动辄杀戮，手段残忍，人人自危，虽慑于其威，不敢不从，然腹诽久矣。吕氏满门被戮，源头于此。“义”，不义之财不可取，不义之位更不宜取。吕后背信弃约，强取刘氏封国，将军政大权交于吕氏子弟，剥夺陈平、周勃等人多年征战，出生入死得来的地位权力，必为皇族与大臣共愤。吕后聪明反被聪明误，要得太多、逼得太紧，结果不仅吕氏家族被灭门，皇帝之位也被自己最痛恨的刘邦嫔妃之子得了。封建社会“礼”之最大者，则无如宗庙，无过帝位传继。英武的汉武帝同样重用妻家人，卫青、霍去病都乃外戚。不过，武帝是给自己的亲戚搭平台，造政绩，还是光明正大的。汉武帝后，为防外戚专权，太子一立，其母即被杀，虽残酷，但亦属次优选择了。
小时候听古书，说“西汉东汉，王莽剁断”。其实，王莽篡汉，是两条线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条是外戚专权摄政，一条是儒家的主流化。王莽即是两条线的结合点。汉代在大国治理的探索过程中，有很多伟大的成就，许多根本性举措沿用至今。但有一个难题解决不了，那就是皇帝要靠什么人治理国家。经过吕后乱政，七国之乱，霍光辅政等一次又一次危机之后，到汉成帝，最终感觉还是舅舅家人可靠。皇太后更是一人飞升，仙及鸡犬，恨不得把刘家天下变成娘家的。于是，王氏成为最大的贵族，控制着国家政权运行的方方面面。汉成帝刘骜自从得了赵飞燕、赵合德姐妹后，耽于声色，服食丹砂，日渐怠于政事。王氏子弟享富贵既久，有声色犬马之徒，少精慎上进之属。忽然出了个王莽，虽少孤，但谦恭知礼，节俭好德，与王氏纨绔子弟大不相同。家族的希望，自然寄托到了他的身上。王莽又尽心尽力服侍大将军王凤。想想都知道，骄纵惯了的王凤自己的儿子们一定没兴趣伺候老爹，否则也轮不到王莽，王莽也不会忙到蓬头垢面，经月不得洗漱。大权在握，秉政多年的王凤，看到自己行将就木之际故旧离散，子孙不问，不禁悲从中来。对忠心耿耿、不离不弃的王莽自然会知恩图报，于是临终托付自己姐姐和外甥，让王莽做了皇帝的传令官。外戚的起点果然高，一当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以王莽从小看人眼色长大所练就的本事，很快便受到了皇帝和王公大臣的赏识，38岁便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统帅。
王莽太能干了。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夺江山时的机巧，二是毁江山时的疯狂。效果正相反，但内在逻辑却是一致的，即欺骗。王莽以欺骗得天下，成功了；又想以欺骗治天下，结果失败了。走投无路的大新朝皇帝王莽一定很奇怪，为什么屡试不爽的老招不灵了呢？王莽得天下的法宝，是欺骗他的姑妈太皇太后王政君，利用她手握的最高权力，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实，在西汉宫廷里沉浮了一辈子的太皇太后，岂是那么好骗的？王政君之所以一味顺从王莽，盖因她再无人可依靠。其他王氏子弟俱不成器，而皇帝母亲又来自卫家。随着皇帝的成长，新的外戚势力也将发展壮大，对她自己和王氏家族，将构成巨大的威胁。科举制度与贵族门阀制度最本质的不同在于，科举制度下，官员是以个人身份参与到统治集团的，在皇权的统治下，他们是独立个体，虽然有同年、同乡，甚至名之为“党”的势力，形成党争，但没有牢固的纽带，力量终归有限，所以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贵族就不然了。他们以家族为单位介入政治，是真正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旦失势，诛连九族。因此，只问立场，不问是非，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便是基本原则。由分封制到门阀制到科举制，中国古代政治，其实走的是一条渐进民主化的道路。王莽代汉，对于西汉王朝，是亡国之痛，对于王政君老太太则不尽然，不过是把江山从夫家交到娘家罢了。办成了吕后处心积虑，流血牺牲都没实现的事。所以王政君接受了新朝的封号，当了四年新王朝的老祖宗。
纵览历朝历代，就一部分皇帝而言，母族与妻族可以说是最值得信任的。兄弟本应情同手足，却恰恰是皇位最大的覬觎者，自己最主要的敌人。母族与妻族的人，则完全因皇帝本人而富贵，不可能也没机会投奔他人，必须死心踏地效忠。这样，便产生了一对矛盾，即皇族一姓传承的整体需求和皇帝维护个人权力的现实需求之间的冲突。从更宏观的视野看，是父系伦理和母系血缘之间的冲突，是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之间的冲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汉朝外戚专权以及宦官擅政是常见现象，皇帝的权威并未受到根本挑战。比如王凤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兄，虽然势焰熏天，但最终的决定权依然在汉成帝。再如明代的大太监王振，魏忠贤，得势时何等不可一世，称九千岁，全国建生祠，众多官员千方百计地巴结。皇帝一换，立即失宠且惨死，王振被凌迟，割了两天才死。第一天晚上牵回牢房，还喝了碗小米粥，坚决不让他快死。魏忠贤御赐白绫吊亡。被处置时，他们根本没有反抗的可能。当然，也发生过东汉宦官接连废立皇帝，大杀朝臣的极端事件，但毕竟不是主流。根本上，无论外戚还是宦官，都是依附于皇帝的，本身没有实力。表面看是政治昏庸，皇权受到很大挑战，其实只是有人在利用皇权。
除了残酷的政治斗争，后宫总少不了“美人”及她们的传说。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西施、貂蝉、王昭君、杨玉环，共同点是都与政治离得很近，但四人的政治形象却相差很大。西施色诱吴王，帮助勾践兴越灭吴，似乎大义凛然，但春秋无义战，在一场浙江人打败江苏人，绍兴人报复苏州人的战争中，美女间谍的确伟大不到哪去。貂蝉是否实有其人，都是问题。《三国演义》中的过场人物，当了两派势力、三个男人争权夺势的牺牲品，甚是可怜。杨玉环则似乎完全是负面的、红颜祸水最典型代表。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仿佛由之而起，罪莫大焉。虽然大诗人白居易不朽的《长恨歌》认为唐明皇和杨贵妃是真爱，但后世相信者却不多。相比而言，王昭君的形象最正面，但她起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不过也因其有限，留以想象的空间。
“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赵飞燕姿色绝代，可在玉盘上跳舞，却未入选“四大美人”，主要原因大概因未参与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事，终其一生，不过是后宫玩物。而且当时汉朝处于缓慢走下坡路的过程中。辉煌已过，衰弱未显，如人之五六十岁，也发生不了啥大事。乱世，美人可成为英雄；治世，英雄敌不过美人。项羽垓下之围时，午夜作歌，曹操征东吴横槊赋诗，诸葛亮百万军前抚琴悠然，岳飞歌满江红……战争和艺术本来就不能分开。
与美人相对的，是才女。英雄难过美人关，才女的形象却比美女好许多倍，不过，英雄却仿佛不爱才女。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模仿下也对，“吾未见好才如好色者也”。中国古代，才女也成了系列。最早的才女，应该数大禹的夫人涂山氏。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涂山氏思夫心切，登山作歌，“侯人猗兮”，这就是中国诗歌的起源。尧女舜妻的娥皇、女英在舜死后非常悲痛，飚了许多泪，却没写一句诗。所以德可感人，却不可归入才女的行列。班婕妤算是史有明载的第一个才女了，可惜汉成帝好色不好才，班婕妤郁郁而终。她的侄孙女班昭，是第一个真正伟大的才女，工程浩大的《汉书》是她留给后人的丰碑。东汉末年蔡文姬作《胡笳十八拍》，曹操专门把她作为人才引进。唐代武则天时期的上官婉儿，似乎才华卓荦，但没见留下什么作品。苏东坡的妹妹苏小妹，根本就是传说人物。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才女，无疑数宋代大词人李清照，不仅精通金石字画诗词，而且敢于再婚，也敢于离婚，虽“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但柔弱而不失豪气。至《红楼梦》，才女突然“大规模出现”，虽是虚构，但据作者开篇所叙，是实有原型的。可见，后宫才女不被“青睐”而“失意”，民间才女不缺的，但也难为人所知，只得湮没了。
责任编辑：李婷婷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