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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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王继红先生散文集《轨迹》，两篇文章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一篇是《老憨往事》，记述了一个“那几年也赚下过不少钱，堆在家里都‘懒得去数’”，最终却生意落败债台高筑的人。这个也曾被人称作“憨总”的老憨，智商、情商都够，“颇谙人性，心思聪敏”，甚至经历过人生沉浮——落魄时“曾隐于省府大医院当清厕工”，得意时“日日春风拂面，日日宾至如云”，但最终没能挺住，惨淡收场，用文中话概括：“他乃好大之人，在时风鼓动之下，本是平淡的一个小企业他竟搬弄出奢华的光芒，随后又像一个扎了刺的气球在不经意间憋得无声无息。”另一篇是《寻访赵林松》，记述了“一个被时代洪流抛弃而潦倒的乡村知识分子”，此人少年时代即受鲁迅影响，之后用大半辈子时间从事着与文化相关的事情，研究鲁迅、胡适、中国土地制度、红学等等，却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以至于“原以为上年纪了，生活会轻松一点，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写作，谁知生活却是更加窘迫了，精力也随之不济”。

　　这两个人，让我想到本书作者继红先生自己的人生，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他都算是成功的——这种“成功”，当然有着世俗的评判意味，为清高之人所不屑，但正因有了老憨和赵林松这类人物的参照，才在这个让人唏嘘的世间更显价值。因为，这两个人分别代表的那个“点”——“商”和“文”，正可概括继红先生一生互为参照的“正路”和“歧途”，以及由之而来的踯躅与徘徊，追求与奋斗。而他们最终的“失败”，也反衬出继红先生“成功”人生的诸多值得玩味之处——用我当面与他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他是什么也没耽搁的人。如果再深究一步，甚至可以说水涨船高，相得益彰。

　　我和继红先生相识于2017年9月7日，在微信朋友圈里，我记载了这个事情：

　　上午，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先生托人打招呼，从别的县城专程跑来找我，想和我聊聊文学。我因急着下乡处理工作，没能接待他。他把刊有他作品的两本杂志和一本《白鹿原》送我。我知道样刊对于作者的珍贵，便告他我的邮箱，说文章可以给我发来，杂志还是他留着的好，但他还是硬留下一本。他还说，他不会网购，《白鹿原》是托人买的，并专门强调了这个版本。不忍拂他好意，我把书留下。我说杂志我先收着，等下次见面时他可取去。粗略看了一下他的散文，状人物，为线条式刻画，但语言健朗，颇有可观。文中写到他“十七岁”便“做着文学青年的梦”，让人颇多感慨。发到我邮箱里的小说，容后细看。

　　上面记载，也是“线条式刻画”，我想详细说一下这个事情。听他说（当时就这么说，后来熟悉之后，又多次强调），他是从别人那里听了我一则文学讲座的录音，萌生见我之意。本来，他可以选择直接见我——我猜——当他得知我是“体制内人”之后，采取了一种不消分析肯定是他生意场中常用也常奏效的办法，找了我上级单位一个领导打招呼。我不能说这个招呼没有作用，但当时的我，认为不值一哂，却不妨碍我准备见他。不巧的是，他见我那天，我恰巧有工作急着下乡，所以晤面匆匆，甚至没有邀请他到我办公室闲聊一会儿，因为下面一堆人在车上等我。后来看了他的文章，我有一点愧疚，这点愧疚来自于他真把文学当回事儿，而我有所怠慢，既怠慢了人，更怠慢了文学，所以想找个时间专门去他居住地见他，但最终还是因为性格疏懒没有成行。直到他再次托人邀请我去他那里讲课，这才见了第二面，并开始了之后真正的友谊。

　　第二次见面，我是和聂尔先生一起去的，在《聂尔印象》中，他对这个事情有记述：“三年前，源于早先对文学的热爱，自费组织了一场文学讲座，经人介绍，他和本市的青年小说家张暄前来主讲。”这次他和聂尔的会面，对他意义重大：“很为晚岁余生得他这一知己友人感到幸运”。之后，在聂尔先生的引荐下，他先后结识了更多的作家和文化人，有的还大名鼎鼎，比如北师大文学院教授赵勇，然后他才可以“在北师大听课”（这也是一个文章的题目），所有这些，都助力他更加顺畅地大踏步走上（回归）文学之路。

　　《轨迹》共收录文章30篇，其中2018年之后写成的一半以上，特别是2020年，他的创作呈一种井喷状态，这本书中质量最为上乘的文章，几乎都在这一年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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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红先生见我这个行为，恰验证了他在《在北师大听课》里写赵勇的话：“特别是像他这样的读书人，我又很愿意攀结。幼时屋白家贫，只念过几天识字的书，对读书人一直有着圣贤般的景仰。”

　　关于“幼时屋白家贫”和“对读书人一直有着圣贤般的景仰”，本书多篇文章均有记述，《粗缯大布裹生涯》一文，则更为详尽。这是整部书中最为厚重的一篇，凡15节，一直从他13岁初中辍学写到30岁辞职经商，时间线是1966年至1983年。这篇文章写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个人生命轨迹附着于历史洪流之上，让我们看到那么多环环相扣的历史事件串成的链子，怎样束缚又拖曳着一个青年的成长。

　　好在，时代造成的艰难困顿常态，并不能阻碍命运对一个人的偶然垂怜，用继红先生亲口和我说过的一句话表述：他所有的幸运，均有赖于上帝天幕下的一隙漏光。这些偶然，这隙漏光，却决定了他人生的走向。第一个偶然，是成为一个拖拉机手，不说这个愿望实现之后很长一段岁月里他多么“风光”，关键是，终于熬到那个能够放手一搏的年代，他敢于辞掉农机站那个令人艳羡的饭碗，不仅仅是靠着“不时用一种朦朦胧胧的信念，把恐惧埋葬，筑着人生的坚强”的胆识，更是那么多年当拖拉机手积累的某种技术性经验，因为，他后来经商，从事的正是这个相关行业，并且不断发展壮大，直到今天。第二个偶然，是他认识了原复生和邢书林两位文化人，这种相逢，成为一生都在滋养他的精神源泉——“依着对读书的痴迷，和两位老人对我人生志向的默默影响，我隐隐地有了文学的梦想。”于是，他“在那个文学的春天来临时，我又一头扎进了文学之海，常常就着霖霖的雨声，从深夜一直写到黎明。用蹩脚的文字表达着激昂的青春，并从此把文学视为至高的殿堂。”在《复生先生》一文里，他又这样记述：“他鼓励我写作，并寄予希望，这一束文学的阳光照耀了我的一生。”这两个偶然，恰是他经商与从文的发轫之始。

　　然而，阴错阳差，他没有在文学这条道路上耗下去。在《我与〈山西文学〉的擦肩而过》中，他记述了自己最初对文学的狂热及投稿经历。说阴错阳差，是因为在最初的投稿中，他始终得到几位极富责任的编辑的关心关注，却最终没能把作品发表。而我，更愿意把他的这些遗憾视为上天对他的继续垂怜。不可想象，如果当年他有幸发表了其中一篇，是否立即会受到巨大蛊惑从而痴迷于写作孜孜矻矻九死不悔，却最终因为“屋白家贫”蹉跎人生不幸成为另一个赵林松？所以，他“因急于突出窘困生活的重围，和感受到了已呈浩然之势的开放之风的鼓荡，萌生去意，随即弃农也弃笔而从商”，我倒觉得他选取了人生的一条好路子，就像这篇文章末尾别人对他的感慨：未写下“大作”，却挣下了“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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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他并不骄傲于自己挣下了“大钱”，他心中真正的梦，还是要写下“大作”。而且，他似乎特别介意别人仅仅把他当作商人，哪怕是成功的商人，更介意有人戏谑他有钱。曾经在一个微信群里，一堆人开一个玩笑，说到起劲处，我顺带提了一句“王总有钱”，只为给接下来的玩笑做个铺垫。那是无伤大雅的顺带，但他特别介意，专门回了我一句：文人不谈钱，谈钱太俗气。以至于群里一位朋友私信我，王总太正经了。

　　日常交往中，我们一干人都称他为王总，因为他是名副其实当仁不让能在姓氏后被冠以“总”的人。但在公众场合向陌生人介绍他身份时，他很不情愿被人称作“企业家”，又逃避不过别人对他身份的好奇，只好自谦为“小业主”。在《老憨往事》里，我找到了他何以如此的认知依据：

　　其实他不解，商人常为府中人所鄙，是不屑的。商人嘛！当命运把你抛进这个不清不白的行当，你的身上就涂了难以改变的底色，令世人明里所鄙暗亦所好的铜臭之气亦终生难洗。就像旧时上海滩的杜氏可有一比，飘一袭长衫，袖一把折扇，装得一副先生模样，其实他对文化人也是有着诚意的追慕和景仰，但这些能洗白他上海滩黑道的底色吗？

　　就像上面表述的那样，他更愿意被人视作一个文人、一个作家。在我认识他时，他已经写下那么多文章，只不过，由于谦虚，他尚不愿意自称为作家。他一直在积蓄力量，圆他年轻时就立下的作家梦。在读完这本散文集《轨迹》之后，我知道他已经跻身于真正的作家行列了，就像见面时大家直抒胸臆对他、对他这本书的赞誉：这本书尽是“干货”！或者，他早已跻身于这个行列，只不过，他靠这本书向世人作了一个集中的展示。

　　几次闲坐，继红先生总感慨我一个体制内人，何以能够不偏不倚去看待并阐释一些事情。我初不以为意，但他几次说起，我才意识到他真有这个好奇，似乎还期待答案。我终于带了一星虚矫说道，是知识赋予的良知。说虚矫，是因为有给自己脸上贴金之嫌，却也是实话。知识是能够赋予人良知的，一次和他闲坐，他总结自己，说“一正对万恶”，大致也是这个意思。

　　有时，我觉得我的人生之路，或者说写作之路，和他有一点共通之处，也就是，从来没有为写作而写作，而是先把生活弄好。我一直在工作、写作、家庭之间小心翼翼寻求平衡，没有把自己打造成一只不管不顾的“写作动物”（说实话，我是羡慕钦佩这种人的）。我也曾有过机会更换一个更有利于写作的职业，却继续选择留在这里。

　　关于这点，我深受英国思想家切斯特顿影响，在切斯特顿看来，对生活真正的拥抱，就是选择你不大喜欢的生活。他举例，一个人“逃离自己所住的街道，是因为这个街道的生活沉闷”，切斯特顿认为这是在撒谎：

　　他逃离自己所住的街道，实则是因为这个街道的生活太刺激，刺激是因为它苛求，苛求是因为它是鲜活的。他能够游览威尼斯，因为对他而言，威尼斯人只是威尼斯人，而他自己街道上的百姓则是人。他可以盯着中国人看，因为对他而言，中国人只是一个让人盯着看的被动的物体，而如果他盯着隔壁花园中的老妇人看，老妇人就会变得主动起来。简言之，他被迫逃离那个过于刺激的社会。那个社会中的人与他同等，都是自由人，任性、有个性、故意与他不同。

　　推演到继红先生身上，我认为他正是在这波诡云谲的商界浸淫这么多年，见了那么多的世态炎凉、尔虞我诈和蝇营狗苟，才有了这么通透的眼光，继而写出这么蕴藉又老到的文章。而持久不变的文学梦，一直支撑着他对阅读的爱好、知识的渴求，让他秉持了独特的眼光和胸襟涵养，才能在商界顺势而行立于不败之地，就像他分析老憨落败的原因：“究其根本，还是未识得江湖大势所致”。“粗缯大布裹生涯”的下一句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尽管他说自己写下这个题目很随意，和后一句也无关联，我偏偏认为后一句更能形容他，概括他，褒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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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红笔下，多“草木之人”。

　　“草木之人”是《那条小河》里他母亲的说法，用他的话说，“也就是些凡夫俗子”。除了老憨、赵林松，《轨迹》里的伯父，《那几位故人》里的几位先生，《父亲的辉煌》里的父亲，《我的爷爷》里的爷爷，《大山的苍凉》里那两位孤独而悲凉的老人，《老常家的鸽子》里的老常，《板头》里的板头，《老木的心结》里的老木，《粗缯大布裹生涯》中的那些“四类”“五类”分子，都是草木之人的具体形态，他们潦草、寡淡、无可奈何地活在或活过这个人间，人生所有的精彩和值得，似乎只能化为他文中那寥寥几笔。

　　比如“父亲”，他这样写道：“我一直对父亲是很轻视的，以为家境的贫寒是父亲的罪过”。这位1946年参军1951年退役的父亲，“回乡后一直在生活的底层默默地卑微地生活着，忍受着贫困生活的磨难”，忍受着儿子的偏见和疏离。直到1990年代，民政部门给他们这些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军人每月发放二十五元生活补助，“已是六十多岁的父亲竟像孩子一般地笑了”，而作者那时已经“自以为很有钱的样子”，所以对那不值一提的二十五元钱和父亲高兴的样子很是不屑一顾，直到父亲去世之后，他才懂了，“父亲其实视它为自己的尊严和荣耀，并在心中默默守护着他生命中这唯一的尊严和荣耀”，令人唏嘘不已。

　　他的恻隐之心和悲悯之情，充盈整本书的字里行间，以至于他在《男人你为什么哭》中感慨道：“小人物的记忆也是历史的镜子，也是一粒构建历史大厦的材料，尽管如尘埃般的渺小与卑微。人如蝼蚁，但岂能自甘为蝼蚁。时代更不应把小人物化为蝼蚁，轻视他，碾压他，而更应予以他们尊严，关怀他、激扬他。”我以为，他自己写出的这句话，是对他勾勒的这一帮草木之人文学价值的准确概括。

　　整部书中，有两处几呈旖旎之态的特别暖色。第一处，是在《干娘》中，因为义父朴素得体的装束和鹤立独行的气质，他豁然明白：“原来生活的秘密都出自女人之手，一个男人的气度中没有了女人气质修养的浸润，是干涩的，是不仁厚的，是没有柔和感的，不管她是祖母、母亲、爱人或为情人。”第二处，是《粗缯大布裹生涯》中，他看守的某壮汉有一情人，除夕那天，情人来给壮汉送来饭和衣物，所有的行为和物品，因为有了柔情的照拂，在作者眼中都焕发出特别的光泽：“那一天改变了我对他们私情的粗鄙看法，那一幕化为我对爱情的另类认知。”正是这些段落，让他那带有厚重历史感和苍凉现实感的文字柔软起来，也焕发出特别的光泽。

　　《轨迹》一书，记载了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事，这些人事交错在一起，勾画出继红先生自己的一条人生轨迹。在这条轨迹的末尾，他到底如愿成了一个会写文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