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国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了成千上万中国青年的命运，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几十年来，我见过太多的人在为1977年的高考而慷慨激昂、口若悬河、奋笔疾书，但从未见过有谁站起来为1977年的中专考试说上一点什么或写上一点什么。
事实上，1977年我国的中专考试和高考是并立于改革潮头的，他们如同一对同卵双生的兄弟，同时呱呱坠地，同时健康成长。
如果说，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了许多青年人的命运，那么中专考试制度的恢复则一定是改变了更多青年人的命运。
冬去了，春来了，花开了。经受了嚴寒折磨的人们，脸上顿时绽放出如花儿一样美丽的笑容。积累了整整十年的浩浩荡荡的考试大军，同时走进全国各地的考场，其场面之壮观、影响之深远，世所罕见。
能够成为这浩浩荡荡队伍中的一员，我三生有幸。
那年冬天，在那场突如其来的考试面前，我很是手忙脚乱了一阵子。先报了中专，又改成大学，最后又改回中专。因此，我成为一名中专生，并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庞大的但并不像大学生那样光彩照人的队伍中间。
但，我的名字似乎还是被当地一些考生给记住了。不断有人对我说，像你这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若要报上大学，定然会实现更加华丽的转身。
当时，我也坚定地认为，我把一次更加华丽转身的机会给错过了。我也曾为这一似乎优柔寡断的选择而悔恨了好多年，就连做梦也在叹息。
后来，我想尽办法来弥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文凭搞到一大摞。与之相随，履历表上的学历也在噌噌往上蹿：中专，大专，大学。而且都是牌子很硬的那一种。
再后来，研究生的学历也差不多到手了，我突然停住，问了问自己的内心：搞这些学历有啥用呢？啥用都没有！简直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原来我的内心深处只承认我是一名中专生，而拒绝其它任何学历。
于是，我把这种所谓的后续学历以及它给我带来的种种虚荣彻底地扔一边去了。退休后，愈发觉得没意思，愈发觉得碍眼，于是只用了一根火柴，就将那一堆十年不寻常的辛苦所换来的东西化作一股袅袅青烟，轻轻地，让它飞走了！
细细想来，那个中专文凭，倒是实实在在，虽然有点低级，但它却是我安身立命的根基。是它的一路引领，让我从农村走到城市，从农民变为市民，实现了我人生的蜕变。其余的文凭，虽然光鲜亮丽，可曾给过我些什么？
像糟糠之妻那样，虽然相貌平平，未曾引起我的心动，更谈不上什么死去活来的炽爱，但她善良贤惠，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给了我家庭、给了我儿女、给了我需要的几乎一切。我还能有啥说的？我们必须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履历表上，过去出身一栏填成分，后来出身一栏填学生。过去我的出身是中农（文革时期村里硬给提拔成了上中农），后来我的出身是中专。
中国，中庸，中农，中专，加之我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也处于中间位置，我相信我的命离不开一个中字。
爱因斯坦说过，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想，此话如果成立，那么世界上的所有事物，既有其共同的运行方向，又有其各自该去的地方。
人，不管心上曾经有过多少痛点，但我们必须尊重当初自己的选择，必须尊重自己的行走轨迹！
一
1977年秋分一过，晋西北的天气明显转凉。
我记得，我们还在地里刨山药、场上打谷子，五寨县就召开了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简称农水建设）大会战的动员大会。
应该说，正值秋收大忙季节，就着着急急上马冬季大规模的农水建设，多少还是偏早了一些。可在那个年代，凡事都讲究一个早字。早计划、早安排、早动员、早部署、早行动、早落实、早检查、早督促、早评比、早总结，几乎成为办一切事情的思维定势和工作套路。
名为冬季农水建设，但实际上却占去整整半个秋天。这一挤占，势必会打乱正常的农事活动。
县上的动员大会刚刚开过，各公社就迅速进行贯彻落实。
山道弯公社位于五寨县的西北端，与河曲交界，距离县城100多里，是全县最偏远的一个地方。公社书记、主任、武装部长一行八人，开完会找了个手扶拖拉机就打道回府，可等回到公社，已是晚上七点多了。为了做到“贯彻上级精神不过夜，” 他们不顾车马劳顿，连夜召开了各村的领导干部会议。
第二天，各村各队照葫芦画瓢，再层层开会，贯彻落实县上和公社的会议精神。其实，照葫芦画瓢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就一般情况而言，越是上面的会议越是复杂抽象，越是下面的会议越是简单具体。
等会开到村上队上，什么目的意义、方法步骤、工作重点、工作要求之类花里胡哨的东西一概没人讲了，开会的核心只剩下一个，那就是出多少人，出多少钱，出多少粮，以及如何来出？实质上就是研究解决“一平二调”中无偿调拨的问题。
出钱出粮倒不在话下，都由大队统一解决，可出人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它会冲击到好多个家庭正常的生活秩序。
那时候，村里每年都要派出一部分强壮劳力参加县上或公社组织的修路、修坝、修渠等工程建设。社员们都知道，这种外派人员，除了受苦受罪以外，别的好处啥也没有，在村里挣多少工，出去还是挣多少工。又且，自己出去了，家里的营生就没法子周转了。比如，我们村子的人畜吃水，一般都得由大男人们起早贪黑到二里多远的深沟里去挑，你要是走了，这任务让谁来完成？这还仅是一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烧火做饭扫院落，撵鸡放羊喂牲口，担土垫圈搂圪渣，营生多着呢，样样都得有人去做。
事实上，越具体的事越缠手。有时候县上和公社的领导靠红口白牙的大话空话套话就可以把日子糊弄过去，而到了农村，想要见了矛盾绕道走，真没那买卖。谁都知道，村干部的行事风格多半都有几分霸道和几分蛮横，其实，说句实话，那全是被逼出来的。我一直认为，这个世上最难当的官儿，不是省长，不是市长，不是县长，而是农村的生产队长。
那年，五寨县冬季农水建设大会战的主要任务是修建从南峰公社到三岔公社长达30公里灌区内以土石为基础、混凝土为沟槽的主干渠。就工程规模而言，这是建国以来，五寨县继南峰水库主体工程之后，举全县之力修建的又一大配套性的水利工程。如此浩大的工程，计划抽调6000个民工，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在两个冬天完成。难度可想而知。
当然，这项工程建成后，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它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南峰水库的丰厚蓄水，解决五寨县八十里丁字平川数十万亩耕地的灌溉问题，还可以解决一部分村子的人畜吃水问题。应该说，它与那些纯粹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還是有着本质的不同，它虽然也打上了强烈的时代烙印，但绝对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心工程。
为了把这项工程抓紧抓好抓实，按照当时的说法是，既要轰轰烈烈，又要扎扎实实，县革命委员会专门成立了冬季农水建设大会战的指挥部。
指挥部设在灌区北中段位置的新寨公社所在地。指挥部的总指挥自不必说是由县革委的一把手亲自担任，副总指挥由县革委的常委共同担任，指挥部其他成员则一律由县直部门和各公社的主要领导担任。在此基础上，指挥部又下设若干个工程小组，可谓门类齐全，结构严谨。
如此强有力的指挥系统，调度和控制全县各类建设资源，其权威性无容置疑。
在动员大会开过以后，全县上下雷厉风行，不舍昼夜地抓紧准备，谁有困难谁克服，谁有问题谁解决，矛盾绝不允许上交。到第七天头上，所有的人财物都全部到达指定位置。
这次农水建设，还有一个特点是，全部采用军事化的管理模式。每个村子为一排，每个公社为一连，全县十八个公社十八路人马组成一个团。当然，排里面还有班呀组呀什么的，从大到小，一应俱全，完全套用了部队上的组织建制。团长由县革委主要领导担任，连长、排长以此类推由公社和村子里的主要领导担任。
因此指挥部就又有了一个雷霆万钧的名字，叫五寨县冬季农水建设作战团，典型的一套人马两个牌子。
我们知道，军队在作战之前，一定会有一个干脆利落的作战命令。这次冬季农水建设大会战也是如此，在全县的动员大会上就将各路人马的工作任务讲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随后层层传达会议精神，实质上是层层分解会战任务。而且，为了保证所下达的任务不打折扣，还层层签订了军令状。
大会战6000名民工的主要任务是采掘和运输工程所需各种类型的建筑材料。至于大渠的垒砌施工，则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因为它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只能由县上的专业队来完成。
工程所需材料主要包含土、石、沙、水泥四种。而在四种材料中，除了水泥由县上统一解决外，其它三种材料的供给都分解到了各个连队和基层单位。
实事求是地讲，这些材料采掘和运输的难易程度还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比如，土可以就地取材，到任何一个地势较高的土丘或山角下都可以挖取，以不损坏耕地为原则。而沙子就相对要难些，得到地势比较低的河槽里去挖，路程虽不算太远，但拉着沙子需一路上坡，又且路基松软，费力费苦自不必说。最艰难的应该是石材，一律得到五寨和偏关交界处一个叫云梯峁的石山上炸取，不仅风险大，而且运距远，动辄就是几十里。
那时生产力极其低下，根本没有什么机械化作业一说，一切材料的采集、装卸和运输都得依靠人力和畜力来完成，我们在工地上所能见到的最先进的生产工具莫过于毛驴拉着的小平车了。
我们山道弯连队便是一个典型的赶着毛驴拉着小平车的连队。
我们安营扎寨的村子是离指挥部仅有几里路的旧寨大队，所承担的任务是从旧寨附近的河槽里往灌区上拉沙子。因为拉沙子太费力气，只靠人力无法完成，那就得凭借最先进的生产工具了。
话分两头，再折回来说一下我们村子为本次农水建设大会战抽调人马的事儿。其实，不是抽调人马，准确地说应该是抽调人驴，因为山道弯公社给我们村分配了八辆驴拉小平车的任务。其实很好计算，有一辆小平车，就需要有一个拉平车的驴，也就需要一个赶平车的人。这样车、人、驴才会协调配套起来。另外到了旧寨，人需要吃喝，驴也需要吃喝，这样就需要另加一个担水做饭和喂牲口的，如此算下来，一共是八辆平车、八个驴、九个人。
那天，我们村子先召开村干部会议，再召开群众大会。村干部会议的任务是商定抽哪些人、哪些驴、哪些平车的事儿。群众大会的任务主要是宣布村干部会议的有关决定，并做好有针对性的宣传和解释工作。我是村子里的团支部书记，虽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但诸如此类的干部会议则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是秋收大忙季节，所以村子里开会也非常讲究效率，能一句话说清楚的，绝不会用第二句话。人到齐以后，支部书记开门见山说明了要研究的事项，然后请大家发言。
支部委员文亮爷爷说：“军令如山倒，要人给人，要驴给驴，要啥给啥就是了，这没啥好商量的。”
支部书记赶快打断文亮爷爷的话：“要啥给啥，理是这么个理。驴好办，挑八头口小能干活的驴就行。平车子也好说，把库房里的平车子挑出八辆来，让三木匠小修小补拾掇一下就能使用。可是抽人就得动动脑子了，得看谁听话，看谁实在，看谁做营生利索，千万不要给咱考虑那些油嘴滑舌，投机取巧，只能瞅旮旯，不能下苦力的三等社员。这些人派出去给咱丢人现眼哩。”
文亮爷爷接过话来：“不是给咱丢人现眼哩，而是这种人根本就派不动。他们又懒又馋，又能使坏，活儿干不好，歪理邪说还一套一套的，要是把他们定上了，接下来怎么办？社员大会还怎么开？让他们一叫唤，一顶撞，一圪搅，看样学样，狼碰开门狗也跑进来，其他人也派不动了。”
大队长世德爷爷把小兰花烟锅子用劲抽了几口，然后胸有成竹地说：“不用绕弯子了，我来提名字吧。提出来，大家看合适不，合适就定下来，不合适就另外寻人。当然像你们说的那几个鬼见愁，我肯定不会提出来。”
其实，世德爷爷和支书的关系谁都清楚，他俩不仅是本家叔侄，而且工作上配合得也颇为默契。他俩经常在会上一唱一和演双簧，一个拉弓一个射箭，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红脸。惹人的事多半由世德爷爷出面，讨好人的事打圆场的事多半由他侄儿子支书来出面。难得的是世德爷爷乐此不疲，一辈子都是这样，甘愿屈人之下，从不计较什么干锅油气。
说来也怪，按说世德爷爷一辈子当干部，尽做傻事，尽被人利用，该是把村子里的人得罪遍了，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世德爷爷不仅没有得罪人，反倒落下一摊子好名声，人们说他心直口快，有杀有放，不斗心眼，胸怀坦荡，是一名真正能够驾驭得了复杂局面的好干部。即便有些事做得过分，那也是受人指使，与他的本意无关。
也真是，如果在群众中没有一定的威望，怎么能在领导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十几年？
父亲说世德爷爷看上去傻不拉叽，实际上比谁都精明。我也这么认为。
会上，世德爷爷提出一连串名字供大家讨论，大家稍一斟酌，觉得无可挑剔，很快就将八个外派人员定下来。仔细一想，世德爷爷真是良苦用心，所提八个人员，皆为清一色的老实疙瘩，没有一个扎牙货。
不过，最后还是有一个人选把会议给卡住了，那就是谁去带这个队？现在兵齐了，短一个带兵的人，而这个带兵的人只能从在座的这些村干部里边产生，大家大眼瞪着小眼。
这个人选，世德爷爷并不曾提议。
按说上面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带队之人必须是村里的主要领导。谁都清楚，主要领导指的是谁。可支部书记说他家里有困难去不成，主任说他身体有毛病去不成，再挨个儿往下说，不是这困难就是那问题，眼当对鼻子，自己不想去又不好提议别人去。因为大家都清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最普通的道理。
会议僵在那里，静静地，一动不動，世德爷爷也靠在桌子上，微闭起小眼睛，一个劲地拿着烟袋吞云吐雾。
最后，还是文亮爷爷打破会场的沉闷气氛，他说：“你们谁也不想去，这困难那问题，明摆着，出去会受罪，不如守家在地舒坦。现在支委成员里只有生产队长和我没说话。生产队长世德老汉，自然不能走，走了谁来吼吼喊喊抓生产？我已经是年近六旬的人了，让我去带队，大家于心何忍？如此这般，那也就是说，七个支委谁都不能挂这个帅了。那该怎么办？剩下的人，这不是，就这两位了，一位团支书，一位妇联主任。妇联主任有孩子，肯定不能考虑。那么还有谁呢？磨眼子里放屁，没推头了，好歹就是团支书的买卖了。”
文亮爷爷说到此处，大家齐刷刷地把眼光扫射到了我身上，我顿时有了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
而后，世德爷爷啪啪啪把烟锅头子在地砖上磕打了几下，转过脸来笑眯眯对我说道：“这倒也是个办法，钟生，你看能不能去？”
我略微迟疑了一下回答：“世德爷爷，文亮爷爷，二位都是我非常尊敬的爷爷，你们让我去，肯定是看得起我来。你们问我能不能去，我作为小辈，哪里能说顶脸面的话。可是请二位爷爷想一想，我仅是个村子里不上席面的小毛卒卒，离主要领导七帽子八远，八竿子打不着边。俗话说座板凳称身份，我怎么能自不量力，给个竿竿就顺着往上爬呢？”
此时，会场上出现了一阵短暂的笑声。
紧接着，大家就围绕我能不能去带队这个话题议论开了，有和我观点相同的，有和我观点相左的，也有模棱两可的，始终难以达成一致。
见会议再度陷入僵局，世德爷爷不失时机地又扮开黑脸，但今天的唱词似乎出奇地新颖。他不紧不慢地对我说：“钟生，你说得也很有道理，团支书确实是离主要领导的位置远了一些，但你年轻，有后劲，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前途大着哩。年轻人进步，既得靠组织培养，又得靠自己努力。钟生，你也不要谦虚，该上就上，千万不要错过这八辈子都等不来的机会。”
世德爷爷说话向来很直，但今天却一反常态，搞了一个很大的弯弯绕。表面上看无懈可击，可明眼人都知道，他是在忽悠我。什么八九点钟的太阳，什么前途远大，什么组织培养，什么该上就上，纯粹是言不由衷。你想，真正要是一次八辈子都等不来的好机会，怎么会遭到所有村干部的推卸、抵触和冷落呢？怎么还会轮到在家族对立中经常为主要领导重点设防的一个年轻人头上？
说实在的，世德爷爷的这些话，让我内心十分反感。明明是个苦差事，你们谁都不想去，捉我个大头鳖也就算了，为何还要把这个苦差事硬加码成八辈子都等不来的好机会？我又不是个二百五，被你们卖了，再帮你们数钱，真是的！
我们的支部书记向来以沉得住气而名闻乡里。他看见事情到了瓜熟蒂落的地步，才站起来伸了伸懒腰，慢条斯理地开始拍板定案。他说：“我完全赞同大家的意见，支委们各有各的困难，我很理解。即便你们要去，我也会横竖把你们拦住。由我们团支书带队，既是一个无奈之举，也是一个聪明选择。团支书，年纪轻，有文化，一贯踏实能干，也是支部的重点培养对象，出去锻炼锻炼，只有好处没有赖处。当然，在带队这件事上，咱们村子的情况特殊，我还会尽快给公社领导作个专题汇报。”说到此处，他又转过头来对我说，“希望你出去把队伍带好，保质保量完成大会战交给的任务。”说完笑容满面地问我，“钟生，你还有啥要说的？包括你的困难。”
我非常清楚，支部书记更是在演戏，他的演技那绝对是炉火纯青，评个全国的梅花奖也应该是绰绰有余。
五荣叔曾经有个惊人的发现，他说村子里的会议，每有难以派遣的营生，总会开启“苶球谝山汉”的模式。
谁是苶球？谁是山汉？这次会议究竟是不是苶球谝山汉？因为拿捏不准，我也不敢妄断。
我冷静一想，这个带队的差事既然不可避免地落到了我的头上，与其叫苦不迭，还不如顺坡下驴也来几句漂亮话，这样既可表明自己的胸怀，又可保全大家的体面。
于是我稍微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然后颇为高调地回应支书的话：“请支书放心，请支委们放心，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村子里的主要领导，但我知道组织性纪律性是怎回事情。既然大家信得过我，让我扮演这个重要角色，那我就顺着竿竿往上爬他一次。用你们的话说，就是不要谦虚了，该上就上，抓住这个八辈子都等不来的机会，去磨砺自己。这当然是大家的一片好心，一片苦心，我感谢各位。可是，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不论好事赖事，大事小事，难事易事，都得有人去做。你不做谁做，你不干谁干？不用说这是一次农水建设的大会战了，即便是真的起了战事，拉我们上前线，去堵枪眼，那又能怎么样？我们的前辈，不都是这样子走过来的？在座的文亮爷爷，南征北战，英勇杀敌，献出了宝贵的青春，落下了二等伤残，回村后不居功不自傲，仍然在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你说，我们年轻人在组织需要我们的时候，有什么理由跳出来讲价钱、讲条件、讲困难……”
听了我的表态，大家一个劲地夸我够个大男人够个大丈夫。我当然清楚，此时他们的内心，个个都充满成功的喜悦。
就这样，我率领着村子里的八辆平车的辎重车马，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农水建设大会战之中。
二
旧寨村，位于五寨八十里丁字平川的腹部，全村350多户，1100多人，6000多亩耕地。从人口来讲是全县绝对的一流大村，从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来讲也是数一数二的。
旧寨，一听这名字，就有一种神秘感，就会让人联想起旧兵器时代的一些军事活动来。词典上讲，寨乃防守用的栅栏，引申为旧时驻兵的营地。旧寨这个村子，旧时屯没屯过兵，无从考证，但1977年驻扎过一个冬天农水建设大会战的民工连队，则是千真万确的。
也可能是因了这个神秘的名字，那天在去旧寨的路上，我的脑子里老是回旋着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兵车行》。看着我们这一行拉着行装、草料、粮食的平车，听着驴蹄子在柏油路上踏出来的串串清脆而有节奏的声响，我的脑子里总在一遍一遍地背诵：“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其实，眼前的情景与这首千古绝唱驴头不对马嘴，哪有什么马萧萧，哪有什么走相送，哪有什么咸阳桥，可明知不搭界，还硬是要胡乱纠扯。人这颗脑袋，真是有点儿稀奇古怪。
五十里路，走得人困驴乏，等到了旧寨，已是中午时分。
在打前站的贵生指引下，我们很快在村子西头找到将要入住的两个院落。一个是杨氏院落，五间大正房，院子颇為宽大。一问才知道，这家主人是某公社刚刚退休的干部。这五间大正房中，西面三间住着房东的儿子一家，东面两间的一堂一屋供我们作伙房和宿舍，院子的西南角有一大溜小房子作驴们的草房和圈舍。这个院子就是我们这个排未来几个月多功能的宿营地，比我们想象中的场所强出了许多。另一个院落的主人姓李，院子不算大，典型的农家小户，但收拾得利利索索，房东从三间正房中拿出一间来给我们当宿舍用。
安顿下来，大家一齐动手，先喂牲口，再做饭吃。
约摸下午三点来钟，我刚放下碗筷，就听得院墙外有人呼喊：“徐家村的带队，赶快去连部开会，快去，不得有误。”
我一路小跑到了连部，见那房子的听会席上已经坐满人。我找了个拐角旮旯勉强坐下来，环视一周，不免慌乱起来，原来其他村子都很守规矩，来的人不是支书便是主任，只有我这么一个另类。那天我们村的支部书记倒是说过，他要就其带队的特殊情况给公社领导作一专题汇报，可鬼才知道他汇报过没有。我心想，怕是拉下糊糊了，说不定我这一来便会遭到发落。
不大一会，公社领导们进来了，在对面的条桌前依次坐好。还是官场上那一套，主任主持，书记讲话。因为之前工程上的任务已经明确，所以书记讲的和主任强调的就一件事，那就是连队的组织性纪律性问题。要求我们所有人员发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优良传统，虽不穿军装但要有军人的样子，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和房东搞好关系，和整个驻地搞好关系。不能打架斗殴，不能胡作非为，不能发生任何有损于连队形象的问题，尤其是离家在外，要把那些火烧火燎的光棍后生们看紧了，千万不能让他们干出跳墙头之类的事来，云云。
在整个会议期间，我像做错事的孩子，一直低着头，假装做笔记，生怕把话题揽过来，被领导当场开涮。
开完会，我掉头就往外走，不想还是被公社的马鸣宏书记给发现了，他大声吼道：“徐家村的小徐，你等一下，还有事，别着急走。”
他这么一吼，我的心情反倒平静了许多。我心想，能有啥事？无非是说我没资格带队吧，其实我又不稀罕这个差事，这又不是我争来的或抢来的，而是村子里的那几个老头子连哄带骗，说年轻人该上就上，说这是个八辈子都等不来的机会，说出去只有好处没有赖处，说出去还可以得到锻炼，硬把这营生给我码驾在了身上。如果公社领导不认可，那好说，只要有个干脆话，我可以马上拍屁股走人。
可是，非常令我意外，马鸣宏书记不仅没有解除我的带队职务，还狠狠地提拔了我一家伙。
他笑容满面地对我讲：“小徐，是这么个事，按照指挥部的安排，每个连队都得成立一个宣传小组，给县广播站和指挥部的《战地快报》提供动态和新闻稿件，以反映本连队大会战热火朝天的战斗景象、改天换地的精神风貌、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英模事迹。动态倒是好说，让公社的干部们每天往上反映就是了，可新闻稿件，就需要专业水平了。你知道，咱们公社小，这方面的人才少，我们觉得还就是你能干得了这种差事。这是一个复杂劳动，马克思认为，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也就是说在相同时间内，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要比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会高出很多。”
因为马鸣宏书记是省委党校毕业的高材生，又当过若干年县里的理论教员，所以在讲话中，经常会秀两句理论。
他大概也感觉到了此时秀理论有点多余，于是微微一笑重回正题：“咱们连宣传小组的组长是公社团委书记侯新文同志，这你熟悉，上下级嘛！你给咱当副组长，协助他把这个工作搞起来。另外你在咱们连队还要细心一点，看谁还能写两句，也给咱组织进来，共同完成这个任务。具体的宣传任务，你去见见侯新文同志，好好商量商量，最好是搞个计划出来，也有个目标和遵循。当然，你这是兼职，希望你两头兼顾，既把排里的工作抓好，又把宣传上的事情做好。这种兼顾，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更有利于你的新闻写作，因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又是认识的动力，还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实践出真知就是这个意思，知行合一则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有道是主观必须见之于客观，认识必须统一于实践。”
说着说着，一不小心他又拐到了理论上。
我早知道，马鸣宏书记的理论水平非同一般。我也多次聆听过他带有浓厚理论色彩的讲话。然而，如此近距离听他秀理论还是第一次。我总觉得，他的思维，仿佛只有在理论的蓝天下才会振翅翱翔。
马鸣宏书记的一番话，说得我热血沸腾。我一个村子里的泥腿子，居然受到了公社领导重用，你说我怎能不激动万分？怎能不受宠若惊？我努力压制着激烈的心跳，给马鸣宏书记表态：“没问题，请书记放心，我会在火热的生活中升华认识，在伟大的实践中淬炼思想，努力写出具有时代特点和有家国情怀的作品，以此来报答组织的关心和领导的厚爱。”
我心想，你秀我也秀，只不过秀的风格不同而已。此时的我，很是开心。
紧接着我见了侯新文书记，并按照马鸣宏书记的安排一起拟订了山道弯连队的宣传报道计划。最核心的内容是，每周要给指挥部和县广播站提供两篇以上的新闻稿件。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计划，竟把我牢牢地绑在了大会战的战车上，以至于在真正改变命运的历史机遇突然到来时，失去了腾闪挪移的空间。这是后话。
这里，有必要追溯一下我最初写新闻那些事儿。1973年1月，高中毕业，我回到村上，泥里出水里进，觉得很不是滋味。在公社医院工作的本家继道二爹对我说，有志者事竟成，总得寻一条出路，万不可就此沉沦。我心想，有上层户这顶帽子压在头上，出气都困难，还谈什么出路？有一天，下乡干部方红霞给我支了一招，她对我说，你那么聪明，又有文化基础，何不试着写些东西？我有个亲戚就是靠写作吃上公家饭的，后来竟然还当上了领导干部，这条路也许能帮助你冲破成分的束缚。她的话给了我信心，于是我开始学习写作。在煤油灯下，不顾一天的劳累，半夜半夜地折腾，写诗歌，写散文，写小说，写新闻稿件，啥都写，初生牛犊不怕虎。可半年过去了，写好的东西寄出去泥牛入海了。正在十字路口彷徨时，县广播站总算播了一篇我的稿件。虽然文字不长，但这个迟来的爱对我无疑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后来似乎把牌耍顺了，我不停地写，广播站不停地播，几乎是百发百中。再往后县文化馆的《山花》也开始用我的诗歌了，又算是碰开了一扇门。那年县上把我评为模范通讯员，还组织我们到大寨参观了一回，感觉很风光。这样，在山道弯公社那个狭小天地里，渐渐有了一点儿名气。公社有了材料，也常常请我回去捉刀代笔。
来到旧寨的第二天，我们便正式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会战之中。连队给我们下达的任务是，每天每辆平车要往工地上运送两立方沙子。我们测算过，以每辆平车的最大载荷0.25立方来计算，理论上需要跑八趟才行。但事实上，除了路上的抛洒损耗，以及车子的轮流检修外，在工地上的平车每天少说也得跑十趟以上，否则要想完成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里，我们再换个角度，来看看拉一天沙的里程。按平均运距1.5公里（这是当时官方给出的数字）计，跑10趟就是30公里。30公里是什么概念？再加上一锹一锹地装卸，再加上一半路程的负重前行，有过劳动经验的人们都能想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劳动强度。
拉沙子的艰难程度还远不止这些。我们知道，沙子的比重是比较大的。我曾查过有关资料，沙子的比重在1.47—2.9之间，因其密度不同，比重的范围也颇大。这里我们取一个中间数字好了。假使五寨河的沙子比重为2，那么拉一车沙子刚好在半吨左右。当然，半吨重，在一般的平路上，驴子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可是起码有三分之一的路程不是这样，比如在松软的河槽、高低不平的耕地、比较陡的土坡，如果没有赶车人的帮助，仅靠驴的一己之力，是无法拉动车子的。
有鉴于此，我们在每辆车子的左侧都系了一根环形麻绳或皮绳，随时准备把脑袋伸进去，与驴并肩作战。其动作要令是：将右手搭于驴的脖颈上，凝神屏息，把身体也躬成驴的样子，然后大喝一声，像田径场上的百米运动员，但等发令枪一响，就铆足劲儿冲刺。
当然，这不是人和驴的赛跑，而是人和驴的合作。我们的合作，无需言语上的沟通，只需步调上的一致。
倘若遇见驴子偷懒或耍赖，比方听到号令，看上去它是在迈劲儿，实则是作表面文章。用力倒是不假，可它的用力只表现在了蹄或腿上，而没有传导到整个身体尤其是肩膀部位，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不配合和欠揍行为。碰到这种情形，就给它两鞭子。
我们发现，驴也有好驴赖驴之分。
好驴类似于良驹，有自己的品格和情操，有自己的脸面与自尊，尽管眼角经常滚落一颗又一颗委屈的泪珠，但它们顾大局，识大体，牢记使命，固守本分，任劳任怨，无私奉献，不用扬鞭自奋蹄。
赖驴则刚好相反，能偷懒就偷懒，能耍奸就耍奸，能抗拒就抗拒，还经常好耍个驴脾气，好尥个驴蹶子，只有挨了重重的鞭子，感到了钻心的疼痛，才会纵身一跃，全力以赴。
但好驴是大多数，赖驴是极少数。我们绝不可以偏概全，认为所有驴都是被人鄙视的畜牲。我有时候真的很想为驴们鸣个不平。在农事活动中，驴一点也不比牛做的贡献小，可人们却把所有的褒奖和赞美给了牛，而把所有的贬损和辱骂送了驴。甚至在评判人的好坏优劣时也少不了拿牛和驴说事，比如在捧人敬人抬举人的时候，会用老黄牛、孺子牛、垦荒牛等来作比喻;而损人咒人辱骂人的时候，会用老灰驴、野叫驴、杂种驴等来冠名。我觉得，如此对待牛，牛当然高兴;可如此对待驴，驴一定会非常愤怒。在此，我强烈呼吁，人类社会既要仁者爱牛，又要仁者爱驴，在对待牛与驴的问题上，要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
一天又一天，就这么个过法。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就出现在了工地，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才能结束一天的战斗。当然，中午还要有个吃饭和喘息的时间，否则不仅人支撑不下来，驴也支撑不下来。
晚上从工地上回来，还有一摊子营生等待着我们去做。说实在话，此时的我们，已经非常疲惫了。我们多想赶快吃点晚饭，进入休息状态。可是不能，我们吃了，我们睡了，驴怎么办？此时的驴也许比我们更加疲惫，它们无非是不會说话不会表达不会抱怨罢了，我们无论如何都得先把驴安顿好了，再去考虑我们自己。
出门在外，驴就是我们最大的帮手和最大依靠，我们只有全心全意地照顾好它们，它们才会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倘是它们有个三长两短，身体出了问题，我们的拉沙任务还怎能继续？此时此地，至少在拉沙子这件事上，驴和人是一种辨证统一，二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没有驴，平车就会失去动力;没有人，平车就会失去方向。动力和方向，都统一于平车之上，须臾不可偏废。
于是，回到宿营地，我们把切草作为首要任务。不仅切，还得把草切得碎一点，把草筛得净一点，把草上得勤一点。
我们从房顶上扔下几捆干草来，大家轮流上手。沉重的铡刀，只有使出吃奶的劲儿，才能将擩进去的一撸子干草一刀两断。当然，这种营生，除了用蛮力，还得使巧劲。有的人技艺娴熟，会在铡刀提到最高处的一刹那，浑身一跃，双脚离地，悬于空中，然后随着身体的回落，将重力一并用在铡刀上，直切得刀光闪烁、虎啸生风、尘土飞扬、草屑乱溅。这是一种事半功倍的技术，可惜没有多少人能掌握。我天生愚笨，屡试屡败，所以大家都不指望我去提刀，而是让我跪在铡刀的一侧，扮演擩草的角色。擩草虽然不很累，但需要全神贯注，倘若三心二意，离开了掌刀人的节奏，极有可能把手指头切掉。我这个人做事比较专注，所以至今十个手指头还全部健在。
我们往往是边切草，边把驴喂上。等草切了一大堆，估摸着够一天吃了，方才结束铡草营生。
再等一会儿，估计驴肚子里已经有了足够的底垫，我们才解开缰绳，把驴牵到院中央，放几桶刚担回来的凉莹莹的井水，让它们喝个痛快淋漓。我们管这个环节叫作饮驴。
饮驴也有讲究，因为驴是不能喝空槽水（空腹水）的，喝了极易生病，所以先吃后喝，是一个不容倒置的程序。
一天的劳动过后，大家都休息去了，我才开始了马鸣宏书记说的那种在相同时间内能创造出更多价值的复杂劳动。我风风火火地跑到连部，等领导们给了我一些素材后，走进会议室正式铺展开我所承诺过的新闻写作。
那间会议室，空空荡荡，只有我和一个并不明亮而又时不时会忽闪几下的电灯泡相互对视着。我就坐在那天马鸣宏书记讲话的位置，它依旧悬挂在房顶的中央。它俯视我，我仰望它，俯仰之间，送走一个又一个疲劳的夜晚。
我来了，灯亮了;我走了，灯灭了。我们配合得非常默契。
我之所以每天选择在连部会议室里写作，绝不是想在领导们面前显摆什么，而实在是迫不得已。你想，宿舍里五个人一铺大炕，睡前红起黑倒，睡后鼾声如雷，又无桌椅板凳可供使用，这等环境怎么舞文弄墨？
晚上十点钟，我会准时把灯拉灭。我不是机器，需要通过睡觉来恢复体力和精力;我不是正式记者，明天还得重复今天这样的服务劳动加体力劳动;我不是村里的主要领导，不能像其他带队那样只当指挥员而不当战斗员;我不是普通民工，喂好驴再喂好自己就可以蒙头大睡;我不是国家干部，明天绝不会有人给我放假。
我只是我自己，在特定的环境里，只能无条件地服从调遣。
从连部回宿舍，是一天中最后的一件事情，也是最发愁的一件事情。
旧寨这地方的人好养狗而又不善管理，所以不论白天黑夜，都有成群结伙的狗们满街乱窜。我们宿舍离连部差不多有一里来路，又没有路灯，一路上总会遭到狗们的围追堵截，好在我左手拿着一个手电筒，右手提着一根打狗棍，随时可以应对不测。但那种声嘶力竭的叫唤和猝不及防的穿梭，还是会把在黑暗中踽踽独行的我吓出一身又一身冷汗。
我也细心过，想按照马鸣宏书记的吩咐物色几个写手，以便减轻我们两个光杆司令的负担。可访遍连队，竟无一人纳于麾下。倒是有人直言不讳地说，不用说写两句了，好歹连半句也憋不出来。此情此景，令人十分尴尬。
不过，这个门面还是硬让侯新文组长和我这个副组长给撑住了。山道弯连队在少枪没子弹的情况下，新闻宣传不仅没有落伍，在团部每周一次通报的排名中竟然频繁冲入第一方阵。
马鸣宏书记除了好为人师好给人讲点马列外，还有一个点就是对工作要求极高，甚至高到了严苛的地步。所以，要叫他夸下属一个好字，那真是比要命还难的事情。可是，在大会战期间，他正经八百地表扬了我们宣传小组以及我这个泥腿子通讯员好几回。侯新文说马鸣宏太破例了，我则说马鸣宏太破费了。我俩一阵好笑。
奥斯特洛夫斯基有一句名言：“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想，不论将来什么时候，回想起1977年的大会战，我都不应该有什么悔恨和羞愧，因为在那个激情燃烧岁月里，大会战的天空回荡过我稚气未脱的文章，指挥部的快报飘洒过我青春年少的墨香，宛若巨蟒的大渠凝结进了我热血沸腾的诗行。
三
晋西北的深秋，冷风飕飕，寒气逼人。
1977年10月21日上午，在拉沙途中，我突然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那就是我国停滞了十年的高考制度终于得到了恢复！
消息听得很不完整，因为那天刮着大风，消息又是从一公里以外新寨指挥部的高音喇叭传过来的。而那天的风向风力风速极不稳定，时而把声音吹来，时而把声音卷走。尽管我把手搭在耳朵上并不停地改变着方向，可听到东西依旧是有一句没一句，断断续续，零零散散。
但无论多么零散，招生制度的改变，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了。至于细节，早知道或晚知道还有什么紧要？
这一爆炸性的新闻，顿时使我血脉贲张，心潮起伏，激情澎湃，感觉头顶上有一股巨大的热流在呼呼地蒸腾。
此时的我，仿佛已经和这个季节没有了关系。我把山羊皮皮袄脱下来，顺手扔到平车上，上半身只剩下破得小洞连着大洞的蓝秋衣。我咬紧牙关，攥紧拳头，朝着自己的胸脯猛烈地击去。
此时的我，似乎已经和周围的一切都没有了关系。我不管周围的人怎么看我，驴怎么看我，以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有灵性的没灵性的所有活物怎么看我，我跪倒在地，朝着北京的方向，一個劲地猛磕响头。
对了，此时的我好像与那辆平车也没了关系。许久，等我醒过神来，发现周围啥都没有了，包括我赶的那辆平车也不见踪影了，我估计十有八九是被那头黑毛驴自由自在地拉走了。视野内一片静寂。
前面说过，人和驴是辨证的统一，人是平车的方向，驴是平车的动力，二者相辅相成，统一于平车之上，须臾不可偏废。可今天这辆动力与方向严重分离了的平车跑哪里去了？我循着车辙朝新开通的拉沙南通道一路追去。
所幸，这辆平车并未因少了我而出任何差错。那驴有的是担当意识，它看见我掉队了，赶紧负起责来，既拉车子又掌管方向，两份工作挑于一肩。它大抵多次提醒过自己：今天不比往常，在主人缺位的情况下，既要低头拉车，更要抬头看路，务必小心驾驶。所以它一边走路，一边抬头张望，并在心里研究和规划着前进的路线，使其万无一失。最后，它豁然开朗，有了新的诀窍，心想费那劲干啥？今天主人不在，何苦再当开路先锋？于是把车停到路边，等其它车子走到前面，然后步人家后尘，亦步亦趋，不敢松懈。人家快它也快，人家慢它也慢，人家拐弯它也拐弯，人家直走它也直走，像小孩揪着大人的衣襟不敢松手。当我追上来的时候，驴立即停住脚步，长长地出了口气，似乎还做了一个立正敬礼的动作。
我很感激这头拉车的驴子，它不仅忠诚，而且聪明。
人世间就那么多机会，一定量的，你多了他少了，你有了他没了。相同的消息刺激了不同的神经，便引起迥然不同的反应。
在挖沙装车的河槽里，我看到另外一番情景：有位出身好、有靠山、原本等待推荐上大学的青年（据说两年锻炼期满，已被内定为推荐上大学的人选），听到考试制度恢复，歇斯底里大发作，嘴里不停地骂着，鞭子不停地抽着，指天画地，祖宗八代，好似被挖了祖坟，只可怜与他朝夕相处的驴子遭殃了。但那驴子似乎也很忠诚，明知自己没错，眼里噙着泪水，身体弓成月字，还任由主人鞭笞，既不耍驴脾气，也不尥驴蹶子，连仰天长嚎的本事也没有施展，只是本能地抖动着浑身上下的肌肉。我不由地动了恻隐之心，可怜起这个无辜的生灵，想上前去劝阻，或干脆夺了那人的鞭子，但转念一想，面对如此失去理智的家伙，恐怕不等你靠近，他手里的鞭子早从驴身上转移到了你身上。
旁边一位同村的小伙子问我：“老哥，你说那打驴的人究竟如不如个驴？”我没正面回答，只是不置可否地做了一个点头的动作。
离开打驴的现场，我一直想着那句有趣的问话，那个打驴的人究竟如不如个驴？越想越愤怒，我为没有上前制止那个不如驴的野蛮行为而后悔不已。
无独有偶，到了卸沙的工地，又有一位打驴的小年轻，不用问，他也是被内定了上大学的人选，听到好事吹了，只能到驴身上出气。这一回，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扛了把锹就冲了过去。他怒气冲冲地问我：“你想咋？”
“你再不住手，我就劈了你。”
“与你球相干？”
“今天就让你看看相干不相干。”
“你敢劈？”
“你再抽驴一鞭子试试。”
没想到他还真的又抽了驴一鞭子。我看到光说不练不行了，挥起锹来就砍下去。他连忙一躲没砍着。见我真要劈他，他认? ? ?了。我算是解救了一回驴。
收兵回营以后，我那个同村的小伙子又凑过来对我说：“老哥，你吃豹子胆了，还真劈呀，劈死了咋办？”我说：“做甚顶甚，打架顶命，劈个驴都不如的人，管球他咋办。”
等到晚上，在连部看过《山西日报》，方才明白，幸福来得是如此突然，再过一个多月，准确地说再过四十天就要考试了，包括高考，也包括中专考试。而且报考条件又极其宽泛，应届生可以报，往届生也可以报，哪怕是文革前的学生也同样可以报;没成家的光棍们可以报，拖儿带女的老哥老姐们甚至叔叔阿姨们都可以报，几乎是没有任何限制，没有任何门槛，只要你想报就能报，你想考就能考，一切全看你的能耐。
能夠看得出来，为了弥补十年动乱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设计者们“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良苦用心和急迫心情。
再过十来天，就要开始报名了。再过四十天，就要走进考场了。时间如此紧迫，眼下最要紧的，就是看书复习，备战考试。
说实话，从小到大，我从未惧怕过考试，有时甚至还很享受那种刺激。
上小学，遇上文革开始，乱哄哄的，你方斗罢我打人，又且村子里一个老师教着四个年级二十几个学生，后来才明白那种做法叫复式教学。我们那个年级就几人，不用咋学，也是第一，感觉没有较起劲来。
上了初中，情况变了，十几个村子的学生集中在一块，终于碰到了一位对手。两年时间，我只盯着他，他只盯着我，摽起劲来，根本不去理会别的同学。我俩各有长项，他文好于我，我理强过他，总体不相上下。因为数学老师好考试，十天半月来一次，所以我的影响比他大，我暗自庆幸。那时考试就会带来表扬，表扬就会让人兴奋。因而我很乐意去打这种兴奋剂。
1973教育路线回潮，全县举办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升学考试，往届应届共有千余名考生同场竞技一决高低。那年的录取名额是：五寨师范录30名，五寨中学200名，三岔高中100名。我的分数遥遥领先，排名全县第二，录取到了五寨师范，一时被人们羡慕不已。后因小鬼挡道，以年龄小为由，硬生生地把我从师范撵出来，把属于我的好事给了他的外甥，光天化日之下遭了一劫。没办法，谁让咱是平民百姓呢？突如其来的一闷棍，打得我晕头转向，差点再爬不起来。我的数学老师侯华说，凡事都有两面性，你这完全是卖铜的自寻的，如果你分数平平，安安稳稳上个高中，何至于此？
侯华老师说的很对，我那个对手，排名在我之后，安安稳稳上了高中，就没用遭那一闷棍。
师范没上成上了高中，我的情绪极其低落。正待把心情调适得差不多了，又碰了个周德贤事件。周德贤事件闹得动静很大，全国都有了影响。此后教的不用心教了，学的也不用心学了，三岔中学的教学一落千丈。但我们那届学生毕竟是考进来的，底子不同，赖也有个赖的样子，我们一边坚持上课，一边坚持自学，同学互相检点，互判作业，硬是把各门功课学了个十有八九。虽谈不上扎实，但在那个特定年代和特定的环境，能做到这一点，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
高中毕业，一晃三年过去了。虽然向来自信，乐于接受挑战，但这三年只和犁耧锄耙打交道，再没挨过书本，当年喝进去的墨水，现在究竟还能倒腾出多少来，已经不好说了。但转而又想，毕竟底子还在，只要利用好这四十天，把学过的东西细细过一遍，就算是打了折扣，估计考个学校也不会有啥问题。我攥紧拳头，对天发誓，一定要从头收拾这片如梦如幻的旧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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