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茜

　　拉美作家里，奥拉西奥·基罗加是个异数，即使在崇尚世界主义的拉普拉塔地区，也是个神奇的存在。相比于巴尔加斯·略萨、胡里奥·科塔萨尔、胡安·鲁尔福、鲁文·达里奥来说，基罗加长得不帅。“他生就一副多毛的脸庞，植被多于空地，浓密的胡髭使人难以看清他的内心世界”，茨威格描述托尔斯泰的这句话恰可以转用于基罗加。在一张基罗加与阿根廷诗人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阿根廷《巴别》杂志主编格鲁伯格等的多人大合照里，仅凭一把完全遮住了半边脸的大胡须，即便站在最左边角落的基罗加也能让人一眼认出。只是，基罗加的目光并不像“枪弹穿透了伪装的甲胄”，也不像“金刚刀切开了玻璃”。他，略带愁容。

　　与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科塔萨尔、波拉尼奥等如今一谈到拉美文学就很容易被提及的名字相比，基罗加委实算得上隐逸作家。《基罗加短篇小说选》我倒是买了很久，但每次选书时，手指在书脊上稍一停顿便滑过去。博尔赫斯的话言犹在耳：基罗加写的東西，吉卜林已经写过，而且写得更好。亲爱的读者，偏信误人啊。直到我读到了波拉尼奥的一句忠告，“对短篇小说写作艺术的指导建议之一：必须阅读基罗加。”读完开篇《羽毛枕头》，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差点把家里的所有枕头拆开，查看里面是否藏有致人死地的吸血寄生虫。没错，四个字要加粗强调“必须阅读”。岂止短篇小说写作？读基罗加本人，便足已令你唏嘘掩涕，默思良久。

　　把基罗加与其后学者胡安·鲁尔福、卡洛斯·富恩特斯的照片放在一起，我们很容易找到其中的契合点———他们都是不会笑的人。貌似严肃沉郁的表象与骨子里澎湃的生活激情形成的强烈反差，增加了三位拉美作家的神秘感。有一点毋庸置疑，基罗加既是平庸生活的强力冒犯者，又是饱和式人生的身体力行者。尽管在乌拉圭首都的任何书店、书摊上到处都能买到他各种版本的著作，其作品被选入乌拉圭的课本，在乌拉圭西部的温泉小城萨尔托———他的家乡，有以他名字命名的旅馆和菜肴，但基罗加大半生却生活在阿根廷北部的查科和米西奥内斯丛林。他青年时期即从乌拉圭萨尔托市一个上层资产阶级家庭“逃离”到了阿根廷巴拉那河流域的热带雨林，过起普通人无法理解的原始隐居写作生活。

　　我们大多数人，只愿意去过符合自己认知的生活，以巩固自己的认知，甚至终其一生，没有认真抬头看过一次月亮。我羡慕那些有勇气去过跳跃式另类生活的人，他们替我过了一种我自己不敢尝试的生活。想象一下，像一个真正的波西米亚人那样，找到“一个属于迷失的无名之辈的地方”，或者像艾伦·金斯堡、杰克·凯鲁亚克那样，将道路当作生活。毕竟，陌生和未知预示着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快意，对作家来说隐逸或冒险带来的收获更具诱惑力。或许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也或许要为此花费更多的生活去弥补，但这样的人生才更像活着吧。

　　喜欢“逃离”的艺术家并不鲜见。基罗加隐居差不多半个世纪后，美国小说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复制了基罗加的隐居模式，带着心爱的姑娘，到人迹罕至的地方生儿育女，而自己，可以在麦田里守望着玩耍的孩子。在真实的人生里，塞林格完成了对他的小说人物“霍尔顿”的现实阐释。仿效者还有《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哈珀·李和《万有引力之虹》的作者托马斯·品钦。佛罗里达州有座仅有11平方公里小岛———西礁岛，与美国大陆和加勒比海的汪洋均保持着“礼貌”的距离，美国的文人墨客便将其当做逃离尘世、潜心创作、解放自我的“世外桃源”，在这些“逃离者”中，普利策奖获得者就有13位。海明威在此居住了10年，创作了《丧钟为谁而鸣》《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创作了《欲望号街车》《朱门巧妇》的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与他的同性伴侣定居于此长达14年；小岛安静避世的氛围还吸引了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她在岛上隐居8年，她第一本诗集《北方·南方》的许多作品创作于此……法国式“逃离”的前卫当属印象派画家、后来也成为作家的保罗·高更。这位前海员和股票经纪人，莫名着了绘画的魔，离开巴黎来到布列塔尼的蓬塔旺小镇作画，一年后，对文明社会愈加厌倦，一心遁迹蛮荒，最终归宿于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英国小说家毛姆以高更的生平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月亮与六便士》。做世俗人生的叛逆者，决绝地走在各自的朝圣路上，多么好啊！道心所定之路，任谁都不能阻拦。

　　其实，基罗加的“逃离”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彼时，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起程，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家庭，你的卧室”的诗句燃烧着一大波年轻人的心，而巴黎是文学世界的朝圣之地，拉美文人亦不能免俗，无数作家成人礼选择的是巴黎之行。基罗加是塞林格小说中描绘的那种西摩式早慧的孩子，也是如霍尔顿一样叛逆的少年。十三四岁就自称“热烈真诚的哲学唯物主义战士”，1900年3月底，在目睹了继父自杀身亡的惨剧后，22岁的基罗加开启了三个半月的巴黎之行，最终，基罗加自称最为愚蠢的这一次旅行以身无分文，靠朋友和乌拉圭领事馆的介入宣告结束。这次朝圣之旅的灾难性告终，使基罗加意识到自己“不适合波西米亚式的生活”，这为他日后在欧洲文明和美洲自然之间选择真正的返真之地埋下重要的伏笔。在这里，要提到另一位早慧作家，法国天才诗人阿尔蒂尔·兰波。在基罗加巴黎之行的前30年，同样叛逆的少年兰波便已乘“醉舟”奔赴巴黎，巴黎同样没有留住这位浪荡不羁的逆旅之人，此后17年兰波不停地流浪，最终选择红海之滨的亚丁港作为栖居地。

　　逃离路上的兰波，十九岁便与文学彻底切断血脉，他逃离了故土，却终身没有找到自己的文学故乡。而基罗加的先辈本就在阿根廷北部定居，基罗加的父亲普鲁登西奥·基罗加，曾担任过阿根廷驻乌拉圭东部共和国的副领事。基罗加与阿根廷有潜在的精神血脉上的牵连。他的逃离（或者叫回归）加速开启了他的文学狂奔之路。当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把现代主义诗歌革新运动带到拉普拉塔河流域，最早响应并尝试文学实验的文人之一便是少年基罗加。1901年，基罗加出版了诗歌小说合集《珊瑚礁》，这是他的第一本书。他的才华，作为小说家而非诗人的才华很快得到了拉美当时文坛名流卢贡内斯的赏识。此后，基罗加告别诗歌，专写小说。

　　1902年，基罗加的好友费德里科·费兰多买了一把手枪，第二天要与人决斗。基罗加陪着费兰多在屋里试枪时，意外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好友。这场悲剧是基罗加决绝奔赴隐逸生活的导火索。第二年，爱好摄影的基罗加，随同卢贡内斯前往米西奥内斯的耶稣会废墟采风。仿佛认出了自己的基因密码，基罗加一下子爱上了那里的大山大河大瀑布、难以置信的绿色、大地的红色和各种动物自由的叫声。如果想要以文学的方式表现历史的迷局、现实的困惑、人性的复杂，无疑，这里的原始丛林，是最恰切的象征背景。

　　基罗加有另一个不为大众所知的名字———西尔维斯特雷（意为野生），这意味着他是一个不安静和好奇心很强的人。1904年，基罗加变卖家产，远离城市文明，在阿根廷和巴拉圭相邻的查科省买地盖屋，与雇工一起种植棉花。自此过起与世隔绝的现代鲁滨逊生活，并开始创作一系列以查科为背景的作品，比如《中暑》《狂犬》《蛇吞老鼠》《一对移民夫妻》等。两年后，基罗加又在濒临巴拉那河的米西奥内斯买了一块地，还是自己动手盖房子，辟茶园，定居下來，创作了著名的米西奥内斯系列故事。比如《流放者》《漂》《带刺铁丝网》《雇工》《苍蝇》《捞大树的人》《野人》《一记耳光》《鬼鸟》《在夜里》《荒漠》《先行者》《一个雇工》等。

　　有两张照片在我脑海里不时闪现，一张是基罗加开三轮摩托车的照片，另一张是基罗加裸着上身站在自己亲手建造的独木舟旁的照片。照片中的基罗加身形消瘦，表情阴郁，深邃的眼神写满沧桑，他确乎满腹心事。到底是什么让基罗加对人群和文明感到厌倦，把自己像一枚孤独的蘑菇种在巴拉那河的原始林莽并能甘之如饴？难道爱冒险，爱所有新鲜的东西，爱自由中的自由，是所有早慧作家的共性？仅有对原始丛林的热爱以及为写作寻找氛围与素材的动机，不足以解释他的隐居，一定还有一些什么是我所不知道的。一种迥异的不安情绪再次攫住了我，类似缺氧般的惶惑，大雾一样笼罩了我。

　　在热带丛林隐居，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勇气、耐力以及与孤独的和平相处。基罗加爱好十分广泛，十五六岁时，他便在家乡成立了自行车俱乐部。他尤其迷恋各类机械和木工手艺，化学实验和摄影是他的终身爱好。旁逸一句，摄影也是鲁尔福的终身爱好。所有与劳动有关的活动他都有浓厚的兴趣，称得上百项全能“六边形”选手。有人调侃他患有重度不劳动不舒服综合症，他当过户籍官、治安法官、领事、新闻记者、体育教师、裁判，也做过伐木工人、木工机械，他开荒、掘进、挖煤、打猎，种马黛茶、种棉花、种香蕉、烧炭，提取蛇毒制蛇毒血清，做花生糖，加工橘子皮、酿橘子酒，自己动手盖石头房，亲手接生自己的第一个女儿，做独木舟、缝风帆，在巴拉那河里航行。儿子降生后，基罗加亲自教育自己的孩子，让他们经历无数危险，以锻炼应对困难的能力，他教孩子们养野生动物，据此创作了《秃鹦鹉》《两个南美浣熊崽和两个婴儿的故事》。他教孩子骑自行车、用猎枪、驾驶独木舟，他和孩子们一起做陶瓷器，在他自己建造的窑里烧，他甚至将孩子们放在悬崖边上，双腿悬空（妻子对此感到惊吓和绝望），《儿子》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基罗加尝试经营过各种生意，做过的工作五花八门，晚年甚至养过鳄鱼和大食蚁兽等各种野生动物，他还是植物猎人，移植过菠萝树、中国银杏和其他多种当地罕见的花草树木。如此丰富的生活经验被他得心应手地化作小说中神秘莫测的南美原始丛林背景。我莫名笃定，基罗加小说主人公所从事过的工作，基罗加一定都亲自尝试过。比如解剖动物，制作煤酚皂消毒剂，从树上提取乳胶补雨衣，榨取树木里的苯胺染衬衫，制作磷酸钙，制造马黛茶烘干机……后来读基罗加的传记，果然得到验证，他在森林里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他的双手，都是他智慧的产物。除了小说家，他不倦的创造者身份似乎更值得探究。热带丛林没有成为限制他创作力的笼子，反而是他小说创作的源泉，也是他保持旺盛写作热情的灵感之地，而写作的人都知道，保持旺盛的写作状态多么重要。

　　我工作的城市丹东，被称为“银杏之都”，在亚洲，拥有百年银杏树的街道只有六条，丹东就占了三条。据说，在地球的另一边，拉普拉塔河的流域旁，也有许多高大的银杏树，姿态优美而挺拔，那正是基罗加曾几何时，费尽周折，托朋友从中国移植过去的。想到此，我每天上班，路过银杏大道，便对基罗加油生一种遥远而亲切的暖意。我总是妄自揣想，如果说，基罗加移植并栽培了中国银杏树之于拉丁美洲，暗合了他创作的某种玄妙和深邃，那么，我之行走在丹东？拔可数的银杏大道，岂不是也奇妙地深契于基罗加的灵魂渊薮？

　　之前读兰波时，我屡次忍不住合上书本叹息，痴迷去陌生的地方做新的梦的兰波，一生都在颠沛流离的辐射式流浪中度过。为了生存，仅仅为了生存而不是爱好，兰波变成了自己曾最为鄙视和厌恶的人。在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意大利、塞浦路斯、埃塞俄比亚、亚丁等地，兰波做过雇佣军、监工、武器贩子、咖啡出口商、摄影记者、勘探队员等各类工作，“我死于疲惫”，他说。被迫拥有斜杠人生的作家还有雷蒙德·卡佛，仅仅为了养家糊口，他尝试过很多职业：木材厂打杂工，送货员，加油工，清洁工，看门人，郁金香花采摘工，医院守夜人兼擦地板工……许多作家，像兰波和卡佛一样，成为了文学的“流寇”，困在时间的漩涡里，无法在任何一个地方扎下文学的根。卡佛说，他写的就是自己的生活。这并无新意，随生活环境的变化截取小说的题材，比卡佛年长50岁的基罗加早已做到了。对基罗加来说，生活环境的变化，使得他的写作也发生了深刻的转折。从此，他只写自己最最熟悉、和自己的生命有紧密联系的东西，写作成了基罗加的一个生存方式，也成了他生命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方式，他以文学搭建与拉普拉塔河流域的联系。换言之，基罗加在阿根廷北部的热带林莽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一个作家找到了自己，也就找到了文学，找到了自己的文学故乡。正如评论家所言，基罗加揭开了拉美地域主义文学中所谓的大地小说的序幕。

　　相信我，基罗加的小说适合在深夜里慢慢读。如果刚好碰上下雨天，是那种淅淅沥沥的小雨，细刷刷的雨声像一只轻柔的手掌拂过新生的脆叶；又或是软白的雪猝不及防飘落下来，被路灯映射出暗黄的微光，像初恋少女的忧伤，轻淡而渺茫，世界显得格外寂静，这样的氛围才可迎合基罗加阴郁而潮湿的主题。给黑夜以色彩，以声音，以嗅觉，以温度，以翅膀，以颤抖的目力挑战扑面而来的无尽恐怖意象：藏在枕头里的吸血寄生虫、咬死小孩子的响尾蛇、致人瘫痪的有毒野蜂、吞噬人尸体的食肉蚁、易被忽视却能致人感染毙命的沙蚤……在拉美热带雨林中，基罗加会轻轻地告诉你，人并不比一只蚂蚁坚硬，并不比带壳的动物安全，“即便是轻微的伤，我们也会死去”。

　　噓，让我们摁灭身体里所有的灯，读一读基罗加吧！

　　几乎都是关于死亡的故事。意外的、突然的死亡。我迄今没有见过如此密集书写死亡的短篇小说家。他是名副其实描写死亡的行家。基罗加一辈子写的就是死亡变奏主题，像拉美的热带雨林，沉晦而闷涩。在险象丛生的热带丛林，死亡究竟有多少种方式？在基罗加的故事里，一个人死去就像森林中一棵树倒下一样平常，就像一片树叶被风吹落一样无人知晓：女子死于羽毛枕里的吸血寄生虫（《羽毛枕头》）；女孩被四个白痴哥哥像杀鸡一样宰杀而死（《断头鸡》）；船员莫名其妙集体跳船而死（《自杀的船》）；北方森林农场主中暑而死（《中暑》）；小孩被响尾蛇咬死（《蛇吞老鼠》）；到原始森林中寻求冒险刺激的温和小伙子被有毒的野蜜毒死，尸体被食肉蚁啃食（《野蜜》）；男人死于狂犬病（《狂犬》）；女人被吗啡夺去生命（《爱的季节》）；男子被亚拉拉库苏毒蛇咬死（《漂》）；公牛被铁丝网扎死（《带刺铁丝网》）；孕妇死于子痫，移民死于致命高烧（《一对移民夫妻》）；虚荣的妻子睡梦中被首饰匠丈夫用胸针刺死（《钻石》）；猎狐犬被主人误杀（《亚瓜依》）；伐木场木工死于寒热（《雇工》）；伐木场老板被雇工报复，走向死亡（《一记耳光》）；第三纪人类死于狮子之手（《野人》）；酒鬼溺死（《范胡滕》）；男女死于麻醉（《白色昏厥》）；孩子生天花而死，虐杀老虎的驯兽师被老虎反杀（《胡安·达里恩》）；法官落入骗局而死（《暗室》）；酒鬼喝渗碳酒精，醉酒迷路冻死在家门口（《竹殿》）；香蕉园主死于自己的砍刀（《死人》），失去妻子，独自抚养一对幼小儿女的男子被沙蚤叮咬脚趾，感染而死……

　　为何基罗加要将动物与人的死亡相提并论，并不难解。现在的疑问是，为何基罗加对深挖伤口和死亡如此执迷？其实，在拉美，尤其是拉普拉塔河流域，死亡是一个十分常见也非常关键的文化现象。拉普拉塔河流域生存环境本就恶劣，致人死亡的“凶手”无处不在：毒蛇、黑蚂蚁、疯狗、烈日、暴雨、疟疾、丛林、铁丝网……自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这里连昔日的安宁也失去了。十六世纪，西班牙人的船队闯进了拉普拉塔河、巴拉那河、巴拉圭河与比可马约河沿岸，阿根廷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实行极其野蛮的大屠杀，激起印第安人多次反抗。十九世纪初，英国又两次入侵拉普拉塔河地区。1810年5月，阿根廷爆发了“五月革命”，宣布独立。推翻了殖民统治，却并未迎来和平，国内不同派别对立局面日趋严重，加之西班牙殖民军的反扑，欧洲移民入境，英国资本侵入，对外同巴拉圭的战争，对内外来人口与印第安人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使得拉普拉塔河流域长期处于分裂和内乱之中，死亡司空见惯。基罗加少年时期，拉美政局相对稳定，资产阶级开始登上舞台，工人运动迅速发展，工人罢工常被镇压，流血事件不断。基罗加隐居丛林时期，阿根廷军人和文人交替执政，政局动荡，经济形势不稳。基罗加的母国同袍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中引用亚松森人类学研究中心的一个调查：每十个巴拉圭人中有八个人相信“印第安人就像动物一样”。在巴拉那和查科地区，印第安人像野兽一样被猎取和出卖。基罗加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率先将热带丛林的艰难居住者———与自己同时代的普通劳动者引入到乌拉圭和阿根廷文学中来。拉美一点的说法是，基罗加只是搭建了小说之门，无需刻意构思，那些人自动推门进来。伐木者、雇工、流浪汉、印第安人是他作品中最常见的主人公。“我故事里的人物，一般不受命运的摆布，其中许多人，尤其是热带丛林故事里的主人公，都在坚定地同贫困和大自然进行不懈的斗争。”（基罗加《回忆》）

　　心灵带上了荆冠，却仍能忍着痛跳舞。《在夜里》是基罗加短篇小说中最打动我的一篇。一对拓荒者用最后几块钱买来一艘破船，沿河做生意，大清早将收来的货物运到波萨达斯的河滩上卖掉，然后沿着每分钟都在升高水位、漩涡密布、浊浪滚滚的险恶的巴拉那河逆流划六十公里的桨。日子艰难，受挫成了家常便饭。不幸突如其来，丈夫的脚腱被黄貂鱼刺了。为了救丈夫的命，妻子一声不响划了几个钟头的桨，到达圣安娜，可那里的居民谁也没有用来疗伤的巨辣干辣椒。万分焦急中，妻子想到在特尤瓜莱河湾到底，布洛塞特香蕉园脚下，濒水居住着一个德国自然学家，他曾治好两个被毒蛇咬伤的邻居。“她又出发了。一个可怜的凡人———一个女人！———和无情的大自然的意志之间展开的最激烈的一场搏斗就此上演了”。一直上涨的河水、纠缠不断的水草、屡次把她抛入主河道的湍流、碰击着突兀石崖的船桨、丈夫疼痛难忍发出的哀号，所有的一切都在将生的希望击碎。女人连续划桨十八个钟头，手上起的泡磨破后流出的血水浸湿了船桨的把手。河流、黑夜和悲惨的处境牢牢控制着这一叶弱舟。当独木舟最终冲上布洛塞特泥泞不堪的码头时，女人“忽然感觉自己胳膊没了，腿没了，脑袋也没了。自己的身体她什么也感觉不到，她只感到石崖崩溃，整座山劈头盖脸朝她倾倒。她晕过去了”。在这两个被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生意人背后，正是他们不自知的英雄气概。是的，不自知的英雄气概。

　　天空长满暗纹，丛林跳着死亡之舞，夜，从发涨的黄昏中探出巨大的双手，试图抓住每一个靠近之人恐惧的白发，河流靠着每一个死掉的动物和人来计算日期和时辰，拉普拉塔河上满载狂人的船正驶向一个个黑暗之地，活着，是赤脚踩在碎玻璃上，那是拉美人民所处的真实的社会环境，也是二十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困境。基罗加的故事不渲染社会环境，也不指涉政治，故事背景缺少历史大事，他只负责截取现实生活的断面。对基罗加来说，活着，是面对面地直视太阳。《捞大树的人》中，马黛茶公司的英国会计霍尔先生用混血土著人甘迪尤没有见过的留声机诱惑他（基罗加曾自己制作留声机，用一根硬刺当唱针），以巴拉那河暴涨时打捞三棵玫瑰木来交换。为了在暴涨的河水中够到猎物，甘迪尤划着独木舟不停地躲闪，漂移，碰撞，打转，与顺流而下的连根拔起的大树、死牛、死骡子以及躲在大树根上端的一堆堆蚂蚁、被切开喉咙的淹死的人、美洲虎、毒蛇等周旋。须知，顺着暴涨的山洪而下的一棵大树的冲击力大到足以使三条汉子踌躇不前。但是，想着当留声机主人的信念和三十年来在大河上下盗捕大树的经验，给了甘迪尤巨大的勇气，徘徊在死亡边缘的捞树人攒足最后一点力气要把树拖到一条汊港岸边，独木舟终于着陆了。读者啊，你也终于借此窥见了外来文明对拉丁美洲的自然资源及该地区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的暴力破坏的一角。倘使你以后有机会到圣依格纳西奥，请务必去拜访一下霍尔先生的故居，我想，导游先生定会由衷地赞叹那个会计家里的红木家具。

　　在基羅加的小说中，《在夜里》《捞大树的人》之类九死一生的主人公太稀少了，死亡才是永远的主角。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基罗加的一生便是与死亡相伴的一生。“我化身的形体和我的死亡多不胜数”（博尔赫斯《到来》），追随他一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对他的思想、气质和文学创作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他出生两个半月，父亲打猎归来时，意外擦枪走火，打死了自己。1896年，关爱他的继父苦于脑出血后遗症，把猎枪对准自己的脑袋，用那只还没瘫痪的脚扣动扳机自杀了。三年后，基罗加写了小说《失眠之夜》，描写了死亡的恐怖情状以及流血让人产生的歇斯底里的痛苦。1901年，他的表兄弟因伤寒去世，稀释了他出版《珊瑚礁》的喜悦。1902年，他误杀好友。1910年，他同时失去了一个哥哥一个姐姐。1908年，他请求他的学生安娜·玛利亚·西雷斯（他的第一个女人，17岁）和他一起在丛林里生活，她同意了。同年，长篇小说《混浊的爱情故事》出版。1915年，和他结婚六年之久，生下了一儿一女的妻子忍受不了他和丛林，两人吵架。妻子吞下大剂量的升汞，痛苦挣扎了八天才死去。1917年，他最重要的短篇小说集《爱情、疯狂和死亡》出版。1918年，儿童故事集《大森林的故事》出版。1925年，他爱上第二个女人安娜·玛利亚，也是17岁，拒绝了与他一起在丛林生活，这促成了基罗加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失去的爱》。1920年到1925年，他出版了四部短篇小说集、一部戏剧故事。1927年，他带着第三个女人———女儿艾格莱的同学玛利亚·艾莱娜，回到丛林，发表了《尽善尽美的短篇小说家十诫》。1932年，女人弃他而去。1933年，乌拉圭政变中，基罗加年轻时的好友和后来的保护人、乌拉圭总统布鲁姆选择自杀。1935年，最后一部短篇小说集《来世》出版。1937年2月18日，穷困潦倒的基罗加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医院里服氰化物自杀；在他死后数月，他的大女儿自杀；基罗加死后第二年，他的文坛伯乐和领路人卢贡内斯也服氰化物自杀；1938年，他的好友、46岁的阿根廷女诗人阿芳西娜·斯托尼罹患乳癌，在马德普拉塔海滩蹈海自杀；1951年，他的儿子抑郁自杀。

　　在文学史上，遭遇连环死亡魔咒的还有海明威和鲁尔福。比基罗加小21岁的海明威，29岁刚开始文学创作时，父亲用祖传的古董手枪自尽；1961年7月2日，海明威把双筒猎枪伸进嘴里，扣动了扳机。此后又有多名海明威家族成员相继自杀而亡。在海明威去世五年后，他的妹妹厄休拉·海明威，因身患癌症和抑郁症，服药自杀；又16年后，海明威唯一的弟弟莱斯特在得知自己因患糖尿病需要截肢后又饮弹自尽；1996年，海明威的长孙女玛歌斯在海明威的忌日服毒自杀。比基罗加小39岁的鲁尔福也是一个被死亡之手不断抚摸过的人，6岁时父亲在墨西哥农民暴动中被谋杀，四年后，母亲去世，两位叔叔被匪帮杀害，另一位叔叔溺水身亡……自杀与精神隐患会代代相传吗？这恐怕是医学家研究的课题。

　　既是终结，也是开始；既是归宿，也是慰藉。死亡本身充满悖论，最终，它变成了小说的最高线索，变成了基罗加、海明威、鲁尔福等作家随身携带的暗语，他们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三岛由纪夫说的那种文学作品中一般都没有使用过的极度危险的因素。不，不能沉默。我似乎听见基罗加喃喃低语。仔细谛听，那只不过是吹过窗前的风声。也许只有写作，才能摆脱死亡阴影所笼罩的巨大的孤独与无助。他们用文字一点一点解剖死亡的过程，叙述那些难以叙述的故事，展示他们的发现和体悟，而这发现和体悟，正是这些作家感受和认识的人生的本来面目。海明威、基罗加、鲁尔福们基于对死亡超出常人的洞察，不断地探索死亡，展示死亡，在作品中模拟和演练死亡，如同奥克塔维奥·帕斯所言，“死亡其实是生命的回照。死亡才显示出生命的最高意义；是生的反面，也是生的补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正映射了他对生存的态度。并且，反之亦然。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对死亡总是讳莫如深，并怀着深深的疑惑和恐惧。死亡那扇洞开的大门背后只有最无穷无尽的永远的黑暗，只有一种令人颤栗的凉意。从古至今，对死的各种讳称，便可见一斑。墨西哥亡灵节，法国诸圣节，日本盂兰盆节等，更将敬畏亡灵变成一种生存哲学。生与死，就像一片叶子的阴阳两面，就像一本书的封面和封底。在拉美，在遥远的阿兹特克文化中，小孩子从小就听惯了鬼怪故事，他们认为死亡从来就不是一件令人畏惧恐慌、悲伤遗憾的事情（马尔克斯对此有过详尽的描述）。基罗加在《我们的第一支雪茄烟》中回忆，在孩子眼里，葬礼、一位姑妈的死亡是一个稀罕的节日，让孩子们感到不幸的是，大事情（葬礼）没有发生在自己家里，他说，“但是现在，重大事件发生在我们自己家里，当我把此事告诉站在街口观望的第一个男孩时，我的眼睛里已经出现了一个戴重孝的孩子第一次从他那些惊呆的、嫉妒的小街坊们面前走过时的虚荣心”。拉美人认为，人死之后会通往不同神灵统治的世界，接受另一种生命之树的滋养。死后的世界也可以缤纷多彩，如同阿芳西娜在《阿芳西娜与海》一诗中所表述的那样：五条小美人鱼为你引路/穿过海藻珊瑚/海马鳞光闪闪/围着你转圈/水族居民很快出现/嬉戏在你眼前……

　　基罗加在《死人》里写道，“死亡，在一生的历程中，我们会多次想到，经过了多少年，多少月，多少星期，多少天的准备后，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抵达死亡的门槛。这是你无法逃避、早就预见、安之若素地接受的铁律。正因此，我们常常会由着自己不无开心地想象那个时刻，我们呼出最后一口气的顶峰时刻。”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用诗句宣示了同样澄澈的感受力，“活着固然可喜/但是不活———被拖下来/几乎不发出一声撕裂的声响/依然葳蕤，依然/向着太阳伸展———/也是可喜的”。

　　索甲仁波切在《西藏生死书》中说，“我们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死亡，真能像衣服破了换一件那么平常么？在眼看着自己慢慢死亡的过程中，真的能做到不动声色泰然自若吗？是否只有懂得了死亡，我们才能真正懂得生命的真谛？基罗加在文学上天赋罕见，对死亡有着独特的感悟力，他以小说的方式同步呼应了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其存在论名著《存在与时间》里给死亡的一个终极答案，生命意义上的倒计时法———“向死而生”。海德格尔认为人从一出生就在走向死的边缘，我们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钟，都是走向死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存在就是向死的过程。换言之，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在面对自己的死亡。阅读基罗加，我开始认真思考死亡这唯一确定又不确定的事。

　　基罗加不慌不忙地用锋利的砍刀解剖故事中那些无法摆脱梦魇和死亡的普通人，他把死亡视为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以文字的形式摆在读者面前；把生死这样的大事，叙述得波澜不惊，轻轻的，仿佛怕惊动了那些无处安放的魂灵，但又轻得如此之重，抛却了伪饰的技巧和多余的形容词，余下的便只有贴近心胸的句子。他用如针的文字，尖锐而敏感地解析了死亡过程中每一丝游荡的思绪，每一个缓慢的步骤，得到了一种绝对清晰的总结性理解———“看，整个的他在死去，他正在死去。”

　　他的内心变得一片鸦雀无声。仿佛那雨水，那噪声，万事万物固有的节奏突然之间都退回到了无穷之中，他仿佛已经从自己身上分离出来，看到一个遥远的国度里有一座彻底远离人世、孤立无援的平房，房子里有两个没有牛奶喝的孤苦伶仃的孩子。他们被上帝抛弃了。这是一种最不公正，也是最为恐怖的一种孤立无助。

　　他又一次睁开眼睛。眼睛一开，他感到脑袋轻易就朝左边低垂，这叫他吃惊。他已经什么都听不到了。他只是感觉到判断物体的距离变得越来越难了……为了呼吸，他的嘴张得很大。

　　《荒漠》中，鳏居男子被沙蚤叮咬脚趾，感染后却还要冒雨干活，即便他知道只需要一点点休息，换一个环境，就可治好，可他连睡一个好觉都不可得。在眼睁睁感知自己正在死去的过程中，对自己一双还未明白死亡是什么的幼小儿女的极度担忧，令他挣扎着不能闭上眼睛，勇敢地对小儿女露出最后一丝微笑。

　　在生存和死亡的哲学问题上，基罗加写下了极为可贵的关于死亡的体验。他成为最接近捕捉人类濒临死亡的意识或意识碎片的人，从文学性来说，他可能是最早写出虚拟意识的作家，这种新鲜的心理经验也鼓舞和启迪了菲利普·狄克、科塔萨尔、鲁尔福等众多的后学者。当然，在基罗加的小说中，我们也不难辨认出基罗加自述过的那些重要影响源：爱伦坡式的心理激变和阴郁梦魇，易卜生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卢贡内斯的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莫泊桑的隐藏作者和跌宕结局，契诃夫的凝练冷峻和以小见大……基罗加字里行间不时漫溢出令人恐慌的气息———我认为这是被评论者肆意放大的元素———可他并不沉溺于此，他冷静，不动声色，并不像爱伦坡那样刻意营造恐怖气氛，他所写的恐怖是过去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活生生的真实的恐怖，他也不像讽刺文学那样单纯让人重温一遍黑色现实，他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人性温情和世事无常，尽管偶有《羽毛枕头》《钻石》等欧·亨利式结尾的恐怖故事，但并不能遮蔽其表现巴拉那河流域的劳动者对待困厄的坚韧，对待苦难的达观，他们一直知道死亡就隐藏在身体里，却无法驱离更配不出解药，索性将死亡置之度外。

　　基罗加通过巴拉那河流域形形色色的劳动者来完成对自我的认知，对死亡的认知，也是对生存的认知。他细腻地向读者展示了死亡前抽出的丝究竟有多长。“我已比黑暗更暗，我是夜晚的夜晚”。时间悄然流逝，我听到了热带山上笔挺的仙人掌被热风炙烤如风帆耷拉下来发出的嘶嘶声，亚韦比利河滩上的草丛干热起火的劈啪聲，雨水不断从原始森林的参天大树上滴落到温湿闪亮的羊齿蕨上的滴答声，还有巴拉那河若有若无的啜泣声。正是在马黛茶树和棕榈树叶子的晃动间，在长满针茅的湿地中，我才更深刻地感受到拉美式苦难中贯穿的悲壮性。

　　我的心灵深处涌上一种无形的悲伤。我为那些“不知者”哀伤，一种恐怖的疲惫席卷了我。巴拉那河流域的那些生灵，那些最终在此搁浅的生命———雇工、移民、船员、户籍官、捞大树的人、狮子、老牛、香蕉园主……有的初次在生命之河里呛水，有的处于人生最后一段漂泊。我为他们，为基罗加，为基罗加笔下的所有真实而虚幻的劳动者，流下诚实的泪水。

　　尤为难得的是，基罗加笔下，宇宙众生都享有同等的生命的神圣权利，老虎、老牛、狮子、猎犬与人毫无差别，不仅能与人交流，还与人一样有喜怒哀乐，有是非观念和道德意识，有思想有智慧。他认为人类只有消除各种二元对立，在和谐共生中才能更好地发展。《胡安·达里奥》中，年轻寡妇亲手安葬了自己被天花夺去性命的儿子，收养了闯进家门的虎娃，她受伤的心觉得，在宇宙至高无上的法则面前，生命是平等的。于是，她给小老虎喂奶，把它当做自己的儿子，给它起名胡安·达里奥，达里奥在人类当中长大并受教育，可残暴的学监和驯兽师却挑动众人，要烧死达里奥，让它露出老虎的原形，最终反被老虎烧死。最后，达里奥和弟兄们一起向惊恐的村民发出了挑衅的怒吼：“现在到森林中去，永远做老虎！”原本天真无邪的孩子被社会偏见逼成了真正的野兽。这个故事乍一看，像吉卜林的《丛林之书》，令人想到狼孩毛格力，可在价值取向上，却与吉卜林宣扬的残酷的丛林生存法则南辕北辙。有学者推断博尔赫斯因失明等原因，可能除了《大森林的故事》外再没读过基罗加的作品，才会断言基罗加写的东西，吉卜林已写过，并写得更好。英籍美裔作家亨利·詹姆斯也曾做过令自己后悔不迭的批评。年轻气盛时，他一度认为惠特曼对诗歌艺术一窍不通，“显示了一个本质上缺乏诗意的心灵在极力要凭借持续的肌肉紧张把自己抬举到诗的高度”，简直是“对诗的冒犯”。幸运的是，他在生前有机会纠正自己对惠特曼的否定和冒犯。博尔赫斯的遗孀说博尔赫斯生前曾承认基罗加写得好。一位基罗加研究者认为，博尔赫斯并未在任何地方正式发表过这一意见，他遗孀的话不足以推翻这桩文学史公案。没有客观评价基罗加，不能不说是博尔赫斯的遗憾。

　　我曾经给学生们读过科塔萨尔《克罗诺皮奥与法玛的故事》其中的一个章节：克罗诺皮奥在原野上发现一朵孤零零的花。一开始他想把它摘下来。但想到这残忍又无意义。于是就跪在花的旁边，兴高采烈地和它玩耍；抚摸它的花瓣，朝它吹气让它跳舞，像蜂蜜一样嗡嗡响，闻它的香气，最后躺在花下面，无比安详地睡着了。花儿想：“他好像一朵花。”这段文字与法国小说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小说《小王子》一样轻盈动人。科塔萨尔文字中蕴含着的万物和谐共生、自然与人类处于同等地位的后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以及注重心理真实的后现代审美特征，令人想到基罗加的《巨龟》《盲鹿》，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基罗加遗风源远流长。

　　基罗加的文字并不用来疗伤，尽管在现实中，他以阴沉的耐心来疗愈死亡带来的伤痛。他将自己所经历的所有危机、凶险和死亡，加以提炼，使得叙述者（隐含的叙述者）超越了作者在现实中的真实角色以及他的生活经历，这就使得他自己的个人观察具有了哲学意义上的普世性。他以举重若轻的故事，以明察的观察力和感受力，拷问了隐藏在故事背后的社会、科学、人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用“死”的故事来激发我们内在“生”的欲望，激发潜藏内心的无尽的生命活力，一言蔽之，基罗加以死亡故事教会我们应该如何生存。

　　关于拉美文学，有一句戏言：若论对文坛最显著的贡献，智利盛产诗人，阿根廷盛产短篇小说家，墨西哥盛产长篇小说家，而乌拉圭呢，乌拉圭盛产怪人。基罗加当是这些怪咖作家的代表，他们低调内敛，鲜少接受采访，不热衷创立文学流派，也不在乎有无追随者，不同于“文学爆炸”时期作家们的群体化写作，他们更看重个体化表达。在基罗加的母国乌拉圭，继承其隐居写作衣钵的是写出《发光的小说》的作家马里奥·莱夫雷罗，莱夫雷罗一生隐居于乌拉圭、阿根廷，与基罗加一样从事过多种职业，生前寂寂无名，如今却被称为“作家的作家”。

　　基罗加在中国虽属不温不火的小众作家，可在西班牙语世界，他却是家喻户晓、名副其实的“拉美短篇小说之王”，无可争辩的大师。他是所有作家魔幻人生的集合体，他的经历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也是深刻影响了马尔克斯、科塔萨尔、鲁尔福、波拉尼奥等拉美“文学爆炸”时期那些响当当的作家的前辈，尤其是他的死亡书写，直接或间接影响了马尔克斯、鲁尔福、科塔萨尔等人，他们继承了基罗加将死与生、现实与梦幻、人与鬼的界限完全打破，将死亡和孤独作为主题的写作思路，并持续发扬光大。我们读科塔萨尔《越长越大的手》《雷米午睡正酣》，会立即找到基罗加在《死人》《儿子》《梦》等篇中种下的魔幻幼苗。有心的读者可比较阅读基罗加《迫害狂》与科塔萨尔《追踪者》、基罗加《白色晕厥》《苍蝇》与科塔萨尔《莫比乌斯戒指》。

　　“读胡安·鲁尔福的小说，就仿佛回忆我们自己的死亡。”富恩特斯说。而我觉得，读基罗加，你会觉得只有黑暗还活着。今天，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我多么希望，此时此刻，留着茂密大胡子的基罗加，作为黑暗里的渡口，活在我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