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期《黄河》对话推出安徽作协副主席李凤群与陕西青年作家杜文娟的访谈。相对于沧海桑田的历史长河来讲，人不过是那微末的沧海一粟。对于芸芸众生是，对于书写这个世界的文学人来说也是。但文学人都该有自己的文学思索，如何坚守文学立场，如何与文学“同归于尽”，在于自己的选择。
李鳳群（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以下简称“李”）：我刚刚读完《岩兰花开—汶川大地震幸存者生存状况调查》，说实话，非常震憾，震憾于生命的苦难，更震憾于生命的韧劲，还震憾于作者直面痛苦的勇气和能力。读完之后，长时间陷入深深的痛苦，觉得这样的题材不讨好，不好写。写苦了，理所当然，写甜了，与事实不符，我想知道你在访问这些幸存者以及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是如何把握这个度，又是如何管理自己情绪的？
杜文娟（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陕西青年作家，以下简称“杜”）：关于感谢的话就不说了，我们的交往除过我们自己之外，没有人感兴趣，就像我的作品一样，多一部不多，少一部不少，同时代读者都没有几个，更不会有人追根溯源，流芳百世简直是痴人说梦。微信、抖音、网红，各领风骚一两秒，梵高和卡夫卡现象已经是昨日浪花，永远与人类告别，况且，我连这两位大师的精髓都不知几何呢。你是有一些读者的，除过文本之外，对作者的人际交往有浓厚兴趣，尤其是绯闻八卦，但也不会关注比你水平低的人。《良霞》《大望》或许能在文学史上留下两三行，我则如同暴雨前蜿蜒的蚂蚁队伍中的一只，一珠雨滴就砸死在没有尽头的觅食路上。
前几天我被拉进一个师生联谊群，热闹非凡的人几乎都是二十五期以后的学员。这个现象说明，已经成名成家思想独立的师兄师姐们，不屑在群里冒泡，无需在这地狭人密的平台刷存在，或者根本就不玩微信，拒绝进群。身心自由超越红尘的大家，怎么会与芸芸众生为伍呢。一位评论家曾对我说，写人物传记或评传，只写对传主本人生活、精神、学术等有重大影响的人。反之，哪怕是情人和老师，统统屏蔽掉。我就是黑屏后面的一粒尘埃。
所以，我对这个访谈非常看重，心中是期盼和喜悦的。在丹桂飘香的此刻，点燃藏香，丝缕缥缈，淡淡的鲜香与古老的暗香在金色的秋阳中相遇，飘飘渺渺而去，万里之遥的隔世事物，便打通了。幸福与苦难同宗同族，坛城一样变化无常，历史不单由光辉灿烂扛鼎人物组成，更由惨绝人寰的巨大灾难连缀，有的属于自然灾害，如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等。有的纯属人为灾难，如战争、火灾、核灾难、人口过剩等。沧海桑田万世千秋，历史是一条河，我们只是世间的过客，河畔小草上的一滴露珠。失败、磨难、打击，能让一个人颓废消失，也能增长智慧。明白所有创造都曲折艰辛，清楚自己有多大能量，掌控情绪和把握度，就不是多大的难事。文学是感性人的事业，但只有理性的人，才能走向成功的殿堂。感性决定热情，理性决定高度。伟大的艺术家，都具备这两样优秀品质。激情澎湃又稳重练达，纯粹、好奇，又高屋建瓴。
《岩兰花开》单只一个副标题，汶川大地震幸存者生存状况调查，就令许多人避之不及。人们津津乐道李白斗酒诗百篇，却不愿意接受诗仙可能因为饮酒过度，子嗣要么平庸、要么早亡、要么不知所踪的残酷事实。大谈远征军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事，却对客死异国他乡的亡灵和思乡心切的老兵少有关注。对万里之外的叙利亚难民偷渡到哪个国家了如指掌，却对祖屋邻居50岁以上的三兄弟老光棍，置若罔闻。
我想，这就是真实的力量吧，也是非虚构的魅力所在。所谓非虚构，就是不能虚构，以事实说话，以真情实感示人，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人物传记有相似之处，也有独特性，最大的不同大概就是在场和亲历，作者在整个事态发展中不能缺席，注重感受。真实是非虚构的生命线，是一堵坚硬的壁垒，必须面对和攻克，如果矫揉造作，遮遮掩掩，词不达意，就违背了体裁的道义。真实是一把双刃剑，让人勇往直前，直奔主题，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也使人不寒而栗，噤若寒蝉。我不是一位鲜亮的写作者，直至今日常常感到后怕，分不清真实经历，还是梦中幻境。那是因为用情太深，难以自拔。的确，这部作品投入了我真挚的爱，和刻骨铭心的记忆，乃至一去不复返的青春韶华。
汶川大地震刚刚发生的第五天，我只身一人前往震区，当了一名志愿者，白天为灾民送粮送药，晚上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甚至还押运过一车消毒粉，经过三天两夜，翻越风雨交加、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的夹金山，送到甘孜州的马尔康救灾物资集散点，然后搭货车进入滚石不断的孤岛汶川县城。历时29天，先后到达都江堰、汶川、映秀、北川、青川等重灾区。震后第一个春节和地震一周年，再次入川，整个灾区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建筑工地。见到了一些轻度伤残人员和灾后重建者，当时无比奇怪，地震伤员恢复得真快噢，个个都能行走自理。后来才知道，重度伤残人员都在医院和康复中心，有的住院康复三年、五年、七年不等，有的至今还在康复中心就医和生活。
起意动念写汶川有好几年了，重点写什么，并不清楚。地震十周年刚过，拿着陕西省作家协会和四川省作家协会的介绍信，带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第四次抵达熟悉又陌生的震区。第一站是映秀镇，就产生了放弃的念头，对自己的行为开始怀疑。
理由非常直接，介绍信不起作用，口干舌燥地阐述采访目的和意图，宣传、残联、文化等部门跑遍，没有任何一位工作人员，愿意听完我完整的解释。忐忑中打通所有能说上话的川内外人士电话，依然收获甚微。有人压低声音对我说，地震都翻篇了，活过来的人曾经都是灾民，尤其在映秀，不管是三口小家还是大家庭，多多少少都受到创伤，心中都有阴影，你就不要揭伤疤了吧。每到地震周年，各队人马蜂拥而至，政府部门非常恼火，最怕你们这些不请自到的媒体人和无所事事的闲人，见到啥都拍，也不经过审核把关，稍不留神就传到网上。当然了，如果你写灾后重建，灾民安居乐业的文章，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我在一户灾民安置房前与主人搭讪，对方没有邀请我进屋的意思，我就坐在门前生有苔藓的青石板上，有一句没一句地拉家常，回到小客栈就上吐下泻。五月底的川西北深山小镇哦，雨水和渔子溪的河水一样丰沛，水珠儿不断线地下了三天，我在潮湿的七八平米房间里躺着，望着屋檐的水线，远处的雾岚，一刻不停地琢磨着何去何从。
又一轮阳光洒满山涧，我从已经是地震遗址的漩口中学门前经过，从埋葬着几千具遇难者遗体的山坡前走过。漩口中学大门前房屋林立，还建起了地震体验馆，有人从馆里摇摇晃晃地出来，嘻嘻哈哈地说，地震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好刺激噢。我恨不得捂住耳朵，吐他一脸口水。这里是渔子溪和岷江交汇处的一塊平地，曾经是镇子外围的砾石滩，是救灾部队和志愿者安营扎寨的地方，也是直升机停机坪。每当直升机盘旋起落，帐篷被吹得哗啦啦响。一个清晨，一位宜宾的志愿者小伙子进到我的帐篷，爬在我耳边说：杜姐有没有卫生纸。我迷迷糊糊地从身边摸出半卷被露水打湿的卷纸递给他。一位年轻的藏族志愿者，顺利地涉过岷江，遭遇多次余震，徒步走过汶川、理县、黑水、马尔康，从近千里之外的壤塘牧区打来电话，兴奋地对我说：杜姐，我找到姐姐姐夫了，好高兴啊，好想拥抱一下你。一位志愿者从映秀镇沿岷江逆流而上，准备去汶川县城，后来再无消息。另一位安徽省临泉县53岁的志愿者，是一位乡村牙医，在映秀的烈日下给废墟、灾民帐篷、临时厕所喷洒消毒液，他是唯一用盆子吃饭的志愿者。返回老家的他，从网上看到我写他的文章，又扛来一包大米，乘火车搭汽车，千里迢迢送到映秀，继续为灾民服务。
地震一周年的时候，刚住进成都一家酒店，一位不曾谋面，大约不到四十岁的广东志愿者，给我打来电话，说你到马路边上来吧，帮我交一下出租车费。我给他交了车费，要了一杯五元钱的白开水，在大厅坐下。他一页一页地给我翻看当初他们抬尸袋掩埋遇难者的照片，更多的是为灾民抢收播种，和他与明星们的合影。末了告诉我，希望志愿者联合签名，争取获个荣誉证书或称号，为什么正规部队和机关单位能获得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和个人，到人民大会堂领奖，我们这样的志愿者为什么就不能。我大为吃惊，他怎么能想到荣誉呢，而且还准备了那么厚一沓材料，世间还有这么怪异的人。快速换了房间，并请服务员对我的住处保密。
走在映秀雨过天晴的温暖里，忽然想起，九年前的那个晚上，身无分文的那位志愿者，是怎样度过漫漫长夜的呢。今日，同样煎熬的我，为当时的姿态深感愧疚。
被当地人称为“万人坑”的公墓已经非常规整，四周绿树成荫，青草萋萋。一周年的时候，一位19岁的男孩蹲在墓地烧纸，他对我说，不知道妈妈具体埋在什么位置，爸爸已经再婚，心里非常难受。一位出租车司机因为哭泣太多，眼角布满皮疹，他说每个月都给妻子手机充五块钱话费，想念妻子和儿子的时候，就打妻子的手机，每次都在“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响起之前挂断。
一幕幕往事恍若昨天，一个个志愿者笑容满面，如果再次相见，他们会向我倾诉什么。19岁的男孩释然了吗？出租车司机再婚了吗？我不能半途而返，总得做点什么。如此浩繁的千头万绪，该从何处入手呢。我想到了求助老师和文友，《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老师留言说，汶川大地震十周年之前，他们想找作家写地震重度伤残人员现状的稿子，由于时间太紧，没有落实，既然我到了震区，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群体，写好以后先给他一个中篇。这个提议，拨云见日，我像打了鸡血一样，立即行动起来。
正如您言，这样的选题注定不讨好，是一件缝衣针凿岩石的宏大工程，无法迂回曲折，风花雪月。在后来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经常失控，间或抑制不住心痛，左手擦拭眼泪，右手敲击键盘，至于行文上的度，尽量理性更理性吧。
整个过程并非一直艰苦卓绝，也乐趣横溢。在北川新县城，竟然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翻烂了，这是我的采访证件，黑皮封面上的方形铜制字板，叮当一声落下，蜻蜓一样在地上蹦跳了几下，才细声细气地躺在地上。拿去请修鞋的中年男人想办法，他用502胶一粘，眨眼间好端端恢复原样。掏零钱给他，对方不收，说只是小事。在北川县陈家坝镇见到了副镇长肖琳，我们是曾经的志愿者战友，当时他是成都的大四学生。端午节那几天，我们恰好在绵阳体育馆，那里临时安置了数万名灾民，被称为诺亚方舟。一位女灾民送给他三只粽子，他和我分着吃了。此后的每年端午节当天，准能接到他的问候电话。十年后的这个节日，我们故地重逢，彼此显得都很兴奋。他已经是成熟的基层干部，马上去凉山彝族自治州脱贫攻坚，我亦早生华发，不再风风火火，说风就是雨，粽子的故事则会演绎久远。
2018年10月底到12月底，在广西北海租了一套房子，日出而写，日落而息，晚饭后一边散步，一边听蒋勋说红楼。江苏路、云南路、四川路、贵阳路，都依次走过。开始几天，处于稀罕，天天蒸八两重的螃蟹，吃得腰上红艳一片，又喝消炎药驱邪。离租屋五百米开外，有一所华侨小学，上午和下午课间休息，准时播放《鼓浪屿之歌》和《渔家姑娘在海边》。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站在窗前，看粉红的三角梅和鹅黄色的鸡蛋花，随着音乐歌之舞之。南国盛产骄阳，我却无暇走出房间一步，因为计划5·12地震十一周年前出版此书，时间显得异常紧迫。脑海中时常闪现当年路遥在榆林宾馆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看着太阳从毛乌素沙漠升起又落下，多少次想奔向沙海，沐浴阳光，擦一把泪眼，继续伏案。终于，忍不住椰风海浪的诱惑，大约第25天，打车去了北海老街，徜徉在墙上长树的古老街巷，细看织鱼网的男女，远眺万吨巨轮，追逐海鸥飞翔，那一天，仿佛上天眷顾，惊艳心扉。
到了南方，才知道“回南天”这个词儿，气温降到十度以下，潮湿得衣服被子能拧出水。只好让家人寄来两件外套，羽绒服穿在身上，把另一件灰色短款上衣拿到路边烧。恰逢寒食节，母亲去世一年多了，这是我2015年从拉萨买给她的，自然是内地去的批发货，因为乘了火车运到西藏，格外有一份宗教色彩，母亲晚年吃斋念佛，应该是喜欢这件衣服的。衣服怎么也点不燃，捡拾红色的干枯榕树叶放在一起，才不情愿地化为灰烬。然后到海滩给离去的亲人烧纸焚香，微风拂来，火苗上窜，欢笑一般，照亮半个夜晚。末了，向着海面念念有词，祝福他们无疾无忧，快乐无边。
多日以后，每当听到那两首熟悉的歌曲，想起黛玉、宝玉和蒋勋，不由自主地，会想起北部湾的灿烂阳光，和写作《岩兰花开》的美好异地时光。也会想起，那一团烧给先人们的光焰，祖宗安息在北方，我却朝着南方海面祈祷，哦呀，人去灵魂在，天宇无门槛吧。
《北京文学》和《作品》杂志，对我非常厚爱，分别在2019年5期和7期头条节选了两个中篇，并且进入两个年度选本。2020年5月，中国言实出版社才推出了单行本。
李：我不仅觉得这部作品的题材非常沉重，而且，在这之前，你也写过《阿里阿里》《红雪莲》，我觉得这都是高难度的写作，需要实地采访，需要了解与你完全不同的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理念使你执着于去西藏，去灾区，去那些极具意志挑战的地方去采访，去书写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物的？
杜：人在价值观还没有成熟阶段，一般会认为熟悉的地方无风景。所以，对远方的最初关照，是处于好奇和饕餮之心，随着迎面扑来的感动和素材，书写成为一种可能。因为我本人就是边缘人，自然会关注气息相通的群体。如果我是政府官员，则会考虑社会稳定、干部调配、城市规划、资金是否到位等问题。一个人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一定与童年经历和性格有关。如同和奶奶相依为命长大的孩子，成年以后胆小怕事。着迷蜻蜓蝴蝶的孩子，或许会成为飞行员，当然，成为昆虫学家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记得一次在苏州，一位交往多年的文友对我说，为什么谈起创作你就苦哈哈的，写作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噢，苦难有什么好写的。我不好意思看那浅薄的脸，怕不屑的眼神剑一般刺伤对方的眼球。只能不语，然后，就把他拉黑了。
我来到人世间，眼睛一睁开，见到的第一个男人，就是父亲，他的命运正处于人生低谷。整个童年没有见到父亲笑过，但记得父亲握住我的双手，用肥皂给我搓洗手心手背的感觉。直至今日，烦恼的时候，不自觉地发出“唉”的叹息，就来自父亲的翻版。原生家庭赋予我自卑、敏感、怯弱、坚韧、虚荣心超强的性格。加之地处西北，受现实主义文风的天然影响，行文自带一股男儿风范。
在自生自灭的练笔写作中，常常感到渺茫和弱小，也经常总结失败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阅读和行走。后文革时代成长的小小生命，对书卷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狭小的生活环境，滋长向往外界的灵性。阅读经典真是一件百益无害的事哦，笃定、丰饶、自信等品质，与阅读相伴而生。浪迹天涯开阔视野，也积累素材。久而久之，我对题材的选择和用力，有了自己的标准。人生并不漫长，精力自然有限。凡尔赛宫是宫，农家乐的鱼宴宫也是宫，宫与宫是不同的。羌塘的藏菠萝花绽放在夏天，江南四季姹紫嫣红，花与花也是不同的。与其大动干戈随处掘地，不如老老实实挖一口深井。无论是藏区，还是震区，都是我数年关注和行走的疆域，《阿里阿里》《红雪莲》《岩兰花开》，便瓜熟蒂落自然生成。
李：《岩兰花开》这部作品完成之后，你觉得最遗憾的事是什么？我留意到，你作品中叙述者的视角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他们或许无法定位发生过的以及即将发生的事，并不能完全理智地看透其意义，换句话说，作者的立场有点模糊，你觉得哪一部分你做得比较弱，表达得不够清晰？在生存者的境遇之外，你对这种苦难有什么感悟和表达？
杜：初稿在杂志上发表以后，我以为单行本同样受欢迎，没想到原来答应的出版社爽约了，原因是读者不喜欢灾难题材，看见“幸存者”“伤残人员”会绕着走，怎么会踊跃购买呢。无奈之下，以稿费低得不好意思告诉您的条件，签了出版合同。拿到样书的时候，沉默良久，伤心得落下泪来。牵了一头牦牛驮回一枚针，大概就是这种感受吧，而且那针还生锈，不敢示人。
翻开封面发现没有衬页，书稿电脑统计15万字，版权页标注15万字。敏感话题和个人观点基本删除干净。烦恼过后，思考良久，自己做得实在不怎么样。
首先是素材不够丰满，地震十周年之后的2018年，也就是第四次入川采访，只待了 27天。地震孤儿这一块，基本是第三者转述给我的，按照正常采访风格，应该和受访者密切接触，每个人相处两三天。成都温江康复中心也应该身临其境，感受一段时间，那里曾经是众多伤残人员的家园，少数伤员依然在那里生活康复，更多的治愈者把这里当作第二个家，每年都要回来做免费检查，拿点香肠板栗给熟人，和医护人员成为亲密朋友。地震孤儿、残联工作人员、政府官员，很难接触到。如果再耐心一点，或许不会一直拒我于大门之外，不会像躲避瘟疫一样，连介绍信也不接，看也不看一眼。现在想来，还是功利心太强，欲望太重。三间房子的椽子想搭建五间瓦房，自然捉襟见肘。主要原因还是不够顽强，不够大气磅礴。假如再坚持，再采访，坦坦荡荡，无所顾忌，不着急出版，或许呈现出来的文字更值得尊重。想一想帕斯基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异国出版，阿列克谢耶维奇为了写作受到的政治迫害，我那一点点艰辛委屈，简直是轻如鸿毛。这也是文学小民与大师的天各一方，境界高下之分吧。
恰巧当时为了俗世间的一点利益，急匆匆回到西安。其实还可以再次入川，由于以前的处处受阻，低三下四，求爷爷告奶奶地寻找采访线索，我也厌恶起了自己。加之食宿车马费自己支付，就连接受我采访的专家住宿费、茶水费、小礼品，都由我承担，而自己则住在没有窗户的房间，米线包子凑合数天，常常搞得心灰意冷，热情消遁。文学带给我的一点点尊严，在这部作品的采访和出版过程中，灰飞烟灭，荡然无存。甚至，感到了巨大侮辱。
作者立场模糊一说，我是承认的，但不认为这是缺点，就是一种写作方式吧。大千世界，那么多题材可以书写，近年来多家机关单位，邀请我写脱贫攻坚、企业发展、工程建设、人物传记等等，而且稿酬颇丰，采访有人陪同，出行有车接送，我都一一谢绝。独独对灾难后的众生念念不忘，义无反顾地一次次前往，难道这不是态度和立场吗？即便是谋篇布局，心中也是有尺度的。《史记》是中国最优秀的非虚构作品，按照严格区分，项羽和吕后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皇帝，进入本纪有些牵强，但司马迁就这么安排了，这就是作者的立场。
叙述者占主导地位，也是想尽可能地还原历史，抵达真实，剖析人性的善与恶，呈现人物命运的喜乐与悲伤。
灾难在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中断过，自然災难和人为灾害连续剧一样轮番上演。《岩兰花开》无非是想告诫后来者，面对灾难该如何安放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以及政府、社会、个人，如何与自然相处，尊重万物生灵，生命至上，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避免人为灾害发生。5·12以后，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民间力量，众多国家和国际友人，给予了极大支持，充分说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坚实地位，中国的确不是一百年前的风貌了。时代是进步的，民族是团结的，国人的物质生活和文明程度都有提高。各行各业从灾难中汲取经验教训，完善应急方法，加大心理援助，鼓励公益组织成长，对幸存者的扶持越来越精细。事实证明，在后来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事件处置过程中，更加有序、及时、科学。
十余年关注这个群体，对自身也是洗礼和反省，对人间冷暖体味更深，少了傲慢、自私、虚荣、口无遮拦，多了悲悯、体恤、谦和、仁慈。灾难让一个民族成长，也让关注幸存者生存状况的我，逐渐成熟。
李：在你所有的人物当中，包括虚构和非虚构，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位，是柳渡江，还是南宫羽，或者柳巴松，亦或是王秋阳、明子、黄晴？为什么？
杜：感谢您对我作品的熟悉，您列举的人物，前面是虚构中的人物，也就是无中生有，塑造出来的。后面几位是非虚构作品《苹果苹果》《岩兰花开》中的人名。虚构的人物，包括姓甚名谁，都是作者反复斟酌，构思良久的产物，且要与家庭背景、时代特色、风土民情等诸多因素相辅相成，比如不能给清朝人物取一个“华为5G”的名字，也不可能设置在港珠澳大桥上飙车的桥段。小说中的人物是根据故事情节应运而生的，没有喜欢与不喜欢之分，只能说哪个人物塑造得比较成功，形象立起来了，哪些人物塑造得不够理想。
柳渡江、南宫羽、柳巴松是长篇小说《红雪莲》的主人公。柳渡江这个名字，就是他母亲在渡江战役的黄金江岸，在他奄奄一息起死回生之后，情绪高涨，脱口而出的名字，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自然延宕出青春之时，逃不出政治动荡的滔天洪流。由于我有游历藏北的经历，采访和查阅了大量资料，柳渡江的援藏冲动、支教过程、逃离心理，路途中捡拾藏族孩子柳巴松等细节，自我感觉还是开阔和恢弘的。南宫羽这个形象不够立体鲜明，包括柳巴松，都有些扁平化。
小说中有一个次要人物秦姨，她和老白是生活上的伴儿，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在青藏高原茫茫雪原上，有一间土坯房子，一盘关中农村的大炕，一年四季烧着牦牛粪，给生者以温暖，给逝者以临终关怀，还是新生儿的降生地，不但是长途旅行者、朝圣喇嘛、说唱艺人的驿站，还是濒临死亡的犯人和押解人员的救助站。
无论秦姨、老白、土丹卓玛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次要人物，还是柳渡江、南宫羽、李青林这些命运并不顺达的主要人物，都饱含着我的热情和真诚，都是我喜爱的，提起他们，总会滔滔不绝，大有炫耀之嫌。
非虚构作品中的人物，比如明子、黄晴，都是化名，主要考虑到当事人的隐私，保护受访者是作者最基本的素养。当然，故事绝对是真实的。这些主人公，有我尊重的公益人士王秋阳，也有敬而远之的人，更有怜悯和同情者。比如北川的明子，地震摧毁了她的健康，也撕裂了夫妻感情，几次萌生自杀念头，处于对儿子回家能叫一声“妈妈”的愿望，灾难发生以来，没有哪一天不疼痛，没有哪一天离开轮椅和床，但她坚强地活了下来。如今，儿子成为企业白领，在成都买了电梯房，马上要结婚了。她还发来儿媳和她的合影，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另一位高位截瘫的汶川女性，暮春时节批发车厘子，夏天批发红杏李，秋天批发核桃，一次只能买七八斤，竹筐放在双腿上，摇着轮椅到汽车站叫卖。她不吃早点，在每个卖家的摊位前品尝，三粒五粒地抓起就吃，批发市场上转两圈，车厘子就吃饱了。轮椅还没有走近，厌恶的眼神就箭一样射过来，轮椅走，眼神也走，我跟在后面，脸上一阵一阵发热，恨不得钻进地缝。时不时地，还会说，咱们去饭馆吃饭吧，咱们去商场转转。也会说，肩上的披肩是治疗期间，医生护士送给她的。还向我兜售自己绣的羌绣和鞋垫，我只能忍痛拿出百元现钞，象征性地拿一双鞋垫。
一部作品，就是一个小社会，每个人有各自的命运，也有不同的性格，英雄、懦夫、平民、政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纷繁复杂，多姿多彩，才构成一部或伟大或平庸的文学作品。至于喜欢哪个人物，我倒是都喜欢。人物是作品的命脉与核，只有人物才能支撑作品这个舞台，故事才会灵动活跃，人物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相互关联，都有自己的规律和逻辑，把握和导演整场剧目的，就是作者本人。作品也是作者的孩子和朋友，哪有不喜欢亲生孩子和朋友的人呢。
李：你的一个朋友说过，作品是作家的面孔，作品展示了作家的终身形象，对此，你怎么看待？
杜：我对这个观点越来越认同。
作家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职业，有人类以来应该就存在，从口耳相传到诗词歌赋，从神话传说到白话小说，《论语》《离骚》《圣经》《古兰经》，首先是经典的文学作品。唐吉珂德、冉阿让、安娜·卡列尼娜、林黛玉、阿Q，这些栩栩如生耳熟能详的人物领袖，不但丰富了世界文学画廊，将作家拥进金色殿堂，最终成就作家的高度，更是作家的终身形象。
试想，如果没有《论语》《离骚》，孔子、屈原肯定廖无人知，他们和芸芸众生的我们一样，在中华版图上生存过，爱恨情仇几十年，风一般地来，晨露一般地消散，太平洋的鲸鱼一样，与我们少有关系。正是有了流传千古的伟大作品，被后来者津津乐道，照耀人心，温暖大众，成为全民族的精神财富，思想源泉，才被尊为圣贤。吟诵“飞流直下三千尺”，自然会想起李白。读到“临死之前还让女儿把金币铺在桌上，长时间地盯着，这样他才能感到暖和”。会心一笑之后，脑海中跳出来的一定是巴尔扎克和《欧也妮·葛朗台》。
尽管我是陕西人，因为长期工作生活在秦巴山区，无论是饮食习惯还是思维模式，受楚、蜀文化影响多一些，灵气有余，厚重不足。秦岭这条中国南北地理分水岭，将陕西天然地分成了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代表中华文学最高荣耀的《诗经》《史记》，就生发于我不熟悉的黄河流域及更广阔的地区。在我正青春的时候，对此知之甚少，即便是现在常住西安，对身边的城墙、古寺、石刻、帝陵，叹为观止。经常有梦幻般的感觉，好似进入了异国他乡。这种感受让我觉得隔，再怎么谦卑谨慎，都有被边缘、被遗弃的心理，这大概就是我长期入不了主流的原因吧。我曾经飞蛾扑火般追逐过各种流派，无限羡慕《悲惨世界》《2666》的宏阔，感慨《红楼梦》《洛丽塔》的从容细腻，但我无法抵达这种境界。这与环境和天赋有关，更与后天的阅读和历练密不可分，如此种种，我都短板凸显，汗颜之至，不伦不类。
唯一聊以自慰的是，尚且好奇，对新鲜事物满怀憧憬，明白了一些为人之道，对人物形象和作品精髓越来越清晰。对并不遥远的梁生宝、刘巧珍、田小娥倍感亲切，对于连、艾玛、盖茨比同情之外，更多的是理解和惋惜。作家在塑造人物，推動人物命运的同时，也在修炼、自省、自我完善。作家与作品相互呼应和关照，有一根生命线紧紧相连，有一些默契，有一些自恋，有一些生死交织。有时候是如胶似漆的情人，有时候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作家写一辈子，都绕不开自己，直接或间接，自带标签和气质。相由心生，算得上至理名言。这里的相，不仅指面容、表情、神态、修为，还有生产、创造、呈现出来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伟大的灵魂一般会创造正大磊落人物，孤寂缜密的作家献给人类的，一定是性格丰饶、绵延悠长的动人身姿。猥琐、阴险、自私的人，真的写不出高贵、优雅、豪迈的形象。自以为是孤芳自赏，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知晓全人类的人，似乎也难有撞击灵魂的立世之作。
作家注定是淘汰率极高的职业，信念意志往往会变成一地鸡毛，一如既往地辛劳几十年，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作家在众生舞台上，有些悲壮，不用功超越不了自己，用力过猛，会英年早逝，命丧黄泉。在主题先行的当下，幸运者各领风骚三四年，不幸者永无抬头之日，潦倒一生。
十年以前，我们共同的一位鲁院同学对我说，不会穿衣戴帽，胡乱搭配颜色，就写不出好小说。当时理解不了，现在想来，非常有道理。一个土里吧唧，言语粗俗，固执刻板的人，作品好不到哪里去，也谈不上在历史中有所建树，更无位置可言。偶尔暗自思忖，既然把自己送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别无技能，只能如僧道一样修行，将写作赋予修身养性的功能，无问西东，坚韧坚持，自生自灭。
李：事实上，你的短篇小说，以及你的散文，给我以多情、浪漫的精神气质，但是，对于非虚构，这些未必不是障碍，你是如何平衡作品和个人气质关联的？
杜：这么说吧，您的这个印象已经是过去时了，我差不多十年没有好好写中短篇小说，散文也是完成约稿，虽然短短几千字，尽量写得温厚纵深，上下千年，如同一条宽广的河流，多些沉稳、练达、思辨，少了些许蹦蹦跳跳的浪花。从语言文字的风格变化，不难看出心理年龄确实大了。回味从前的激情飞扬、压抑心碎、无处话寂寥，依然有些怀念和怜惜。因为生活单一，热血沸腾，抬头仰慕蔚蓝，低头青睐睡莲。颂扬一草一木、雪飘花落、蝴蝶蹁跹，叹息一江春水、半亩荷田、黛云纤纤。对喜悦的事聚焦放大，对讨厌的事诅咒谩骂。没有更多的素材和故事書写，更无驾驭作品的技巧和能力，才天然无公害地随心所欲，任由文字信马由缰，驰骋奔腾，方显浪漫多情。而那已经是昨日彩虹，储存在记忆深处，当然也渗浸于行文中。现在想来，那是多么美妙、弥足珍贵的青春留痕噢。
文字成长总是伴随着天真遗失，这是无限伤感的现实，而我常常，眷恋那条流淌在生命最初的河流，肆意汪洋，锦句连连。在长篇小说《红雪莲》中，写南宫羽、柳巴松在藏西林芝的雪线以下，雾林带之中欢快徜徉，柳渡江在藏北无人区的度日如年。几乎拼尽才华，浓墨重彩，饱含深情，努力刻画。从评论家反馈的信息看，这些地方不应该散文化书写。其实我是清楚和明白的，小说不能如此任性，但抑制不住内心的狂野，自由奔放了一回。生怕多年以后，恐难再现丰饶灵秀。
长期以来，我的写作缺少仪式感、神圣感、庄严感，没有仔细研读过某位大师的系列作品，也就没有树立自己的奋斗目标。阅读是泛泛的，肤浅的，大而化之的，一知半解的，缺少天赋，悟性不高，不知所终，沮丧大于自信。加之以前写过诗歌、散文、小说，在后来的非虚构写作中，度还真难把握。小说是把一件事连绵延宕开，能写多长写多长，能有多华美就写多华美，凄凉、欢喜、妖艳、迷茫，任由自选。自言自语，自圆其说，空灵浩瀚，一泻千里，是一门虚构艺术。非虚构得用事实说话，是一门讲真话的艺术，凝练、准确、真诚。两者是拔河比赛的两端，叙述方式，写作技巧，都南辕北辙。每次完成一部非虚构作品再写小说，非常痛苦、撕裂、惶惑。所以，已经拿定主意，近几年得专注一种体裁的学习和写作。所幸，非虚构创作中，也可以用小说语言讲述真实故事，《岩兰花开》中的《感谢双拐》《不想结婚》等章节就采用了这种形式，阅读起来有欲罢不能的感觉。
写作是阅读的孩子，阅读一定要逐渐丰满、经典、高端，写作要愈加精良。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法则和规矩，在未来的阅读和写作中，尽最大能力，平衡个人气质在作品中的弥漫和张扬，规范不同体裁的写作方法，谦谦君子，从头再来，努力写出有自己风格和标签的作品。
李：你第一篇作品发表是什么时候，换句话说，你什么时候热爱上文学，并决定为她奉献一生的？
杜：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大概16岁的时候。那是一篇写我二哥文涛在除夕夜还用功学习的短散文，发表在岚皋县文化馆主办的《岚水》油印杂志上。两位身材窈窕亭亭玉立，全县衣着最光鲜的女士把散发着墨香的两本杂志送到我手里，笑眯眯的。一位是发梢冲天的短发型，一位发髻盘在头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那个时候词库中还没有谢谢二字，也说不出口。县上的文工团解散了，演员、琴师们纷纷去了文化、商业、粮食单位，唯独没有当教师的，文化程度太低了嘛，有的连小学三年级都没有读完，又是县上有头有脸人家的子弟，自然引领时尚潮流。
为什么对她们的装束打扮记忆犹新呢，是我们家穷得惊心动魄啊。处于发育阶段的我，一年四季只有两件衣服，冬季着装一成不变，棉袄上罩着哥哥的旧中山装。因为我学习领先，几位女生纷纷效仿，以为这是奇装异服呢。
父亲右派平反以后，拖儿带女从汉中农村老家到了数百公里以外的岚皋山城，这里是全国重点贫困县。全家八口人，只有父亲一人拿工资，拖欠工资是常态，两位哥哥最初靠打零工补贴家用。临近初三的时候，从一间无窗的土坯房，搬到有三个房间的出租屋，我和妹妹单独住一间房子，方便学习。我却没有考上包吃包住免学费的师范学校，能感觉到父母的失望，但一句责怪都没有。高一的时候，搬到一间有楼板的租屋里。爸爸妈妈和弟弟住在楼板上，直不起腰，只能弯腰爬行，头顶的石板瓦片并不密实，夏天漏雨，冬季飘雪。我和两个妹妹住楼下，一个能搬来搬去的树杆梯子可以上下楼。房前是四五家连排猪圈，每个猪圈养着两头哼哼唧唧，永远吃不饱的白猪黑猪或一块白一块黑的花猪。房后是一个泥潭，我们家一年只养得起一头猪，有时候是黑猪，有时候是白猪，年初买的小猪，年底变成过年肥猪，像大巴山的所有山民一样，烟熏火燎成腊肉挂到墙上，便是全家一年的肉食。不管黑猪还是白猪就在泥潭里大小便，油毛毡搭起来的厨房，也是猪睡觉的地方。我和妹妹在粪坑边种上鹅黄色的夜来香和玫瑰色的指甲花，夜深人静作业写累的时候，深深地呼吸，从浑浊的气味中，能嗅到缕缕清香，那一刻，会感到非常放松。没有高凳子可坐，便把小板凳摞在靠背木椅子上，摇晃的时候，会把自己摔下来。只要闻到花香，就有唱歌的欲望，爬起来，重新放好小板凳，继续做作业。这间被猪圈和厕所包围，无时不散发着粪便臭味的租屋，从高一开始，一直住到参加工作。而我父亲，临终都没能住上大房子，每当想起，就心疼愧疚。
文涛是文学青年，去安康听过文学讲座，说有个叫堪容的女作家写了一部小说《人到中年》，影响很大，过一阵又说那作家叫谌容。还说《女大学生宿舍》写得好，很多人抢着看呢。我没有看到这两部作品，也没有住过学生宿舍，倒是根据班上住校女生的模样，写了一篇十多页的《女中学生宿舍》，应该算是小说，后来不知扔到哪去了。高考结束以后，在父亲的书箱里，翻到了竖排的繁体字《红楼梦》，没有读完。拿到高考入学通知书的时候，臂弯还挂着猪草篮子。
正是从家兄那里，知道了巴金是中国最大的作家。
那天晚上我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第一次感到血在周身涌动，脖子根都滚烫滚烫，越走越亢奋，心中久久萦绕着一个念头：啊呀，我以后肯定能当巴金那样的文学泰斗，如果成为名人，我该咋办啊。这份沾沾自喜保持了很长时间。1997年第一次在《延河》发表短篇小说，1998年1期《延河》推出“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我在这个12人专号中排名最后，年龄也是最小的。如今，排在我前面的红柯追日而去，有两人坚持在写，跟我一样，既没有红也没有紫，其他几位不了了之，失踪了一般。好几次，都放弃了幻想，但还有什么能满足虚荣心呢。对，最初发表文章，主要是想成为名人，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和欣赏。
后来嘛，随着年龄的增加，阅读量的稍微宽泛，才万分清楚，终其一生，也成为不了大家，泰斗这个词，简直远在外星。至于为之奉献一生，真不敢笃定地回答您。我想说的是，因为无路可走，无处倾诉，没有什么安顿我心，使我平静，才在三番五次地放弃后，又起步，在纸上述说衷肠，絮絮叨叨，自怨自艾。孤独、寂寞、不甘。不写作，又能干什么呢。辗转反侧，习惯成自然，又拿起笔，或敲击键盘，继续踟蹰在文字的海洋里。
我热爱文学吗？当然是的。真的爱得死去活来，心无旁骛，毫无功利心吗？不全是。无论神圣论，还是任务论，尽量做到我写我心，尊重内心的感受，对得起自己的署名。阅读和写作已经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或许相伴一生，或许闲散游离，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这种生存方式。
李：你从一个电力系统的员工蜕变成一个文学工作者，这个过程，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愿意从事什么工作？
杜：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关系太密切了，我那样的童年和少女经历，毫无疑问地与高贵、阳光、无忧无虑绝缘，自卑、怯懦、敏感，如影相随，直到人已中年的此时此刻。我人生第一个职业是公务员，还填了后备干部履历表，组织上要把我当女干部培养。前几年，一位去过我家乡的作家对我说，听说你如果不离开县城，估计当副县长了。我只是笑笑，暗自思忖，幸亏没有从政，自由随性爱憎分明的性格，在严肃规整的政府机关摔打，迟早会翻船。后来到了电力系统的一个电厂，领导征求我意见，愿不愿意当团委书记，我连一秒钟都没有考虑，一口回绝。现在想来，我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干不了什么。
没有专业技能的人在技术含量高的单位供职，永远在外围转圈，加之本来就身在曹营心在汉，对一成不变的崇山峻岭和按部就班的工作发自内心的厌倦，在阅读和行走中，对外面世界越来越向往和好奇。大概有十多年时间，我像一只无头苍蝇，稍微有点时间，就奔向远方。后来读到茨威格的这段话，不由得笑出声来。“德国作家克莱斯特在欧洲动荡的年代，还东奔西跑，就像法国诗人兰波，德国诗人莱瑙，就像尼采和贝多芬，不停地从一个洲搬到另一个洲，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从一地换到另一地，从一个寓所换到另一个寓所。他们心里有一根鞭子，那便是生性可怕的动荡不宁。”
我心中也有这个妖魔，只是含蓄保守得多。如果当时领会精髓，一定会干柴烈火，奔往更大的宇宙空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人有千面，个性不同，有一类人，就是这般把地球当成自家的后花园。
一次团校同学聚会，有的同学已经是副厅级领导，有的位至县处级，而我只是普通员工。聚会结束，当我兴高采烈地拉开出租车门，回头与大家挥手告别的时候，没有一只眼睛看向我。我为这个瞬间思索了许多年，直到今日，能敞開心扉无话不谈的朋友，没有他们，我也从来不刻意地寻找友谊，随缘就好。一个团队，一个家庭，一个阶层，经过诸事磨砺，价值观会发生变化，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散落到各个角落，经历不同，归宿各异，无需惊奇。
尽管对电力工作没有多少感情，但很感恩，不薄的工资待遇，为我浪迹天涯插上了翅膀，保障了我的衣食住行和起码的尊严。要说职员与作家的不同，国企、央企、行政单位，这些铁饭碗职场，如果对职位和收入没有更大野心，不自我作死，从青春之时入职，到退休老去，供奉身体，养家糊口，基本上快快乐乐，轻轻松松一辈子。这种职业对我来说，一眼能望到头，没有悬念和岔道，只是生存手段，而非事业。文学对于我，具有极大的挑战性，是一个无边无垠，没有尽头的疆域，乐此不疲，愈挫愈勇，永远抵达不到终点，失意和快乐瞬息万变，在不厌其烦的阅读和创作中，胸中的火焰才不会灼伤自己，灵魂方能安宁。
写作者和机关单位人的最大区别，主要是思维方式和行文风格不同，比如在劳动竞赛总结报告中不能用“美妙”“哇噻”等形容词和感叹词，而文学作品中，则司空见惯。创作是多维度、发散性、自由至上的思维方式，与职场上的线性思维天各一方。所以，我最初的作品，有评论家认为“太正”“无趣”，有人直接叫我女干部。为了减弱这种低级错误，不得不反复琢磨，大量阅读，让主人公尽量符合生活逻辑、艺术逻辑，摒弃口号式的高大上。《红雪莲》中的柳渡江，被评论家认为有“驱魔”之风，我认为是莫大的褒奖。这种转变，真的有脱胎换骨之痛，更有冬日暖阳的慰藉。
性格一般会决定未来从事的工作，环境会决定成就大小。一个人的性格成长是分阶段的，我性格的定型是父亲平反回到县城以后，那段刻骨铭心的贫困时光，为我烙上了卑微胆怯的印痕。在此之前的乡村十年，尽管父亲命运不济，识文断字的父母，使我们兄妹在同龄孩童中鹤立鸡群，我算得上聪明伶俐，天真活泼。代表三好学生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发言一点都不怯场，三年级的时候不但参加学校舞蹈表演，还把广播中听来的曲子，配上课本中的诗歌，教全班同学演唱。记忆犹新的是，在几个村的文艺汇演中，我担任报幕员，腰上系着母亲的枕巾，中间印有硕大的牡丹。快步跑到木板搭起的舞台前沿，大声说“现在由泉西大队几组演出什么节目，下一个节目几组准备”。鞠躬以后，轻巧地跑到幕后。这个画面一直留在记忆里，几回回想起，甜蜜的同时，则反思另一件事。那次演出刚结束，我像童星一样裹挟在人群中，我大妹妹却掉进旁边的粪坑，被人拽上来以后，哭声比湿淋淋的臭气更强烈，我看到了，却没有往前走一步。那一年，我不到十岁。
我却用多个十年来忏悔那个夜晚。只能用童星心理原谅自己。是的，我不是一出生就勇往直前，有责任有担当，也不是天生的善良懂事。我后来并不顺达的命运，大概就与过往的随性和无知有关。
大概是初二或初三的时候，英语老师为了锻炼我们的口语能力，用英语提问，你长大了干什么。一位姐姐当护士的女生回答，我长大了当护士。受老师宠爱的班长回答，我长大了当教师。当问到我的时候，我回答：抱歉，我不知道。
那是我的真实心声，也是一个庄严问题。的确，我不知道自己以后干什么，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长大，与职业有什么关系。高中时期，对地理历史发生了浓厚兴趣，当过班上的地理科代表，把郦道元和范文澜的名字分解拆开，为自己取一个“郦澜娟”的笔名。幻想以后当个考古学家，或者地质学家，背个帆布背包，拿一把钉锤，像李四光一样，为祖国勘探到有价值的宝藏。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职业，作家肯定不是首选，业余爱好倒是可行的。身临其境，方知文学不是三冬寒，也不是三十冬寒，很可能是一生一世的寒，却换不来一天温暖。这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一个人的寂寞孤单，一个人的漫漫长夜，一个人的烈日灼心，一个人的战死疆场，一个人的鸣金收兵。近年来，一个个熟悉的同道人英年早逝，倒在了文字铺成的砾石路上，红柯去世后我哭过，黄孝阳去世后您哭过。伤心过后，哭的其实是自己，是我们不甘的理想和无处话凄凉的委屈。
假如生活重新开头，我的青春我的天赋，都会合理安排。我肯定是有天赋的，尽管不够丰饶。好出风头，个人中心，希望天下人都知道我。那么，可能会进入演艺界，塑造各种女性形象，成为一个有表演功力的演员。可能性更大的，是成为职业旅行家，在雪峰之下的帐篷前，喝喝咖啡，晒晒太阳，谈谈恋爱，写写旅行笔记，图文并茂，发往世界各地，换来可有可无的名气和多一点的金钱。
目下，我正向这个王国进发，只是雪山换成了田野、河流、星空、果园，随便什么地方，四海为家，身心祥和。
李：你最欣赏的文学作品有哪些？它们在你的写作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杜：最开始对文学是没有野心的，更没有想过能专业写作。曾几何时，心中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是读书、写作、晒太阳，2007年底我做到了。这是多么快乐的事啊，上天是眷顾、怜惜、加持我的。但达摩克利斯剑寒光时常闪现，隔一两年就有书面通知或口头警告，让我回去上班，我都以挂职、有行业写作任务等方式逃避。想到日复一日地重复简单的劳动，头皮就发麻。就是昨天，还收到盖有公章的“严肃劳动纪律通知”，并且点了我的名。惊慌三分钟以后，三通电话半个小时搞定。按照常规，我是没有资格如此逍遥的，长期以来，尽量不在同事面前露脸，不让领导看见我，低调做事。从前到后，都打着擦边球，与各种人各种事，斗智斗勇，一个人对抗整个世界，常常感到疲惫、无奈、毫无尊严。所有英雄豪杰，无一不千锤百炼，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种种磨难之后，方才光华四射。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利益是奋斗出来的，我的这段自由时光，毫不謙虚地说，是我自己争取来的。这样的斗争，极其锻炼人，在我后来顺利或艰难的采访中，与各色人等的交往中，在作品的排兵布阵中，人物矛盾的纠葛中，认得更清，看得更准，打得更狠。
在战战兢兢又激情满怀的春光与秋阳里，终于读到了多位大师的作品，《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追忆似水年华》《包法利夫人》《喧哗与躁动》《英国病人》等等。要说震撼，莫过于《罪与罚》了。记得当时家里装修房子，我抱着这本姜黄色封皮的厚书，坐在阳台上的一块砖头上，被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案深深吸引。一位邻居从客厅进来，转了几圈，才发现我，大呼小叫道：天啊，电钻山响，粉尘满天，甲醛味道这么浓，你咋能看书呢。这句话她好像重复了几次，显得特别夸张，我才抬起头，惊恐地看着她。她吓着我了，心快提到嗓子眼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关上老太婆的房门，正找躲藏的地方呢。我没有掩饰住愤怒，仰起脖子，哼了一声，继续低头阅读。
陀思妥耶夫斯基竟然用十多页的篇幅写了作案过程和心理活动，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这是我以前不曾接触过的作品，后来读王安忆的《长恨歌》，两三万字以后，主人公王琦瑶才摇曳出场。这样的从容笃定，不卑不亢，抽丝剥茧，绝对吸收过陀氏精华，只是鼻祖更热烈、混乱、肆虐、滂沱。
2003年左右，读不懂《尤利西斯》，但读懂了《都柏林人》，反复读了两三遍，效仿一般地，用第一人称写了多部中短篇小说。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走向珠穆朗玛》，借鉴了《灵山》的叙事风格，被评论家认为有散文化趋向，并不为过。《日瓦戈医生》中男主与妻子冬妮娅及情人拉拉之间的生死相恋，两位女人之间的相互体恤和关照，对我触动很大。《百年孤独》中也有一对水火不容的女人，一位是妻子，另一位自然是丈夫的情人，两个女人厮杀嫉妒了几十年，生命将老的时候，得以和解。谷崎润一郎的《疯癫老人日记》，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老人生活和纷繁心理。这些作品无处不散发着个人气质，没有国界，不分种族，在世界文学史中熠熠生辉，地位崇高。
优秀的作品不仅滋养人心，安顿灵魂，更是一面镜子，一个标杆，一座灯塔，引领后来者前仆后继，去往未来。这样的阅读逐渐改变着我的价值观，对人性的认知更加细腻、真实、复杂，为我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性光暗，袒露个人思想，起到了催化剂的作品。
李：我注意到你2010年左右转型写非虚构，现在在非虚构的领域也有一定的建树，相当多的作品已经译介到海外。那么，你现在的创作方向是什么？有回头继续写小说的计划吗？
杜：您对我还是了解的，2010年我们在鲁迅文学院读书，从老鲁院到新鲁院，咱俩都住隔壁。也许是星座相同吧，性格自然相近，稀里糊涂成为朋友。在此之前，我没有写过非虚构，后来去了西藏阿里，接触到大量感人的事，原本想写成长篇小说，但无法把几十个人的故事，连缀到几个主人公身上，只能贴着人物写纪实，这就是长篇非虚构《阿里阿里》。从诗歌、散文、小说到非虚构，每次转型，都非常吃力。《中国作家》纪实版2012年2期头条发表，单行本出版以后，先后被翻译成英文、塞尔维亚文、藏文等，并参加了伦敦、美国、法兰克福书展。2018年国际读书日之时，受哈萨克斯坦文化部邀请，参加了欧亚国际书展，在哈中作家论坛上发表了《我生机盎然的祖国》的演讲。出版社对此书推广力度比较大，为我赢得了一些读者和荣誉。
随后，命题邀约纷至沓来，面对庞杂的题材，越来越谨小慎微，一个人一生写不了多少字，能存世的几乎没有，想在大历史中彰显个人气质的作品，更是臆想。十年来，算得上勤奋，出版了四五部作品，也获了几个奖，刚刚得到消息，《岩兰花开》荣登2020百部好书年榜。小说一直是我心心念念的事业，《红雪莲》便是新篇章。我为这幸福而无望的开端欢欣鼓舞，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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