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一直以为，当代中国文学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转向。我们了解文学史都知道，中国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以来，经历了充分的“向内转”，文学在形式语言上不断得到蕴蓄、更新、革变，进入新世纪，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尤其是对于当下的小说，一方面，文学“向内转”演变成为一种潜流；但另一方面，文学的“向外转”将逐渐成为新的趋势。两者并立并置，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新走向。当然，“向外转”是个笼统的说法，对作家来说，向外究竟是面向何处，到底转到哪里？这是难点，也是痛点。在我看来，文学的向外转是要走向文学所难以认知或有待认知的界域，走到时代的敏感点和扭结处，与此同时也走进幽微细腻的人心人性中，于焉传递关于历史与当下的征兆或症结。质言之，“向外转”是要作家走出简单的小说内部的循环，走向无远弗界的世界；但也要指出，文学的边界自然可以是无限的，但最终也需要回到文学本身，熔铸历史性、时代性与文学性，以审美和人性为路径，在形式修辞和语言结构的内部进行造设铺展。王尧曾提出新的“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其中指出，“当我在这样的关联中讨论新的‘小说革命’时，我想确认一个基本事实：在社会文化结构发生变化时，文学的内部运动总是文学发展的动力。如果这个事实能够成立，并且参照1985年前后‘小说革命’的实践以及当时风生水起的思想文化景观，我不得不说出我的基本判断：相当长时间以来，小说创作在整体上处于停滞状态。”⑴因而，有必要在新世纪的当下，重启对于小说的内外变革，这是小说面临外在的未知及未定的危机时，需要完成的自我审视和重构，同时也是自身未完成之革命的内在要求。

　　对于百年中国文学史而言，小说总体有三个向内开掘的时刻，分别是20世纪二十年代自叙传小说、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八十年代意识流小说，直至当下以东西长篇小说《回响》为代表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似乎又为展开新的面貌提供了契机。事实上现代小说在诞生之初，就以展露和剖析人的内心为重要特征，这些思潮、流派和形式探索，代表着文化中国之精神史、心灵史、生活史的求索。但从长时段来看，小说的心理和意识流叙事，在革命与启蒙并置的20世纪中国，以及后现代的新世纪及至当下，都往往是被压抑和被忽略的叙事脉络，这既出于现代中国百年来为重现实主义的倾向所笼罩，同时也在于心理开掘的叙事自身的局限，因此当代中国小说亟待通过新的形式探索和修辞形态，在心理意识和精神剖析层面，实现自身叙事谱系的开拓更新。

　　心理学和小说本身的叙事学，两者以成熟的理论及艺术形式出现，都已经不年轻了，而且都走过了各自完整的发展轨迹。有意思的是，在东西的长篇小说《回响》里，充满意味地完成了两者的切合，彼此的优势在文本里面剧烈地激荡，极富张力。小说将当代人的心理和情感、生活和命运紧密相扣。不仅如此，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如何认知、处置以及咀嚼融通心理学、刑侦学等知识，是存在极大难度的，“如此之‘难’很大程度是因为自己对故事中涉及的推理和心理领域，其实都比较陌生。‘之前，我从来没碰过推理，也从来没有把心理学知识用于小说创作，但这次我想试一试。显然，这两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储备都不够。’变化也出现在2017年。当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聘请东西为驻校作家，在校园里他除了一边构思小说的开头，一边也开始利用空余时间去学习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东西坦言，那半年小说的写作进展几乎为零，但自己的观点却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尤其对他人对自己都有了比从前稍微准确一点的认识。内心的调整，让我写人物时多了一份理解，特别是对人物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包容。’而为了足够专业，在写作过程中，他除了学习心理学的专业知识，就心理咨询请教专业人士，刑侦方面的细节也专门向刑侦专家请教过。”⑵毛姆曾提到小说的知识表述与叙述时谈到，在描述羊肉有多么好吃时，小说家没有必要完整地叙写羊的生长发育甚至烹饪的全部過程，知识的发抒并不是照搬和铺陈，其中的转化必须与思想的生发和形式的修辞相融汇，创生整全而适切的文学。纵观东西的《回响》，不得不说其中心理学、刑侦学等相对于文学而言的“外部”的知识，与文学自身相与熔铸，使得小说文本找到了新的突破口，或者说找到了新的入口，从而写出了一种“人迹罕至”的小说，这是作家苦心孤诣的结果，也是作品获致真正的异质性的重要因由。这样的尝试能够冲破写作者自己头顶的天花板，到达更深远广大的世界。可以说，文学正在经验新的革命，其更多的是朝向外部的，是寻求新的沟通、新的融合、新的创造。

　　一直以来，东西的小说都是富有力量感的，无论是其“命运三部曲”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还是《没有语言的生活》等中短篇代表作，都能透露出东西所要入木三分地进现实历史之筋络的尝试。“可以说这个三部曲一以贯之东西对命运的不懈追问，其决绝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既坚定执着关注民间苦难的平民立场，又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形成井然密实的结构，棱角分明的主人公构成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命运诡异坎坷赋予小说的狠毒绝望与野气横生。比较独特的是东西有东西的幽默，那是一种含泪的笑或说一种凡间的快乐，使其小说里野地里生野地里长的人物充满艺术张力。”⑶而在小说《回响》里，冉咚咚是最典型的代表，她始终是与世俗坚毅地周旋，与卑微和罪恶的元素正面对抗。在抵抗外部挤压的同时，克服自我并重建自我，人物的内在始终充满了力量感，这是小说的穿透力，如果没有这种穿透的力道，小说就必然滑向平乏。我始终觉得，乏味不是当下小说创作最棘手的问题，乏力才是。而东西小说中的力量感是异常充沛的，这种力量能够挥拳打出去，直击人心，扣问灵魂，探询现实的对应。陈晓明曾引用麦克尤恩的小说《水泥花园》来讨论当代中国的历史意识，在他看来，当下中国小说过分依赖历史，“那么我读当代中国的小说，大部分是依赖历史，它当然也很让我震撼。但是我经常觉得技术上还不能让我太信服，逻辑上的力量比较庸常。小说也有自己的逻辑，每部小说要做出自己的逻辑，重新去建构、结构世界、生活和人的命运。”⑷当下的很多小说，说实话，有越写越小的危险。以小见大是文学惯常的经验，实际上，当代中国小说已然在渐渐逾离简单的形式语言的内卷，而寻向更为切实的现实对应，胡学文的《有生》、迟子建的《烟火漫卷》等小说，其中的接生婆乔大梅、开着“爱心护送”的救护车司机刘建国等，出现了这么一种状况，那就是以小人物撑起整部小说，所有的叙事情节和人物关系都围绕着在宏阔的历史中的一个似乎微不足道的人物进行，然而却以小人物牵引出大世界，一个人辐射一个阶层，甚至借以同情悲悯而推衍至所有的人，结构更为广阔的生死、生活与生命。

　　这还不够，好的小说还有一个更为深邃而广阔的世界需要探询，那就是人的深层心理世界，小人物从来都自有其大世界。以小见小也尚且还能契合后现代的生存境况，但最糟糕的是，越写越逼仄狭隘，写进了死胡同，掉下去就再也提不起来了。所以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小说是需要有一个换喻和转喻的过程的，再小的题材、人物，也需要有境界，当然这个境界，不是说要写得多么高大全，写普通人当然是一种小，但不是陷进庸常里出不来，但小说需要从中焕发新的文化想象，创生出异质的精神空间。而东西的《回响》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以深邃见广大的叙事，也印证了当代中国小说“向外转”过程中不仅是面对和处理那些未知与未定之经验，更要朝向历史和时代的兆象，切入其间之肌理。“多年前写《后悔录》时，我就有意识地向人物内心开掘，并做过一些努力，但这一次我想做得更彻底。认知别人也许不那么难，而最难的是认知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在认知自己，作者通过写人物得到自我认知。我们虚构如此多的情节和细节，不就是为了一个崭新的‘认知’吗？世界上每天都有奇事发生，和奇事比起来，作家们不仅写得不够快，而且还写得不够稀奇，因此，奇事于我已无太多吸引力，而对心灵的探寻却依然让我着迷。”⑸《回响》代表的是现代心理学与现代小说的结合，是将刑侦学、心理学和叙事学等融于一炉，在不同的知识谱系、逻辑走向与精神伦理中，打通雅俗的重要尝试。东西试图完成更为广阔的心理的与精神的指向，延及的是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困境，因而更具备某种总体性的性征。其中所涉及的不仅是一般家庭和夫妻不得不面临的信任问题，而且还在性别议题上寻得新的路径，更重要的，是在表象化和碎片化，以及缺乏心理罪感和精神净化的时代，形成自身的形式思维和小说方法论，以虚构辐射现实，从而以深刻达至广大。

　　二

　　好的小说，必须存在内部的紧张。当然这其中不是写作者预知的矛盾，而是推演中难以逾越的角逐。甚至叙事者都无法预知故事及心理的发展，只能听由逻辑的与心理的规律，随着故事的推进，人物自我在变动，其间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或得以重生，向往欢愉或奔赴苦难，无论如何，这里面总有着一种不可逆的内部逻辑。不仅出自于文本外部的读者的期待，而且甚或超出文本的实际建构者的预设。

　　东西的《回响》总体而言似乎不难理解，其中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叙事结构，分别在奇数章与偶数章中展开：一个写的是凶杀案破案的现实主义，一个写的是人物精神症兆的心理主义。最有意思的，是对人物心理、人物关系、人物处境的精彩捕捉，这是需要写作者思想的参与的，尤其是在小说中蕴蓄的凝练、概括、穿透的能力，凸显语言的掌控与思想的规整。叙事者思想的发抒及心理的观照，既从微观的角度把握人物的痛点，同时从宏观的层面捕捉故事结构中最纠葛扭结的所在。从小说《回响》来看，人物的心理病症似乎是先验的，在叙事未发生之际便与生俱来的，同时也是写作者赋予的。小说的发展和情节的推进，只是令其不断发酵而得以生发。在这个过程中，关键不在于心理病疾是否得以纾解，而在于纾解的方式，以及帮助纾解的对象。这与古典的精神体验、人本中心差异甚大，整个小说贯穿的是冉咚咚对罪犯与丈夫的不信任感，她所要诉说的事情最后都无功而返，总是被阻滞、忽略或歪曲。但值得注意的是，冉咚咚正是在不断重复的述说中试图确认或辨认自我，但也于焉迷失了自我，就在人物主体不同的分身和分裂中，小说借由冉咚咚探入个体、群体以至时代更深的心理岩层。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所言：“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但在那些先于问题并派出问题的简单而快捷的回答的喧闹中，这一真理越来越让人无法听到。对我们的时代精神来说，或者安娜是对的，或者卡列宁是对的，而塞万提斯告诉我们的有关认知的困难性以及真理的不可把握性的古老智慧，在时代精神看来，是多余的，无用的。”⑹可以说，故事的不同讲法，人物的性格岩层，决定了叙事的多元进展，形成开放的结局而得以不断延伸，最重要的地方，还在于小说常常想要去触碰又往往难以洞见的人心和历史。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回响》中，冉咚咚与慕达夫之间的追问不断重复，甚至有时候令人觉得颇为冗长，她不厌其烦地审视质问他，他虽有所反感却不预备反抗，在这种情况下，人物的“重复”或“重述”在小说中的意义是非常显豁的：一是确认不信任感或者不安全感作为一种内心体验和生命遭遇，并将其与罪案及社会状况相联系；二是探询并建构自我的身份，尤其是作为精神病症的自属与他属；三是重复的输出却得不到接收和反馈，得不到理解和同情，从而心理的疾痛反弹回到人物主体，强化、激化甚至是异化人物的心理而使其变形。再拓开来说，我更愿意将冉咚咚为代表的心理探视视为一种溶洞的构设，当中隐秘而实有，空洞以容积风水，难以辨别的方位，不可预测的水流风向。不仅如此，冉咚咚更像是后现代社会人际相处之中不可拆卸的浮桥和孤岛，是冰川及其未曾显露的躯体，她更成为一种符号、一个隐喻。我一直在想，在一个没有了任何隐私，却又处处藏匿着私密性的时代，我们如何去勘探一个人的内心。以他者作为镜鉴，又以自我审度别人，这也是当代小说“向外转”的题中应有之义，人的心理、人的命运、人的灵魂，由此展开了个体/群体的精神症兆、时代的精神纠葛、历史的文化困境，已然成为文学转向与小说革命的新意旨。

　　吴义勤针对《回响》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他指出：“有意识地把‘现实’纳入‘心理’‘感觉’中，纳入人物（主要是冉咚咚）的主观意识中，通过人物的体验去推理、猜测和摸索。而与此同时，小说又提供各种其他的‘事实’来延迟‘真相’的发现，甚至揭穿所谓的真相不过是梦境、幻觉或自以为是的臆测。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响》堪称是一部典型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作家笔下的‘现实’包含着突出的心理体验的内容”。具体而言，所谓的心理现实，是“小说精心描绘日常生活中个体相对独立的心理活动和潜意识。”⑺小说的最后一个部分“疚愛”，写冉咚咚为了破大坑案，找到杀害夏冰清的真正凶手，跟随犯罪嫌疑人刘青和卜之兰到了他们隐居的云南埃里，与他们生活劳作在一起，但是却始终没有捅破那张纸，没有暴露和展示自己的意图，为的就是施展一种心理战，事实证明，人最终逃不过自我的心理缠绕，冉咚咚击溃了他们的心理防线。

　　他说如果我离开了，你会好起来吗？她说离不离开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犯没犯罪？我要是不爱你，你犯不犯罪也不是问题，问题是我已经成为你的一部分，你的罪也是我的罪，我的罪也是你的罪，我们好像变成一个人了。他说你凭什么断定我有罪？她说我不晓得，反正一看见冉咚咚我就紧张焦虑，就觉得夏冰清是我害死的，我都不认识夏冰清，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说完，她突然哭起来好像谁欺负她似的越哭越伤心。他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仿佛搂紧了就能给她能量。她瑟瑟发抖，嘟囔：“我有罪……”刘青想真是功亏一篑，我顶住了冉咚咚凌芳和邵天伟的轮番讯问，却顶不住爱人的眼泪。⑻

　　这既是冉咚咚的一种刑侦的手段，同时也是人的“心理现实主义”。可以说，东西在整个小说中所铺设的两条线索，在这里真正完成了内在的叠合。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案件的线索与家庭伦理中的心理线索之间，是互不关联的，事实上从刘青、卜之兰，包括幕后主使徐山川，以及沈小迎、吴文超等人所拉扯出来的追凶这条线，同样能够见出人物心理的不可捉摸与难以断定。“《回响》最初是想写一写夫妻之间的情感问题，但构思时觉得仅这条线太单薄，思维就滞涩了，几乎是暂停似的纠结。十多年前写《后悔录》时，我就对人物的内心着迷，可每次写都觉得深入不够，于是，这次我想来得更彻底一点。为了说明情感没法勘破，我加了一条可以勘破的追凶线，但写着写着，发现这一条线上的人物内心同样宽阔无边。”⑼不得不说，《回响》最重要的还是写出了人物心理发展过程，以及人物心理的互相映照，尤其是在冉咚咚破案的步步为营与对丈夫慕达夫的不断追问中，事实上也在不断捏合着表面上并不相契的两条主线。只有内在的心理与外在的案情都接近终结之时，在内外的互动与辩证中，才能完成最后的罪感认知与精神净化。“冉咚咚和刘青坐着村长的吉普车离开埃里。路上，冉咚咚想刘青的罪感既是卜之兰逼出来的，也是村民们逼出来的。由于村庄的生活高度透明，每个人的为人都被他人监督和评价，于是传统伦理才得以保留并执行，就像大自然的自我净化，埃里村也在净化这里的每一个人。”⑽这里无疑透露出了东西小说富于穿透力的心理描写，其中让我最为惊讶的是，东西是如此准确地直抵冉咚咚和慕达夫的内心，如此熟稔自己的人物和他们/她们的处境，详尽地表述他们的夫妻、家庭及周遭的情感。叙事者的心理把捉和表述能力的精准独到，背后无疑是有着宏阔而细微的思想理性的。这是智性叙事的重要形态，由是使得小说得以真正穿透人心，破除“故事”本身的简单表达，直插灵魂的腹地，揭开主体心理的征象和症兆。

　　三

　　谢有顺在对东西的《回响》的评论文章中，提到了小说本身的性质和功能，“现代小说的经典写法就是在一种细节流和生活流中再造‘真实’。相比之下，中国当代很多作家写的并非现代小说，他们仍然热衷于讲述传奇，无论是历史、家族的传奇，还是个人生活史的传奇，都是把读者带向‘远方’，通过故事所呈现的是他者的生活，阅读也成了是对好奇心的满足。现代小说不同，它是对人性的近距离逼视，也在辨析生活秘密的同时追问内心、审视自我。东西是不多见的几个敢于近距离逼视当代生活的作家。他的写作，写的都是当下生活，是普通人的真实日子，也是平庸人生的奇特段落，但他总能切开生活的断面，让我们看到被放大和夸张之后的人性。他是真正用当代材料来做人性实验的现代写作者。他的中短篇小说是如此，他的几部长篇小说也是如此。”⑾事实上，小说将焦点置于当代生活和当代人的心理，是要冒着很大风险的，因为当代是一个尚未完全显露真容的时间段，一切都在发展之中，很多时候甚至是未完成的状态，况且人心思变，在当下呼啸前行的社会变动之中，如何捕捉和把定人的内在，是非常艰难的，但同时也是意义非凡的，小说因此在不断试探异样与异质的边界，也在创生新的意义和想象。

　　很难想象，如果《回响》这部小说，只剩下案件侦破这一条线索，会是怎样的乏味。而另一条勘破心理与勘破爱情的主线，同样需要破案的一脉加以烘托对照。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刑侦学，还是心理学，都是需要必要的“知识”的，否则小说不可信，不仅逻辑上难以运转，就连基本的认知和表述上都会站不住脚，更何况还要以此为轴心进行推演和铺展，根基不牢靠的话，文本的大厦将随时轰然倒塌。关于小说中的“知识”议题，东西自己则提到：“文学创作不应该受已有的知识约束，知识是拿来为创作服务的。比如冉咚咚，她的性格看起来有些偏执，但只要我们注意到她的职业和压力，就能理解她的行为了。她自己也意识到了偏执，所以她问自己：为什么活成了自己的反义词？明明心里是这样想的，可说出来的意思却与想的完全相反。写出她的心理矛盾，也许才真正地把她写准确了。人心比天空浩瀚，人物包括作者真正的成熟，或许就是能够容纳这些矛盾，而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这些认知的转化，好像都是心理学知识进入文学后的化学反应。”⑿知识的蕴蓄和运转，不仅是文学转向的重要表现，尤其是文学在走出自身狭小边界，走向未知的广阔的外部时，亟需汲取新的知识，或新的学科、或新的地域、或新的理论，等等。这既是对小说的丰富，也是挑战。

　　知识的蕴蓄和叙述，是思想性写作的前提或说基础，其中包含着写作者及叙事自身的元认知，也即对写作本身的自觉。东西小说中的这种自觉，还常常表现在叙事者穿插其间的议论之中。“几天前，他们曾听旁人说过江边出现浮尸，甚至为无辜的生命叹过长气，但万万没想到他们为之叹息的那个人竟然是自己的女儿。这很残酷，分明是在为自己叹息却以为是在叹息别人，明明是在悲伤自己却还以为是在悲伤别人，好像看见危险已从头顶掠过，不料几天后又飞回来砸到自己头上。”⒀概观整个小说，写作者之“智性”所参与的，除了前述在叙事结构上的设计、小说内在的价值伦理的锚定以及叙事之思想性的把握，还有就是关于小说的议论，《回响》的叙事与议论始终交杂，参与着故事的进展。一般而言，小说是较为忌讳插入议论的，尤其是大段大段的议论，这样会伤害文气，阻滞叙事的节奏和进程，使读者中断对于故事和人物的代入性理解。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那里，议论是比比皆是的，且因其精炼、精到和精辟，甚至成为了小说本身不可忽略的主體性存在。东西的议论同样没有起到反效果，对小说本身多有助益，归其原因，便是精准，是透彻，尤其切合小说在开掘人物心理时需要不断的辨析和辨认，需要通过争论与辩难，这个时候议论的作用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出来，而且更多的时候颇具哲思的成分，与心理学本身以及小说内在的精神气质是若合符节的。

　　如若读得细，《回响》整个小说是极少景物描写，这是东西一贯的叙事风格，也与小说自身的内在肌理和格调有所关联。一般而言，长篇小说总是含有水分的，正如村上春树所言，长篇小说不能将每个部位的螺丝都拧得太紧，需要留置空间，也就是说长篇叙事文本需要在节奏上加以把握，不可过于紧凑，否则会令人喘不过气来，景物描写便是调节长篇小说节奏感的重要元素。但是东西的《回响》却只有在极为少数的地方，如冉咚咚到达云南查案时为展现异地的景色有所描绘，但也始终与故事进程及人的心理结合。小说的整体而显得非常节制，无论是案件还是心理的，都显得非常紧迫，甚至显得压抑。即便是涉及景物，都直指内心，“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像一块纱巾慢慢地挡住了眼前的景色，最后连自己也被罩在纱巾里。他们摸黑进了村庄，在狗吠声中敲开了房门。开门的是刘青，看见一下来了这么多陌生人，他的脸上掠过一丝惊慌。卜之兰不知内情，问你们找谁？冉咚咚说刘青。她仿佛有了不祥的预感，脸忽地沉了下来。”⒁可以说，东西的《回响》有一个宏大的理性在统摄，不是任由人物自身四下漫溢般发展，而是有节制、有限度、有理性、有思想地进行推演，同时也是充满逻辑感的，同时体现的是刑侦故事的发展逻辑与人物内部的心理逻辑。例如在涉及到对爱情观的书写时，东西提到：“不止一个读者问我到底慕达夫出没出轨，我说这是一道测试题，答案就是心理投射，认为慕达夫出轨的他已经出轨了，认为慕达夫没有出轨的，他还没出轨。我只能说小说，没有资格说爱情与婚姻。作家不是婚恋专家，作家只发现有趣的现象加以描绘，而提供不了答案。而关于婚恋的答案，也许都是伪答案，爱情和婚姻被一代一代作家书写，其原因就是其复杂性和广阔性，也有人说爱情和婚姻其实很简单，所以，说不清楚。《回响》不是往简单上写，而是想写出心里面的无法揣摸，即使你是神探，即使你是心理学家。”⒂小说家并不提供任何答案，他有时候只是摆出问题，在困境的不断营造中，甚至创生出更多的问题。这样的不确定性与开放性的观念，一直统制着整部小說的叙事进展。“我相信有爱情，因为我强烈地感受到过。但爱情到底能持续多久？是这部小说探索的部分内容。我们不缺爱情，缺的是爱情的持续力。写完这部小说，我发觉能把平凡的生活过好就是英雄，能把夫妻生活经营好就是爱情。爱情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小说中我把慕达夫与冉咚咚的爱情分为三个时期，即：‘口香糖期’‘鸡尾酒期’和‘飞行模式期’。我也在小说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爱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就像服药，不同的年龄段服不同的药量。’”通过爱情的解析，东西的《回响》事实上还涉及一个命题，那就是小说如何在人物个体的病征中，言说和表述时代症兆。如果说冉咚咚为了查案，也为了查验丈夫是否出轨，而显现出神经质的情态，仍情有可原，也不难循此得到其精神病疾的结论，但是当她开始因此自虐自残，问题就出现了。

　　他说我是被哭声惊醒的。她说你做梦吧。他说没事就好，说完，转身欲出，却看见门把手上沾着一丝血迹。他立刻掀开毯子，抓起她的双手，看见她左手腕子上有一道浅浅的血痕。他心里泛起不祥，说为什么要这样？

　　“现在我终于明白夏冰清割腕时的感受了。”她把手飞快地缩回去，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体会一下受害人的绝望，也许能获得破案的灵感。”

　　“荒唐。”他从抽屉找出一块创可贴，贴在她左手腕子的伤口上。他紧紧地捂住那个伤口，好像要为它止血，而其实它早就不冒血了。虽然它只是一个浅尝辄止的伤口，但在他看来却是一道深渊，是她心理崩溃的信号。⒃

　　有意思的是，小说里有个细节，冉咚咚坚持让丈夫慕达夫去心理医生莫医生处看病，事实上，夫妻二人都曾在莫医生那里获得了是否是精神病的否定性回答，“莫医生说你的什么表现让她怀疑你有病？他本来不想说，但忽然觉得不说会损害冉咚咚的形象，于是便把自己近期的表现详细地略带夸张地说了一遍，仿佛不夸张就不足以保护冉咚咚。莫医生说要是不慎踩了几粒玻璃碴就算精神疾病，那我去哪里找正常人？这话让慕达夫的小心脏欢快地蹦跃，但为了不让冉咚咚继续担心，他请求莫医生为他开药，哪怕象征性地吃几天。莫医生说药不能乱吃。他说不吃药怎么过得了冉咚咚这一关？莫医生说我会跟她讲清楚。”⒄也就是说，在精神科医生的视角中，两人没有一个人是有病的。然而，小说将两人视为相互镜像中的病症，这就是意味深长的地方。他们的病疾并不是本身所携带的，而是在彼此的眼中成为了精神病人，其中似乎透露着某种隐喻，小说所映射的，是当代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误读与误认，是在相互的心理投射中产生的错觉、误差，在这种情况下，他者不再能够镜鉴自我，彼此之间是相互割裂的存在，这是一种时代的、生活的与人际的重要病兆。

　　四

　　东西的小说向来具有很强烈的问题意识，在语言与形式的把控上也独有先锋意味，他不仅尝试掌控叙事过程，同时把握伦理的深层表述。如前所述，《回响》具有突出的“智性写作”特征，小说在侦查过程试探中的试探，而心理进程同样反转又反转。其中关注的是人性的复杂结构，整体性观照人的心理、情感、理性和社会性。小说中，冉咚咚试图勘破真相罪案的与情感的真相，但文学教授慕达夫却一语勘破其中之谬误，“别以为你破了几个案件就能勘破人性，就能归类概括总结人类的所有感情，这可能吗？你接触到的犯人只不过是有限的几个心理病态的标本，他们怎么能代表全人类？感情远比案件复杂，就像心灵远比天空宽广。”⒅这样的话语看似大而无当强词夺理，如置于更广阔也更幽微的人心中时，却显得言之有理。更重要之处在于作者往往以这样的方式，穿透案件与情感自身的局限，将人性的与命运的、苦难的与生命的“真相”抽离出来，这是东西小说表述“智性”的重要形态。张燕玲在《东西长篇小说〈回响〉：人生的光影与人性的回响》中提出：“我以为，读《回响》是需要智力与精力的。小说从公安局案件负责人冉咚咚破案切入，以心理开掘悬疑推进故事，作品角度新颖，情节跌宕起伏，人物群像复杂鲜活。其中，东西成功塑造了一个新的深刻的文学形象：冉咚咚，这位在看不见的战线上成长的女英雄，敏感求真、敬业坚执。她不仅有深刻坚定的职业精神，东西还在冉咚咚人生的光影与人性的回响中，展现了广阔丰富的人心面向，繁复裂变，至明至暗，那些心理生命艰苦卓越的战斗力透纸背，如芒在刺，一切都出乎意料，令人过目不忘。”⒆《回响》一方面需要从案件的叙写中抽丝剥茧层层推进，另一方面则要从纵深处开掘人物的心理世界，如果没有思想性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东西一直以来，都是智性写作的代表性人物，而长篇小说《回响》的出现，则可以视为是智性叙事的一种范型。如吴义勤所指出：

　　文学不是关于社会现实及人的词典和百科全书，它是人的启示录。社会生活和现实关乎人的生存、生活和生命，关乎人在时代现实中的遭遇、处境和命运，对这一现实进行思考和表现的文学，便是人对人的启示录。在此意义上，东西的长篇新作《回响》便是“启示录”式的写作小说描绘了两种现实场景、两个世界景观：一个是社会生活世界、景观，一个是人的心理和精神世界、景观。通过两个世界那心灵的秘密地，两幅景观，小说形成了一个有意识建构起来的视角，其焦点是“现实”或“事实”“真相”。作为一部虚构性小说《回响》在展示生活和心理世界的同时，营造了一个心灵之梦，从而超脱了普通生活状态，敞开了其沉默部分。这是一部具有强烈的刺痛人心、启迪心灵、升华灵魂的“真实性”的小说。⒇

　　不得不说，如若要成为一种启示录，成为对人的命运的以及升华人的灵魂的小说，没有“智性”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智性写作不仅意味着表层的知识储備与文化累积，更重要之处在于小说写作中的现实性与未来感，由此生发厚重和深邃的文学表达，形塑具有解释力和生产性的知识话语、思想意识与文化理论，回应当下中国的历史命题。不仅如此，从小说的内部而言，智性叙事有助于矫正当下叙事的琐屑与表述的随性，在文体、语言、意象、章法等方面加以深耕与经营，从而为修辞与形式的变革不断提供新的创造性元素。”（21）王蒙先生曾经提出作家的学者化，强调写作者的知识素养，那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前提或者底蕴，这是第一个层次；当然这里面不是简单的知识储备，甚至不需要完整的知识系统，而是一种见识、立场、伦理，甚至是毛姆所说的偏见。“东西为完成这一主题的写作，做了许多专业上的研究和准备，比如小说中涉及的办案和法律知识，比如犯罪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情爱哲学等，这些专业知识的准备，为东西讲述那些案件和人际关系的细节，奠定了强大的真实感。庞德说，‘陈述的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汪曾祺也说过类似的话，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但这种准确性是建基于了解、熟悉和专业上的”（22）小说并非直接呈现知识，而必须将知识加以咀嚼消化，对知识进行融通与再发抒，尤其需要在主体化、对象化中，融汇关于知识的修辞。这个过程都是自觉的和系统的表达，同时也是萨义德所说的对系统的反驳；不仅如此，智性叙事必然是走向深远广大的叙事，吴义勤也提到东西小说中的“智性”：《回响》具有突出的“智性写作”特征。它是一部以案件和情感为主要内容和叙事线索，以“大坑案”侦破和慕达夫与冉咚咚的婚姻、家庭走向为“问题”导向的分析性、剖析性小说。不同于常见的侦探破案故事和爱情伦理故事，小说有着严肃的“问题”聚焦和人性追问。它还是一部以人类理性和情感、智性与心理为主，以社会现实生活为辅的小说。它关注人性的复杂结构，整体性观照人的心理、情感、理性和社会性。它是小说、文学与心理学和案情推理学的“合作”。对案件的侦查、推理，对人心的推测、研究，嵌入了小说叙事，构成其基本内容，影响了叙事节奏的快慢。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一种环环相扣、迂回曲折却又步步推进、深入人心的探究案件和情感真相的思维方式。小说以心理和推理作为基本内容和情节结构形式，对人性人心状况进行了较为广阔、细致和全面的想象性辨析和考察，揭示了隐藏在日常生活、情感和伦理关系之中却被遮掩或无法说出的“真实”，揭示了那些隐秘的不欲示人的思想和欲念在它自身轨迹上的运动。”（23）一直以来，东西小说中的智性塑造有内在的伦理修辞与语言的造境作用，如早期的先锋写作《没有语言的生活》《反义词大楼》《抒情时代》《目光愈拉愈长》《我为什么没有小蜜》等；其次有纵深的历史感与广阔时间性，东西对社会现实的执念，往往通过冷酷的和反讽的语辞托出，而且将人物主体置于一种临界点之中，试图窥探他们的苦难命运，以及由此衍化出来的精神/文化镜像，《篡改的命》《后悔录》等小说中的现实感，特别是里面潜藏的问题意识，对焦的是对于社会阶层和人的生存境况的反思；再次是东西小说里的普遍性和统摄性，这是探寻文化反思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生命意义上的探索，在他的人物身上，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是乡土世界的“没有语言”的个体/群体，是性别的议题与难题，也是普通的人性，在那些不断被逼到绝境的人物身上，是一个经济体、欲望体、性别体，透露出时代的伦理及其悖谬。在浮泛的浮躁的年代，如何塑成一种总体性的意义，东西小说的探索显得尤为可贵且重要。

　　小说中曾提到一种“心理远视症”，这也是现代世界的症兆之一，“再往下问，他们又摇头了，好像他们只懂得这个动作他们生活在她的虚构中，凡是发生在北京的他们说得头头是道，凡是发生在本市的他们基本蒙圈。他们似乎患了心理远视症。心理远视就是现实盲视，他们再次证明越亲的人其实越不知道，就像鼻子不知道眼睛，眼睛不知道睫毛。”（24）我一直在想，在这个时代，我们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如何处置近端与远处的关联，如果处理不好，我们将时刻都处在决裂之中，与逝去的时间，与过去的自己，以及与或远或近的他人，与一切钟意的或厌恶的处境，都处于一种决裂与孤独之中，从某种意义而言，东西的《回响》正在直击我们的命门。细读小说可以知道，其中对所有人的预设都出现了偏差，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东西似乎想打破所有的预设，人物频频从既定的精神轨道中逾离出来。于是小说也充满了种种内爆的能量。当代世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存在着越来越疏远的危机，人们都在走向他者的反面，相互之间的陌生与疏隔，精神的分裂与割裂，告状、举报，不断诞生新的内卷。很多时候我们似乎从不会认真端详、认知、理解过别人。如是，这个时代将变得陌生又可悲，每一个人仿佛都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和自我毫不相干的人。《回响》中冉咚咚和慕达夫之间的关系，是小说的主脉，我甚至认为，他们两人之间的争辩，是一场关于小说的真实与虚构的争夺，譬如冉咚咚在读贝贞的小说时，联想到丈夫的不贞，但丈夫不断告诫她，小说第一特征是虚构，第二特征还是虚构，但冉咚咚没有这方面的文学知识，或者她的心理超离了文学自身的特性，因而还是不断地将怀疑和质疑施加于丈夫的身上。事实上是关于小说本身的元叙事，是对于虚构与写实的内在辨析。甚至对于爱情慕达夫不断谈及的文学文本，如卡夫卡的《判决》、曹雪芹的《红楼梦》、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等，都因为不同的认知系统的偏差而无法得到回应。人物朝着各自不同的方向发展，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割裂和疏离。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冉咚咚身上蕴续的力量固然是正义的与正面的，但是这样的力量又常常有所偏倚和偏颇，细读小说会发现，冉咚咚身上很少关于自我的反思，而更多的是，她的性格心理也没有经历必要的曲折，也许这与她作为警察的角色有关，不加约束和反思的“力量”喷薄而出时，必然伤及周围的无辜。东西或许在这里寄寓了更深层的隐喻，不仅是个体的病症，而且关于集体的或时代的与文化的肌体。

　　除了冉咚咚之外，小说的另一个核心人物是慕达夫，“当时，他在博士圈以狂出名，狂就狂在他敢批评鲁迅和沈从文的小说。他用鲁迅小说的思想性来批评沈从文小说的不足，又用沈从文小说的艺术性来批评鲁迅小说的欠缺，就像挑唆两位大神打架然后自己站出来做裁判。如果非得选一位现代文学家来佩服，那他只选郁达夫，原因是郁达夫身上有一种惊人的坦诚，坦诚到敢把自己在日本嫖娼的经历写成文章发表。他认为中国文人几千年来虚伪者居多，要是连自己的内心都不敢挖开，那又何谈去挖所谓的国民性？但是，就在他快要狂出天际线的时候，有人出来指证他佩服郁达夫其实是佩服自己，因为他们同名，潜意识里他恨不得改姓。”（25）熟悉现代中国文学史都知道，郁达夫是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先驱，代表作有《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等，在《沉沦》小说集中，郁達夫将日本的自叙传小说在地化，尤其勾连自我剖析与国家民族的关系，在袒露同样是一种心理的、精神的以及性的苦闷与病疾，实践了国族的与个体的精神解析。郁达夫在《〈沉沦〉自序》中说：“第一篇《沉沦》是描写著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air的解剖，里边也带叙著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和灵肉的冲突———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26）联想到慕达夫的性格心理，其与自己的偶像郁达夫的自我剖析之间，既有若合符节之处，如小说中提到的他与师妹的交往，甚至还援引了郁达夫的《雪夜》告诫自己：“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27）又不尽相同，根本在于郁达夫是一种主动的自我剖解，但在冉咚咚面前，慕达夫只是被动应付，都是被冉咚咚的思维和逼迫牵着走的。我倒觉得，重心既在冉，也在慕一方面坚持自我，另一方面则不得不始终迁就冉咚咚，然而在他身上却还是有着光明磊落的质地在，尤其是在他和贝贞的交往中，一直保持着必要的距离，也自始至终没有背叛自己的妻子———尽管慕达夫与冉咚咚已签署了离婚协议，但慕却始终没有弃她而去，这是慕达夫身上所传递出来的力量。

　　这就不得不说到东西小说的叙事调性，一直以来，东西的小说架势都很足，非常沉稳，基本功牢靠，根基扎实，凝神聚气，里面的内功非常深厚。但是施展拳脚，打出招式时，又常常有旁枝斜逸之处，或人物得意或尴尬之时幽人一默，或故事推进至关键时刻的精准到位的议论，这是作家独门武功。从命运三部曲的《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到如今的这部长篇小说《回响》，在东西的叙事框架中，情感的普遍性与伦理的独特性是熔铸在同一种框架里的，普遍的人性是底子，这还不够，好的小说还需要有认知的与伦理的独特性，这才是冲击人打动人的地方，东西小说很多人物，都不无偏执，他们懂得坚持，懂得反抗，他们始终在一种内外的斡旋中建设或解构自身，我常常觉得，东西小说写一个人，也是写一代人，或者说写所有的人。这是东西小说里头的“做派”，那是小说内在的腔调或说调性，幽默有灵性，旁枝斜逸却牢不可破，语言是变动不居的，有内爆力，形象的刻画是有其固有的发展轨迹，是情感史、生活史、精神史，背后激荡着一个个历史的区间，从而使得人的命运，通过内在世界的铺设，传递出真正的力量感，换言之，东西通过向内的开掘，运送出一种向外的能量，以深邃走向广大，这也是保证东西小说水准的最重要路径。

　　五

　　当下的时代开始从快餐文化到高潮文化演进———因而在所谓的“抖音”时代，更需要真正的文化再思。时代呼啸前行，我们该前进还是后退？我们生活在只有“高潮”也即只在乎最后那个结果的年代，择取的是短时间的颤动，抹去了沉浸与沉静的过程，也不愿拘束于平淡和平凡，只消享受最快活的时刻，就像一个短视频，要短，越短越好，越直接越到位就越打动人心，省略了摩挲，咀嚼，切磋，琢磨的过程，肤浅化与表层化的生活方式正在侵占并改变当代人的精神结构，甚至形式本身瞬间转化成内容，美学被直接过滤掉，只有瞬时性的享受文化，这在网络时代风靡的所谓“一夜暴富”式的一步登天可见一斑。如是便会丧失来自深层社会肌理与历史冲击带来的难度感的冲击，人的自身也将变得越来越脆弱。从文化发展层面上看，粗俗化与粗放化的娱乐态度，丧失了蕴蓄的过程，心理性的兴奋被生理性的亢奋所取代，瞬间的爆炸之后，是无尽的空虚，是更加难以抹除的虚无，最直接的后果，原来浮躁二字问题只在浮上，现在则上升为躁狂、路怒、家暴等精神症状，铭记的不可能，记忆力消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内心空洞。转瞬即逝，稍纵即逝的快感，爆炸中迅速的遗忘，外部的过度膨胀，将会导致内在精神的萎缩和空心化。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精神、心理和文化现状。

　　东西的《回响》一方面向外转向心理学、刑侦学，同时通过文学自身的消化重铸；另一方面以极大的耐心观测和对焦人物的心理发展进程，这是一次缓慢而深邃的探索。当代中国文学的‘向外转’，“代表的是一次文艺思潮的涌动”，这是文学内外的一次新的自我/他者的审视，尤其置于当下日新的社会政治和科技革命之中，于文学而言是一种立体而迫切的面向。“时至21世纪的今日，随着物质丰富与信息爆炸时代的来临，专业化与知识性趋势的不断加深，文学一方面形成对外在之物事、信息、知识的高度涵纳与聚焦，内在的语言、结构、形式等因素与之进行新的对接和融合，而且经过了新时期以来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等思潮的内外衍变，中国当代文学在‘向内转’的变革中，实现了面向自身内部的充分的周旋与推进，并且开始不断寻求外在的延展和突破，试图以此破解面临新境况时不断滋生的内在危机。另一方面，不断更新的外部世界也倒逼文学进行新的变革，不同的文化形态与专业知识在实现自身的精深之时，更不断发生交叉和融合，在此过程中，文学重新面向宇宙自然的外在之‘物’，重置已知或未知的‘知识’与信息，并且在‘非虚构’及其所启发的新实证精神和写实艺术中，形成了当下中国文学‘向外转’的主要形态。”（28）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小说的革命是更为迫切的，20世纪以降，小说已经成为了文学最显豁的部分，也担负着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功能，因此亟待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转身，实现新的经验熔铸、价值取向与形式话语的全面革新。

　　注释：

　　（1）王尧：《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文学报》2020年09月25日。

　　⑵《作家东西发布新作〈回响〉：推理+心理双线展开，这本小说玩得有点嗨》，见https：//new.qq.com/rain/a/20210623A06A4F00。

　　⑶见《东西作品国际研讨会发言纪要》，《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⑷东西、张清华、陈晓明：《先锋文学精神的继承者———谈东西和〈篡改的命〉》，见《上海文学》2016年第7期。

　　⑸东西：《回响·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348页。

　　⑹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⑺吴义勤：《探寻生活和自我的“真相”》，《南方文坛》2021年第4期。

　　⑻东西：《回响》，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308-309页。

　　⑼陈曦：《东西：写心理现实更需要技术含量》，见“现代快报读品周刊”公众号，2021年6月28号。

　　（10）东西：《回响》，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312页。

　　（11）谢有顺、岑攀：《日常生活令人惊骇的一面》，《南方文坛》2021年第4期。

　　（12）见《东西〈回响〉：写镜子里面的人》，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2 13276。

　　（13）东西：《回响》，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4页。

　　（14）东西：《回响》，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241頁。

　　（15）见《东西〈回响〉：写镜子里面的人》，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2 13276。

　　（16）东西：《回响》，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188页。

　　（17）东西：《回响》，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241页。

　　（18）东西：《回响》，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345页。

　　（19）张燕玲：《东西长篇小说〈回响〉：人生的光影与人性的回响》，《文艺报》2021年4月2日。

　　（20）吴义勤：《探寻生活和自我的“真相”》，《南方文坛》2021年第4期。

　　（21）曾攀《当代中国小说的智性写作———以韩少功、格非、李洱为中心的讨论》，《上海文学》2020年第7期。

　　（22）谢有顺、岑攀：《日常生活令人惊骇的一面》，《南方文坛》2021年第4期。

　　（23）吴义勤：《探寻生活和自我的“真相”》，《南方文坛》2021年第4期。

　　（24）东西：《回响》，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7页。

　　（25）东西：《回响》，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45页。

　　（26）郁达夫《〈沉沦〉自序》，《郁达夫文集》第七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149页。

　　（27）援引自东西：《回响》，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49页。

　　（28）曾攀：《物·知识·非虚构———当代中国文学的“向外转”》，《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