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微深处几人家，风飏轻烟雨拂沙。
半片野桃开较晚，向阳才有两三花。
明朝的陵川县，有个叫张凝的进士，他在春日陵川的山野里闲逛，他眼里的陵川，一定满是醉人的风景，轻烟软雨，野桃人家，很唯美的意境，很闲适的心情。
当我们来到台北村时，恰好赶上这个季节，山中树木多是苍翠的松柏，也有吐了浅浅一层绿意的杨柳，还有耐着性子依旧干枯的榆槐，山桃花倒是艳艳地开了，这里一棵，那里一棵，凌乱着，不成风景。
而在一个坝堰上，黄灿灿地簇拥着许多怒放了小小花冠的灌木，我们原以为是迎春花，金英翠萼带春寒，黄色花中有几般？在太行山绵密的褶皱里，在这个山重水复的僻壤之地，竟然会有那么一大片应时而开的花木，不负寂寞的韶华与春情，苦苦绽放着。路边有山民告诉我们，那不是迎春，是连翘。迎春的枝条如倒垂柳，连翘却高扬着嫩枝，天天向上。
那些妖嬈的连翘，那些楚楚动人的连翘，想不到她们大都是郭建平和他女儿郭子涵，还有驻村工作队员们组织台北的村民一年一年栽下的，只是花还开着，有一个人却永远不在了……
一、穷归山，富下川
2017年11月22日下午，兰花集团莒山煤矿职工培训中心主任郭建平，在临下班的时候，被原公司党委书记赵良才喊去。赵书记开门见山说，公司党委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他去陵川县台北村接任第一书记，看他有没有意见。郭建平几乎不假思索地答应了，答应后，心里却打鼓，扶贫没说的，但第一书记嘛……像他这一把年纪的人，还有当第一书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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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晋花至今想起郭建平第一次下乡扶贫时的情景都清晰如昨。
前一天，丈夫郭建平从单位回家很晚，进门边换拖鞋边问她吃过晚饭没有。当时，她正在客厅里漫不经心地看电视。郭建平一回来，空荡荡的家里似乎有了生气。起初，郭建平的话并没有引起她足够的重视，直到郭建平又说了一遍，她才反应过来。
郭建平说，公司要我下乡去扶贫，给了一顶乌纱帽，第一书记，地点在陵川县下边的一个乡镇（郭建平没敢直接说是乡镇下边的一个小山村），一个星期只能回来两天……
这话要搁在别的女人耳朵里，兴许会立刻产生化学反应，除了惊讶，然后就气不打一处来，谁都知道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一样，是要吃住在乡下的，一天两天还好说，一月两月也无妨，但从未听说过第一书记在乡下会只待一年半载就打道回府的。只是唐晋花听了，似乎很平静，她说什么时候下去，该准备些什么呢？
本来，郭建平是怕唐晋花会扯他后腿的，却未曾想唐晋花竟然答应得风平浪静，他反倒开始怀疑唐晋花话里有话了，他解释说如今扶贫是国家的大事儿，矿上对扶贫工作很重视，那里的第一书记原来是陵川县城建局的一个干部，他算是第二任，他的前任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是去“掠夺”人家胜利果实的。其实想当第一书记的人多了去了，可组织上考虑再三，还是把这个机会让给了他，都说他稳重，而且具备下乡的两个主要条件：会做饭，耐得住寂寞。何况那里还有矿上的驻村工作队，熟人熟面孔，方便开展工作……
唐晋花扑哧一声笑了：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些，我知道第一书记是怎么回事。说句心里话，我舍不得你去，可你要不去，就得别人去，我唯一担心的是，怕你不习惯乡下的生活环境。
唐晋花原来在莒山煤矿医院工作，退休后被聘到晋城立通高血压病专科医院检验科，虽说工作不算很忙，一天24小时开机待命，只要医院有需要做化验的病人，即使三更半夜，也得赶过去。但唐晋花是个天性优雅的女人，忙里偷闲，还是一个书法绘画爱好者，最擅长小楷，还喜欢写写格律诗，一身的文艺范儿让她看待任何事情都比一般人要理性一些，乐观一些。
那天晚上，唐晋花费了好大的工夫帮郭建平打点下乡要带的衣服行李和生活用品，后来是郭建平打着哈欠告诉她，又不是不回来了，收拾那么多东西干嘛，她才打住。
很奇怪，郭建平做了个花团锦簇的梦，梦见客厅里多了一个盆景一样的小玩意儿，里面开满黄澄澄的小花，仔细端详，那一小撮花变得越来越大，大到无边无垠。花地里竟然站着一个戴草帽的稻草人，稻草人竟然还戴一副眼镜，怎么看，眼镜都是自己那副。然后，他就醒了，醒来之后，睡意顿消，他苦苦琢磨那些花是些什么花，金针花还是油菜花？
第二天一早，郭建平就下乡走了。
唐晋花原本想送一送郭建平，因为医院临时有事，在丈夫没走之前，她就出门了。
郭建平还从未去过陵川县的台北村。乍一听，台北，多大气的一个名字啊，跟台湾省的一个大城市同名，而事实是需要扶一把才能勉强站起来的小村落。
没去过，就只能借助导航功能。
那是2017年12月初，节令已过小雪。刮了一场风，山里的黄栌树叶该落的都落了，看不到层林尽染的美景，剩下的多是些新栽的油松。天是阴天，气温不是很低，十来度的样子;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稍不留神，汽车轮胎就陷进深坑里，人会蹦起来，好几次郭建平的眼镜都给震掉了，从不吐脏话的他，也禁不住使劲拍一下方向盘，嘴里直嘟囔，没见过这号路。车是雪铁龙，郭建平的私家车，开了五年，跑了四万多公里，半新不旧的。
车到半山腰，过了秦山村，就全是盘山路了。本来一个小时的车程，郭建平却开了两个小时，出了一身汗。郭建平是个爱干净的人，在家时，他身上的衣服不超过两天就洗一次，他不习惯直接用滚筒洗衣机，嫌洗不净，而是动手搓，从领口开始，一直搓到两只袖口，等搓得八九不离十，才丢进洗衣机里。他去台北村那天，总感觉浑身又粘又潮，甚至能够闻到一股轻易闻不到的汗味儿，便想这怎么得了？他已经做好常住乡下的准备，头一天还没到地儿呢，就扛不住了？
刚出城那会儿，他还自嘲要去的地方是陵川的桃花源，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当然，说桃花源倒未必合适，不过他听人说过，台北村有座九仙台，仙台胜景是陵川县古八景之一。
这里的山田不是想象中的那种层层叠叠层次分明的梯田，而是零零碎碎的，这里一块，那里一片。山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一些来不及运走的玉米秸秆散落在地里。杂乱的树木都长在山上。他看到小场山时，还不知道那山叫小场山，只是觉得山是好山，就是没有经济价值。
等转过小场山，爬一道坡，往西转弯，看到台北村那些上世纪留下来的老旧的砖包楼歪歪斜斜七零八落交叉在半山腰上，或高或低的巷子旁边都有用碎石头砌出来的水道，水道里淤积着一些废纸片、花花绿绿的塑料袋、杂草树枝什么的。没来台北村之前，郭建平把台北村想得太差劲了，等到了台北村，他觉得台北村比想象中的还要差劲。郭建平本来悬着的心，扑通一声落肚里了，倒不是眼里的台北村就是他想象中的模样，实在是台北村拿不出什么让他眼前一亮的地方。
迎接郭建平的是台北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的侯国新，原第一书记焦峰，还有工作队员尹军杰、赵志彤、王星星，还有另外一个临时抽调来的队员。除了侯国新和焦峰，包括郭建平在内的其他工作队员，都是兰花集团莒山煤矿有限公司的人，尹军杰是党委办公室主任，赵志彤和王星星是党委办公室干事，而郭建平的职务是职工培训中心主任。叙过客套话，郭建平问尹军杰，九仙台在什么地方？在场的人都笑了，所有人一齐指着沟对面的一座孤山说，那就是九仙台。
焦峰是陵川县住建局城乡规划科科长，他来台北村任职第一书记已经两年多了，他握着郭建平的手说：早就盼你来了，昨天夜里我还梦见你死活不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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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相隔并不长，也就短短二十来个月吧，却已物是人非。
2019年9月2日，一切都是深秋萧瑟的模样。
舅舅和母亲唐晋花一起去送郭子涵。舅舅开的是父亲郭建平留下的那辆雪铁龙，郭子涵虽有驾驶本，但很少触碰汽车，对于山高路远的台北村，不要说郭子涵这样的生手，就连舅舅这号老司机，都全神贯注地开车，不敢有丝毫大意，更何况母亲唐晋花，她怎么能放心得下让女儿独自驱车去呢？万一路上出点差池，她怎么跟郭建平交代？唐晋花不敢往下想，她不顾郭子涵的反对，坚持陪女儿一同赴任。后来，雪铁龙蹒跚着行走在云翳缠绕的盘山路的情景，让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唐晋花更加相信自己有先见之明了，这样的路况，让她的心一直扑通扑通地跳。
雪铁龙接近小场山时，他们看见山下的田地里种了一些松树苗，还有一些灌木，不知是什么树种。前一天，落了场小雨，灌木叶片很鲜亮，呈椭圆状，树枝透着棕褐色的光，枝杈上垂着黑色的籽粒。
转过小场山，他们的目的地近在眼前。
那时的郭子涵，大脑陷入短暂的缺氧状态，她对即将面对的台北村和即将开启的新生活，没有一点点精神准备，忐忑，紧张，恍惚，以及挥之不去的忧伤，还有一丝丝小激动，这些杂乱的元素构成了她最复杂的心境。
台北村终于到了，让郭子涵没有想到的是，迎接她的并不像父亲初来台北村时那样平静，许多台北的村民一早就等候在村委会楼前的空地上，当他们非常熟悉的雪铁龙戛然停下时，几乎所有人的呼吸都停顿了，他们甚至在那一刻集体产生一种幻象，那个熟悉的郭书记又回来了？
郭子涵下车时，一双双伸过来的手，把她和母亲唐晋花的手都死死抓住，使劲攥着。乡民们无法用语言表达对郭书记女儿和遗孀的慰藉，他们只能用最朴实的方式迎接闺女“回家”。
郭子涵听见有人说：孩子呀，你太瘦小了，你爸爸那么壮实的一个人都累垮了，你不该……
郭子涵嘴里不住地称呼这个奶奶，那个姨姨，耳朵里装满村民们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一声的问候，她脸上挂着笑，心里却流着泪。村干部和工作队员赶紧把大家劝开：回去吧，小郭书记来了就不走了，有话以后慢慢说，都回去吧。
赵志彤现在的身份是驻村工作队队长，他把郭子涵母女安置在他们原来住过的那个房间里，郭子涵的床就是郭建平生前睡的那张单人床。
依然是父亲用过的办公桌，依然是父亲住过的房子，依然充斥着父亲无微不至的气息，郭子涵的眼睛湿润了，泪水几乎夺眶而出，但她怕母亲看见伤心，强忍着又憋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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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工作隊的办公室和宿舍都安排在村委会二楼上。上了楼梯左转，外间是办公室，里屋是宿舍，四个人挤在20平米的一间房里，西北角有一张单人床，另外三张床挨着东墙一溜排开，头碰头，脚踩脚。
郭建平对大家说：不赖嘛，想不到在乡下还能住上小洋楼。
尹军杰告诉郭建平，这栋楼是2015年开始动工修建的，拖了一年才盖成。再早一点，是台北村小学的旧址，一排平房。
赵志彤帮郭建平把行李丢在靠西北角的一张空床上，这张床原来是他睡觉的地方，郭建平一来，四张床就不够用了，赵志彤和那个“打临时”的队员搬到村支书侯国新家里了。郭建平明知道那张床是赵志彤睡过的，却还是赶紧抱起自己的行李卷，用一块干净的毛巾整个擦了一遍，在床上铺了几张事先准备好的报纸，然后才把被褥重新铺上去。郭建平有点强迫性的洁癖。
时间已近中午，郭建平听见肚里咕呱乱叫。
侯国新进来说：郭书记新官上任，我做东，给郭书记洗尘，卧牛庄老贺家的饭店不会炒菜，就会炖土鸡，咱们去丈河找家饭店吃。
尹军杰看着郭建平，两人虽是一个矿的，但都不是很熟，各人的脾气摸不透。
郭建平以为尹军杰在示意他拒绝，就支支吾吾说：你们村里也不容易，别破费了，反正来日方长呢，有你侯书记请客的时候。
侯国新见劝不动，就笑笑走了。
王星星在一旁直咽唾沫。
焦峰说，郭书记觉悟高，是怕犯错误哩。
他把书记两个字咬得特别真。
工作队的厨房设在楼梯西侧的房间里，这天恰好轮到王星星做饭。尹军杰和赵志彤陪郭建平去旁边的招贤馆参观。
村委会楼一层左边是村卫生室，右边是个小超市。照料小超市的王元生一看就是个绵善人，一直冲郭建平笑，郭建平也笑，问了问超市的营业额，王元生说比没有强。
郭建平在招贤馆院里转了一圈，他看见除了正殿外，三面都是砖包楼，东西两侧的厢楼有木质楼廊，有的护栏挡板刚刷了一遍漆，门窗还没来得及装玻璃。其实都是古旧的建筑了，郭建平反倒觉得装了玻璃还不如原来的木格棂窗户用麻纸裱糊起来有味道呢。
赵志彤说，招贤馆属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工作队协调市文物局引入72万元，矿里出了3万元，全都投进维修工程里了。
他们返回村委会楼上，其实还没有爬楼梯之前，那股方便面的味道就已经穷凶极恶地涌进郭建平鼻孔里，他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
说是厨房，其实只能算是临时做饭的地点，一个煤气灶，一口硕大的钢精锅，一个炒瓢，一条案板，一张桌子上摞着几只碗，有一把菜刀，一根擀面杖，地上有个方便面箱子，还有半袋山药蛋，几颗大白菜，仅此而已。
尹军杰也为厨房的寒酸感到不好意思，他摸了摸后脑勺说：条件有限，凑乎着能吃饭就行。
他们吃的是大豫竹牌方便面，一人两包，蹲在地上，呼噜呼噜的，又是吃面，又是喝汤的，每人鼻子上都挂着小水珠。吃到最后，别人的碗都见底了，唯独郭建平还剩半碗，他不好意思把半碗面倒掉。以往在家，他最忌讳吃泡面，觉得既没营养，味道又呛人。
到了下午，焦峰就开始向郭建平移交第一书记的工作，赵志彤笑着对郭建平说，现在是压茬轮换，可焦书记都快等不及了，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把你给盼来了。你来了，焦书记就解放了。
大家都笑，焦峰却一本正经说，移交完工作我也不能拍拍屁股走人，还得继续留下来陪郭书记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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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村并不像郭子涵想象的那样落后和贫穷，是父亲和他的队员们花了几年时间，慢慢让破烂不堪的台北村变得整洁起来，好看起来，有了文化墙，有了公厕，有了垃圾箱，有了村集体收入……然而，郭子涵总觉得陌生的台北村还缺一样顶要紧的东西，缺一种盎然的生气。
问题来了，郭子涵和母亲唐晋花都不会做饭，她们又不想麻烦工作队的同事，一时间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县里考虑到她们的实际情况，就让她们一日三餐去丈河工作站解決，那里有专门的食堂。但每到双休日，工作站的食堂也要关门，而台北村距离丈河还有十几里路程，一来二去占用了太多时间。
郭子涵对母亲说：咱俩如果连做饭都学不会，干脆回城里算了，我这个第一书记哪有脸当下去？
唐晋花咬咬牙，决定自己做。
工作队的厨房已经从村委会楼上搬进招贤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为了解决郭子涵和唐晋花的住宿问题，工作队搬离了原来的宿舍，挪到楼梯西侧的厨房办公和居住，他们在招贤馆的西南角，找了间背阴的小耳房，把做饭的那套锅碗瓢盆都搬了进去。
她们第一次走进鸦雀无声的招贤馆时，已是晚上七点。那天是星期五，工作队员都回城了。山里的夜晚来得匆忙，让人猝不及防。又是暮秋时节，招贤馆四面的房子像涂了一层黑漆。郭子涵吓得后退了两步，她们用手机照明，慢慢摸索着往厨房方向走。
一只什么鸟被她们惊动了，扑棱棱从哪间厢楼上飞起，唐晋花吓得尖叫起来，她对女儿说：算了，咱们还是别做这顿饭了，忍一顿不吃，饿不死。
郭子涵不这么想，她说：今天晚上不做，明天晚上做不做？不就是一座庙嘛，有啥好怕的。
她们从两堵山墙之间走进那间狭窄的小房子里，发现门是对开的木头门，推开一扇，吱呀呀响，如同聊斋里的画面，那种异样的响声让她们本来就够紧张的心收得更紧了，而屋里的黑比屋外的黑更浓。找到电灯绳，吧嗒一声灯亮了，一盏昏昏欲睡的钨丝灯让整个房间变得更加阴森恐怖。她们惊奇地发现，厨房墙壁上爬满长脚蚊子。
唐晋花想把蚊子都轰出去，郭子涵制止了：别轰它们，我爸在的时候，它们应该就在这墙上趴着，就让它们趴着好了。
郭子涵善良的愿望很快破灭了，虽然她穿着长衫长裤，手和脖子都被蚊子叮出无数个小包。唐晋花赶紧打开煤气罐的阀门，却不知该怎么点火。碰巧村支书侯国新路过招贤馆，看到门开着，就拐了进来，他帮唐晋花把煤气炉点着，吩咐她们做完饭，记着再把阀门关好。
唐晋花煮了两袋方便面，三口两口扒拉进嘴里，便催促郭子涵匆匆逃离了那座古庙。
二、郭建平出了一身虚汗
2017年12月5日，初来乍到的郭建平很快在台北村进入角色，在没有任何扶贫工作经验的情况下，从入户走访入手，以最原始的方法摸索前行。他甚至有些着急，着急扶贫工作进度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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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亮，郭建平就起床，他悄悄拉开房门，在走廊里伸了伸懒腰，啊啊地打两个哈欠。没睡好，不知谁的呼噜吵得他后半夜只合了一下眼;天未明，又被谁的一句梦呓惊醒，脑袋里乱哄哄的。
台北村的清晨异常寒冷，从沟谷里吹来的风让他打了个冷战，对面的九仙台只是黑压压的一个轮廓，一只什么鸟突噜噜从楼前飞过，把他吓了一跳。昨天吃下的泡面味儿还噎在嗓子眼里，他强压着不敢打嗝，心想一日三餐尽是泡面，会把人的肠胃都吃坏，就后悔没有从城里带些馒头饼子。
第一家入户走访的帮扶对象叫张建昌。这家人穷，院子却收拾得干净。
陪郭建平一块入户的是侯国新和焦峰，侯国新对张建昌说：叔呀，我给你带来个稀客，咱们村第一书记焦书记要回城里了，这是新来的郭书记，以后有啥想法有啥困难都可以跟郭书记谈谈。
郭建平咧咧嘴，他都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帮村民们解决实际困难，对于扶贫，他整个儿就是个门外汉。
张建昌老两口正吃早饭，是小米焖饭，看见客人来了，又是让吃，又是让坐，郭建平忙把他摁在板凳上：你吃你的，边吃边聊。
张建昌年龄大了，一日只吃两顿饭，身子骨倒还硬朗，他想找包烟待客，却没找见，后来是侯国新掏出一包烟给了张建昌一根，又给了郭建平一根。
张建昌的老伴儿又瘦又小，见了人只是笑。
听老两口介绍，他们还有个儿子叫侯永发。郭建平觉得稀罕，怎么不姓张，要姓侯？侯国新解释说，侯永发的父亲死得早，母亲耐不住寂寞改嫁了，侯永发没法活，姑姑侯学瓶收留了他，张建昌是他的姑父。
侯永发在村里算是个能人，会电焊，会编筐，会木匠活儿，还会给果树嫁接，都是从别人手里學来的，看什么就能学会什么，手巧是一方面，心灵才是根本。有人说侯永发来错地方了，要是在兵工厂，保不准能把导弹造出来。年轻时候的侯永发就是因为一身好手艺，才有一个叫秦秋叶的漂亮姑娘相中他。可再好的手艺，搁在深山里也没地方发挥。姑姑姑父年纪都大了，姑姑身体又不好，侯永发不敢出远门打工，只能窝在家里侍弄那一亩三分地。
虽说侯永发的儿女们也都大了，一个个远走高飞，但高飞也高飞不到哪儿去，顾了自己就顾不了家里，留在村里的两辈人——张建昌两口子，还有侯永发两口子，把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
郭建平把张家的情况一是一，二是二地记在本本上，又问老人地里都种些啥？
老人把碗放下说：能种啥？以前的河滩地还能种水稻，如今水浅了，水稻种不成，全种玉茭子。一亩地一千斤出头就算不错了，粮价又年年跌，六毛钱一斤，人家收粮的贩子还嫌咱水分大哩。
老人说话翘舌音太重，郭建平似懂非懂，还需要侯国新做翻译，但侯国新的语速太快，听起来也挺费劲儿。而且侯国新在官言官，并不想把老人的话原原本本翻译给郭建平，但碍于旁边的焦峰，只好拣重点的说，这一说让郭建平直摇头：玉茭子卖不下几个钱，就不能改种点别的？
老人说：你说种糜子种谷子？还不如玉茭子收成好呢。
从张建昌家出来，郭建平对侯国新和焦峰说：看见没有？这户人家屋里院里打扫得都很干净，他们缺的不是劳力和心劲儿，也不全是资金的事儿，最缺的是好点子，好主意，还有好项目，回头得好好帮老人谋划谋划。
侯国新忍不住就夸：一看郭书记就是个干事业的人。
他们走访的第二户人家，户主叫王安明。这次，除了他们三人外，又添了一个人，工作队的尹军杰。尹军杰是这户人家的帮扶责任人。
进了院门，南北相对的砖包楼显得陈旧了，都是砖挂面儿，窗户是早年间那种木格子窗棂。窗台上斜搁一条扁担，浅浅的台阶上倒扣一个腌咸菜的陶瓮，旁边又倒立一把挑麦秸的禾叉。二楼的窗户用报纸裱糊起来。
尹军杰说：这个院子不是王安明一家的，他和他弟弟住在一起，一家一半楼。
听见院里有人说话，一个戴黑帽子的男人撩开南房的布门帘探出头来，看见是侯国新他们，就笑起来：国新有事呀？
侯国新说：郭书记来看看你，听说你去医院看腿了，啥毛病？
那人说：医生说我和我老婆得的是一个病，滑膜炎，治不好。
又说：国新你不干书记了？
侯国新瞪眼说：安明叔，你听谁说我不干书记了？这位郭书记是咱村的第一书记，顶焦书记的缺。
郭建平也给逗笑了，他插嘴说：老哥啊，看这房子年代久远了。
王安明说：我8岁那年，我爹从别人手里买下的，我如今都奔六十的人了，能不远吗？
因为腿疼，王安明出不了远门，意味着只能就近打些零工，零工没有固定性，工钱更没有保障。
从郭建平到任的第二天起，他挨门挨户把台北村所有的农户都走了一遍，不管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还是普通村民，他都想走到。一是对村情有所了解，二是跟村民打个招呼，三是比照贫困户信息采集表，核实一下有没有出入，起码做到心中有数。转完台北村，又去西边的观村转，转完观村又去东头的卧牛庄转，等把台北村3个自然村都转了一遍后，郭建平心里算是有了点眉目。全村110户，292人，其中男性148人，女性144人;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69户（后经数次核查，几进几出，一共退出19户，最后稳定在50户左右），低保户3户，五保户1户;党员17人，外出党员6人，村“两委”干部5人;土地面积4085亩，其中耕地918亩，林地面积3167亩;主导产业无……
在入户的路上，郭建平东指指西指指，问这山叫啥，那山叫啥，还有村前那条小河又叫啥，田里种些啥，山上能长啥，并一样样记在本子上。然后他就知道，除了西南侧的九仙台，紧靠村北的那座山叫小场山，与小场山连成一体的叫东坡山，西侧的叫西坡山，山后的山叫麒麟山，东南隔一条干巴巴的廖东河的是狮子山，而东北那头，卧牛庄后面像个巨大屏风的山叫石门山……
郭建平心里挺激动的，觉得台北村真是个风水宝地，不要说这山那山了，即使一座九仙台、招贤馆也有说法，馆里供的不是华严三圣，也不是玉皇大帝，而是汤王爷。汤王爷又是哪路神仙呢？郭建平不知道，他只知道乡民们在这样的乡村文化背景下，的确需要从思想到精神提升一下高度了。
郭建平有一次翻阅工作队的工作总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敢情他们这两年做了那么多的事儿啊——
入户走访，填报档案信息，帮助村里投入20多万元扶贫资金，入股羊明钙业，2017年每个贫困户人均可分红70元，不多，但毕竟是份收益，细水长流嘛;按照“五个一批”脱贫政策安排部署，台北村作为水库移民村，由县水利局安排并落实资金35万元，供台北村苗木种植，从2016年开始，截止2017年10月验收结束，共种植白皮松、连翘等经济作物331.5亩，全体贫困群众以务工形式参与种植，增加了收入;帮助实施支村两委项目，他们现在办公的地方，睡觉的地方，都是这两年张罗起来的;另外呢，还新增了一个卫生公厕，4个垃圾池，把小街小巷都统统硬化了一遍，不再是晴天一尺土，雨天两脚泥了;还修了几道挡土墙，防止了山体滑坡;再有嘛，就是协调市文物局引进资金，把九仙台招贤馆做了一番大修……
看完，郭建平出了一身虚汗，他这才明白，扶贫工作哪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即使做得再多，也未必能够被人一眼看出来，他暗暗下了决心，只要在台北村待一天，就得让村子变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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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人静，台北村陷入一片死寂。不知谁家的一只狗，一直吠叫，唐晋花被那只狗吵得睡不着;而天生畏狗的郭子涵，整个人蜷曲在被窝里一动不动。
郭子涵强迫自己尽快适应第一书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节奏，但一个法学专业的大学生，面对乡村扶贫，总有些盲人摸象的无措，不过在学校里学到的逻辑思维方式，还是让她很快找到从零开始的窍门，一切都需从细微之处入手。她一下子想到父亲留下的那本扶贫日志。
怎么说呢，当郭子涵捧着那本厚厚的干部下乡驻村日志时，眼前突然跳出父亲高大而熟悉的身影。日志的扉页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脱贫攻坚，善作善成”的警语，下面是父亲的名字、单位、帮扶职务和帮扶点，扉页的背面是台北村人口收入及劳动力转移状况，村“两委”及党员干部情况，农业资源，主导产业和项目情况。
父亲的日志是从2017年12月11日开始写的，郭子涵一页一页翻看下去，逐字逐句读着，渐渐地，那个整天忙忙碌碌的第一书记血肉丰满地走进她的视线。有了父亲的言传身教，郭子涵心里有了底，没日没夜学习各项扶贫政策，从纸面上熟悉村民情况，等她把贫困户信息了解得八九不离十，就让村支书侯国新陪她入户走访。
让郭子涵没想到的是，走访贫困户的路径竟然与父亲当年如出一辙，她小心翼翼地（她总是担心一条面相凶狠的土狗，会冷不防从哪扇门里窜出来）推开张建昌家的院门，看到张建昌正收拾玉米棒子。
她笑着问：爷爷，你知道我是谁么？
对面的张建昌拍了拍身上的土，也笑眯眯地说：知道嘛，你是郭书记的女儿，小郭书记，你来的那天我见过你。
因为口音的差别，郭子涵一开始没有听懂老人说什么，是侯国新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复述了一遍才听明白。郭子涵心里一热，眼睛湿润了，父亲早已帮她把前行的路铲平了，她迈出的第一步竟然如此踏实。
这些天，郭子涵在资料上做足了功课，白天背政策，晚上记民情，背一阵儿，记一阵儿，然后让唐晋花帮她检查一遍，仿佛又回到当年高考前的状态。等她对贫困户情况了然于胸时，她已变得不再局促，虽然与村民互不相识，但只要一提贫困户的名字，就知道这户人家的基本情况。比方张建昌家，户口本上一共4口人，张建昌1941年8月生，是户主;老伴儿叫侯学瓶，比张建昌小四岁，养子叫侯永发，1964年生;儿媳妇叫秦秋叶，比侯永发小三岁;2014年7月被列入贫困户名单，脱贫年度是2015年底……
张建昌拎把椅子让郭子涵坐，又指着一个小板凳让侯国新也坐，然后老人的话匣子就打开了。老人说郭书记在世那会儿，常来他家坐坐，遇到吃饭，他劝郭书记吃，但总劝不动，后来也就不劝了。这几年玉米价格起不来，老百姓种地没盼头，郭书记就跟村里人讲，要优化种植结构，让他们多种点经济价值高的苗木和药材。
台北村的土地不算肥沃，土壤属山地褐土，土层瘠薄，反而适宜树木生长。而且野生药材遍地都是，苍术、党参、地黄、桔梗、荆芥、柴胡、黄莲、木通、连翘、猪茯苓……数也数不清。可有一样，什么都乱长。
郭建平没来台北村之前，村里已有成片的白皮松和连翘种植，他来到台北村之后，还想扩大一下种植规模，就提议村支两委开了产业扶贫提质增效动员会，效果却不明显。因见效周期太长，前面种上苗木的一些农户，私底下有人开始打退堂鼓。郭建平就转变了方法，想找现成的种树专业户进行现身说服。一开始，他打听到台南村有个叫吴明生的村民，早些年种过白皮松，他想去台南考察一下白皮松的生长营销情况，后来有村民说，不用去台南，咱们台北村也有个种树专业户，名叫侯同发。郭建平就去拜访侯同发。
侯同发个子不高，身体也不好，冠心病、高血压、过敏性哮喘，这病那病的都跟他过不去，可他是个歇不住的人，从2015年开始植树，到现在两年了，一些树木已产生效益。不过，侯同发也有教训，他最初从河南买回一批观赏性树苗，比如银杏、玉兰、海棠、紫薇、白蜡、法国梧桐等，因不适应台北村的小气候，损失了一多半，可活下来的也不少，每年都有资金进账……
有了侯同发这样的典型，郭建平就把村民们带到侯同发的地里，观察哪些树木长势喜人，哪些树木差强人意。村民们说，不用问，油松和白皮松长势最好。郭建平干咳了两声，看来他知道的，村民都知道，他不知道的，村民倒未必不知道。即使再尴尬，工作也要做下去，毕竟台北村还有大量的耕地只种些收益不高的大秋作物。他扶了扶眼镜：“这就对了，咱们这地方最适宜栽种的就是松树了，白皮松是国家特有树种，耐瘠薄土壤，喜欢温凉气候，跟咱们台北村最对脾气，冬天冻不死，缺雨旱不死。虽然短期不能受益，可等树木成型之后，卖一棵树的价钱比种三年庄稼的收入都高，顶要紧的一条是，管护成本非常低，老人妇女都可以参与。还有就是连翘，郭建平给大家打了个比方，春天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在门口种一些西红柿、黄瓜、豆角之类的藤蔓蔬菜，到了秋天再把这些不再挂果的藤蔓收拾掉，来年春天再种下去，假如蔬菜也能像红枣、柿子那样，只栽种一年，然后就等着年年秋天摘红枣，摘柿子吃，这样是不是既省工又实惠？
乡民们都笑，七嘴八舌说：郭书记跟咱开玩笑哩，哪有蔬菜长树上的？
谁不知道枣树柿子树好养活？可再甜的红枣也代替不了黄瓜豆角呀。
还真有，郭建平指着崖头上的几丛连翘说：那家伙要往地里一种，不用打理，三年后，到了秋天你去摘连翘籽就行，做药材连翘是好材料，听说一斤连翘能卖到10块钱，长得再瘦的连翘，也比种几亩玉米收成好。
村民们又都笑。
郭建平不明所以，趙志彤对他说：村民们差不多家家户户都种了一点白皮松和连翘，可眼下还看不到收成，你就是把连翘吹成灵芝草，也不一定有人会把所有耕地都种上，等将来见了收成，不用动员，他们也会转变观念的。
郭建平觉得也有道理，心急吃不得热豆腐。
还别说，经郭建平这么一鼓动，又有一些村民，特别是缺少劳力的贫困户，有了扩大种植规模的心思。留在村里的村民，要么年龄大了，腿脚不利索，要么就是疾病缠身，每年一种一收都让他们身心俱疲，如果白皮松和连翘真像郭书记所说的那样一本万利的话，何苦再鼓捣那些玉米棒子呢？
种树专业户侯同发和妻子田保莲，通过信用社小额贷款，从村民手里流转了40亩坡地，在原先以栽种观赏树木为主的基础上，又种了10亩白皮松，10亩核桃，5.2亩连翘。郭建平给侯同发算了一笔账，现在一共投入苗木种植70万元，等到白皮松长到两三米高，少说也能卖200多万元。
张建昌说他们家头两年种了一亩地的白皮松，听了郭书记的话，又种了一亩三分，还有一亩八分种了连翘，剩下的一亩多地也种了点玉米。老人摸了摸眼角，接着说：你爸爸比我们有脑筋，知道啥值钱啥省力，可他等不到我们赚大钱，人就走了……
郭子涵从老人话里听出两层意思，一层是老人怀念早逝的老郭书记，另一层是对白皮松和连翘的销售心存顾虑。她虽然对这两项产业并不熟悉，但既然是父亲撂下的挑子，她就有义务重新挑起来，不能让村民们的致富路走一半就断了。
接着是走访村民杨麦贵。
杨麦贵不健谈，但说起郭建平，还是动了真感情，他拍了拍胸脯：凭良心说，郭书记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我原来不想种连翘，说那玩意儿山上到处有，也不见得有人发过连翘的财。可郭书记天天找我谈心，我就寻思，人家又不是卖连翘苗的，将来赚了钱，也没人家一分钱，人家这么上心，说到底，还不是为了我杨麦贵？就说试一试吧。一开始，我想少种点，后来是郭书记亲自和我上山挖连翘苗，一下种了一亩多，前两天有人帮我估了估连翘籽的收成，说至少能卖三四千块钱……
郭子涵说：这要比种玉米收成高吧？
杨麦贵说：那还用说？
秦荣喜、侯桂英老两口住的三间房子少说也有上百年了，窗台上的砖都掉了不少，仿佛落光牙齿的老妪。郭子涵鉆进秦荣喜家幽暗的平房里看了又看，出来后对老秦说：叔，不敢住人了，我看见大梁都断了。老秦人憨，笑道：一时半会儿塌不了，凑合着住吧。郭子涵急了：那可不行，是会出人命的。
当时，在场的还有支书侯国新，包村领导李向荣，工作队队长赵志彤，工作队员王星星。他们从秦荣喜家出来，又去卧牛庄转了几户，许东发家、贺文华家、贺富喜家、贺小保家，还有杨陆喜家，住的都是急需修缮的老屋。郭子涵问侯国新：怎么操作申报危房改造项目？侯国新说：先往镇上报，再往县里报，一级一级来，县住建局同意后，会派人来做鉴定的。郭子涵又问：在申报期间，万一房倒屋塌了，把人砸进去该咋办？大家面面相觑。李向荣见冷了场，忙说：抓紧让这几户人家把危房改造申请写好，我从镇上盖好章，直接送到住建局去。李向荣还有一个身份是附城镇武装部部长，人们习惯称他李部长。李部长待人随和，更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最初那些日子里，郭子涵一边整理台北村贫困户资料，熟悉村民现状，一边帮村民秦荣喜张罗危房改造的事，还忙着督促新建蓄水池工程进度……
三、他在大腿上，狠狠掐了自己一把
2017年12月11日上午，郭建平在陵川棋源会堂聆听十九大精神和脱贫攻坚政府宣讲团作报告。听完报告，没顾上在县城吃午饭就匆忙赶回村里，他把近几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初选时的支委会议纪要、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会议纪要，以及村支部会议纪要都翻出来，从头至尾捋一遍，并与侯国新就一些疑点进行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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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雪那天，在郭建平提议下，扶贫工作队和支村两委干部，还有乡里的帮扶责任人、村民代表，在村委会二楼会议室开了个会。会议让大家谈扶贫。从饮用水安全说起，说到村容村貌，又说到交通设施，危房改造，主要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具体帮扶计划，产业扶贫的设想等等，谁有想法说想法，谁有建议提建议，说到哪儿算哪儿，畅所欲言。郭建平不表态，只是埋头记录，一连写废两支中性笔。事后，尹军杰对赵志彤说：看没看出来？老郭有私心哩，他想从大伙儿嘴里套点子哩。赵志彤挠了挠头皮说：还真让你说对了，郭书记城府深着哩，咱怎么就没想到这招儿？
郭建平早就听说陵川的冬天不好熬，相比周边县市，气温少说也低5度，这是太行山断层带最奇特的自然现象。他想到了陵川的冬天肯定冷，却没防备到陵川的冬天会这么冷，直到有一天从睡梦里直接给冻醒。一床被子不够，又从家里带来一床，开始时还脱了衣服睡，下了雪后，他就和衣而眠了，再后来连大衣都不脱了。
白天，他们分头入户填写“两不愁三保障”调查表，东家进，西家出，忙得脚不沾地;晚上回来，又伏案整理纸质材料，往电脑上录。每个人都裹一件黄大衣，即使在屋里，大衣纽扣也不肯解开。电暖气调到最高档，还是冷，嘴巴和鼻孔总被一团白气裹着。最舒服的时候是吃饭，郭建平已经适应了泡面的味道，一顿饭两包面，还觉得吃不饱，扒拉完面条，碗里的汤水也要喝得一滴不剩。放下碗筷，浑身荡漾在一片暖融融的享受里。只能享受短暂的10分钟，稍一耽搁，天就黑了。冬天的天黑得快，再去敲老乡的院门，就显得不厚道了。填表是郭建平最头痛的事儿，他和队员们费点工夫倒不算什么，主要是担心贫困户的情绪，整天问这问那，又是签字又是画押，给人家带不去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再好客的山里人也会朝你翻白眼的。
说到山里人的好客，郭建平深有感触，从他最初踏上台北村那天起，不管是路上脸碰脸，还是入户面对面，老乡们都笑脸相迎，问他吃了没，问他冷不冷，问他习不习惯村里住，这些寒暄本来应该从他嘴里说出来才恰当，但在台北村颠倒了。郭建平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好像什么地方亏欠了村里人。
工作队的工作节奏在这年冬天的一个午后，突然加快了。镇里的张书记下来召集驻村干部和支村两委开了个紧急会议，宣布陵川贫困县摘帽、村里脱贫退出验收工作正式启动。乍一听，陵川的穷帽子都快摘掉了，扶贫工作似乎进入了尾声，用不了多久吧，他们这些国企的中层干部就该打道回府了。但是张书记从一个电脑包里取出几份文件复印件，《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关于〈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山西省贫困退出实施办法》《山西省2017年贫困县退出评估检查核查工作方案》……文件抬头要么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要么就是山西省人民政府，哪一个红头文件都马虎不得。看过文件，所有人立刻凝重起来，不仅脱贫退出验收程序异常繁琐，而且扶贫的路还长着呢，即使摘了帽子，还要继续巩固呢，还要防止返贫呢。
会议没结束，郭建平就开始不停地抽烟，他知道69户贫困户的资料都不完整，说句不好听的话，每个贫困户的信息档案也就三四页，而贫困退出的标准巨细而严格，加上村支书，也就五六个人的队伍，如何完成所有资料的完善工作？
张书记面色凝重：这是务必要完成的硬性任务，完不成，我这顶九品芝麻官的帽子，就得摘掉。
没办法，郭建平只好向矿党委请示，要求临时增派人手。当天晚上，莒山煤矿给工作队增加了4名文案骨干。从这天开始，台北村的驻村工作队进入全天候作战状态，早晨一睁眼就开始工作，该核实的数据要重新入户，该填报的信息要加紧补充，哪些贫困户的收益还有误差需要纠正，所有县级申请、市级初审、省级行业部门评价和省级第三方专项评估检查的资料逐一齐备，综合贫困发生率、错退率、漏评率都要精确计算，还要召开村民代表及贫困户座谈会，征求群众意见，评议群众认可度等等。
王元生也是奔七十的人了，睡得早，起得也早，每天三四點就往起爬，开了门站在楼前，看见楼上的电灯还亮着，听得见有人翻动纸张的声音，知道郭建平他们又熬了个通宵。有一次忍不住就出声了：郭书记，你们悠着点干吧，别给累趴下就不赶趟了。郭建平说：不行呀老王，事情都堆一块了，炮打将，马踩车呢，哪顾得上悠着点？
到了最后冲刺阶段，郭建平和他的队友们整整48小时没有合眼。69户贫困户的文件夹，码成几大摞，每一户都是几十个页码。资料齐备后还需去市里装订，考虑到郭建平年龄大了，就让他在村里坐镇。
又是一个无眠之夜。当尹军杰他们从晋城市开车往台北村赶时，已是凌晨3点。过了西河底村，车外飘起雪花，开车的和坐车的都累坏了，上眼皮直往下眼皮上粘，直到车身一阵摇晃，有人尖叫起来，才发现车头撞在路边一棵树上，而左边的前车轮已经悬空……
那个时候，远在台北村的郭建平，同样一宿没睡，他在村委会楼前幽暗的夜色里来回转悠，地上丢着一摊烟蒂。
终于，验收工作告一段落，郭建平掐指一算，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工作队员，在台北村整整待了18天，康师傅方便面的盒子堆满一大箱。到后来，工作队员一听方便面三个字就想吐。
这年冬天，又下了一场大雪，把台北村遮得严严实实，斜对面的九仙台仿佛一个大大的蒙了白布的粮囤，山上的天皇庙，不管横看竖看，都像一个小小的火柴盒，就连通往丈河和西河底镇的两条路，也找不到了。台北村真成了不知魏晋，无论三国的“世外桃源”。楼下的水管冻爆了，吃水都要从村外的泉眼边去提。为了节省时间，工作队员把洗脸刷牙的环节干脆也省略掉了，一向以干净著称的郭建平突然习惯了邋遢，穿在身上的内衣内裤半月没脱，体味儿和汗味儿直从衣领袖口往外冒。
唐晋花来电话问，怎么回事呀老郭，台北村再好，也犯不上乐不思蜀吧？
你不看外面下大雪了？郭建平推开房门，望着对面馒头一样的九仙台解释说，最近工作忙，特忙，你都想象不到怎么个忙法，就不细说了。等熬过这阵儿，回去慢慢跟你汇报。
郭建平刚把手机放下，赵志彤的手机也响了，手机那头是妻子芦和霞的埋怨声。赵志彤打着哈哈说，大雪封山了，我倒是想飞回去，可台北村没飞机场啊。话说得俏皮，可赵志彤知道芦和霞也不容易，老大正上初中，老二刚满一岁，她还是一名中学教师哩，一家子事儿里里外外就一人张罗。芦和霞说她很生气，怎么又是大雪封山啊，这台北村快成夹皮沟了。话音未落，电话就撂了。赵志彤用手指着漫天皆白的台北村对郭建平说：郭书记，你听见没？我家那娘们儿不信我，她老怀疑我。郭建平都气笑了：女人们都那样，以为咱们吃香的喝辣的，在温柔乡里快活呢。
那一年，郭建平50岁，尹军杰46岁，赵志彤40岁，王星星31岁。4个大老爷们，在远离城市繁华的太行山深处，在寒冷无处不在的房间里，大眼瞪着小眼。
冬天终究会过去，春天必然会接踵而至，郭建平瞅着村前的柳树发芽了，山上的树木也一层一层返青，工作节奏又明显加快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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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台北村2019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早一些。
大雪天，许多喜鹊在河谷里盘旋，喳喳聒噪，久久不落。唐晋花想让女儿歇一歇，就喊：子涵，快出来看喜鹊。
郭子涵装没听见，不过有时也会出门来看一会儿，她先是看见几只黑羽夹白的喜鹊在楼前盘旋，渐渐地越聚越多，几十只喜鹊在她们眼前做飞行表演，那种的壮观场面在城里绝对看不到。
有一次，郭子涵踏着满地积雪去侯小毛家走访，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流着泪述说老郭书记的好：你爸爸可是个好人啊。
侯小毛是台北村年龄最大的老党员，见证过台北的没落，也见证过台北的逐渐复苏。在郭子涵眼里，这样的老人本身就是一本厚厚的村史。
偏瘫已有好些年的侯小毛，原来的轮椅坏了，出门进门很不方便。他的子女都在城里生活，偶尔回来一趟，也不大注意老人的轮椅。后来，是郭建平帮他从县残联领回一辆新轮椅，把老人抱在新轮椅里，推着他在院里转了几圈，低头问老人得劲不得劲？老人乐呵呵地说：得劲，得劲，郭书记给的轮椅哪有不得劲儿的。
郭建平本打算帮老人办个一级残疾证，却人算不如天算，他提前走了。
郭子涵哽咽着说：残疾证，我来帮爷爷办。
郭子涵不清楚办理一级残疾证的流程、要求、标准和手续，只知道应该向县残联递交申请。恰巧陵川盲人曲艺团来台北村采风，团长侯安凤答应回到县城后帮忙解决。时隔不久，就给郭子涵来电话，说已经帮侯小毛递交了申请，需要申请人在预约好的时间，亲自去县人民医院做残疾等级鉴定。
郭子涵原打算亲自陪老人去一趟医院，可她实在忙得腾不开手，贫困户一户一档要加紧填报，台北村旅游项目文字资料要加紧收集，还要入户帮村民下载脱贫攻坚住房安全有保障核验小助手APP。另外还要拍摄危房照片，完善线上信息和定位，立通医院有在台北村投资项目的意愿还需要她抓紧落实，还有文化长廊眼看就要开工了，有些施工环节要她衔接，她只好联系老人的子女。一个个电话打过去，对方总是无人接听，直到第二天早晨，终于打通一个电话，是老人的儿子。郭子涵把做鉴定的事儿说了，一再叮嘱对方，千万不要误了约定好的时间。
那天上午，郭子涵一边忙村里的事儿，一边又给老人的儿子打电话，告诉他去医院哪个科室检查，做好鉴定后赶紧去县残联办手续，并把县残联的位置发给那人。下午，侯小毛回来了，郭子涵问鉴定得怎么样，老人挺高兴，说闺女和儿子一起陪他去医院的，该走的流程都走到了。郭子涵又给县残联打电话，询问残疾证什么时候可以办下来，对方说可能在月底。到了月底，郭子涵又追问这事儿，县残联说还得过几天。
到了七月中旬，侯小毛的儿子找到郭子涵，说小郭书记，我爹的一级残疾证办下来了，你不用操心了。
台北村的大雪像纸片一样纷纷而降，四周的山川河谷都被大雪和夜色遮盖得严严实实。楼后那只狗又在不停地吠叫，似乎有什么异象在冥冥中即将发生。唐晋花摸黑下床，走到窗台前，撩起窗帘朝外面张望，除了白茫茫的雪地，其他什么都看不清
每一年，县里都要把上一年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明白卡收回来，把新一年的发下去。明白卡的内容主要包括贫困户家庭信息，本年度享受的帮扶政策措施和收入状况，在右上角标注着扶贫单位名称、第一书记姓名和照片、帮扶责任人姓名和照片以及联系电话。郭子涵原以为这件事很容易就办成了，可轮到贫困户贺三珠老人时，老人死活不让把旧卡收回去。郭子涵以为老人担心明白卡上面享受的帮扶政策会发生变化，就给老人解释新一年要比上一年的补助金额更高。老人急了，我不是怕你们少给钱，主要是这张卡上的字，是你爸亲手写的，上面还有他的照片哩，你爸不在了，我留着这张卡好有个念想。我见不到他本人，就天天瞅墙上的照片跟他说话，我说郭书记呀，你去了那头也该歇歇了。好人不长命呀，咋不让我这把老骨头替下你？我还想骂你哩，你活着时候咋不好好照顾好自个儿的身子呀……
老人撩起上衣的下摆，擦着眼角说：我就是不能让你们把卡带走。
眼泪在郭子涵眼眶里直打转，她转过脸，平抑着情绪。
贺三珠老人的孙女和郭子涵一般大，每每看见郭子涵，老人就想哭：娃娃呀，你这么小，就没爹了，你妈那么年轻，就没汉子了，多可怜的一家人哪。
办公室紧贴西墙摆一溜文件柜，柜里整整齐齐摆满了文件夹，每个文件夹里都是厚厚一沓扶贫资料，差不多每一页上都留有郭建平的指纹和笔迹。唐晋花对郭子涵说，你看你爸他们做了多少营生，以前你爸星期五回家，板凳没坐热，一个电话打给他，就又回村了。那时候我就怕他的手机响，铃声一响，他准得出发。
记得201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已经从沈阳工业大学毕业的郭子涵，正在家中准备考研，听见防盗门嘎达一响，她从书房探出头，看见门开了，多日不见的父亲风尘仆仆推门进来，她有些喜出望外，但看了父亲那张憔悴的脸，立刻尖叫起来：爸爸，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郭建平说：子涵，你别一惊一乍的，我身体棒着呢。说完，解下双肩包，取出笔记本电脑，还有一沓填好的资料，在客厅的茶几上又忙开工作。
郭子涵给父亲倒了一杯水，就去忙自己的，约莫半个小时后，她偶尔出了书房，发现父亲已经窝在沙发上睡着了，还打着呼噜。多年前，郭建平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換拖鞋，进卫生间洗手，然后进厨房忙乎饭菜，他会把自己顶拿手的红烧肉和拉面做给宝贝女儿吃，可是这次回来没有给女儿做。
也许就是在郭建平百般“溺爱”下，唐晋花一贯不擅长厨艺，她只负责品尝和评点郭建平哪道菜好吃，哪道菜欠火候，甚至给郭建平提出改正的方向和步骤。而郭建平对此并无半点反感，或许这就是当下中国最和谐的夫妻之道了。但是，现在的郭建平忙得什么都不顾了，即使星期五回到家中，也仍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唐晋花心疼丈夫无节制的付出，有时还会照着抖音做些葱花饼或拌汤之类的主食给郭建平端过去，郭建平总是报以愧疚的一笑，一边往嘴里扒拉，一边眼睛还盯着电脑上的表格，看哪个数字是不是有出入。
C
连续几天，郭建平差不多天天出村，去县城参加干部综合能力提升的“领头雁”专题培训，去附城镇政府报送材料，顺便领取上一年的政策牌，去镇派出所打印村民花名册……
出村之前，他总要在几条主街上转一圈，一是提醒那些留守家中的老人要照看好火炉，防煤气，防火灾;二是有没有需要他去城里或镇上办事儿的，比方想买二斤猪肉啦，想买两块豆腐啦，想给外地打工的娃娃快递点小米啦，或者想去县城的也能捎一程。从台北村到陵川县城，少说也有60多里，去附城镇也有20多里，又没有公交车通行，大冬天的村民出一趟远门，折腾不说还受罪，这些都不能算是郭建平的失职，但他总想把这口锅背起来，背锅的滋味儿会时刻敲打他，不能忽略了老百姓的疾苦。
贺三珠的手机坏了。年逾古稀的贺三珠是个挺精干的老人，两个孩子在晋城打工，她一个人独居在村西头，把家里院里收拾得一尘不染。闲来无事就等手机铃响，铃声一响，是老人最盼望的时光。手机成为她与孩子沟通的唯一桥梁，可是有一天桥梁塌了。
郭建平认识贺三珠老人是从一碟油馍开始的。他入户那天，碰上老人在电饼铛里烙油馍（陵川人把烙饼称作油馍），非要郭建平尝尝。郭建平心里绷着根弦，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也不吃老百姓的一茶一饭。这根弦却让贺三珠老人给拽断了，老人笑眯眯地说：我说郭书记呀，吃一口油馍，少不了我一斤白面，也多不了你二斤肉，怕犯错误也不能不通人情世故啊。当初八路军在我们村还有医院呢，伤员呀，卫生员呀，也不见得吃一口老乡的饭就给拉出去崩了。我说郭书记呀，到了饭点，该吃就得吃，别跟自己的肚子较劲儿。
让郭建平没想到的是，台北村的老人不仅热情，而且能说会道，说出来的道理连他这个教师出身的培训中心主任都反驳不了。又想，虽说工作纪律里明文规定，严禁参与吃请收礼和索要土特产品等，可吃一块油馍也不能算是“吃请”吧？何况政策上也说，驻村干部要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呢，更何况老人的油馍，厚薄均匀，淡淡一点焦黄，芬芳四溢，看着都是满满的食欲，再推辞就显得矫情了。郭建平在一张饼上撕了一块，慢慢塞进嘴里，细细嚼着，越嚼越有滋味，尝了一口，又尝了一口。
有了这一回交道，郭建平再见到老人，就有说不出的亲切感，老人也不拿他当外人，听郭建平说要去镇上办事，就把手机给了他，又掏出200元：这是修手机钱，你看够不够？郭建平把手机接过去，钱却高低不要：姨，你这是老年手机，修一修花不了几个钱，200块钱买一部新手机都绰绰有余了。老人说：钱再少，人家也不白修，总不能让你贴上。郭建平拗不过老人的坚持，只好把钱暂时收下，等手机修好再还给老人。想得挺好，结果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他在附城镇转了半天，找到两个修手机的，都嫌不赚钱，不给修。郭建平就差砸手机店的牌子了，也是当时气昏了头，他没想过再给老人买一部新手机，就把旧手机又带回到台北村。下了车，径直往村西走，走了一半路，就不走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复老人。想了想，又返回村委会，正好碰见村里的会计，就让会计帮他把手机和200元钱给老人送去。他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后来才听说老人埋怨他没有亲自送过去，乡下有这么个习俗，钱不经三个人的手。听了那话，郭建平浑身刷地一下，像兜头泼了一瓢冷水，魔怔半天，他在大腿上狠狠掐了自己一把。
在台北村，郭建平对一句老话颇有心得，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人若灰了心，没了心气，就啥也不好了。比方老光棍侯春明，没见过天，也没见过地，没儿没女，没东少西，却有一身慢性病，治不好，也要不了命。人活到这份儿上，啥心劲儿都没了，心劲儿没了，就剩下煎熬日子了，吃了上顿没下顿，几亩山田荒了好些年，村干部怕他饿死，帮他办理了五保供养。什么叫五保供养？简单点说吧，就是国家保你吃、保你穿、保你医、保你住、保你葬，这些保障最终体现在一份特困供养金上。有了钱，五保户也不一定就活得滋润，活得像个人样儿。郭建平第一次走访侯春明，就看出老汉活得不如意，冷锅冷灶不说，房子还漏雨，房子漏雨不说，还摇摇欲坠，就怕哪天塌下来把人埋里边。郭建平就有些急，他和工作队的同事，还有支村两委干部商量侯春明该怎么安置。尹军杰说：我们初来台北村，就发现侯春明的事儿了，当时合计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老人的房子纳入危房改造范畴。可一问侯支书才知道，他住的那个破房子并不是他的，是他弟弟侯天明的。赵志彤接话说：危房改造的过程太长，我们又合计不如先给老人找间结实的房子住下来。可老尹说，找房子住也从根儿上解决不了问题，还不如把老人送到敬老院合适。郭建平问：都合计到这份儿上了，咋没办成？尹军杰说：不是没办成，是西河底敬老院还没建成，我们也一直在跑这事儿。郭建平摸了摸下巴上的胡碴：雨季眼到了，一场大雨那个房子说不定就全塌了，我去西河底问一问敬老院啥时候营业。
郭建平去了一趟西河底，怎么那么巧，敬老院刚好剪彩运营，他高兴得什么事儿似的，跟人家管事的说了，人家说来吧，万事俱备，就缺人住呢。郭建平开车往台北村返，一路上打了好几个电话，把喜讯给尹军杰说了，又给赵志彤说了，还给侯国新也说了，并让侯支书赶紧跟老人打声招呼，挑个好日子把老人往敬老院一送，就万事大吉了，再不怕刮大风下大雨了。他心里想得很美好，原以为这件事顺当得像踩了雪橇从山顶往下滑，可他哪晓得，人还没回到村里，侯国新的电话就来了，说侯春明死活不去敬老院。
郭建平当时就笑了，世上还有放着自在日子不过，专门过苦日子的人？
他下了车，直奔侯春明家：叔啊，您这房子可不敢再住了，楼顶的瓦片都快掉没了，眼看雨季就来了，泡在水里的滋味儿可不好受。
郭书记，侯春明乐呵呵地说，你也来劝我走啊？我哪儿也不去，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哪。再说我这人恋窝儿，出不得远门，浑身又都是病，钉鞋没掌，唱戏没嗓，担担没膀，甚也做不了，到哪儿也是个累赘。
郭建平知道老人油盐不进，就说：我不是非逼着您搬家，明儿我带您出去转转，散散心，见见世面。
63岁的侯春明年轻时候出过几次山，还去过两次陵川县城，年龄大了，腿脚又不利索，就很少有机会到山外“转转”了。听郭书记说要带他出去长见识，老人痛快地答应了，不过心里也有个准主意，管你郭书记说得天花乱坠，就是不往敬老院搬，金窝银窝，也不如自家的土窝。
第二天，郭建平开着那辆雪铁龙，载着五保户侯春明，直奔西河底镇。侯春明头一回坐小车，头一回坐小车走十八弯山路，一颗心悬在嗓子眼，害怕小车偏一偏，滚下山底，直到爬上山顶，才长吁一口气，两眼透过车窗一顿乱瞅。进了西河底镇，觉得镇上就是比村上洋气，街道宽了，也平了;楼房多了，也高了;做买卖的商店更是一家挨一家。郭建平说：镇上不赖吧？侯春明说：不歪（陵川人把错当歪讲），不歪。
七拐八拐，雪铁龙拐进敬老院。
侯春明起初还不知道是敬老院，只是看见一排楼房前，有长长一溜老年人坐在条凳上晒太阳。郭建平搀扶着侯春明在那些老人们的注目下进了楼，挨门看房间里的布局，有床，有沙发，有桌子，都擦拭得纤尘不染，尤其是干净的床单和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让人看了觉得舒坦。转到食堂，师傅们正准备午饭，摘菜的，淘米的，切肉的，一通忙乎。有人过来搭讪郭建平，郭建平便说：过来参观参观。那人呱嗒呱嗒就介绍起食堂的饭菜：午饭天天不重样，四菜一汤，管饱，也管吃好。晚上是调和饭，或者汤面，有蒸馍，有花卷儿，也有豆包……
那人又說：来吧老爷子，我们敬老院，保你住下就不想回去。冬天有暖气，有棉衣穿，夏天有电扇吹。每星期洗一次衣服，两个星期洗一次被套和床单，一个月理一次头发，还定期做体检呢，有病给看病，没病给疗养。老爷子哎，待会儿你吃一顿我们灶上的饭，就知道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
侯春明这才发现，郭建平带他参观的地方是敬老院，心里虽有点膈应，却也觉得敬老院的生活确实不歪。
这是头一次，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每次郭建平说叔啊，咱们去镇上转转。侯春明都去，不为别的，就为在敬老院蹭人家一顿午饭。到了第四次，不等郭建平开口，侯春明先说话了：郭书记啊，这回不用参观了，我下决心了，搬去敬老院住，为我个死老头子，麻烦得你跑了几回。
趁热打铁，郭建平和工作队的同事赶紧协调民政部门，办理入住手续，又开车带老人去县医院做体检，开药治病（老人没带钱，是郭建平垫付的医疗费）。等所有证明手续都办妥，时间也到了这年的6月29日。那天上午，郭建平把台北村的支村两委干部，还有工作队的同事都喊上，大家开了三辆车，浩浩荡荡把侯春明老人送去敬老院。侯春明下车时，面对院子里投来十几双羨慕的眼神，老人觉得倍儿有面儿，大家搀扶着他往楼上走，老人一直佝偻的腰板儿，一下子挺直了许多。
一天夜里，工作队加班到凌晨两点才休息。刚入梦乡，郭建平就梦见台北村的扶贫工作没有通过考核验收，作为队长的他，站在棋源会堂的主席台上，当着全县扶贫工作队员的面儿做检查。检查难做啊，刚说了一句，我检讨，忽然想起自己还是台北村的第一书记，他连第一书记应该做什么，需要做什么还没理清头绪呢，扶贫掉了队，党建工作呢？越想越后怕，激灵一下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睁圆眼睛，盯着黑乎乎的顶棚瞎瞅。
前两天在镇上开会，领到两项任务，一是扶贫，二是党建。扶贫这块又分出几小项，一是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二是“三位一体”考核，三是产业转型创新驱动;党建这块也分了几小项，一是落实党建工作，二是实施“三基”建设，三是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六项工作，他一项都跑不掉，有需要总结汇报的，有需要落实开展的，没有一项任务是他得心应手的。
郭建平的老家虽说也在农村，别家的孩子小时候都少不了在田里帮大人干活，整地修堰，撒粪灌浆，摇耧播种，间苗除草，收割打场，但郭建平从来没有下过一次田，因为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儿，他的父母舍不得让他受一丁点苦，一心让他成龙变虎。郭建平上初中那会儿，学校是离家四里远的建宁乡中学，父亲郭余良天天步行去学校给儿子送午饭，傍晚时分又在半路上接儿子回家。日复一日，整整三年，直到郭建平考上高中。后来的郭建平没有让父母失望，他是郭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在莒山煤矿行政办公室，后来进入莒山煤矿子弟学校当老师，也当过教导主任、校长，又调到莒山煤矿培训中心工作，眼瞅着快内退了，快颐养天年了，天知道矿领导怎么又把他安插进扶贫工作队里了。组织的决定他没理由推脱，硬着头皮也得把这副担子挑起来。他虽骨子里流淌着农民黏稠的血液，却从未对农民做过更深入一点的研究。
可他还是不信这个邪，事在人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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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村东南方向的那座孤山叫做狮子山。村民们告诉郭子涵，狮子山也是有传说的，那是菩提老祖的一头坐骑，打西方来，路过九仙台时，被九仙台上的九个神仙使了定身法，定在那里了，头朝东，尾向西，一副壮志未酬的样子。
赵志彤其实总在避讳跟郭子涵提及她父亲的事儿，但他心里不止一次对郭子涵说：子涵呐，你爸爸就是那座狮子山上的狮子，你得学着点你爸，你爸念念不忘的就是把台北村的乡村旅游搞起来。
2019年11月，陵川县政府与莒山煤矿决定筹建郭建平同志纪念馆，他们在台北村文化活动中心的基础上进行改建。尹军杰具体负责实施土建、室内装修、整体布局、平面设计，以及沙盘制作等项目，王星星负责文字及图片设计，赵志彤做了部分文字撰写，为了赶在台北村庙会（农历6月18日）前结束，他们连续两个月没有回家一次，在兼顾日常工作的同时，终于让纪念馆如期投入使用，他们是想用这种方式，告慰九泉之下的老书记。
2021年的阳春三月，隔了一张办公桌，我与赵志彤相向而坐，慢慢听他讲郭建平的往事。赵志彤点了根烟，猛地深吸一口，侧过脸把烟雾吐出来，然后才说：郭书记真的不容易，驻村工作队的事情虽然忙，但毕竟比较单一，忙完就能按时休息，可他还有第一书记那摊子事儿呢，除了填报线上线下的各种信息数据外，还要组织召开民主生活会，健全党员活动室，培养入党积极分子，还跟村支书一块研究村里的大事小情，还要接待省市县三级检查，加班到后半夜两三点，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有时候我们想让他缓冲一下，给他递块湿毛巾，让他抹一把脸，出门去透透气，他总说快弄完了，等我弄完了再出去透气。可他手里的活儿一件挨着一件，又是扶贫，又是党建，哪有个完呀。
有一次，唐晋花惊讶地发现，丈夫的眼袋明显突出来，以前多精干的一个人，三七分的头发，一双眼睛虽然不大却炯炯有神，衬衣领没有一点汗渍，裤缝笔直，皮鞋擦得连只蚊子都站不住。可现在呢，连胡子都有了，面色毫无光泽，人也明显瘦了，皮鞋变成了土鞋。
向郭子涵和唐晋花第一个谈起郭建平的，其实不是赵志彤，也不是贺三珠，而是楼下开小超市的王元生。
王元生有次上楼来，一边抽烟，一边对郭子涵说：你爸这人不歪呀，可他在这儿受苦了，吃不好，睡不好的……太难了，你爸每天熬到后半夜，我都知道的，他坐得时间一长，椅子就会慢慢往后溜，他往前拖椅子的声音不是很响，可我听得清清的……我每回上楼，看见你爸就安安（陵川方言，当静静讲）地坐在哪儿，不停地写呀，记呀，连抬个头都顾不上……
当时，唐晋花正在里屋洗衣服，听见老王的声音，便走出来，站在一旁。
唐晋花怎么也忘不掉对丈夫的思念，每次下楼，她和王元生老婆一块聊天，没说几句，就扯到郭建平了，她忍不住悲从中来。王元生老婆劝她想开点，不要总想那些伤心事儿，唐晋花嘴上答应不想了，想也想不活建平的，可心下她哪能不想呢。记得在怀郭子涵之前，她就有习惯性流产的毛病，算起来，子涵是第四个孩子了。怀上子涵以后，为了保胎，她连茶壶开了都不敢去提，整天躺在床上听听收音机，看看杂志，吃饭的时候，郭建平把饭菜端到床头，就连洗头发，都是郭建平帮她洗的。二十多年前的晋城，还没有一家像样的水果店，每到冬天仅出售少量的适宜储藏的苹果或酥梨。郭建平担心她缺了营养，每隔几天就去晋城矿务局买一些新鲜水果回来，比方香蕉呀，猕猴桃呀……那份恩爱与感情，唐晋花一辈子都忘不掉。
在唐晋花印象中，郭子涵是个挺黏人的孩子，不过女儿黏的不是她，而是丈夫郭建平。子涵小时候，郭建平要出去串门，总缠着要带她一块去。大人们交流的语境和氛围是那么陌生而无趣，但子涵娴静的个性，总让她能够很快找到有别于其他孩子的兴趣点，丝毫不会影响到大人的交谈。
小学那会儿，父亲是学校的老师，上学呀放学呀，都是父亲领着她进出校门的。即使回到家中，从辅导作业，到做饭洗衣，父亲总是如影子般出现在她的视线范围内。甚至春节或六一节，要给她买新衣新鞋子，逛商店时也总少不了父亲当参谋。
有一次，唐晋花和郭建平一同给女儿买羽绒服，他俩转了晋城好几个商场，对几种颜色各有喜好，天蓝的，赭色的，还有鹅黄色的，都挑花眼了，最后还是郭建平敲定了鹅黄色的。这件衣服，郭子涵从6岁开始，一直穿到8岁，显小了，不能再穿了，才依依不舍地叠好，放在属于她自己的小衣柜里。唐晋花不得不说，父子俩有着天然的认知与默契。而每顿饭，炒好的菜端上餐桌，郭建平总要把菜里的花椒大料等颗粒状调料，一粒一粒用筷子捡干净，然后才让女儿吃。那种贴心的照顾，让唐晋花看得有些嫉妒。
2014年，郭子涵去沈阳上大学，郭建平和唐晋花一块送女儿，他们从晋城乘车到太原，又转车到沈阳，坐了整整一天火车。把郭子涵送进学校，报名、领取生活用品、认宿舍、买饭卡等一摊子事忙完，夫妻俩还不舍得离开沈阳，一直逗留了一个星期。他们住的旅馆距离学校不远，每天都去学校跑两趟，不是给女儿送水果送蛋糕，就是给女儿送洗发露送衣服架，后来连超市里的服务员都知道他们是从山西过来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为了和女儿尽量多相处几日，他们天天在学校食堂和女儿一块吃饭。
截止今天，郭子涵依然觉得自己骨子里有一种对父亲与生俱来的依赖感。但自从父亲去世后，她失去了这个强大的依靠，而这时，唐晋花有了更多陪伴她的意识和时间，刻意把母爱放大至无限，并以固执的护犊姿态，流连于女儿的生活和工作中。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女大十八变，等到郭子涵上了大学，对父亲的依存才有所减弱，电话中或微信上的交流大都停留于嘘寒问暖，她对父亲下乡扶贫这件事知之甚少，即使大学毕业后在家待业期间，她也很少同父亲交流，父亲来去匆匆的样子仿佛是住店的一个客人。当然，只要父亲有足够的时间，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就是下厨给她们母女俩改善伙食。
那时，郭子涵总觉得父亲特别忙，有时连续十天半月不着家，一旦回来，推开房门的声音都显得异常疲惫，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然后走进书房，放下背包，取出笔记本电脑，打开填写各种似乎永远填不完的资料和报表，直到母亲做好饭去喊他。吃饭时，父亲竟然会趴在餐桌上呼呼睡去，而碗里的米饭只下去一点点。
后来，关于父亲的去世，郭子涵每每被采访她的媒体记者提起，都泪流满面。除了哭泣就是摇头，她不愿被人一次次粗暴地撕开那道依然没有痊愈的伤疤，她需要时间平息情绪，然后才能接着与媒体交流。
而父亲在台北村的点点滴滴，都是她来台北村后慢慢从村民口中听到和捕捉到的，每听到一个父亲与村民之间发生的故事，她都会热泪盈眶，觉得父亲就是那座仰之弥高的九仙台，无论她怎么努力都达不到父亲那样的高度。但是在村民眼里，父亲永远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英俊、善良、礼貌、热情、有修养，他们从未见父亲发过火，也从未见郭书记做过一件冒失的事情，总是与他们和风细雨地交谈，而他们之间产生的矛盾与纠纷，正是在父亲这种温婉踏实的工作作风里消弭于无形。
村里有人要进城购物或去城里看孩子，只要郭建平去县里或市里办事，他都会提前和村民打声招呼，走的时候会把他们带上，把他们直接送到商店门口或孩子所在的小区门口，甚至一直注视着老人爬上楼梯后，他才开车走人。等他办完公事，要回村了，再一个一个原路把村民拉上，出去几个，回来还是几个，除非有的老人住在孩子家里不回村了。
四、郭建平架在鼻梁上的眼镜，
啪嗒一声掉在地上
2018年4月24日，郭建平参加台北支村两委会议，研究讨论丈河至台南村段修路过程中涉及占用耕地、树木移植等补助事宜。次日，现场查勘台北段占用土地、树木移植情况。26日，向镇政府领导反映修路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27日、28日，连续入户做村民思想工作，引导村民充分认识修路意义，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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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从陵川县城去台北村有两条土路可走，一条是走陵沁线，到西河底镇转弯，经南沟，过徐社村、秦山村，走九曲十八弯山路到台北村。还有一条是走陵沁线，拐礼夺线，经城东村、丈河村，再到台北村。两条路都不好走，比较而言，后一条路比前一条路近一点，也平坦一点。后一条路有一半是硬化路，因部分线路与礼夺线重合，到丈河村就不往台北村延伸了，仅有土路相连。郭建平不止一次听村里人念叨，要想富，先修路，扶贫扶贫，不修好去丈河村的路，还能叫扶贫？他听的时候，脸上火辣辣地烧，听完之后就暗下决心，非要把这件事弄成不可。
因为修路的事儿，郭建平曾想回莒山煤矿找矿党委书记赵良才要钱。兰花集团莒山煤矿有限公司是台北村的帮扶单位，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出一些钱还是应该的，郭建平自己这么想的，就想当然地要赵良才也这么做。后来听说，附城镇已经牵头协调对丈河至台北、台南村公路进行拓宽改造，郭建平才打消了回矿上要钱的念头。
2018年5月，工程正式启动。针对台北村段工程，郭建平和村两委干部，共同担负起实地勘查线路、研究征地补偿方案的重任。不做不知道，一做郭建平才清楚这是件得罪人的事情。别看没路的时候，村民们砸锅賣铁也想修出一条好路，可等到政府给修路了，又想在征地补偿上多要点钱。路修到谁家地头，多占了谁家的几分地，村民们都瞪着眼珠子瞅着哩，即使严格按照标准补偿，也总有人觉得吃亏了，会从一只鸡蛋联想到无数只公鸡母鸡的损失。
有一户村民的两亩地，正好在征地范围内，那人便放出风声，给个二五一十万，都不同意征，他还指望两亩地给儿子在城里买楼房呢。但大多村民通情达理，端着饭碗蹲在槐树底下闲嗑的时候，都朝那户人家撇嘴，不过也仅此而已，没有人敢当面指责那人钻钱眼里了。
村干部们做不通工作，郭建平就亲自去做，他摸出一包烟，抽一支给那人点上，两人蹲在一棵柿子树下，天一句地一句闲聊起来。聊着聊着，他就把话题转到娃娃们在外工作的事情上，说他们难得开车回来一趟，遇个雨雪天气，又是土又是泥的。进，进不来，出，出不去。找个山外边的对象，人家来一趟台北村，本来挺好的心情，因为路难行，说不定就闹开了别扭。老哥你说这土路好呢，水泥路好呢？
那人眨巴着小眼，端详郭建平的表情，说当然是水泥路好了，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轮到谁头上，好好的地种上玉米，一亩地至少打一千斤，年年都有收成啊，总不能给个仨瓜俩枣就盘给政府吧？再说，路也不是就我家走，别人都是占个三分两分，我家可是两亩地啊，没了地往后喝西北风呀？我不是咱村的贫困户，总不能修条路，把我也鼓捣成扶贫对象吧？郭书记，你是明白人，给咱评评理，我说的对不对？
对，你说的没错。郭建平一股劲点头。我跟村里研究一下，把征地补偿的事儿变通一下，要么你从集体机动田里挑两亩好地置换一下，要么除了按标准补偿你的，我另外再多给你点钱。我和我爱人都有工资，家里负担小，不差这几个钱，你看中不中？
那人一听，脑袋摇成拨浪鼓：我哪能随便要你的钱呢？不中不中，再说这事我得跟我家里的商量商量。
隔天，侯国新告诉郭建平那人同意征地了，按标准补偿就行，不再多要一分钱。
郭建平说：这好事啊，有话说给明白人，有饭送给饥人，村民都是明白人啊，觉悟还是比咱们想象的要高。
侯国新说：人家说是看在你郭书记的面子上才同意的。
郭建平心里忽悠一下，半天沒吭声，总觉得自己坑了老乡。
有一次，王元生遇见那人，问：你没要郭书记的钱吧？那人瞪眼说：没要，谁说我要了？郭书记的钱我哪能要，又不是给郭书记修路。王元生说：这就对了，郭书记也不容易，下来扶贫还得倒贴钱。
这年秋天，丈河到台北、台南村公路正式通车，郭建平高兴得像小孩子过大年似的，开着他的雪铁龙在平展展的硬化路上打个来回。在台北村口下车后，他反剪了手，拧着眉头端详绿油油的石门山下的卧牛庄。卧牛庄静静地横卧在一片庄稼地里，沿路有一带小溪淙淙地流向庄前，然后汇入廖东河。廖东河的主流干涸了好些年，有村民说，四十年前河水还满满的，尺把长的白鲢和三斤重的鳖经常让人捉回家。那河水从北而来，绕过台北村，贴着九仙台往下游流去，山光水色，浑然天成。再往前数，数到卧牛庄的前世，据说石门山里曾有一头金牛，溜溜达达来到一块高坎儿上，卧下歇脚。当地人称高坎儿叫圪 ? ，于是就把金牛歇过的地方叫做卧圪 ? ，后人嫌弃卧圪 ? 太土，就改做卧牛庄。
而台北村呢？台北村的来由自然是河对面的那座盛名卓著的九仙台了，因位于九仙台北故有此村名。
郭建平早就听村民跟他唠叨过九仙台上的美景。村里有个叫许国顺的老师，喜欢看古书，他借用古书里的句子给郭建平介绍：九仙台可了不得，石台突起数千丈高，上广下狭，上架屋为祠，中有二洞可循级而登，建有三清殿、玉帝殿、奶奶庙、天皇庙、祖师顶，世传有九仙集于此，丹成乃去。许老师大概觉得古语绕口，就用大白话继续给郭建平灌输九仙台的好，说以前每年元宵节，台南的村民都要爬上朝神拜仙，听说台西有条能走牛车的山路，村里的老人可以乘牛车到达九仙台上的古城。在九仙台的记忆中，1945年陵川解放，实行第一次征兵，台北村就有青年自愿参军。从此以后，历年都有村民踊跃参军，特别是抗美援朝期间，在陵川县1580名中国人民志愿军里，就有台北村的侯胜喜、侯三茂、侯立顺等人，其中有许多壮烈牺牲在异国的土地上。在村口，郭建平看到过那块字迹漫漶的纪念碑，碑文的标题是《抗美援朝殉难烈士纪念碑》，镌刻的时间为1951年12月1日。
真的假的？许国顺不大相信郭建平来台北村这么长时间了，还没爬过九仙台。他说，郭书记，九仙台不远嘛，也就一步地的路，上去观观风景散散心，甭老忙工作，劳逸结合嘛。
郭建平嘴上说会去的，九仙台是咱们这疙瘩的宝贝，应该很好地利用起来，但他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也未能成行。
那天，站在公路上的郭建平，突然有种异乎寻常的使命感，他想尽其所能，把这块英雄生长过的土地，以文化旅游的方式推介给世人，让更多的游客来观光体验台北村独树一帜的人文景观。
后来，卧牛庄开饭店的贺顺喜回忆，有一次郭建平专门找到他，要他把老宅子修一修，弄一个类似农家乐的民宿，在方便游客的同时，还可以有一笔额外的收入。贺顺喜随后就把父母住过的老宅翻修了一下，粉刷了楼上楼下的墙壁，安装了顶棚，加装了太阳能淋浴房，添了十几张床，然后就不声不响地营业了。一开始生意清淡，但随着游客慢慢增多，到了旅游旺季，贺顺喜的民宿每天都有客人居住，除种地和光伏发电收入外，仅接待游客一项，每年就赚三四万。可让贺顺喜唏嘘不已的是，民宿开得红红火火的时候，当初那个给他出谋画策的郭书记却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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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郭子涵去县城开会，回来后就忙着填报一户一档信息，必须按照每一户的扶贫手册数据，准确无误地录入电脑。历年来贫困户信息采集表、年度收支测算表、贫困户帮扶计划等都需要仔细核对加减，输入工作繁琐。从这天中午，她一直工作到深夜一点多，终于把最后一户信息录完，郭子涵伸了一个懒腰，直挺挺倒在床上，大叫一声：累死我了。
过了好一会儿，在郭子涵快要睡着时，母亲唐晋花忽然在黑暗里说道：子涵，你想想，一开始就觉得这么累，以后怎么坚持下去？你爸爸天天如此，每次回家，我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声累……
郭子涵没有回答母亲，但从那以后，她再没有喊过一声累。
因为工作太忙，郭子涵很少与同学们联系，她没有朋友圈，没有闺蜜，没有一定的社交空间，只有与工作相关的一长串电话号码，她的性格已经有些模式化了，就像一台设置好程序的机器，除了工作，似乎还是工作。偶尔工作不忙，就翻翻父亲的工作日志，一页一页翻开，有时会指给母亲看：妈，你看我爸工作多细致，今天做啥，明天又做啥，以前你总在我跟前唠叨我爸不顾家，你这就知道我爸的不容易了吧？唐晋花白了女儿一眼，女儿还是不了解她，她那些唠叨呀，都是关心呢。
台北村周边山上多灌木，也多乔木，柏树、松树、山桃、核桃树、柿子树，这些树长了怕有几十年了，罩住整座小场山，整座西坡山，整座麒麟山。但山下的耕地，除了以前种植一些苗木，大都还是以玉米为主。更有一些耕地，因主人外出未归，几年不种，地都撂荒了。
种一棵白皮松，几年后就是几百上千块钱的收入，也不用年年打理，郭子涵思来想去，还是觉得种树是条出路。但村民们最关心的还是销路问题，如果只种不收，会形成一座“堰塞湖”，迟早要溃堤的。
临近植树节，村里召集支村两委干部、村民代表和工作队员举行产业兴村大讨论活动，除了把粉刷临街墙面、铺设路沿、建设凉亭、煤改电项目引进、修通台北村至观村连接路、新建村级文化活动中心、建一组革命烈士英雄塑像……这些必须解决的事宜进行讨论外，重点把打造白皮松连翘产业链的设想提交给大会讨论。
郭子涵看见大家情绪不活跃，只好一个个点名，让大家挨个儿讲看法，讲设想，讲风险。其实大家心里早有话要说，只是没人起头而已，有了第一个开头，就有第二个应和，村里人都这样，郭子涵已经摸清村民的习性。你东一句，他西一句，有的虽说不到点子上，但擦边球也能激发大家的思路。果真，有人就把村民们的顾虑和盘托出来，主要是种树短期内见不到效益，而且将来销售也是个未知数，产业链的最终结果是把原材料卖出去，这个卖出去最缠手。至于其他讨论的建设项目，都是跟钱说话，老百姓哪有闲钱修路呀煤改电呀……
郭子涵有些冲动，她大包大揽地承诺，钱的事情不用大家做过多考虑，她想办法争取，另外在集體收益和扶贫资金里看能不能解决一部分，白皮松和连翘的销路她已经着手寻找了。至于如何建立能够支撑长足发展的产业链，她心里还没谱。不过种树也好，种药材也好，都受季节的限制，现在就要行动起来，不要耽误了种植期。
会议结束，郭子涵去了一趟县城，找到县扶贫办主任王新文，开门见山地说：王主任，台北村想要真正摆脱贫穷，没有一条上下游环节对接的产业链，肯定不行。您在县里负责扶贫工作，一定有经验，给我支支招。
王新文是个热心肠的人，话虽不多，却丁是丁卯是卯，他说：你们台北不是有种植连翘的集体产业吗？搞产业离不开市场，可连翘只是一种原材料，如果加工出来变成可以直接上市的产品，你所说的产业链自然就形成了。连翘除了做药材外，还有其他利用价值，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最近直播上最火爆的是什么？是领导带货推广药茶呀。连翘的叶子就可以做成药茶，做成保健茶，你们可不可以朝这方面多想想出路？
郭子涵茅塞顿开：您不提这个，我还真想不到连翘茶这上头，如果做成台北村牌连翘茶，对将来发展旅游业绝对是一把利器，让游客观赏漫山的连翘花，亲手体验制作连翘茶工艺，品尝台北村连翘茶独特的清香滋味……
郭子涵越说越兴奋，仿佛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但王新文赶紧给她泼了一瓢冷水：事情哪有那么简单，资金从哪来，需要哪些设备，技术环节怎么完善，将来怎么销售出去，你都要考虑周全。子涵哪，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但是，一心想吃热豆腐的郭子涵真有股子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劲儿，以后的一些日子里，她时常给王新文去电话，说的无非是开设连翘茶加工企业的事儿，建一个茶叶厂需要多少钱呀，去哪里学习制茶技术呀，有没有联合办厂的商机呀，搞得王新文头都大了。王新文所涉及的工作范围与茶叶企业并不相干，也是因为郭子涵一次次地坚持，他也开始留意这方面的信息资源，当他注意到陵川县乡土人家农业开发公司这家省级扶贫龙头企业所生产的主打产品正是连翘茶时，就给郭子涵提供了这个线索。郭子涵就去王莽岭下的古郊村，找到乡土人家的老总许雪梅。在一番软磨硬泡后，许经理拍着郭子涵略显瘦削的肩膀说：好了好了，我算服你小郭了，我这就拍板，跟你们台北村联合建一个连翘茶扶贫加工车间，设备、技术、管理和培训，公司都会大力支持，说不定明年春天连翘生出嫩芽，茶叶车间就可以正式投产了……
2020年春天，疫情逐渐平息，台北村的男人女人，只要能爬山的都上山移植连翘去了，他们移一棵连翘幼苗，县里补贴1.7元，种一棵集体分发的白皮松树苗，补贴4元，而且一补就是三年。第二年，连翘吐绿，就可以制茶;三年以后，树苗成型，连翘籽也可以采摘，一亩地的收成又该怎么计算？乡民们把这个小算盘打得啪啪响，虽说爬上爬下有些累，可再累也是为了自己的钱包尽快鼓起来，年轻人外出打工不就是为了赚点活钱吗？现在即使住在村里，也有活钱进账，谁还愿意出远门受罪呢？
2020年秋天，村民贺宝珠仅出售连翘籽，每亩纯收入就达2000元;村民侯同发一株白皮松卖了1000元。村民贺三珠原不打算种树，郭子涵一连好几天找她谈心，说种树是一劳永逸的事儿，等奶奶种不动庄稼了，还有个闲钱，贺三珠便改变主意，决定再种100棵白皮松。贫困户杨麦贵在原种植1.36亩的基础上，又靠村集体带动种植连翘1.8亩。贫困户王安明依托村集体带动也种植了连翘1.8亩。仅2020年，台北村组织群众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增种白皮松108.7亩，连翘54亩。
郭子涵带回台北村的好消息远不止连翘茶车间这一个，修建台北村至观村的硬化路政府已经立项，过不了几天工程队就要进驻村里;煤改电项目也得到批复，太阳能路灯的设备已经运进村……
到了2020年3月27日这天，晋城市电力设计部门和陵川县电力公司的技术人员相继进入台北村，实地考察台北、观村、卧牛庄三个自然村情况，基本确定了煤改电线路走向，设备安装位置。
村民张天发听说冬天就可以住上有暖气的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在招贤馆门口遇见匆匆而过的郭子涵，就喊了声小郭书记，郭子涵停下来笑道：张老师（张天发曾当过几年民办教师），您找我有事？
张天发说：小郭书记，这电暖气入户得花不少钱吧？
郭子涵起初一愣，继而大笑：您还是操心费用的事儿吧？电暖气不用村里人花一分钱，县里给解决全部费用，而且电费价格只有两毛八，以后就不用生火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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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30日，入户走访4户非贫困户村民，详细了解家庭基本情况;整理完善脱贫攻坚扶贫项目管理资料。这是郭建平最后一篇工作日志。
而时间并没有完全停留在这一天，我们无法复原郭建平写完这篇日志时的生理和心理感觉，或者那时候的郭建平，已经力不从心了，但他依然坚持着，又坚持了整整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郭建平心有不甘，已经筹备妥当的粮食加工厂，就连资金都落实好了，却因为没有合适的场地，泡汤了……
7月31日，郭建平和唐晋花在电话里说好，后天就是星期五，这个星期估计没有其他事儿，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回去。但到了8月1日下午，郭建平又打电话说上级领导要来村里检查指导，他手头还有许多没做完的资料，今天就不回去了。这样的电话，唐晋花已经习以为常，与平日里连续加班没有多少差别。何况那时候，窗外正下着雨，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她想到万一郭建平急着往家赶，路上出了事怎么办？可谁又能知道，这竟然是郭建平打给她的最后一个电话。
8月2日凌晨6点，王元生比往常早起了十几分钟，一方面是让尿憋醒了，另一方面是要给工程队做早饭。工程队是村里请来修复招贤馆的，六七个人三顿饭，也够王元生忙乎的。
他开了门，一路疾走，往楼后面的厕所跑，险些和里面出来的郭建平撞个满怀，他正想开个玩笑，却发现郭书记脸色蜡黄，镜片上敷了一层白气，一边走路，一边捂着肚子。
昨天深夜，睡过一觉的王元生看见窗户外面有一抹光亮，知道是楼上的灯光，他下意识摁了一下手机，好像是凌晨两点多一点，他嘴里咕哝了一声又睡死了。
知道郭书记昨晚没睡好，王元生就关切地问：郭书记，是不是胃口疼，要不我给你拿点药去？
郭建平看了一眼王元生：没事儿，就是肚里难受。
王元生想，郭书记八成是胃病犯了，像他们这些扶贫干部，十人九胃炎，吃饭没规律，肚子不舒服是难免的，也就没在意。等他从厕所出来，突然看见郭建平一个人捂着肚子坐在楼梯前的台阶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面，仿佛在打盹儿。
王元生忙说：小心着凉，快起来吧，你胃口不舒服，我给你弄点热饭，暖和暖和就好了。
郭建平低声说：不用，我吃不下。
王元生便说：要不我扶你上楼哇？床上躺一躺兴许会好点。
他伸手搀郭建平，惊讶地发现郭建平的身子很重，连两条腿都在打哆嗦，他急道：郭书记，你是真病了？赶紧上楼歇着吧。
王元生把郭建平扶上楼梯，还要往屋里扶，被郭建平拒绝了。
尹军杰是被郭建平倒在床上的聲音惊醒的，他睡在东边一溜床的中间，他问郭建平：没事儿吧郭书记？郭建平说：有点不舒服。那时，赵志彤也醒了，他对面就是郭建平，他说不舒服就得找医生看看。赵志彤给村医侯天红打电话的时候，屋里的视线并不明朗，窗外有一只什么鸟啁啾了两声。
侯天红先是翻了翻郭建平的眼皮，又想用听诊器听一听心率，却发现郭建平嘴里发出一串啊啊的含糊不清的声音，他赶紧从药箱里拿出一瓶速效救心丸，倒出几颗小药丸，喂进郭建平嘴里。
不多时，屋里的人都听见郭建平说舒服多了，大家长长吁了一口气。
侯天红走后，尹军杰不放心，一直注视着床上的郭建平。但最细心的还是赵志彤，他听见郭建平打开了呼噜，呼噜声越来越大，像拖拉机一样。他说：不对劲。赵志彤也说：不对劲。王星星说：用不用叫救护车？一语点醒梦中人，三个人都慌了神，纷纷围拢过来，齐声呼唤着郭书记，想把郭建平喊醒。在确信喊不醒郭建平后，赵志彤拨打了120电话。尹军杰让王星星赶紧再去找侯天红。侯天红一来，就像乱了阵脚，他找不到听诊器，也找不到速效救心丸了，后来是赵志彤提醒他会不会心肺复苏按压，他才想起需要急救处理了。
侯天红在那里一通忙乎，大家都不敢闲着，这个说陵川县医院距离台北村太远，等120赶到怕黄花菜都凉了。那个说要不就联系一下丈河医院吧。电话打过去，对方说丈河医院没有救护车。大家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上，不住地催促已经从县城上路的120救护车开快点。
侯天红大汗淋漓，一边按压，一边气喘吁吁说：我按不动了，谁来替替我？尹军杰就模仿侯天红的样子接着帮郭建平进行按压。突然，郭建平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慢慢滑到枕头上，又从枕头上滑下，啪嗒一声掉在地上。
赵志彤向矿领导做了汇报，支书侯国新也忙着通知镇领导，尹军杰有些发愁，他拨打的电话号码是唐晋花的，不知道该怎么跟唐晋花说。
40分钟后，120急救车赶到台北村村委会楼前，王元生陪着医生护士跑上楼来，他再去看床上的郭建平，发现郭建平的一双眼，仍然直勾勾地盯着顶棚……
医生摇了摇头。
大家一下子慌了神儿，感觉天空顿时黯淡无光。尹军杰央求医生的时候，都有些结巴了：人命关天哪，赶紧上医院吧，可不敢再耽搁了……
赵志彤也说：只要送到医院，把人救过来，我们出多少钱都行。
从驻村第一天开始，赵志彤已经记不清，他们在台北村到陵川县城这段路上打过多少次来回了，他只记得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应该进城了。但在2019年8月2日那天，坐在救护车上一直守候郭建平的赵志彤和尹军杰，都产生了错觉，他们觉得那段路好长啊，救护车怎么开得这么慢啊？是不是司机是个新手，不敢在山道上开快车？
这天，对于唐晋花和女儿郭子涵来说，是一个黑得不能再黑的日子，她们听到郭建平生病的消息时，正在家里吃饭，便齐刷刷地丢下筷子，匆匆忙忙跑下楼。尹军杰已经提前帮她们联系好去台北村的出租车，司机的老家就在台北村，熟悉路况。但临上车时，唐晋花没有让郭子涵一同前往，说：子涵啊，你不要去了，我听你尹叔叔说，你爸就是有点不舒服，我去看看就行。
唐晋花乘坐的出租车几乎与120救护车擦肩而过，出租车走的是西河底通往台北村的公路，而救护车走的是通往丈河的那条新修的水泥路，救护车通过三岔路口不久，出租车随后也赶到了，但唐晋花在台北村没有看到她的郭建平。
……
在陵川县人民医院的急诊室外，唐晋花看到一些陌生的面孔，每一张面孔都流露出无限的关切之情。有人给她介绍这个是陵川县委组织部的李部长，那个是扶贫办的王主任，这个是附城镇的书记，那个是镇长……唐晋花脑子里乱糟糟的，她已经听不见别人的介绍了，只是一个劲地给正在赶往医院的女儿郭子涵打电话，要女儿快来，快来见父亲最后一面。
上午9点30分，医生从急诊室里出来，所有人都围过去，但他们面对的是医生无可奈何的摇头。
接下来的那个场景，我没法很平静地加以描述了。想象一下吧，那对可怜的母女，当她们看到仰面躺着的那个被白布蒙着的男人时撕裂般剧痛的心情吧。那一刻，对于唐晋花和郭子涵来说，无异于天塌地陷了，从此，其乐融融的三口之家，转瞬化为无尽的悲伤……
五、小郭书记像她父亲
2020年4月13日，陵川县召开2019年度劳模大会;7月1日，陵川县召开七一表彰大会。两次会议，郭子涵上了4次主席台，领了4个荣誉证书。其中两次是替父亲领的。父亲的两个奖一是“脱贫攻坚功勋个人”，一是“全县优秀共产党员”。她的两个奖是“优秀第一书记”和“全县优秀党务工作者”。她觉得四个奖轻重有别，父亲的两个重如泰山，她的两个轻如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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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平离开的一段日子里，除了唐晋花母女痛不欲生外，身居台北村的驻村工作队员们也莫不陷入巨大悲痛之中，尹军杰本来是个大大咧咧的人，突然变得沉默寡言，开始凝神静思，似乎有了城府;赵志彤工作时总是时不时产生幻觉，恍然觉得和他走街串巷的仍然是队长郭建平;王星星胆小，一个人不再敢在宿舍里待着……但他们没有停下手里的工作，尽可能抓紧时间把老队长遗留下的任务做完。
郭建平生前非常看好赵志彤。赵志彤别看年龄比他小，可比他有思维，有点子，还有文采，对台北村的人文历史做了许多研究。台北村处于太行山脉浅山丘陵地带，万峰环列，尤其对面九仙台的“仙台胜景”为陵川古八景之一，东倚石门山，南隔廖东河与狮子山相对，西南望九仙台，北靠小场山，西邻阎王圪套山，属温暖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温度为9摄氏度。溯源历史，台北原称古贤里，后因居九仙台以北而为现名，乡人质朴而乐于趋善……
有一次，郭建平笑着对赵志彤说：将来台北村要发展旅游业，你是台北村当仁不让的旅游形象大使。
赵志彤从2016年开始驻村起，5年多，他和爱人芦和霞聚少离多，更多的交流方式是手机。对于赵志彤的工作性质，芦和霞也有诸多的“牢骚”要发，她在一篇日记中写道：
大雪下了两场，老赵，也就是孩子她爸，还在台北村驻村。今天是周五，参加完儿子班里的家长会，回家途中盘算着一家三口怎么好好过个周末：该给老赵买些厚点的衣服了，陵川气候冷，村上条件差，况且人年纪也一天天大了;该给儿子做点好吃的补补身体，家长会上老师说儿子的体育不行，回头得让老赵带他多跑跑步锻炼锻炼;我怀二胎已经六七个月，行动多有不便，明天又该去医院做孕检了……结果还没到家，老赵来了电话，说因下大雪通往外界唯一的公路被封，正在村里与村民清理积雪呢，本周回不来了。我心里顿时很失望很失望，很生气很生气。撂下电话，置之不理。晚上，得闲的老赵，发回几张图片：道路被大雪覆盖，积雪深达数尺。看来老赵所言非虚，心中埋怨减轻了许多，不想让他担心家里，就一再叮嘱他注意身体，带去村上的蔬菜不够吃，就问老乡借个南瓜和萝卜凑乎几天……话虽这么说，心里还是有些说不清的惆怅、遗憾或者膈应……
如果郭建平在天有灵，芦和霞在日记里描述的场景，他应似曾相识。
而赵志彤对老队长的思念同样如潮如海，他写了一篇《建平赋》：
建国十九年，丁未年壬子月，长平建宁，郭庄一隅，农家小院。一声呱呱坠地，阖府欢喜;几多嗷嗷待哺，生活维艰。沐浴春风，茁壮成长;承领家教，勉力登攀。贫子早当家，年少志挑担。敬上睦下，扎根心田;先人后己，自练仔肩;或遇抉择，自有主见。孝父母，爱姐妹，成竹在胸间。体恤家庭情浓浓，钟爱亲人意款款。是长子，甘做牺牲;是仁兄，力显中坚。经苦读，入名序，晋东南师范，别庠就职到莒山;子弟校，传厚德之道，播载物之理，登教坛之巅;培训中心，整优势，带队伍，为职工全面发展勇挑重担。
丁酉年严冬，受命扶贫济困，入驻台北村。率队友与村委同志入农户、查民情、解民忧，寻致贫之根，议扶贫之策，制脱贫之向。退出驗收，急似星火;精准脱贫，迫如军令。疾驰于山野之上，绝尘于晨霜之中。奉公司领导重托，村委翘首，望助一臂之力;百姓拭目，期盼早日脱贫。殷殷之情，溢于言表;切切之状，如托重任。暗自奋志，誓言踏石留印;砥砺发愤，立志抓铁有痕。遍访农户，找寻致贫之根;全面论证，商榷脱贫之径。四处奔走，争取扶贫项目;八方呼吁，汇聚发展资金。匆匆身影，往来城乡之间;滴滴汗水，滋濡台北山村。发展产业，整合资源;街巷硬化，完备设施;承蒙鼎力，幸得项目玉成。旧址修缮，蓝图绘就;群众协力，众望归心。时维仲夏，招贤馆、舞台初成。另有广场盈亩，设就华灯。百姓娱乐，始得其所;群众活动，方有所承。廿月劳苦，梁峁留香;五百余日艰辛，山川作证。古人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五十一载春秋，数次考验，数次抉择，数份答卷，数份灿烂。短暂之华章，初心浓缩，初心绽放，初心流芳，初心长传。壮哉，至死恪尽职守！伟哉，成仁弥足垂范！
九仙台下山巍巍，黄土一抔埋忠骨;东大河岸浪滚滚，雄魂千秋伴征程。建平书记，永垂不朽！
《建平赋》后来做成展板，悬挂在郭建平同志紀念馆里。
尹军杰在单位上的职务比较高，但为人低调的秉性让他与郭建平以及其他工作队员的相处，变得更容易，更水到渠成。只要是工作上的事情，郭建平安排他做什么，他没有一丝含糊，何况在他眼里，郭建平就是一个鲜活的榜样，20个月没请过一次假。每到星期五下午四点半，按规定就可以打卡回家了，但郭建平总是习惯性地延长一个小时，直到夕阳如血般涂满台北村，他才开始收拾桌上的材料。而星期一早上，第一个赶到台北村的，必定是郭建平了。
如果郭建平依然在世，今年他该有53岁了。他的父母虽已老迈，但思维依旧清晰。两位老人一直在老家高平市建宁乡郭庄村生活。郭建平走后，年迈的老父亲郭余良日日泪眼愁眉，与村民闲坐，一开始总不提及儿子，只提孙女：我家子涵23岁就当上第一书记了，说话做事比三四十岁的人都稳重，这点像她爸……
再接着说，就扯到郭子涵名字的来历了。
唐晋花刚有身孕那会儿，郭建平就开始翻字典给将要出生的孩子起名字。好些日子，都像着魔一样，吃饭时想，走路时想，连睡觉梦见的都是起名字的事儿，想起什么好名字，就记在纸上，罗列了十几个。名字多了就容易眼花，不知哪个最适合。唐晋花就随口说，那就叫子涵吧，将来做个有涵养的人之君子。郭子涵没有让父母失望，小学时就是三好学生、学习委员，后来又是班长，上高中时又是团支部书记，到了大学，一直是学生会干部，大二那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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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失去至亲的女人，都会反思自身的责任，亲人离去是否与自己的疏忽有关？而正是这个时候，郭子涵决定要去台北村，唐晋花一下急了，一迭声地埋怨女儿不懂事，明知父亲是累死的，自己反倒要重蹈父亲老路，如果台北村有足够的医疗条件，她的郭建平就不会轻易走掉了。但郭子涵不听她的，无论怎么劝，都不管用。那些日子，唐晋花连烧房子的心都有了。在她心里，子涵仍然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她不愿把自己的骨肉也送去那个伤心之地，何况女儿对扶贫一无所知，仅停留在一个概念上，一日三餐怎么解决？一个女孩子独居乡下又怎么保证安全？扶贫的任务又那么艰巨，会不会把子涵柔弱的身子压垮？唐晋花认为自己有可能不是一个尽职的妻子，但她要努力成为一个尽责的母亲，丈夫已经在工作岗位上献出生命，她又怎么能够让女儿再有闪失呢？她只有辞去工作，陪着女儿踏上一条未知的扶贫路。
2019年9月2日，也就是郭建平去世后刚满一个月，女儿郭子涵踏上了那块土地，担负的职务是父亲走后依然空缺的第一书记。或许在天国里的郭建平，会冥冥中欣慰地俯瞰自己已经长大的女儿，从容接过他仓促间撂下的那副担子。
唐晋花所在的立通高血压病专科医院领导，得知郭建平的事迹后，也主动联系唐晋花，决定来台北村为村民义诊，要用实际行动支持一下郭子涵的工作。2020年元旦，义诊小分队进入台北村，免费为所有村民量血压、测血糖，做B超和心电图……他们还带去一卡车大米、白面和食用油，发放给台北村所有村民。到了2020年12月末，医院再次为村民义诊，而这时候的台北村已由过去3个自然村，扩大到5个自然村，207户村民。这一次又带去更多的米面油，免费发放给所有家庭。
冬天的台北村，早晨7点，天还黑着，下午4点多，太阳就落山了。深夜起了大风，玻璃乱响，其他几名工作队员住的房间与郭子涵她们住的房间相距有十几米远，母女俩除了互相鼓励，再没有其他办法排解夜晚的恐惧。每到这时，城市的灯火辉煌会从郭子涵眼前轻盈地划过去，仿佛一颗流星。而这时候，最要命的是停电，雪把高压线压断了，屋里用来取暖的电暖气失去了使用价值，慢慢逼近的严寒与暗夜里无所不在的恐惧裹紧两个女人。
这年冬天，连续多日停电，她们连吃饭都无从下手。手机没有信号，夜晚只能用蜡烛照明，而晋城的冬天要比陵川暖和一些，而且晋城城区供暖时间也比周边市县提前一些，每到这时，唐晋花家里的室温一整天都保持在23°以上。
冬天如是，夏天呢？
有一次，郭子涵去县城开会，回村时下起暴雨。盘山路上暴雨如注，雨滴打得车窗砰砰响，雨刮器似乎失去作用，怎么刮都刮不掉倾盆而泻的雨水。郭子涵的车技不怎么样，她不敢开快车，担心车轮打滑，又不敢开慢车，担心时间久了，山上滚下石头，她听说过山石砸死人的事儿。她双手紧抓着方向盘，太过用力，手指都发白了，本来一个小时车程，那天走走停停，走了两个半小时才回到村里。唐晋花早就楼上楼下不停地转悠，电话打不通，只能望眼欲穿。直到看见雪铁龙拐进楼前广场，她才长吁一口气。
时间过得真快，已经一年过去了，到了父亲的周年忌日，报备相关手续回家给父亲上坟。农历七月初二，一个令我不寒而栗的日子，在父亲墓碑前，跟父亲讲述这一年来的生活、工作的事情。我一直以为，父亲从未离开过我，从未离开过台北村，他只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而已，他依然继续守护、关注着我，守护、关注着台北村……
2020年8月21日，郭子涵在工作日志里写下这段话。
接下来就是秋天了，地里的庄稼有一人多高，去卧牛庄或其他几个自然村走访的郭子涵有些提心吊胆，母亲只好陪着她一块去。记得有一次在卧牛庄入户核实贫困户享受政策情况一览表，都晚上8点多了才结束工作。母女俩相跟着走在空无一人的乡村路上，头皮一阵阵发麻，感觉旁边的庄稼地里会突然窜出一条黑影。她们走了不多远，又返回卧牛庄。有个村民听见院门外有人说话，出来一看，是他们母女俩，便说我送送你们吧。
其实一年当中，台北村的秋天最是妩媚。那时，山上的黄栌叶子红了，火一样绚烂。柿子尚未成熟，一树的青涩。而到了农历十月以后，柿子才大量成熟，一个个小灯笼一样挂在枝头，叶子慢吞吞地往下落，悬在枝头的柿子红彤彤一片。郭子涵入户走访，乡民们都会拿出已经放了好些天的柿子给她品尝。郭子涵不吃，村民就嗔怪她：这上头你不能跟你爸学，我们把你当成自家的娃娃对待，你总不能把我们当外人看吧？郭子涵推辞不过，只好吃一个，最多两个，她就嚷嚷：奶奶，我牙痒，不吃了不吃了。
C
繁忙的工作让郭子涵对生活变得有些麻木，母亲担心她有心理出问题，要她多与同学和朋友在微信上交流。郭子涵不以为然，每到闲下来时，觉得心里特别空，她想翻一翻百问百答手册，手册里的汉字虚幻成父亲渐渐远去的背影，扫视一圈静悄悄的办公室，就想父亲生前是坐在哪个位置上工作，又想哪些资料是被父亲整天翻来翻去的，父亲在不久于人世之前，身体的哪个部位一定报过警，可他又是怎么强忍着坚持下来的……
忽然有一天，郭子涵接到一个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号码虽然陌生，手机里的声音却亲切而熟稔，是她在大学里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朋友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责备子涵为什么不把家中的变故告诉她，她好过来陪陪郭子涵，而她是在“学习强国”的平台上才知道郭子涵事迹的。
郭子涵又能说什么呢？她怎么能把自己的痛苦昭告世人呢？
几乎是前后脚的工夫，大学辅导员也打来电话：子涵，你现在没事儿吧？你这孩子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有什么困难尽管开口，虽然距离相隔太远，可我们都想帮帮你。
张杨是郭子涵的大学老师，张杨同样为自己的学生感到骄傲和震撼，张杨在微信里对郭子涵说：我知道你在扶贫第一线工作，我真的想帮帮你，我给你转5000元，你看村里缺什么，就把这笔钱投到哪儿吧。
又是一句“帮帮你”，让郭子涵倍感温暖，浑身有一股说不出的力量在激荡。但她并不想接受老师的馈赠，却又无法拒绝。恰好重修文物古迹招贤馆的资金出现了缺口，她征得张杨的同意后，就把这笔钱连同她和父亲的捐款一起交给工程筹备组。
到了2020年五一劳动节那天，郭子涵突然想起应该把自己多半年的工作情况向她的母校沈阳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刘自康汇报一下：
尊敬的刘自康书记，您好。
我是文法学院2018届毕业生郭子涵，现任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附城镇台北村第一书记。
很久以来，都想向您及母校表示感谢，时光飞逝，转眼间，离开母校已近两年的光景，往事历历在目……岁月如梭，人生无常。2019年8月，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因为我最敬爱的父亲因工作繁重，积劳成疾，不幸累倒在扶贫工作岗位上。那一刻，就像天塌了一样。我怀疑过，哭喊过，挣扎过，可一切都无济于事。
在我心目中，我的父亲是一个做事倾心投入，善始善终，一丝不苟的人。我知道父亲一定有许多工作还放心不下，有许多心愿还未完成，为了让父亲不留遗憾，我擦干眼泪，在父亲去世仅十天后，毅然向组织提出申请，我要到脱贫攻坚一线去，我要去完成父亲未完成的扶贫事业。经组织上严格考量，在父亲去世整一个月，也就是2019年9月2日那天，组织上正式任命我为台北村第一书记。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让我有机会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有机会去完成父亲未完成的扶贫事业，有机会到扶贫一线去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弹指间，我到台北村工作已经八个月了，我觉得这里到处都充满着我父亲的气息，感觉这里就是离父亲最近的地方。我住的是父亲生前住过的屋，走的是父亲生前修筑过的路，做的是父亲曾经日日夜夜想做的事……
每当写工作日志时，就像在对父亲做一次工作汇报，让我内心沉静，踏实，仿佛父亲在默默地来陪着我一起奋斗，让我更坚定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纵使前方荆棘丛生，我依旧会前行，无怨无悔……
最后，祝愿母校岁月长青，桃李芬芳。
您的学生郭子涵
2020年5月2日于台北村
写完信，郭子涵眼前清晰地出现了大学校园里那大片的樱花树。樱花已落，残红点点，迎面翩翩走来捧着书本的男生，不知是学长还是学弟，只是那樱花，那捧书的青年，永远成为郭子涵珍藏于心底的一幅画。
半个月后，也就是2020年5月17日，沈阳工业大学公众号里发出一封刘自康写给郭子涵的信：
你当像鸟飞过你的山
子涵校友并2020届毕业生：
字如面，见信佳！子涵的来信已收悉，很多毕业生在网上的留言也知晓。和你们一样，以为只是放了一个寒假，孰料却走到了毕业。梦中的毕业不冷清，还有不散的筵席。你们思念工大，我亦十分挂念大家。
首先，祝贺子涵获评“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你利用五一假期来信，交流心路历程和奋斗足迹，同我分享你的成长成绩，备感荣幸。你的事迹链接在学校官微转发后，有位校友留言《江城子·工大士子承父业》：“扶贫未竞即将明，身却殆，起孤茔。思念慈父，双眼泪盈盈。工大求学千里外，要成“士”，记叮咛。今朝反哺报恩情，父使命，不能停。再见慈容，唯有梦三更。家祭无忘告乃翁，您不在，我能行！”这首留言一直在我耳边回旋，对你曾经的痛苦和挣扎我感同身受，我们都过早地失去了父亲，你是大学毕业后，我是上大学之前。我们都是不幸的，但我们又是幸运的，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凭坚持和毅力，吃苦考上了大学;你赶上了全面小康的新时代，靠着顽强意志、出色工作，成为了当代青年的楷模。
……
四年的青春記忆，一辈子珍藏回忆。那年的年少轻狂和垂柳相依，今年的孤花片叶和仗剑天涯，愿你的前路不愁知己，愿你的未来如天际，我在翔源盼你归期！
一直想念牵挂你们的老师：刘自康
2020年5月17日清晨
郭子涵泪流满面，仿佛又回到几年前的校园生活，她们宿舍楼前是红色塑胶跑道与绿茵茵的操场，时常有男生大呼小叫地在那里打篮球，周围是高可入云的钻天杨。宿舍里有四个舍友，来自不同的省份，辽宁的，湖南的，江西的，山西的，她们都忙于学习，很少关注窗外的风景。而今4个人里，3个都在北上广工作，只有她在太行山腹地的小山村里，从事着一项与山民们的柴米油盐休戚相关的事业。但在她眼里，繁华与寂寞仅隔着一层单薄的被称作物质的纸张，身处寂寞中的她，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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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夏天，湖南卫视制作了一档《青春在大地》的脱贫攻坚主题节目，以“乡村采风+舞台剧表演”的形式，再现了第一书记郭子涵在台北村工作生活的实景，讲述了郭子涵从过世的父亲郭建平手中接过扶贫接力棒，带领全村发展特色林业，走向致富的故事。节目播出后社会反响非常强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为节目和主人公点赞，湖南卫视节目组要为郭子涵实现一个心愿。郭子涵没有立刻答复节目组，说容她好好想想。是啊，郭子涵的心愿太多了，即使是工作范围内的心愿，也可以分解成无数个，她想给村民们逐渐长高的白皮松寻找销售渠道，她想寻求第三方帮助村民们缴纳一年一度的医疗保险费用，她想为全村的老人免费解决午餐，她想尽快把台北村的旅游业发展起来……想到旅游，郭子涵脑子里突然跳出一个愿望，可否在台北村修建一座旅游接待中心呢？她把这个想法与节目组进行沟通，对方为难了，接待中心项目必须建立在已经成形的旅游景区基础之上，而且具有一定的经营性质，好事不一定能够做好。节目组让她再提一个心愿，她就退而求其次，想到给台北村配置一辆旅游观光车。这次，节目组没有拒绝她，只是让她耐心等一等。其实呢，节目组的初衷是想帮郭子涵实现一个属于她个人的愿望，但郭子涵心里装着的只有台北村。郭子涵是个近乎固执的女孩子，在一段时间内，她频繁地联系远在长沙的节目组，说怎么样啊，那台车有没有希望？对方迟迟没有答复她，时间一长，连郭子涵都失去了信心。直到一个月后的深夜，她突然接到节目组电话，告诉她可以向台北村捐赠一辆观光车。意外的惊喜让郭子涵一下蹦起来，这个生性矜持的女孩子，在那个漆黑的深夜里，仿佛在无尽的沙漠里看到绿洲，都有些忘乎所以了。她高兴地把电话打给新任村支书李向荣，语无伦次地说争取下来了，争取下来了。时间已过午夜，这个莫名其妙的电话让李向荣一头雾水，什么争取下来了？子涵，你是说梦话吧？郭子涵大声说，我不是说梦话，我是说给村里人办了件实事。
然后，她们又回到了冬天。冬天的台北村风寒如刀，郭子涵原本纤细的手掌横七竖八爬满冻裂的血口子。时间一长，左手生了冻疮。白天还好说，到了晚上一挨枕头，冻疮开始发痒，还隐隐作疼，忍不住就想用右手挠，越挠越痒，越挠越疼。老乡给她拿来茄子茬，让她煮了水泡。唐晋花心疼得不行，觉得自己特无能，让女儿受这么多苦。
冬天山里的喜鹊多，一会儿从这棵树上飞起，扑棱棱飞到那棵树上，鸟巢也搭得到处都是。喜鹊叫，喜事到，郭子涵虽不迷信，但心里总这么盼望。
六、这才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呢
“转眼就到了2021年，虽说是刚过阳历年，但我能够感受到村民们发自内心的愉悦。再过些日子，外出务工和就学的孩子们也该回村了。让我高兴的是，政府和爱心企业发放的米面油，足可以让大伙儿过个踏踏实实的好年。爆竹彻晓，燔柴于庭，儿孙绕膝，家家团圆，郭子涵给全村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提前拜个早年。”这是郭子涵在2021年1月4日写的又一篇工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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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阳春三月的台北村随处行走，欣赏这个以灰白为主色调的美丽山村，恍然觉得走进世外桃源。在郭子涵倡议下，村民们临街的外墙都刷了一层古色古香的稻草漆，那种宁静、拙朴的色泽与台北村的古宅古楼相得益彰。在新修的文化长廊里，我们遇见村民张天发。
张天发不属于69户贫困户之一。与共和国几乎同龄的张天发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在自家地里栽了200多株白皮松，除了冬天，差不多天天去地里查看苗木的长势。前两天，他踮起脚估摸了一下树高，已经有一米八左右了，再过半个月，就需要挪一挪苗木的间距。两年后，树冠直径长到2米，树高达到3米，就可以出售了。门前有个小菜畦，张天发年年都要种些豆角、黄瓜之类的蔬菜。5间砖包楼，下层住人，上层储藏东西。他在院里还养了9箱蜜蜂，说是养着玩呢。
不提郭建平还好，一提郭建平，张天发眼圈就红了。
2019年夏天，郭建平联系到晋城市一家外科医院，想给村里的老人做一下体检。到了7月17日这天，医院的义诊小分队就进村了，血压血糖心电图彩超，一番筛查下来，张天发的爱人被发现肾脏有阴影，医生建议尽快去市里复查一下，越快越好。这一查心悬了，患者左肾部位果然长了颗瘤子。为了保险起见，张天发带着爱人去了省城，几天后就做了左肾切除术。
张天发对我说：我家那口子恢复得不赖，各项指标都正常，别的不说，就说她那条命吧，就是郭书记给捡回来的，如果没那次义诊，不就耽搁了吗？郭书记走的那天，我听一个村民电话里说郭书记殁了，我以为他在恶作剧，就骂了他两句，后来听他口气不对，才知道郭书记真的不在了。我当时就傻了，指着天上的日头说，这青天白日的，好人咋说殁就殁了？
要说小郭书记嘛，还真不敢说她歪，你看村里的路灯，顶洋气的茅房，这个文化长廊，村委会前头的文化广场，还有各家各户的电暖气，水龙头里的山泉水，种地的肥料，哪一样不是小郭书记给捯饬下的？小郭书记像她老子，她不把我们当外人看，我们也把她当亲闺女看，有啥难处就找小郭书记，都习惯了。
……
十五年前，贫困户吴雪义的老伴儿去世了，两个孩子都在外地打工，郭建平隔几天就来和吴雪义坐坐，一人一支烟，抽一阵儿，唠一阵儿。吴雪义做了2次手术，郭建平去看望了4次。有时吴雪义去村民家串门，等到夜深人静要回家，路过村委会楼前，总看见二楼还亮着灯，知道郭书记又在加班。
現在的吴雪义除了从事全村的垃圾清运工作外，还承包了村里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一个星期做五天饭，天天饭菜不重样，中午来吃饭的老人有26个。吴雪义说，他得向老郭书记学习，承包费除了支付两个帮厨外，都用于改善大家的伙食了，他能像郭书记那样落个好名声就满足了。
我在吴雪义家的东墙上，看到一张陵川县2020年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明白卡，户主就是吴雪义。在年收入状况里罗列了以下内容：玉米种植6亩，净收入2400元;垃圾清运，净收入3792元;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净收入402元;玉米保险理赔，360元;连翘保险理赔，421.2元。家庭净收入总计7375.2元。另外在驻村工作队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状况及帮扶责任落实情况的公开栏里，也看到吴雪义的名字：1、集体带动连翘种植1.8亩;2、村集体经济收益分红86元，“五位一体”小额贷款分红3000元，“136”政策暨报销情况28155.85元……
吴雪义说，郭书记出事那天，他是听见救护车叫唤才跑出去的，村委会楼前站了一大片人，都呜呜地哭。他心里还说，人去了医院，又不等于就不在了，哭啥呢？可到了半前晌，楼下的人都传开了，郭书记殁了。老话说，千里做官，为了吃穿，郭书记你又图个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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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晋花注视女儿郭子涵的眼神非常特别，那种与生俱来的舐犊之情溢于言表：
子涵这孩子太要强，打小学习就不用大人吩咐，每天做完作业才看一会儿电视;哪次考试不理想，一个人关在屋里哭。她爸爸对她期望值很高，记得上初中那会儿，有次期末考试，拿下全班第一名，回家以后，她爸爸就对她说：一次考得不错不算什么，难得的是次次都能考出好成绩。子涵呐，学习的目的不单纯是考一所心仪的重点大学，最重要的是向党组织积极靠拢，争取早点入党，将来做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子涵那时候未必知道党组织是什么，可她还是毫不含糊地答应了她爸爸。
到了大二，子涵不仅获得了一等奖学金，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优异，而且综合评价考核成绩均过了达标线，入党的过程波澜不惊。她爸爸把她视作人生当中的骄傲，去单位给子涵入党调查材料盖章时，逢人就夸子涵有出息了，不满20岁就成了预备党员。
子涵上大学时喜欢烫头发，來台北村的前一天，她特意去理发店把头发拉直了，说做什么就要像什么。以前在我跟前总是叽叽喳喳个不停，自打她爸爸不在了，她就变得沉静了许多，话也少了，做事也稳重了。忙完一天的工作，就趴在电灯底下写扶贫日志，把她爸爸的日志端端正正摆在正前方，一脸的庄重和敬仰。一开始我还以为子涵不会写日志，需要参考她爸爸的，后来才听她讲，她是想把一天当中所做的事情向爸爸汇报一下，她不是为了图名图利来到台北村的，她就是想把爸爸未竟的事业再接着做下去……
人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子涵对台北村的地理环境、历史渊源、人文景观等都做过研究，除了旅游开发外，她想到利用台北村天然的富水资源做一个项目。台北之所以留不住年轻人，主要一点就是没有企业，恰好一家爱心企业发现台北村有几处具备优质水源的泉眼，就想在这里投资建一个矿泉水厂。子涵当时眼前一亮，认为这是个绝好的项目，台北村的泉水长年累月从村前白花花地流走，得不到很好利用，如果矿泉水厂建在台北，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何愁贫困户过不上小康生活呢？子涵那个高兴劲儿把我都感染了，我说这明明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嘛。子涵那股子趁热打铁的劲儿又上来了，开始给镇里的领导打电话，又去咨询县领导，得到的答复是先做一个可行性报告，然后报请县级相关部门审核。子涵很快就把报告呈上去，她满怀希望等着县里的回复，甚至连矿泉水的商标都想好了，就叫台北村的水，可是答复下来了——台北村属于一级水源保护区，不允许随便设厂。子涵一下子就蔫了，她不是没有想过，台北村有个提水站，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建成了，提水站直接供应西河底和附城两个镇46个村的村民用水。可子涵哪知道，提水站附近压根儿就不允许建厂，尤其是与水源相关的工厂。
再后来，还有个建平的大学同学，来台北村看望我和子涵，提到想在台北建一个污水处理厂的设想，资金和技术都由对方提供。其实在建平没去世之前，这个同学就把设想和建平做了沟通，初步都有了合作意向，谁承想建平却不在了。有了前面的那些周折，子涵当时也考虑过一级水源地的情况，可她又想，污水处理厂应该也是在保护水资源吧？可她还是想得太简单了，投资方派技术员进行了实地考察，并配合子涵做了可行性报告，结果你应该也能猜到，经县水务局调研后，把项目否决了。
水源地成了台北村不可能建厂的紧箍咒。那些日子，子涵变得沉默寡言，饭也吃得很少，我知道她心里纠结，可又没法儿劝她宽心。你是不知道啊，子涵想让村里人脱贫，想得都快迷糊了.你想啊，既然是水源地，不用说建厂办企业了，就连村民发展养殖业都受到严格限制，你在村里采访的时候，没看到有谁家喂猪喂羊吧？就连鸡都很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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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春天，我们两次前往陵川，因郭子涵太忙，每一次都是挤时间接受采访，而每一次采访后，连我都在心疼这个女孩子的不容易，
第一次，她正头疼推不掉诸多媒体和活动的打扰（最多的时候，一天当中要接受5家媒体采访），而无法沉下心来搞扶贫，言词间颇多无奈。而我们纠结的是，她的无奈是否也在针对我们的不请自来？那天下午3点，郭子涵还要去县城做核酸检测，为次日参加县党代会做准备，所以匆忙之间交流了不足半日工夫。
第二次见到郭子涵，时间已间隔了半月之久，村外山坡上的连翘花有的开败了，有的仍在恣意盛开着。郭子涵下午还要去市里作报告，同样是掐着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所以，需要我们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从制茶车间的运营谈到集体产业的多元化，从秦荣喜家老屋的改造谈到六月十八招贤馆古庙会上两大锅免费向乡民们供应的白米饭和杂烩菜，从巴公的大葱台北的独头蒜谈到冬天宿舍窗户上烂漫到极致的大幅冰花，然后就误打误撞地插入到全村饮水管网的改造上了。（头一次我来台北村，就看见郭子涵双手提着一桶水，左右摇摆着往楼上走，这样的背影一直在我脑海里迂回，久久不去。）
2004年，台北村家家户户就用上了自来水。17年弹指一挥间，弹走的不仅仅是宝贵的时间，还有村里人对自来水的再度向往。17年前铺设的水管距离地面太近，每到冬天，主管道冻裂成为常态，至少有一半村民只能去蓄水池挑水，年纪大的为了省水，连续数月不洗脸，不洗衣服。管网改造项目属于政府安全饮水工程，用水方便程度起码要达到供水入户的条件。郭子涵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反映这件事，更不知道人家搭理不搭理她。有一次县领导来台北村调研，郭子涵也不管领导乐不乐意听，就竹筒倒豆子一样把情况说了，大家都笑她，笑过之后，告诉她去县水务局对接一下，估计问题不大。第二天，郭子涵就跑了一趟县城，水务局的负责人说全县许多村子都有这种情况，既然你们台北村捷足先登，就拿你们村做个示范点吧。没过几天，水务局的技术员就开始逐户走访台北村的5个自然村（2020年，台北村由原来的3个自然村扩大到5个，增加了台南村和古贤村），接着是计算工程量，实地勘测，走向设计，管网绘图……郭子涵担心刚刚硬化的路面被拉开一条口子，一再要求技术员在设计时要考虑到路面、农田、建筑物等几个关键要素不能受到破坏，否则就得不偿失了。
我是不是有点婆婆妈妈了？郭子涵笑着问我，没等我回答，她又接着说：过日子就得考虑周全，哪点算计不到，都可能花了冤枉钱。就拿农舍外墙立面刷的稻草漆来说吧，一开始有人主张不如因地取材，抹一层黄泥省钱，可我考虑到黄泥虽然成本不高，但因为要掺一些麦秸进去，影响美观不说，时间一长容易脱落，稻草漆的优点一是好看，二是具有加固立面的作用，三是适宜绘制文化墙。进村的那座牌楼，也有人提议不如请石匠用青石雕刻出来上档次，我认为不必要花那么高的价钱造一座石牌坊，何况村里也负担不起，木质的门楼就不错，美观雅致，有复古范儿，还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村里的木头花坛里栽的可不是什么奇花异草，也就是台北村随处可见的白皮松，还有烈士雕塑下面的底座和沿村路修的风景墙，都是用廖东河的鹅卵石砌出来的，我认为这才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呢。
七、李克强总理对郭子涵说：
你是女承父业的第一书记
2021年2月25日上午，对郭子涵来说意义非凡，她以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获奖者的身份，参加了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亲耳聆听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并作为山西获奖者代表上台领奖。她在心里默默地对父亲说：“虽然看似是我一个人走上领奖台，但我接过的是您和我两代人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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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三，麻糖祭灶官;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腊月二十五，豆腐接玉皇……陵川人一进腊月门，家家户户开始忙年。
因为在乡下陪女儿，唐晋花什么都顾不上，晋城的家一直冷清着，床单没洗，被罩没洗，沙发巾也没洗，家里的旮旮旯旯来不及打扫，就连过年的鲜菜肉蛋之类都没有准备齐全。到了腊月二十八那天，是郭建平的生日，唐晋花母女俩没顾上回郭庄上坟，村里的闲话传到她耳朵里，她怎么也擦拭不掉眼角的泪珠，觉得胸脯堵得慌。刚下过一场雪，郭子涵不敢开车出山，她已经和母亲商量好，这个辛丑年春节就在台北村过了。到了腊月二十九，恰巧李向荣要去市里开会，顺便把郭子涵和唐晋花拉上了。他们离开台北村时，楼下开小超市的王元生已经在广场上搭起一个大大的年火。村委会门口也贴上了红对联：吉祥如意幸福日，平安富贵团圆年。对联应该从右往左贴，不知是王星星还是崔晋峰（新来的工作队员）给贴反了。如果放在从前，郭子涵并不关注这些细节，或者即使关注过了，也未必知道哪个正，哪个反。在乡下仅待了一年半，25岁的郭子涵忽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不单是年龄递增，最多的是见识的累加，有了父亲一样的成色，有了父亲一样的老练，有了父亲一样的较真儿，也有了父亲一样的包容。那幅对联，郭子涵没有让人揭下来重贴，她觉得从左往右念，也念得通，就比方入户走访，从东往西挨门进可以，从西往东挨门进也可以，没有哪头先哪头后的讲究，结果才是王道。
初一接财神，初二走亲戚，初四回娘家，初五不串亲……在忙忙碌碌的乡俗里，一晃就到了正月初七。
郭子涵和母亲唐晋花一大早就告别车水马龙的晋城，回到鸡犬相闻的台北村。台北村从里到外透着一股过年的喜气，比方飞檐翘角的进村仿古门楼，门楼两侧黑底金字的“国策英明千业振，党风纯正万事兴”的楹联，比方村口那座屹立5位英烈的抗美援朝纪念碑塑像，比方农家院墙上彩绘的“只要努力就能脱贫”“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白底红字的艺术体标语，还有家家户户院门口的大红灯笼，还有檐牙高啄的六角凉亭，直栏横槛的文化长廊……
上了楼，打开房门，一股寒气扑面袭来，郭子涵不由地打個冷战，仅十多天没住人，屋子已成冰窖。刚卸下行囊，郭子涵的微信里就接到通知，入户核实在县外务工人员是否返乡的信息。临出门，唐晋花问，用不用我跟你一块下去？郭子涵知道母亲操心的是自己怕狗这事，可她摇了摇头，没让母亲出门。如今村里的狗，都不把她当外人看了，老远听见她的脚步声，就摆起了尾巴。
天很冷，风很硬，手插进衣兜里都觉得疼，爬坡的时候，郭子涵尽量躬着背走，膝盖鼓起一个包，她走路的样子，已经与村妇没有两样了。预报里说今天多云，但在郭子涵眼里看到的却是一轮大太阳，从狮子山上一直转到九仙台上。从贺三珠家出来，郭子涵接到晋城市扶贫办的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领导并不像平常那样随和，语气很庄重，一字一句向她传达了准备去北京参加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的通知，集合时间是4天后，地点在省城太原。
接完电话的郭子涵有些懵，觉得颇不真实，抬头看看西斜的太阳，暖暖地照在台北村里，而她眼前的砖包楼呀，彩绘在院墙外的村规民约呀，刷了稻草漆的农家小院呀，街巷里的鸡鸣狗吠呀，邻家开烂了的山桃花呀，村后隆起的葱绿的东坡山呀，都像一幅画挂在面前，而画轴里的人物，不再是柔弱女子郭子涵，而是人高马大的郭建平。如果不是贺三珠老人端一碟热乎乎的韭菜盒子，从院里赶出来要她尝一尝，她会以为所有一切都在虚幻中，唯有梦境里的父亲才是最真实的。甚至疑心那个电话是打给她父亲的，而不是打给她郭子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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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与会程都安排得很紧凑，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一），郭子涵启程赶往太原，第一次做核酸检测后与山西省代表团汇合;次日上午，到达北京，做二次核酸检测;24日，在人民大会堂进行领奖彩排，所有领奖人员做第三次核酸检测……
记得有一年夏天，还在兰花集团莒山煤矿上幼儿园的郭子涵，跟着爸爸妈妈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她的眼睛一下子就忙不过来了，看到什么都觉得稀罕，长安街呀，故宫博物院呀，天安门广场呀，人民英雄纪念碑呀，毛主席纪念堂呀……还有就是人民大会堂了。她的小手使劲拽着爸爸的手，向大会堂方向带，妈妈在一旁说：你这孩子，咋这么任性呀，大会堂不让人随便进去的，咱们去看天安门……爸爸蹲下去，对她说：全国最大的会议差不多都在人民大会堂里召开，一般情况下不对外开放，除非你是全国人大代表，再不就是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子涵呀，哪天你当上全国劳模了，就一定能进去，就看你将来努力不努力了……那时的郭子涵，似懂非懂，而人民大会堂在她眼里，仿佛高入云端的琼楼金阙，只能远观，不能近视。直到有一天，她身板儿笔直地走了进去，并且走上偌大的领奖台。而当年那个牵着她的小手，蹲下来给她介绍人民大会堂的父亲，却成了阴阳两隔的故人。
2月25日8时，佩戴胸花的郭子涵偕同其他参会代表，走上5米高的花岗岩台阶，经过浅灰色大理石门柱，进入人民大会堂正门。那时候的郭子涵，只知道中央领导要给所有领奖人员颁奖，但并不知道是哪位领导人给她颁奖。几天来，内心交织着莫可名状的激动与忐忑，令她寝食难安。
而让她终身难忘的激动时刻，终究要到来，并且已经到来。上午10时许，随着一阵热烈而持续不断的掌声，习近平、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她的左侧方。那时，她正与其他常年奋战在扶贫一线的英雄们站成弧形的方阵。总书记走到哪里，哪里的掌声便如海啸般响起。
总书记向大家招手问候：“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郭子涵说，想不到这一天，她平生第一次与总书记如此地接近，第一次亲耳在现场聆听总书记的问候，那份激动啊，那份热血沸腾啊，在此时此刻，让年轻的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
而更让郭子涵没有想到的是，合影的时候，她的位置正好处于总书记与李克强总理之间，那一刻她突然有点相信命运了，相信是父亲的在天之灵把她轻轻推到这个位置上的……
当表彰大会进行到颁奖环节时，对于山西获奖者代表郭子涵来说，又一个惊喜再次降临到她身边，李克强总理竟然是她的颁奖嘉宾。李总理微笑着对她说，我知道你，你是女承父业的第一书记，你在一线扶贫……
事实上，郭子涵一直觉得，她并没有走上领奖台，那段路太长了，她怎么走也走不完，因为她迈出的每一步都分外沉重，她走得蹒跚而弯弯曲曲。当她从李克强总理手中接过荣誉证书时，她突然感觉双手往下一沉，几乎接不住了，她知道那是父亲如山一般的重量，那是祖国大地上超过1800名牺牲在脱贫攻坚一线的扶贫英雄的重量啊。
与此同时，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太行山里，一个名叫唐晋花的女人正屏住呼吸观看电视里的现场直播，她亲眼看到李克强总理握着她女儿的手说着什么。她虽然听不到，但能够感觉到，李总理在夸她的女儿，也在夸她英年早逝的丈夫……
手机在这时响了，她神经质地抓起手机，打电话的当然不可能是她女儿，而是一个朋友打过来的。电话那头的声音明显在颤抖：晋花啊，你看电视没有？我在电视里看见总理正跟子涵说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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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6日，我们坐在陵川县附城镇台北村村委会的二楼上，对面是第一书记郭子涵。她对我说：一个人，一生中或许都会有高光时刻，2月25日那一天的那一刻，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辉煌的高光时刻。直到今天，我都坚信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特别是当总书记庄严宣布“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时，我激动的心情已经无法形容。我真不是在煽情，你不置身于那种场面，你就永远无法想象那种心情。中国的扶贫事业，凝结了多少人的精力、心血，甚至生命啊，如果那一刻，我和我父亲一同站在颁奖台上，那该有多好？
唐晋花告诉我们，25日那天一早，她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视，把频道固定在中央一套，她担心其他卫视不会转播。她当然知道距离表彰大会还有一段时间，可她已经等不及了，她一边做着别的事情，一边不时地朝电视屏幕瞟一眼。其实，那天她什么都做不到心上，她说她应该比子涵都急不可耐呢。直到上午大會直播开始，她整个人就完全沉入到电视里去了。
因处于疫情期间，所有外省的与会代表，统一在规定时间内离京。唐晋花在电话里得知女儿晚上10点多才能从太原返回晋城，就想去火车站接郭子涵，郭子涵不让。前两天晋城下了雪，子涵担心妈妈的安全。唐晋花只好在窗前傻傻地盯着黑漆漆的夜幕，从晚上10点多，一直等到子夜时分。这期间，她不住地给女儿打电话，女儿一直说快回去了，快回去了。可她还是不放心，从晋城通往台北村的山路九曲十八弯，她怎么能放心得下呢？天黑之前她就给女儿熬好了绿豆汤，把面包片热了又热。她等呀等的，等得心都快跳出喉咙了，可还是听不到汽车停在楼前的声音。
这时，郭子涵终于看到台北村的进村牌楼了。穿过牌楼，经过抗美援朝纪念碑，经过文化长廊，经过张天发家精致的院子。
整个台北村都沉睡着，但她透过前挡风玻璃，看到村委会二楼东侧的那间屋子依然亮着灯，灯光温馨如梦。她喃喃说道，总算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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