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岸

　　之所以要将这两位作家放置一起比较，是缘于我当下的阅读。几年前我买了《史铁生作品全编》，却一直无暇细读，直到今年下半年时我意识到年底将是史铁生去世十周年，我想应该把史铁生全部作品细读一遍，我要以这样的阅读来纪念他。就在这时我接到要去陕北延安采风的通知，活动安排中有对路遥故居的参观。恰好在我的文学地图上，陕北这块土地上标的就是路遥和史铁生。他们两位都是我非常喜欢和崇敬的作家，在我青少年时代开始对文学着迷的早期，就接触到他们的作品并深深地被感动，可以说他们的名字和他们所创造的文学世界是我的文学初恋。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他们给我的每一次文学感动。2020年10月一个暖暖的深秋午后，我们采风团一行人参观了位于延安市延川县的路遥纪念馆。我知道延川县还有个叫清平湾的村子，有意私下问了当地两个看着像有点文化的人，问他们知不知道有个叫史铁生的作家，都回答说没有。当然普通百姓不知道史铁生，这很正常，当年史铁生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下乡知青，在这里生活过三年。而我首次陕北行，最想亲身感受或拜祭的，就是当年在延川县生活过的路遥和史铁生这两个作家，去感受他们曾经的生命印记。我不奢望这里会像建路遥纪念馆一样也能建一个史铁生纪念馆，但如果能有一间房子一孔窑洞或者一个小山村，提示说这是史铁生当年插队过的村子，我希望看到一个没有被拆迁和保持原样和原名的清平湾村子，但是没有。我的愿望实现了一半，既欣慰，又留有些遗憾。此次采风活动期间，我们与延安本地作家进行了一场文学座谈会。我在发言中谈了一下路遥和史铁生，对二人进行了简要的比较，我断言史铁生的文学成就要比路遥更为重要和长远。事后我也反思，这本来就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有着太多的影响因素，见仁见智很难定论。现在我将对他们两位作家进行一个比较，也算是在我的文学世界里对他们进行一次梳理。

　　首先比较一下路遥与史铁生的早期经历。路遥与史铁生，这两位作家年龄相差一年，可以大致认为他们是同龄人，也与我们新生的共和国同龄，于是也就命中注定他们要与共和国同成长共命运。他们在初中毕业时遇上文化大革命爆发，其中路遥似乎表现的更为积极，他个人也想以此摆脱农民身份而成为城里人。在对待这两三年经历的态度上，史铁生在许多作品中都有着反思与自我批判，他用一个个人物形象对荒谬时代发出强烈责问。而路遥在此后则很少提及这段红卫兵经历，当然他也有反思，从后来看，正是当年的经历成就了路遥早期的社会经验与思想资源。

　　他们异地而同命运，但在后来二人走到同一块土地上。路遥去世后，史铁生曾写过一篇《悼路遥》，开头写道：

　　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延川，是路遥的故乡。我下乡，他回乡，都是知识青年。那时我在村里喂牛，难得到处去走，无缘见到他。我的一些同学见过他，惊讶且叹服地说那可真正是个才子，说他的诗、文都写得好，说他而且年轻，有思想有抱负，说他未来不可限量。后来我在《山花》上见了他的作品，暗自赞叹。

　　1969年初史铁生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号召来到陕北延川县插队，而当时的路遥，却被迫回到老家农村。也就是说，路遥与史铁生同为知青下乡，同时到了延川农村这片土地上。史铁生在陕北三年中，没有见过路遥，“我的一些同学见过他”，主要是指北京知青陶正。据厚夫《路遥传》中所描写的，路遥与史铁生的同学陶正有过较深的交往，陶正是当时北京来的知青中最有才华的一位，路遥和他合作创作过大型歌剧。可以说陶正是路遥和史铁生二人共同的朋友，只是二人这个时间段并没有真正相见相识。这时的路遥又是写诗，又是写歌剧，才华初露，他已经开始了他的文学事业。而这个时候的史铁生从喧闹的首都北京来到陕北偏远的农村，看到农民的贫穷和生活的艰辛，这对他来说，也是反思的开始。他养牛，他的朋友孙立哲当赤脚医生，他们都投入到实实在在的劳动和生活中。此后，二人几乎同时“上大学”。路遥上的是延安大学，而史铁生上的是疾病这所苦难的“人生大学”。1972年史铁生患病回京治病，而路遥于次年上了大学，二人先后离开延川县农村，走上各自的生活道路。上了大学的路遥就相当于有了城市户口，生活可谓一帆风顺。而史铁生，不为城市户口发愁，但他却面临更大的生活危机：他要接受双腿瘫痪的残酷现实，他要在苦难这所大学里学习，需要终生学习。

　　后来他们因为文学写作才有了第一次相见，史铁生在《悼路遥》中写道：“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北京。其时我已经坐上了轮椅，路遥到北京来，和几个朋友一起来看我。”这一次相见，已是他们同在延川当知青时的十年之后了。这次二人相见应该是在1981年5月下旬路遥到北京来领奖，他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1980年度第一屆全国中篇小说奖。这时候路遥已经成名了，而史铁生才处于文学创作的启动期。虽然已经病了快十年，为什么说“其时我已经坐上了轮椅”，可以想象到，病了之后的史铁生四处求医，总想治好病，不愿接受瘫痪这个事实，不愿终生与轮椅为伴，这些都可以理解，但他最终还是无奈接受命运的安排。这时候史铁生虽然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只能算初露锋芒，两年后他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面世。于是当年两个人，经过十多年的艰难历程，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成为了全国著名作家。

　　再比较一下二人对待疾病的态度。他们二人的病，最初都属于家族遗传。在史铁生《悼路遥》中写他第二次见到路遥时——

　　第二次见到他是在西安，在省作协的院子里。那是一九八四年，我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回陕北看看，路过西安，在省作协招待所住了几天。见到路遥，见到他的背有些驼，鬃发也有些白，并且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听说他正在写长篇，寝食不顾，没日没夜地干。我提醒他注意身体，他默默地微笑，我再说，他还是默默地微笑。我知道我的话没用，他肯定以默默的微笑抵挡了很多人的劝告了。那默默的微笑，料必是说：命何足惜？不苦其短，苦其不能辉煌。我至今不能判断其对错。

　　这时的路遥与史铁生都成为全国知名作家，路遥两获全国中篇小说奖，史铁生也两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在成绩的分量上，路遥似乎要稍重一点。但在对自身反省上，史铁生要更有深度。这时候他已经病了十年，懂得了健康的珍贵，所以他看到路遥为了写作而不顾身体就一而再地劝告他。这两位作家一生中只见过两面，史铁生所写他第三次见到路遥，其实算不上相见了，所谓的“见”只是在电视上。那是他在电视上看到路遥出现在一档电视节目里做嘉宾。这应该是在1991年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他更加出名，但也病入膏肓，使得史铁生都难以相信那是路遥了。

　　他们两位病人不同的是，史铁生的病在他二十一岁时就早早地因故发作了，最终导致他双下肢瘫痪。他在最风华正茂之时遭遇瘫痪打击，虽说打击沉重，但他有足够的精力来承受，加之青春的活力和生命的韧性，他早早地接受了疾病，与病同行。他说他的专业是生病，业余是写作。这个诙谐的说法不全是开玩笑，也是实情，说明他对疾病的重视。他用自己的身体在对疾病与痛苦、苦难等人生终极困境做着研究与探索。可以说是疾病把史铁生教育、磨练成一个作家、一个哲人、一个内心健全的人。如他后来所说的，他感谢疾病，如果不是疾病导致的残疾，他可能作为一个平庸的人而碌碌无为地过完一生。而路遥的家族遗传肝病是在1980年代中期因高强度写作过程中发作了，在1986年被检查出疾病后，他却不听医生的劝告，要求极少数知情者不要让外人知道他的病情，他怕媒体公布后弄得沸沸扬扬，影响他的写作，影响他的家庭生活，这可以理解。但他没有听从大夫的建议暂时放下写作来治病，而是要坚持把原定的《平凡的世界》写完。在他看来，疾病是他的敌人，势不两立，他的精神世界是单极的，他没有能够像史铁生一样将疾病当作从写作上内省生命意义的一个契机。他把写作与个人生活对立起来，他是舍弃个人生活而一心一意投入文学写作这个伟大事业中。路遥与史铁生都是球迷，1998年法国世界杯激战正酣之时，史铁生病上加病患上尿毒症，在接受透析治疗期间，还牵挂他最爱的体育，他在《病隙碎笔》开篇就提到正在举行的法国世界杯。而当年路遥出国访问德国，特别到现场看了一场德国足球联赛。这个二人不约而同的小爱好，是他们真性情的流露。只是这样的小细节在路遥生活里较少，他更多的是把写作与生活清晰地区别开来，他认为个人的疾病就不能进入他的文学世界。而史铁生则不同，他把生活中的一切都可纳入他的文学视野，足球、田径都是他经常写进文章里的内容，疾病和痛苦更是他文章中出现频率最多的主题。从写作姿态上来说，路遥的写作，特别是《平凡的世界》，太过用力，太过执念，太注重形式，奔着史诗而去。试想一下，路遥当年如果早一点治病，可能要多活好多年也未可知。

　　两人都属于英年早逝，让人为之悲痛和惋惜。现在陕北有两个路遥纪念馆，分属于榆林和延安两个市。我听说，当年为路遥纪念馆应该建在哪里，两个地方争持不下，都想让路遥纪念馆落户自己的地盘。这当然可以理解，谁让路遥有两个老家呢？榆林市清涧县石嘴驿镇王家堡村，这是路遥的出生地，这里有他的亲人和他自己七岁前的童年记忆。而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川郭家沟村，是路遥七岁之后的家，这里有他更多童年记忆与成长生活，这里有保存完好的路遥故居，在此基础上建路遥纪念馆，当然也无可辩驳。于是就有了现在的分属于两个地方的两座路遥纪念馆，良性竞争。在陕北偏避贫瘠的土地上，多一点如两个路遥纪念馆，似乎一点都不多余。而对史铁生纪念馆，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在北京那样寸土寸金的政治文化中心地方，建一个像陕北路遥纪念馆那样的专门纪念馆或纪念场所，似乎阻力难度太大，但是在陕北这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在史铁生当年插队的村子，可量力而行建一个合适的纪念馆，应该难度不大。当然，史铁生的作品就是其人无形的纪念馆，甚至可能更为坚实。

　　接着我想比较一下二人的作品。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史铁生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二人各自的成名作，这两篇小说都以陕北那一段早年生活经历为题材创作而成，都获得了全国小说奖。而这两篇小说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惊心动魄的一幕》有着鲜明的政治视角和集体无意识，文学意蕴单一。而《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有着更多的文学性，如同一曲清新而深沉的田园抒情牧歌，有对苦难的诗性理解。二人的成名作透露出的这个特点，为他们以后奠定了贯穿全部作品的基调。路遥从一开始就喜欢宏大的史诗的主题，在文学体裁上倾向于大部头长篇小说，《人生》其实应该算是一部篇幅稍短一点的长篇小说。已经明确得知病情的路遥，要不惜以生命代价来完成毕生心血之作《平凡的世界》，因为他“不想给世人留下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不能像《红楼梦》和《创业史》那样因未完成来给世人留下遗憾”。在这里路遥的文学认识是有欠缺的，《红楼梦》与《创业史》在形式上没有完成，却有着人力所难以企及的完成度。《平凡的世界》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写作和呈现的世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这是中国社会从封闭落后走向开放文明的社会大环境，作品从整体上给人一种“解冻”后初春的欣欣向荣气象，真实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整体风貌，小说中的人物成长与社会的进步成长，构成一种同构关系。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都是由陕西作家将其创作成史诗作品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变革是陈忠实的《白鹿原》;五十年代农村合作化是柳青的《创业史》;七八十年代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八九十年代是贾平凹的《浮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能在这个史诗链中成为重要一环，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少有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但是，作为一部有史诗性社会全景图式作品，《平凡的世界》有诸多不足之处。路遥把他从早年就积累的政治抱负和社会激情都融注在这部作品中，这应该说是路遥的长处，有人指责路遥这部小说政治成分太多，沿袭柳青《创业史》和浩然《艳阳天》那种政治情怀，这是有失公允的。政治作为社会生活的集中体现，对于社会史诗性作品是不可或缺的，路遥写政治没错，但是，问题在于怎样写。事实上路遥笔下的政治许多都浮于表面化，欠真实可信，这是因为他缺乏真实生活体验，只好借助于想象和虚构，例如小说中写到几个相对高地位的官员，总给人一种概念化、脸谱化感觉和图解政策的简单意图，远没有他笔下那些最底层人物来得真实可信和有生活底蘊。再比如小说临近结尾处写孙少平和市委书记的女儿谈恋爱，这仍然不可信，一种想象的乌托邦，缺乏一种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小说整体上也有一种社会成功学的心灵鸡汤之感，在具体描写的生动细腻上也显得粗糙了。这也可能因为写作太过用力和太过功利心，而缺乏平常心。

　　而史铁生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开始，不追求外在的所谓的宏大主题，其作品中总有一个“我”，他的写作总是从“我”的最真实感受作为出发原点。评论家季红真说：“如果说他以小说表达智慧，散文中则更多抒发了感情。前者多的是质疑的敏锐与解构的激情，后者则是灵魂皈依的感受。……而《病隙碎笔》则是两者最自然的融合，思辨的锋芒与抒情的文笔自然地融为一体，思想者的精神风貌与诗人的情怀，统一在独创的文体形式中。对于中国当代散文文体的发展，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可以说，史铁生的许多作品分不清是散文还是小说，或者他干脆不用分，两种文体杂糅在一起，有一种非虚构的精神气质。他早早地就进入了很成熟深刻的思想境界，他勇敢面对真实。比如一万三千字的长篇散文《我与地坛》，是一个人真挚纯净的心灵直白，有诗的语言，有小说的情节与人物刻画，它突破了文学的外在形式而直达文学的本真。史铁生此后二十年保持并深化了这个高水准，这是一种高度求真的写作，可以说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一起。他的代表作是那篇一万多字的散文《我与地坛》，也可以是数百则小随感结集成册的《病隙碎笔》，也可以是30万字的实验性质很浓的现代派小说《务虚笔记》。在他笔下，思想是极自由的，他在《病隙碎笔》一开篇即写道：“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一开篇就是“命运”这个强烈的休止符，命题虽然严肃，但他却以智慧而幽默的语言道出。从精神气质上说，路遥像十九世纪欧洲的经典作家，而史铁生是当代作家，是现代派作家，他的写作既执著又开阔，既深刻又平易近人，他以疾病日常生活为着眼点，深挖人的内心世界。我以为《我与地坛》《病隙碎笔》这些娓娓道来的随笔，如同爱默生、尼采独语的片断式哲思睿语文字，其文学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亚于百万字社会史诗《平凡的世界》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学者、评论家孙郁先生把史铁生对生命的思索，与坐在轮椅上思索宇宙的物理学家霍金相提并论。他是平凡世俗生活中的圣者，作品透露出一种更健全的生活态度，一种更朴素而普世的文学精神。在他笔下，思想是极自由的，这是许多作家终其一生苦苦追求而不得的境界。

　　最后比较一下二人的文学成就。有人要说，路遥的笔下创造了如高加林、刘巧珍、孙少安、孙少平这些人物，如同《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这些永恒的人物形象，而史铁生的笔下就缺乏这样的让后世读者记得住的文学形象。而我觉得，这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就和多年前作家王朔说鲁迅没有长篇小说不能算世界文豪一样，是一个思路。评论家李敬泽说，对当代大学生影响最大的两个作家是路遥和余华，而评论家李建军说，路遥和史铁生是当代文学的两个标高。李建军基于对路遥多年的研究，认为路遥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我对此有保留，我并不认为路遥的文学成就是当代文学最高的，我更认可的作家是莫言、陈忠实、贾平凹、安黎、阎连科、史铁生等。当然，我承认从社会影响力来说，如果作一个社会调查问卷，全国人民中知道路遥这个作家的人，要远远多于知道史铁生。但文學就是文学，它有其自身充分的独立性。路遥尽管优秀，但还是算不上当代中国最好的作家，还差那么一点，而史铁生可以算。

　　我以为，路遥是以入世的姿态做着出世的梦想，而史铁生是以出世之心做着入世的事业。路遥的文学写作是向外的，有着鲜明的社会性，这和传统儒家积极入世是相统一的。史铁生身上除了有传统的儒家思想之外还着更多的佛道两家的出世思想，加之西方基督教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他曾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昼信基督夜信佛》，所以他的生命有着更多的韧性，那么在路遥身上，则更多地停留于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追求一种“合唱”，追求一种宏大叙事。而史铁生的写作是一种自觉的“独唱”，是一种精神的独行与孤往，他在追随古往今来的圣贤，审视内心解剖自我，探索人类命运。路遥成了悲剧英雄，如卡莱尔所说的文人英雄，他用他的生命成就了他。而史铁生是深挖人的内宇宙，向人的本性、人的内心进行探索。路遥和史铁生二人的写作最终都指向了“世界”，一个向外界探索，充分发展了文学的社会性;一个向内心发展，探索人的内宇宙，都尽了各自所能，都做到了极致。文学的复杂性，任何确定性的结论，都会天然地留有再探讨的余地。这两位作家，他们有太多的相似处，又有着更多鲜明的不同。他们是互补的，往往对方所长正是自己所短。上天对世人的公平原则，也体现在这二人身上，求仁得仁，又何怨焉。如果说路遥还停留于作家这个身份，那么史铁生则已超越了作家而有了思想家哲学家的精神气质和贡献，他给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了更多形式上的“异质”因素。作为作家，路遥很有中国特色，而史铁生则更加普世。

　　再简而言之，路遥是入世的，史铁生是出世的;路遥是事功写作，史铁生是信仰写作;路遥是社会明星作家，史铁生是隐士作家;路遥是文人中的英雄，史铁生是作家中的圣贤。路遥是诗人，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抒情诗人。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而史铁生是哲人，哲人者，舍其事而成其心。此两“心”，殊途同归。从某种意义上说，路遥与史铁生，从这两位作家身上，可以折射出我们当代文坛全景图，可以挖掘出我们几乎全部的文学真相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