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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书写巯绱迓桌碛爰夜情怀

时间:2023/11/9 作者: 黄河 热度: 18462
王春林

  我与绍勇亦师亦友,从初识至今,亦二十年有余矣。在这漫漫的岁月长河中,他一直在成长、变化着,从仰望星空的少年到脚踏大地的耕耘者,正如他的笔名——“陶耘”一样,他既在播撒种子,也在收获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他对“文学”的那份执着与热忱,一如既往,从未改变。从一个腼腆少年到资深出版人,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到《梦想天空》的作者,他在恪守“初心”的同时,其实也在不断地证明并挑战着自己。最早知道《梦想天空》的写作状况,是在2019年的年初。那个时候,绍勇告诉我,说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儿童小说。我当时在为他高兴之余,更多的却是惊讶。作为国内一家知名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日常工作可以说相当辛苦。如此一番忙碌之余,他还要创作一部儿童长篇小说,实属不易。但,“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去挤,总会有的”,绍勇就是这样,在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之后,最终“挤”出一部长达十万余字的儿童长篇小说。既为自己的童年圆梦,也为山西的脱贫攻坚纪实,更为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献礼。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成人文学的批评者,面对《梦想天空》,阅读欣赏一番,自是乐趣,但要想下笔涂鸦几句,却还真是有点胆怯,毕竟自己对儿童文学的关注不是很多。所以,批评与评论断不敢造次,只能如实地写下一些自己的阅读感受,既抒我心中之喜悦,也为绍勇的大作摇旗呐喊两声。具体来说,这部儿童小说以“脱贫攻坚”为主要线索,围绕 “毓昌叔”一家祖孙三代人的日常生活,以丰依村为载体,勾勒出一幅敬长怀幼,恬静祥和的乡村生活图卷,既有“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的沁人心脾,也有“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闲适悠然。既是丰依村“美丽乡村”建设的真实写照,也是新时代中国农村变迁的一个缩影。

  既然是一部儿童小说,就要符合儿童文学的创作规范。让我们先来看看《辞海》对儿童文学的定义:“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儿童文学要求通俗易懂、生动活泼,适应不同年龄的少年的智力和爱好等,是向少年儿童进行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的重要工具之一。”① 简言之,就是要用适合儿童阅读的语言,写出对儿童成长有益的作品。这两点,绍勇毫无疑问都做到了,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言:“这本书要写的,就是我的家乡和家乡的人物。……我选择了儿童视角,或者说,是以儿童小说的形式,呈现我想要表达的内容和思想。”②虽年至不惑,却童心未泯的绍勇,文如其人,就像李锐对吕新的经典评价那样:“纯净的眼睛,纯粹的语言”③,我想,这句话倘若借用在绍勇身上,也未尝不可。阅读《梦想天空》,我们总是会被他那天真无邪的“童言”所吸引。那么,透过这些天真有趣的“童言”,绍勇到底要给我们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唯有在认真读完小说文本之后,方才可以发现,贯穿于小说始终的,大致有这么三条横向交叉的结构线索。一条是以顾小麦、顾穗子为代表的童年一代追梦者,一条是以贵平、云岚夫妻俩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奋斗者,还有一条就是以“毓昌叔”为代表的乡村德高望重的长者。更进一步说,以上三条线索,在很大程度上,又构成了整个时代的纵向呈现,构成整个社会的“缩影”。

  首先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是以顾小麦、牛柏树、弓铁锁为代表的童年一代,以及年龄稍大一点的顾穗子。小麦、柏树和铁索,既是玩伴,也是同学,他们的日常生活,逃不过所有北方男孩的童年记忆。

  “看你黑嘴黑胡子的样儿!再这么胖下去,你真的要成狗熊了。”小麥没好气地说。

  “你也是黑嘴黑胡子!”这回轮到柏树嘲笑小麦了。

  小说一开始,在一望无垠的高粱地尽头,突然闯出了这样两个“黑嘴黑胡子”的“小狗熊”,他们正迫不及待地要去看飞机。如此一种情景,相信有过北方童年生活经验的朋友都不会陌生。导致他们“黑嘴黑胡子”的“黑色化妆师”,自然是高粱地里感染黑化病的一株株高粱。这些黑化了的高粱,虽然对农民的收成来说是一种灾难,因为高粱一旦被黑化,整株将颗粒无收,但对那些无知的孩子们来说,却是水果匮乏的童年里永难忘却的美味佳肴。高粱一旦被黑化,就会长出一个白色的像子弹一样尖尖的、软软的东西来取代高粱穗。在这个白色子弹的肚子还没崩开的时候,不仅可以直接被拿来食用,而且口感绵软香甜,是北中国农村孩子们的免费水果。当然,它们的“消费群体”也主要是男孩子。毕竟,穿越瀚如烟海的高粱地,冒着割破皮肤、花了脸的风险,爱美的女孩子一般是不会去的。等到这个白色的子弹成熟后,就不能吃了,它白色肚皮里边的瓤会变成黑色粉末,而且一碰即碎,非常娇气。倘若这时候再逮着它,就不是秀色可餐的美味,而是小麦和柏树的“黑色化妆师”了。当然,这也是笔者一种真切的童年经历。在那些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正是这些无名的美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个弥足珍贵又回味无穷的记忆片断。以至于,直到现在,每次回乡,只要经过一片片随风摇曳的高粱地,我都忍不住想要不顾一切地冲下去饱餐一顿。

  “飞机又没来,你急啥呀?”……

  “不,先看飞机。”……

  “你长大了,真的想去当飞行员啊?”

  通过小麦和柏树的对话,我们不难得知,他们之所以如此急迫地去看飞机,是因为小麦的梦想是长大后当一名飞行员,开着飞机,翱翔蓝天。我想,这也正是书名《梦想天空》的由来吧?我们都知道,作为现代化象征的飞机,对如同顾小麦这样的乡村少年来说,其实既陌生又神奇。唯其既陌生又神奇,所以,成为一名飞行员去开飞机,才会在很多时候成为孩子们的童年梦想。但顾小麦成为一名飞行员的梦想,却是建立在他那样一个爱憎分明、刚性十足的小小男子汉形象之上的。“在顾小麦、牛柏树、弓铁锁这些玩伴中,小麦最看不起的就是铁锁,不是因为铁锁学习成绩不好,而是因为他不着调。”“弓铁锁有着一个刚性十足的名字,却一天到晚软不拉耷,没有一点男孩子的样儿。课间玩耍,弓铁锁总是混在女孩子中间,丢沙包、跳方格、抓羊拐,他可是样样精通。”而对于男孩子们热衷的“到汾河里摸鱼儿、捉蜻蜓、赛游泳”之类的壮举,弓铁锁却不是半路开挂,就是“到女生那里瞎嚷嚷”,而且班主任沈老师知道后,他还要趁机揭发,再加上暑假前的班会上弓铁锁对牛柏树“想和爸爸一起,办一家很大很大的家政公司”的梦想的鄙视。所以小麦觉得弓铁锁不仅“不厚道”,而且简直就是“叛徒”。这样一个有个性、有思想、“能站住底”的小男孩,注定了他的“与众不同”。

  但是小麦的飞行员梦想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幻想,而是与他少年时的捉蜻蜓行为紧密相关的。“六岁那年初夏的一个上午,小麦第一次徒手捉住了两只大大的绿蜻蜓。”那“矫健的身形,玉石一般的头,六条有力的腿,修长的腹部,晶莹剔透的翅膀”深深地吸引了年幼的小麦,从此,他也对蜻蜓疯狂地着魔起来了。他竟然发现“红蜻蜓体型偏小,蓝蜻蜓诡计多端,只有绿蜻蜓,个儿又大,色彩又好,更关键的是飞行有力、行动迅捷。”而且还强行更正了牛柏树对蜻蜓“水翅膀”的称谓,给绿蜻蜓起了一个洋气的名字——“翠玉蜓”。从此,这种“承载着他翱翔蓝天的少年之梦”的小生物,就这样夺走了小麦的那颗年幼的心。小麦虽然捉蜻蜓,但是他更多的是为了对蜻蜓进行“研究”,而不是像温新才、郑小毛他们那样,置蜻蜓于死地,他在“研究”完后,每次都会把蜻蜓放回大自然的。他的飞行员梦想就是在这一次次放飞蜻蜓时,看到蜻蜓直冲云霄中萌生的。起初,他可能仅仅是对那种飞翔的感觉着迷与好奇,但是,在一个晚霞洒满西边天际的傍晚,当又一只蜻蜓从他手中飞向蓝天时,“小麦看到一架飞机从头顶飞过,拖着一条长长的白线”,“一只蜻蜓就是一架飞机啊!”“晚上,小麦的梦想就在蜻蜓和飞机之间不停地转换。”从此,飞行员梦想就在小麦心里生根发芽了,他的兴趣点也从捉蜻蜓而更多的转移到看飞机上了,每一架开过丰依村上空的飞机,都逃不过小麦那双痴情的眼睛。

  他不仅追着飞机跑,而且也“研究”起了飞机,他甚至知道了“A就是AIRBUS,空中客机,简称‘空客;B就是BOEING,波音飞机;C就是COMAC,中国商用飞机。”在他第一次跟着爸爸去了省城,爸爸问他想去哪儿玩时,他的选择也不是大多数小朋友钟情的动物园、游乐场,而是令爸爸都意想不到的飞机场。那一次,他终于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了飞机,看清了飞机上绘着的各种图案,这一切,都更加坚定了他长大后开飞机的梦想。有了飞行员的梦想之后,小麦自己都觉得自己神气了许多,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是“丰依村飞上蓝天的第一人了。”虽然他一直都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梦想,不愿轻易告诉任何人,但是小孩的嘴巴是最藏不住秘密的,就像他们的糖袋一样,总是想时不时地拿出来炫耀一番,尤其是小麦如此“伟大”的梦想,在受到欺负或者受了委屈的时候,说出来是可以“振我军威”的。所以,他把自己飞行员的梦想告诉了自己最依赖的姐姐,告诉了自己最亲密的柏树,告诉了自己最信赖的蒋老师,告诉了自己最喜欢的王叔叔。在小麦的眼里,这些人都是可以懂他、并支持他梦想的精神伴侣,他们不会像弓铁锁一样去嘲笑他,反而会夸赞他、鼓励他。

  尤其是姐姐顾穗子,由于爸爸妈妈常年不在身边,爷爷奶奶又都年迈,除了帮助姐弟俩解决日常生活层面上的穿衣吃饭之外,并不能在精神上给予他们更多的养分。其实某种程度上,在小麦的世界里,姐姐穗子更多地扮演着一种“长姐如母”的角色,是小麦生活的引导者,灵魂的培育者。她总是能轻而易举地戳穿小麦的小伎俩,又及时地洞察到其内心的小秘密。当小麦被小伙伴温新才欺负时,穗子也是毫不畏惧,“信念坚定,志在必得”地直接找温新才妈妈对话,一改“老顾家自顾腊八开始就软弱无能”的地位,令村人刮目相看。事后还不忘安慰小麦那颗受伤的心灵,与小麦谈理想,转移其注意力。这个年仅初三的女孩子,虽然从未学过什么心理学的课程,也根本不会懂什么精神分析的原理,但她事实上早已经是小麦的心理医生了。她知道虽然自己已经为小麦“报仇雪恨”了,但这个要强的弟弟,是绝对不会在短时间内忘掉伤痛的,所以,她需要及时地为小麦进行心理疏通,以免对小麦造成更大的心灵创伤。首先是安抚小麦对父母的思念之情,接着又和小麦交谈各自的理想来转移他的注意力。需要注意的是,在照顾弟弟之余,穗子并没有落下自己的功课,相反,她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出色。在老师眼中,穗子“成绩好、有灵性、勤思考”,是一个会有“大出息”的女孩。当然,她的“大出息”不仅表现在优异的学习成绩上,在看到爷爷续写的族谱里没有自己名字时,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必须让爷爷把“顾穗子”三个字写在族谱里,并成了顾家族谱里唯一的一名女性。如此一种行为,某种意义上其实意味着她一种性别意识的朦胧觉醒。当然这个在别人看来一切都那么优秀的穗子,也会有莫名其妙烦躁的时候,也会使点小性子,“但她知道爸爸妈妈不在家,爷爷奶奶照顾她和小麦更辛苦,她又心存歉意。”总之,由于爸爸妈妈打工在外,促使她比同龄的孩子要更早熟一些,以至于过早地承担起了一些家庭的责任。所以,当她看到在汶川地震中罹难的姥姥一家时,看到相继住院的爷爷和姑父时,才会表现得像一个小大人一样,既安慰妈妈,又宽慰奶奶。

  尽管说小麦、柏树、铁锁他们其实都是所谓的“留守儿童”,但是绍勇并没有站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对立面去进行社会批判,而是塑造了一个个像顾小麦、顾穗子这样在良好的家风、家教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优秀少年。他们的父母虽不在身边,但是有爷爷奶奶的照顾,依旧很幸福。他们虽思念着远在他乡工作的父母,但更理解父母在外拼搏的艰辛与不易,没有怨恨,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化思念为动力,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因为他们知道,“学习好了,有了本事,就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其实这里边隐含着一个更深刻的道理,那就是“知识改变命运”,尤其是在各方面条件都比較落后的乡村世界,对于大多如同穗子、小麦一样的孩子来说,除了读书,很难有其它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在事无巨细地陈列儿童世界的五彩缤纷之时,绍勇也不忘把目光投向孩子们的父辈们,他们之间既有像贵平夫妇一样离开故土向城而生的打工者,也有像广礼一样坚守故土呵护精神原乡的驻守者,还有像蒋老师、小王叔叔一样走出乡村,又返回故土的反哺者。在国家需要他们的时候,总是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小麦的爸爸在高考失利之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去当兵,背井离乡,走向川西大山中,担当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在那里,他“认真学习、刻苦训练,第一年就学会了开车,成为班长,并光荣地加入党组织。”在驻地附近的山坡遭受泥石流侵袭时,也是严格遵守首长的安排,进入遭灾重地进行抢救,不怕苦,不畏艰,把军人的责任与使命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在丰依村发生特大暴雨灾害时,广礼、贵平等年轻人也是毫不犹豫地冲在前头,用他们的智慧与担当把洪水挡在了村外,拯救了村庄。小蒋老师是村小学新来的实习老师,正好代小麦们语文课,她知道班里大多孩子是留守儿童,所以对每个孩子都呵护有加,并为他们每个人都建立小档案进行一对一关怀。据小蒋老师描述,其实她自己也是一个“留守儿童”,一个从未见过妈妈,爸爸残疾,靠爷爷奶奶拉扯大的孩子。她深知没有父母陪伴的孩子们的心灵空缺,所以看到小麦他们,不免会生一种同病相怜之情,所以比起“传道授业解惑”,她更想尽自己所能给予每个孩子一分温暖,一份家的感觉。也正是这样的人生遭遇,促使她想当一名人民教师,毕业后“回到家乡,一边当老师,一边陪在家人身边。”小王叔叔是省里派到丰依村的扶贫队员,是一名研究生,本来在省自动化研究所工作,但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关口,仍旧不怕苦、不怕累,走到基层,深入农村,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脱贫攻坚建言献策,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且还成了小麦、柏树、铁锁他们的大朋友,耐心地给他们讲解一些省城的新鲜事物,满足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感。也会认真地聆听他们的小秘密,并为他们加油鼓劲。“在小麦看来,小王叔叔年轻帅气、知识渊博,简直就是自己的偶像!”其实,在我们国家,也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个像他们这样有情怀、有梦想、有担当的世代传承者,才有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美美与共”的和谐社会。

  同样是乡村书写,绍勇笔下却少了伦理涣散与村庄凋敝的凄楚,就像我前面所提到的,没有落入批判的窠臼,去批判城市化进程给乡村带来的打击,而是通过对丰依村那些人与事的书写,通过丰依村的变化,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村图景,内在支撑着这一乡村图景的,乃是来自于传统礼俗社会的稳定性与自足感。我们都知道,杰出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他的《乡土中国》中曾经指出:“可是乡土社会并不是这样的社会(指现代法治社会,引者注),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④在这个“礼治”的社会中,“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⑤具体来说,“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维持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利。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⑥进一步说,丰依村的这种“礼”,集中通过以下三个事件体现出来,首先是“毓昌叔”续写族谱。老顾家是丰依村的“耕读传家”,“人丁兴旺,勤谨知礼。”毓昌叔是村里的老会计、老干部,也是老顾家老一辈中年龄最长者,也是丰依村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素有“农民科学家”的美誉。为村里的大事小情操劳了一辈子,也算是一生无憾了,但有一件事情,却一直在他心底埋藏着,那就是重新整理族谱,因为“老顾家在明朝洪武二年迁到丰依村,已有六百多年了。过去有一份手抄的老族谱,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几十代的繁衍发展,可惜爷爷年轻时积极响应‘破四旧的号召,主动把那份手抄的族谱烧掉了。这件事让太爷爷顾腊八心疼了好长时间,有那么几个月,顾腊八怎么也不肯和儿子说话,直到老人家去世,仍然对那份手抄族谱念念不忘。爷爷为此也懊恼不已。”所以,在卸掉村里的工作之后,爷爷便认认真真地做起了这项大工程。所谓族谱,即“‘家谱、宗谱、乃一家之史,它记载了一个家族中的世系关系,其中还包括了这个家族的迁徙、人口及个人生卒、婚配以及事迹等等,多以表谱形式存在。”⑦续写族谱,之于一个家族,是根脉传承,之于一个地方,那就是文化传承。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毓昌叔续写族谱的行为其实也是丰依村“礼治”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次,就是在丰依村换届选举的时候,贵平本来“年轻,爱思考,又是党员、退伍军人,还是老顾家的人,人们对他有一份天然的信任”,绝对是村干部的合适人选。但毓昌叔却在选举大会上“恳请大家不要投贵平的票”,他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觉得自己的儿子贵平能力不行,也不是怕自己拥护儿子村里人会说闲话,而是作为一个谙熟乡村治理模式的退休老干部,他深知,“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互相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悉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好恶相投,连臭味都一般。”⑧出生于丰依村的贵平,高中毕业后就离家当兵,退役后又去外地长期打工,虽然也混得有模有样,但是,他其实和自己的故土已经有所隔膜,对故乡人和事的认知其实也有了明显的偏差。基于此,毓昌叔这种“大义灭亲”的言行也就可以被理解了。再次,也正是在丰依村这样一个稳定性与自足感同时具备的礼俗乡村社会,才能够万众一心地打赢“脱贫攻坚”战。而且在脱贫攻坚的同时,还要考虑“怎么让村子里有生气。”这里的所谓“生气”,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乡村社会一种生机勃勃的精气神。从这个角度来说,“脱贫攻坚”也就不仅仅是一般所理解的物质贫困状态的摆脱,更是精神层面的建构,是一种礼治秩序的重建。只有注重于乡村社会勃勃生机的建构,“脱贫攻坚”所取得的成果,才能够得到很好的巩固,才能够成为一种可持续性的长久存在。

  此外,《梦想天空》在叙事方法和语言运用方面也很有特色。因为这是一个以人物为聚焦点的儿童小说,所以在叙事方法上,绍勇没有单一地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序列来进行,而是围绕人物性格的展开分十二章进行叙述,有点像《水浒传》那样的人物列传性质,以一种间隔循环的方式来完成小说叙事。具体来说,小说共分十二章,其中,第一、五、八、十二章主要讲述小麦的故事,第二、七、十一章主要讲述爷爷的故事,第四、九章主要讲述爸爸的故事,第三、六、十章主要讲述穗子的故事。而且这种人物列傳式的叙事方法也比较切合儿童的阅读心理。在语言运用上,也多选择带有儿化色彩的叹词,“你急啥呀”“你长大了,真的想去当飞行员啊?”“小麦,谈谈你的理想吧。”“那你叫我什么呢?”“一只蜻蜓就是一架飞机啊!”“怎么还是看不见啊?”“可是我还小呀。”“那你说清楚嘛!”“小蒋老师人可好啦。”每句话结尾的这些“啊、呀、吧、嘛、呢”就都属于带有儿化色彩的叹词,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有着强烈的节奏感,而且也极富感染力,容易调动儿童读者的阅读兴趣,引起他们的精神共鸣。

  尽管说在城市化进程如此迅速,乡村世界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的今天,绍勇《梦想天空》里关于“丰依村”的书写,其实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点乡村乌托邦的意味,但是,在一部篇幅只有十多万字的儿童小说中,作家从自己的童年记忆出发,在描写表现乡村儿童生活的同时,既顾及乡村伦理,又兼及家国情怀,其意义和价值无论如何都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

  注释:

  ①《辞海(文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②陶耘,《梦想天空(后记)》,第270页,希望出版社,2019年版。

  ③李锐,《纯净的眼睛,纯粹的语言》,《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1期。

  ④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第52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⑤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第53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⑥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第53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⑦王雪雯,《族谱资料中底层文土的古代文学批评研究》,《大众文艺》2018年第20期。

  ⑧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第47-48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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