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宗奇

　　我们的汉字，真是世所唯美。这里写下“剑胆”与“琴心”，看起来十分悦目，听起来非常赏心，思想起来更是意境无穷。

　　据专家考证，“剑胆” “琴心”出自元代吴莱《寄董与几》诗：

　　小榻琴心展，

　　长缨剑胆舒。

　　学者吴莱，字立夫，本名来凤，门人私谥渊颖先生。他是元朝集贤殿大学士吴直方的大公子，延祐间举进士不第，在礼部谋个小职，因生性清介，与礼官不合，愤而退归故里，隐居松山，深研经史做学问，大体可算是一位民间高人。著名人物宋濂，就是他的学生。这样一种先仕后隐、以隐为主的经历，使其所作诗文并不完全山林化，于当时的社会问题多有触及，讲求“德化”与“刑辟”并举，还是挺“入世”，挺留心政治的一个文人。吴莱能诗，尤其工歌行，作品瑰玮有奇气，对元末“铁崖体”诗歌有一定影响。所著有《渊颖吴先生集》。这么美的“剑胆琴心”出自吴莱之手，自有奇气。

　　但是，笔者以为，包括吴莱在内，从来对剑胆琴心的含金量严重评估不足。大都这么说：古代文人出行，仗剑抚琴，显得刚柔相济，任侠儒雅，既有情致，又有胆识，风流倜傥，文武双全。

　　也这么说：剑锋利而威猛，古琴雅而多情。有剑而无琴，剑只是一件杀人凶器;有琴而无剑，琴便是懦弱的别名。唯有剑琴合一，一刚一柔，方显张力和内蕴，耐人寻味又令人神往。

　　还有的这么说：什么叫《霸王别姬》？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就是剑，质丽情深的一代美人虞姬就是琴，英雄美人便是剑琴组合，剑琴交融便是一种悲怆瑰丽的爱情传奇，便是很美却也很难达到的至高境界。

　　然而，在笔者看来，把一种爱情美，当作剑琴组合的“很美却也很难达到的至高境界”，含金量还是低了许多。那么，最高的含金量在哪儿呢？应该说它象征并昭示着一种人格美，一种人格类型美，一种中国独有的二元文化要素浇铸的士君子人格美：“入世”当作青锋剑，剑胆铮铮，修齐治平，出将入相，心系苍生，以天下为己任;“出世”即为高格琴，琴心悠远，权把剑锋暂秋藏，且放脚步走民间，“隐居以求其志”（《论语·季氏》）。不论是行为上的归隐，还是只求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都可寄情于青山绿水、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读之写之，思之想之，或著书立说以醒世，或积蓄东山再起之力道。如此的剑琴组合，剑胆与琴心熔为一炉，阴阳互补，相辅相成，化作万古活灵魂，才配称其为一种至美、至难、至高的人生境界。

　　中国士君子的剑胆成色，前人多有触及，而琴心若何？形成士君子整体人格的另一基本文化元素如何？笔者不妨一置喙。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隐逸文化，是由中国文人内心一种隐逸情结所造就，当然一般不称“琴心情结”，称作“渔父情结”，源自《楚辞》中那个唱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渔父，和《庄子》里那个跟孔子辩论的渔父，作为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一个意象，“渔夫”所承载的丰富内涵，是隐逸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研究这一意象，对剖析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体味和感知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有着重要的意义。

　　隐逸行为，是中国士君子一种很独特、很重要的生存方式、生命理念和人生追求。隐逸心理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而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隐逸文化，或可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同始終。《隋书·隐逸传》云：“自肇有书契，绵历百王，虽时有盛衰，未尝无隐逸之士。”人们常常提到的传说中的许由、巢父，到有史籍可考的伯夷、叔齐，到散落在诸子记载中的长沮、接舆之属，到汉代提出隐身“金马门”，谓之“朝隐”的东方朔们，到魏晋时期作“林泉之隐”的“山中宰相”陶弘景们，这些早期的隐逸之风从无断绝，而至唐则不绝有变。宋代的隐逸文化别具一格，大有说头。元代特殊的社会现实，使隐逸文化出现鲜明对比：一方面显示出强烈的反叛精神，一方面则悠闲处世、淡泊存身，充满了挣脱名利羁绊后新生的喜悦和对生命自由的热爱，展现了独特的人格精神。明清的隐士，隐也无所谓隐，官也无所谓官，只有一批抗清复明的志士在国破家亡之际，落下一个悲壮绝情的“不得不隐”。

　　其实，在孔子的原始儒学里，早就为士君子二元结构的精神世界留有充分空间，明显包含有“避世”的一面。孔子强调经世济民的“入世”，但有个条件，叫作“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我想当官就当，不想当就不当，这要看实际情况而定，前提是首先得保全我的“道”，保全我的独立社会人格。孟子对此再加阐发：“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方面的典型实践者是颜回。孔老师对他这位学生大加赞叹：“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有了颜回，便有了庄周。所以郭沫若后来恍然大悟道：原来庄子“出世”一派，是从颜回那儿发展来的。在中国所有的大诗人中，三闾大夫屈原是官品最高者之一，且忧国忧民之心特重。然而虽则如此，他也受道家思想很大影响，内心仍“留白”着一大块出世空间，这才写出《卜居》《渔父》《悲回风》《远游》……等诗章，开创了游仙诗的先河。

　　魏晋及魏晋以前的士君子们，不得志时，为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不惜“藏声于江海之上”，独处于深山老林之中，过着一种极为艰难困苦的隐士生活。著名者如孙登，如公孙凤，如范粲、杨轲，如“竹林七贤”。接下来是陶渊明，他觉得“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时，倒也不必非逃到薮泽荒林中去，主张“回家即隐逸”，认为要想把自己的命运把握住，关键在于忘怀得失，安贫乐道，身在何处倒不必太计较。这也算得了孔丘“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的真传了。

　　发展到六朝的谢灵运们，又更新了一种隐居模式，可以称为“亦官亦隐式”。就是：一旦不得志，可以从容退入自家的大庄园里“闭门成市”，在独处中靠内心自我调节来求得解脱，既不必像陶渊明那样放弃太多的物质享受和名禄地位，又可以在回归自然（当然是庄园中的一片人造自然）的短暂时日里平心养性，赋诗抒怀，企图把迷失的自己赶紧找回来。

　　至唐又一大变。大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代之一（笔者按：在此不说唯一，因为尚有大宋朝在，其政治开放程度胜过大唐）。这时不仅道教文化继续发展兴盛，而且佛教也从外在的宗教演变成一种内在的宗教，佛教文化中国化。儒、道、释“三教合一”，多元文化自由交融，多种价值观互相参照并可以自由转换，给文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富有弹性的心理结构，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调节机制。面对无限的展望和激发，他们追求独来独往的自由生活和个性解放，自由意志和浪漫主义大张扬。诗人们的表现尤为突出。有唐一代不到300年，遗留下来的诗歌约5万首，比此前1600年间（西周至南北朝）的总和还要多出三倍以上;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有60多位，也大大超过此前历史上著名诗人的总和。真正的价值还不在于数量，在于大唐诗歌不论是田园诗、边塞诗、送别诗、记游诗、赠答诗、闺怨诗，还是抨击社会时政或别的什么诗，大都自然天成，出自我心，充满乐观高亢的气概，渴求自由解放的热情，丰富浪漫的想象，优美通俗的语言，多姿多彩的风格，很少有那种散发着儒墨气味的理性晕染的教化痕迹。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跟写诗人的政治抱负、创作个性和社会心态密切相关。大唐诗人们由于社会大环境的相对宽松开放，比起建安文人和正始文人來，一般具有更强的“布衣感”即平民意识。不但在野时以布衣为骄傲，一旦进入庙堂，还能继续以布衣为荣。这一点也就是封建社会中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君子们的骨气和品格，也就是可以与帝王文化来那么一点分庭抗礼的精神凭籍。他们并不缺少“入世”的希冀、奋斗和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欲献济时策”，“敢进兴亡言。”“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他们“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感时思报国，达兼济天下”，或以科举，或应征辟，或被罗致幕府，从而走进或者接近庙堂……也仍是地道的儒家追求。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可以从容做到“成则卿相，败则草野”，甚至敢于大发文人脾气，一旦入世受阻，立马撂挑子走人：“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然后或去求佛，或去访道，或游历山川湖海，叫作“仗剑去国，辞家远游”。正是这一份敢与帝王文化相颉颃的人性底蕴、个性定力和精神操守，催发着诗歌天赋的脉动和井喷，谱写出前无古人的大唐诗史。

　　现在着重说说宋代的隐逸文化。笔者觉得，宋代的隐逸文化不仅极为发达，不亚于任何前朝后世，而且别具特色。

　　南朝刘宋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中说：隐逸者“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噪，或疵物以激其清。”他把隐士分为以上6种类型。学者冷成金先生在他的《隐士与解脱》一书中，则把隐士归纳为7种：孔子之隐、庄子之隐、朝隐、林泉之隐、中隐、酒隐和壶天之隐。文史学家陈传席先生又有新分法，他在《隐士和隐士文化问题》中，把隐士分为10种：真隐、全隐;先官后隐;半官半隐;忽官忽隐;隐于朝;假隐;名隐实官;以隐求高官;不得己而隐;先真隐，有机会就出山，没机会继续真隐。那么，以上各种分类法，就把隐逸者说准确、说完全了吗？以宋代的实际情况看，恐怕还是有点问题。

　　不错，用上述分类法去盘点两宋传统意义上的隐士，那还是行得通的。这样的隐士群体也很庞大，也不乏种种“名隐”。比如北宋初年著名隐士陈抟，《唐才子传》说他“字图南，谯郡人。少有奇才经纶，易象玄机，尤所精究。高论骇俗，少食寡思。举进士不第，时，戈革满地，遂隐名，辟谷练气，撰《指玄篇》，同道风偃。”《宋史·陈抟传》说他“能逆知人意”，“好读《易》”。隐居武当山时作诗八十一章，名《九室指玄篇》，言修养之事。又撰有《入室还丹诗》五十首、《易龙图》《赤松子诫》（笔者按：或作《赤松子八诫录》）、《人伦风鉴》（笔者按：或作《龟鉴》）各一卷;另有《三峰寓言》《高阳集》《钓潭集》及诗六百余首。另外，据说他传有《无极图》《先天图》等。《全宋文》收入其数篇文章。《正统道藏》题名陈抟的作品有《阴真君还丹歌注》。南宋吕祖谦所编《皇朝文鉴》，收入其《龙图序》;元张理《易象图说内篇》并收《易龙图》之序及数图式，可考见其易学象数思想。曾慥《道枢·观空》录其论说，又可见其观“五空”思想。

　　总之，陈抟继承汉代以来的象数学传统，并把黄老清静无为思想、道教修炼方术和儒家修养、佛教禅观汇归一流，对宋代理学有较大影响，后人称其为“陈抟老祖”、“睡仙”、希夷祖师等。陈抟是传统神秘文化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宗师。

　　再就是“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林逋了。他字君复，幼时刻苦好学，通晓经史百家;性孤高自好，喜恬淡，勿趋荣利。长大后，曾漫游江淮间，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常驾小舟遍游西湖诸寺庙，与高僧诗友相往还。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林逋隐居杭州孤山，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诸寺。有客至逋所居，则一童子出应门，延客坐，为开笼放鹤。良久，逋必棹小舟而归。盖常以鹤飞为验也。”死后宋仁宗赐谥“和靖先生”，遂世又常呼林和靖。其实，年轻时的林和靖并非心若止水。祖父是吴越钱王的通儒院学士，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十岁时成了归宋的吴越遗民，取字君复，可见其对钱王的感情和对故国的怀念。死前有绝笔诗《自作寿堂因作一绝志之》：“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从骨子里就有些不食宋粟、不当宋官的意思。在《和靖诗集》里，诗作平淡自然，野趣横生，境界清幽。贫穷成疾而无呻吟，愤世嫉俗而无怒吼，秋寒冬酷而无悲哀，烟火常断而无凄苦。“风回时带笛，烟远忽藏村。”“鹤闲临水久，蜂懒得花疏。”可见孤山不是他的人生驿站，是他永久的归宿。临终前抚摸着鹤的身子说：“我欲别去，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任汝往还可也。”主人归天，鹤却流连，在他的墓前悲鸣而死。后人将它们葬于主人的墓侧，取名鹤冢。据载元代时林墓被盗，发现棺中只有一块端砚、一支玉簪。终生未娶的林逋何以要以玉簪陪葬？一首小词如此写：“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谁知离别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己平。”也许这首以女子口吻拟写的词作，隐藏着他灰心仕途，终老林泉的别样真心。顺便提及的是，小二十多岁的范仲淹，小他三十六岁的梅尧臣，都是他的忘年交。他死后20多年，范仲淹在杭州任上，常常独步孤山小径，苦苦找寻林泉友那曾经飘逸的身影。

　　著名的再算上一個邵雍。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伊川翁，后人称百源先生。其先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幼随父迁共城（今河南辉县）。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屡授官不赴。后居洛阳，与司马光等人从游甚密。根据《易经》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掺杂道教思想，虚构一个宇宙构造图式和学说体系，成为他的象数之学，也叫先天学。传说他的卜术很准，定居洛阳后以教授生徒为生。仁宗嘉佑及神宗熙宁初，曾两度被荐举，均称疾不赴。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程颐、程颢、张载等退居洛阳时，恒相从游。死后赐谥康节。有《伊川击壤集》二十卷。《宋史》卷427有传。代表作《皇极经世书》共12卷64篇：首6卷《元会运世》凡34篇，次4卷《声音律品》凡16篇，次《观物内篇》凡12篇，末《观物外篇》凡2篇。前62篇是邵氏自著，末2篇是门人弟子记述。《皇极经世书》是一部运用易理和易教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和社会历史变迁的著作，以河洛、象数之学显于世。其中《观物篇》实乃邵雍之哲学、易理、历史学的理论大纲。

　　其余还有多少著名隐逸者呢？吴瑛算一个，可像他这样的隐士，占去宋代隐士的大半。再往下数，杨适、崔唐臣、高怿、苏云卿、周方叔、刘孟节、刘愚、谯定、宗翼、尹淳、王忠民、张志行、刘勉之、胡宪之、黄晞、陈瑾……这一庞大的“宋隐”群体，虽说都以自己的德行和卓有成效的文化活动闻名于乡里，在宋代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但依其人文总量和人文成果，还算不得两宋隐逸文化的主流。那么，主流者何？

　　就整体而论，宋代极为特殊，特殊到唯一，其奉为国策的宽松优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士君子文化的整体优势，略强于帝王文化。儒学复兴，经济繁荣，文化进步，科技发达。北宋以范仲淹、王安石等为代表的庙堂士君子群体的雄起，使两宋文人对自己学问、见识和能力深感自信，“兼济天下”的入世愿望空前强烈，一时间剑胆横空，有无人敢掠其锋芒之势。这是一方面。但是，且莫忘记帝王文化虽略有不及，可它挟秦汉之威，尚在鼎盛时期，故常以朋党之名有力地狙击、围剿士君子文化，且时有得手，虽不取你肉体性命，但贬官流放，让你政治生活颠沛流离、多灾多难，那是家常便饭。随着“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失败，志士们在心理上形成浓重的危机感、失望感和退避意识，这与他们固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产生极端矛盾，陷入深切痛苦。于是，客观现实环境造成另一种“隐逸之风”——贬官文化甚盛。可是，如果考察这种隐逸特点及其隐逸文化成果，它却套不上前列各种隐逸类型。当官被贬谪，常作山川明月之吟，频发竹节梅香之思，人格可近隐逸，却难归于隐居之流。笔者才拙，姑且称这种被贬官者为“被隐逸者”，他们本人未必想去做传统意义上的各色隐逸者，然而一旦被贬官，被赶出庙堂，被下放民间，被迫过上“渔父”生活……剑胆空对月，琴心随流水，你不想做隐逸者都不成。

　　当然，这样的“被隐逸者”，前代也层出不穷，不过显得零零散散，未曾以群体面貌整体推出罢了。屈大夫不就是个“被隐逸者”吗？他倒是很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可被楚怀王逐出郢都，不得不开始了流放生涯。楚襄王即位，人家还是不用他，并继续加以迫害，一举放逐他到江南去了。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是呀，本不想离开庙堂，却不得不寄身江湖，这个“被隐逸者”深陷苦痛之中。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世道浑浊，可以与世沉浮。可他一时哪里想得通？还表示宁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尘埃，最后终于在绝望和悲愤之中投汨罗江而死。可他绝对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流放期间写下的诸多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颖、内涵深刻的诗章，都成了不朽的传世绝唱，不仅开了游仙诗的先河，成为中国隐逸文化的标本，而且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唱的新时代，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

　　之后著名的“商山四皓”呀，严子陵呀，陶渊明呀，鲍照呀，对中国隐逸文化均贡献甚大，但人家大都不是“被隐逸者”，这里也就不提了。接下来唐代的情况有点意思，不仅最早使用了“隐士”一词，而且出产了几位有名的“被隐逸者”及其卓著的文化贡献。此处仅以王维、柳宗元、李泌为例。

　　盛唐诗人王维既擅长绘事又精于音乐，是少见的文坛多面手。可叹仕途并不顺畅，虽然21岁就金榜题名，却因恩相张九龄遭到大佞臣李林甫排斥，自己的前程也大受影响，济世之志日渐消退，归隐之心日益强烈。至德元年（公元756年）6月，安禄山叛军攻陷重镇潼关，唐玄宗仓皇逃往成都。王维扈从不及，为叛军所俘，他故意服下泻药，并假装喑哑，真心不事叛贼。安禄山素知其才，把他迎置洛阳，软禁于普施寺中，强授伪职给事中。可怜他并无以死抗争的底气，遂隐忍不发。一天，安禄山于凝碧宫设宴，召梨园弟子奏乐。梨园弟子怀国破沦丧之哀，个个流泪不止，无心演奏。乐工雷海清更是不胜悲愤，扔下乐器，向西恸哭。安禄山当即大为震怒，把雷海清绑在试马殿前支解而死。王维闻此十分悲恻而感慨，便写诗一首《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上奏管弦。”抒发对唐王朝的怀念之情，同时也抒发自己对叛军的憎恨。后来又写了一首《口号又示裴迪》：“安得舍尘网，佛衣辞世喧。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表达自己渴望脱离尘世羁绊与喧嚣，向往归隐的心情。至德二年（公元757年）10月，官军收复了东都洛阳，王维却以授受伪官事，与郑虔等人被囚禁于宣阳里杨国忠旧宅。后肃宗返回长安，凡朝官刘受安禄山伪职者，根据情节不同，共分六等治罪。王维被定为三等罪。但因肃宗曾读过他的《凝碧诗》，怜他忠诚，加之其胞弟王缙时任刑部侍郎，请求削去己官为兄赎罪，肃宗特加宥免，贬为太子中允，再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给事中，转尚书右丞。经过这样一场人生大折腾之后，原本天性去俗绝尘、好静懒动并独具自由适意的生命精神的王维，变成了一个彻底的“被隐逸者”，先隐嵩山，后隐终南山，最后隐居在长安东南不远的蓝田县辋川。一部《辋川集》声动文坛。“新家孟城口，古木馀衰柳。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孟城坳》）“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漆园》）“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上下华子冈，惆怅情何极。”（《华子冈》）“轻舟南垞去，北垞淼难即。隔浦望人家，遥遥不相识。”（《南垞》）……加上五言绝句《皇甫岳云溪杂题》5首，还有《赠裴十迪》《春中田园作》《新晴野望》《渭川田家》《田园乐》等10首，使他一举开创了盛唐的山水田园诗派，也得以与李白、杜甫三分天下于诗坛，李白“诗仙”，杜甫“诗圣”，而王维则“诗佛”也！这也使盛唐时期的隐逸文化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柳宗元成为“被隐逸者”，源自“永贞革新”。“永贞革新”是唐顺宗时，庙堂士君子们以打击宦官势力为主要目的一场改革运动，因发生于永贞年间，故名。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正月，唐德宗死，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顺宗居东宫20年，一直关心朝政，对朝政的黑暗腐败有深切认识，一旦即位，便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进行改革。二王原先都是顺宗在东宫时的老师，深得信任。遂与彭城人刘禹锡、河东人柳宗元等人一起，形成了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核心集团。他们维护统一，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但宦官俱文珍等反动势力，趁顺宗中风之机，将顺宗长子广陵王李淳立为太子，更名为李纯。又伪造敕书，罢去王叔文翰林学士之职。不巧的是，此时王叔文母亲去世，王叔文不得不归家守丧，革新派顿失首脑。不久，王伾又患中风，大局更为不妙。俱文珍等趁机以顺宗名义下诏，由皇太子监国，再拥之为帝，是为唐宪宗。至此，革新派纷纷遭难：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马，不久病死;其余柳宗元、刘禹锡等六人都被贬为边远州的司马。这场史称“二王八司马”的“永贞革新”归于失败。

　　年轻的柳宗元，这次在政治舞台上同宦官、豪族、旧官僚进行了殊死一搏，他的革新精神与斗争意志为世人钦佩，却也得到政敌的残酷报复。唐宪宗8月即位，柳宗元9月即便被贬为邵州（笔者按：今湖南邵阳市）刺史，走到半路，再贬为永州（笔者按：今湖南永州市）司马。永州地处湖南和广东、广西交界的地方，当时甚为荒僻。同去永州的，有他67岁的老娘和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一家人到永州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多亏一位僧人相助，寄宿龙兴寺。由于生活艰难，未及半载，母亲卢氏便离开人世，这叫柳宗元最为痛心。更可怕的是，那些恨他入骨的政敌们，依然不肯放过他，不断地造谣诽谤，进行人身攻击，把他丑化成“怪民”，好些年后还骂声不绝。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锥心的失亲之痛，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使柳宗元身心俱损，严重危及健康，最后竟至“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真是“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这样的“被隐逸者”，实在是前所未见。可这位“被隐逸者”所怀有的“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的精神世界，以及所创造出来的思想、文化成果，亦是前所未见。永州期间，柳宗元广泛而深入地钻研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并著述不缀，《封建论》《非〈国语〉》《天照》《六道论》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诗篇。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

　　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

　　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溪居》）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渔翁》）

　　伟大的“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却是唐二家，宋六家。柳宗元二居其一，那是褒扬他的散文成就。若要再搞个“被隐逸者”的山水田园诗大评比，可以肯定地断言说，柳宗元又必为中国几大家之一。

　　要说李泌这位“被隐逸者”，当然不及上列王、柳名头响，却以三仕三隐为特色，如此频繁的入世、出世，在宋代以前真不多见。

　　李泌少年聪敏，博涉经史，善文工诗，自比有王佐之才。他是个以“隐”求进的代表人物，不屑于科举入仕，避隐嵩山，等待时机。魏晋以来，隐士颇受关注，越是隐而不出，反而名声越大，做大官的机会越多。李泌照走这条终南捷径，一时未见有效，有点坐不住了，自嵩山给唐玄宗上书论政，深得玄宗赏识，令其待诏翰林，为东宫属言。不料却受到国舅杨国忠的猜忌，仅得了个卑官微职。他很是失落，就吟着《长歌行》飘然而去，再隐南岳衡山。寻常沟渠，难容吞舟之鱼;千里良驹，岂为耕种之牛。胸襟不酬，莫若再待。这一等就等来了安史之乱。

　　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唐肃宗即位灵武，想起“为东宫属言”的李泌来，召他前来参谋军事，类为军师角色。这李泌以诸葛亮自比，运筹帷幄，连出妙招，成就了中兴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的功业。又不料，宠臣李辅国等对功高名显的李泌看不顺眼，大加诬陷。而坐穩龙廷的肃宗李亨则宠爱妃，纵国戚，搞得李泌极不安生。他泪眼婆娑地对皇帝说，臣有五不可留：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臣迹大奇。所以请陛下听臣离去，免臣于死，放归山林可也。于是复归衡岳。然而，青山绿水荡涤不尽满腹经纶，清风明月消融不了王佐之志。李泌他还要“莫若再待”。

　　仅仅过了5年，唐代宗李豫立，召为翰林学士。这回该大展宏图了吧？真也是命，偏又遇着容不得他的权相元载、常衮等，大受排斥，下放做了杭州刺史。不过虽然遭贬，他还是剑胆熠熠，在杭州任上有所作为。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解决了居民的淡水供应问题。后世苏东坡说：“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咸苦，居民零落。自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井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据说到现在还有一口古井——“相国井”，铭记着这位“被隐逸者”的功德。

　　为什么叫“相国井”呢？原来至唐德宗李适时，李泌官至宰相。

　　如果要讲到作为一位“被隐逸者”李泌的文化贡献，还得从他第一次“被隐逸”说起。肃宗李亨重用他，封为邺县侯，世人因称李邺侯。他是南岳第一个钦赐的隐士，为他在烟霞峰兜率寺侧建房，名之为“端居室”，后人称之为“邺侯书院”，据说是中国书院史上最古老的一所书院。李泌在此隐居12年，修身养性、纵情山水、博览群书。他的端居室成为中国最早的私人藏书馆。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有句“邺侯家多书，架插三万轴”，可见其藏书之多。在这里，李泌还曾随玄和先生张太虚学习道教秘文，又与懒残和尚（明瓒禅师）等高僧交往甚深。著有《养和篇》和《明心论》。“精于书法”“尤工于诗”“有文集二十卷”。

　　上述前朝这些“被隐逸者”以散兵线出现的局面，至宋有一大变。前面说了，两宋的“被隐逸者”是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人数众多，群星灿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富弼、梅尧臣、苏东坡、陆游、辛弃疾、文天祥……以时间先后可以开出一大串响亮震耳的名字。而且，这个群体还具备另外一大特色：他们大都像李泌那样一贬再贬，并且在一贬再贬后，不像王维那样心如死水，归佛归道，超然物外，也不像三闾大夫那样以死抗争，一了百了。他们虽然被赶出权力中心，赶到江湖民间，但依然“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陆游句），一副“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且看如何了却？剑锋指处，救民水火，为政一方，造福万代;同时精勤学问，著书立说，兴学育徒，歌之赋之，做出无愧于时代、彪炳于史册的文化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