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凌云

　　一

　　黄昏的太阳照在脸上，两眼不能尽睁，凉风缓缓从周围升起，在这暑气依然浓郁的季节里有了秋意。天还是那么蓝，只是偌大的广场上人越发稀少，行人要么在旁边的店铺买着东西，要么匆匆拍照留念后就走，若不是身后倚着一座高大的城楼，这般平常的景象，与内地的普通广场没有太大区别。

　　这是十月初的黄昏，我站在山海关城楼外面，看着那块写着“天下第一关”的巨大牌匾，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感觉袭上心头。我感觉自己被莫名的力量所推动、裹挟，来到天下闻名的山海关城楼，而那股莫名的神秘力量突然消失，把我撂在这里，就像被一阵汹涌的海浪扑上滩头，待浪涛退去，沙滩上只剩下一个人。

　　不同的是，我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是的，山海关太有名了，如果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只是一种肤浅的冲动，满足集体无意识的虚荣，那么，到山海关可以真正触摸到一个国家民族留下的伤痕，至少，这种感觉更为直观，更有压迫感，不像长城的某一段，你面对的是想象中的烽火或侵凌，这里的故事却是真切发生过的，你会怀着对“天下第一关”莫大的景仰，顺着形形色色的人流，为心中的那份好奇寻找最终的答案。

　　但是，这趟旅途给我的感觉很奇怪。我觉得始终在逆着行走，逆着时光，也逆着太阳。我觉得像躲在巨大的阴影里，脸全是黑的，走过了一道道门，一条条路，还有一个波光粼粼的逆光湖泊，待到走出阴影，终于来到故事的主角——那座悬挂“天下第一关”牌匾的城楼时，满以为故事将进入高潮，却不料戛然而止。穿过那扇城门，前方是一座现代广场，旅程到此结束。

　　其实这是一条正常的旅游线路，将压轴大戏留在最后。如果我上午或中午过来，那么太阳在身后，就不会逆光行走，偏偏在天色渐昏之时，才赶上这趟匆匆旅途。不过，幸亏这趟逆光之旅，让我在失望同时，却有了更大程度的收获，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最佳视角的山海关。

　　与预想的相反，“天下第一关”牌匾面对的方向朝西，而不是朝东。这是一个巨大的颠覆，给我的冲击力远大于那几个原说是严嵩，后说是萧显书写的汉字。此前无数次在照片或影视里瞧见山海关的样子，蓝天莹莹，阳光灿烂，更显得城楼高大巍峨，门前有片广场，隐隐长着绿草，这样的所在，按正常理解应当朝南。山海关主要抵御北方蛮族入侵，这一带由于山川形势使然，抵御的方向也变而朝东，所以城门自然应该朝东，不想，我见到的城门竟然朝西，也就是关内。

　　不解和错愕代替了好奇，我长久地立在那里，这趟走马观花的行旅并没有句号。我要为自己的浅薄脸红，我不知道山海关是一座极为复杂的城楼，看到的只是一个简单的表象而已，于是认真查阅资料，终于搞明白来龙去脉。

　　原来，我看到的是一部汉民族写在整个长城史，或者抵御异族入侵史上的隐忍背书。

　　二

　　我脚下的这片广场，从前并不是广场，而是山海关的核心地带，称为关城。关城有四道门，东西南北分别是镇东门、迎恩门、望洋门和威远门，四门上原先都筑有高大城楼，但如今其他三门都已不存，惟剩下镇东门，也就是现在看到的山海关城楼。不仅如此，山海关是一座复杂的组合城池，除了最大的关城外，北面有北翼城，南面有南翼城，关城正东面是东罗城，东罗城再向东，燕山脚下有威远城，长城向南临海一带，东边是威海城，西边是宁海城，宁海城向南不远就是老龙头。整个山海关一共包括七座城池，威远城孤悬东侧起突前作用，其余六座城池全部沿长城两侧建筑，就像一条铁链上的若干齿轮，交错布局，加上关城的四座城门，合称四门七城。

　　可惜随着时光流变，现在我们看到的除了长城城墙，就只有东罗城和镇东门了。刚才我随着人流，只是在不大的东罗城，即起庇护作用的瓮城里穿梭，待走过气势恢宏的镇东门，进入与它唇齿相依的关城时，却发现是一座空城。

　　于是我返身向上，顺着一条平缓的坡道，登上镇东门城楼。

　　悬有“天下第一关”牌匾的箭楼就在眼前。箭楼气派不凡，上下两层，每层又有两层箭窗，连带高耸的歇山屋顶，大概有10多米高，加上高约14米的城墙，合计高度将近30 米，使得号称5米多长的“天下第一关”牌匾看上去毫不唐突。远远望去，整个城楼青砖红窗，蓝花藻边，的确不负边塞雄关的雍容伟岸。

　　不过我并没有多少触动。这座箭楼太精致，太崭新，一看就知道是复制品。我约略绕箭楼走了一圈，便沿城墙向北走去。

　　北边也有一座城楼，体量小一些，叫临闾楼。箭楼与临闾楼之间，有一段挺长的城墙，此时，日头更加偏西，残阳打在城垛间竖立的各式军旗上，凉意在空旷的高处生成飒飒冷风，总算有了些金戈铁马和大旗猎猎的意味，前方不远是铁灰色的燕山，脚下的长城蜿蜒而上，在山腰间突出几座城楼，再远，视野被连绵的山脉挡住，什么也看不见。

　　我把眼光折向东方。虽然如今这里一派祥和景象，但一股肃杀之气还是从脚底传来。这里正是当年的关外，是汉民族与北方蛮族屡屡交锋的战场。关外这个词，像一道血红的鸿沟，深深刻划在每个汉民族后代的心头上。

　　三

　　让时光回到公元1644年，一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大战正在上演。

　　旌旗如林，盔甲如盖，十多万大军在高大的城墙和广阔的原野间展开鏖战。刀光剑影，弓矢飞蝗，攻城的云梯一次次架设，一次次被掀翻，狂奔的战马突然中箭，发出悲鸣倒在血泊中，威力巨大的红衣大炮不时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散去的黑烟里，依稀可见断臂残躯。

　　攻守双方是李自成和吴三桂。至于参战的兵力人数，特别是李自成的兵力，说法不一，《清实录》中认为李自成军有“二十余万”，《流寇志》说“自成合兵十余万攻之”，《吴三桂纪略》曰“发兵十万，号三十万”，《孤臣纪哭》云“兵六万”。同时，李自成方还包括明朝降将唐通部两万，吴三桂方除了吴三桂本部外，还有山海关总兵高第部及乡勇数万。不管说法如何，总数当在十万人以上，而其中的参战主力，是李自成的大顺军六万，吴三桂的关宁军四万。

　　其实，我很不愿意算这么一笔明白账。无论大顺军还是关宁军，都是战绩彪炳的铁血之师，这两支军队，在灭亡明朝和抵御满清的过程中都立下不世之功，现在，要让这两支汉民族中的精锐力量来一次自相残杀，无论结果如何，都已经输了，而且输得很彻底。

　　结局大家都知道。四月二十二日下午，参战双方两败俱伤，精疲力竭之时，早已严阵以待的清军如猛虎下山，俯冲入一字长蛇阵的大顺军中，顷刻间，大顺军阵脚大乱，败势已定，接着，李自成率残兵退出战场，回撤北京，草草称帝后第二天即仓皇逃往西安，随后在清军和吴三桂的穷追不舍下南下流窜，最后于湖北九宫山被杀。

　　从山海关之战到李自成败亡，前后不过一年有余，如果计算从李自成三月十九攻入北京崇祯自尽到四月三十撤离北京，更是只有42天。曾经的百万之师，经山海关一战一蹶不振，为此，郭沫若写过一篇洋洋洒洒，长达1.7 万字的《甲申三百年祭》，其中的前因后果，已经说得很明白，但甲申之年的瞬间辉煌和随即陨落，特别是山海关之战发生的种种假设，还是让人无法轻松释怀。

　　我们可以推演若干种可能。假若李吴大战时天气不突然变化，不飞沙走石，大顺军可以及时发现清军行踪；假若大顺军不被吴三桂军诈降蒙骗，而一鼓作气攻下西罗城；假若李自成招降吴三桂成功，不再冲冠一怒为红颜，不投降清军而掉转枪口，山海关之战的故事将完全改写，这是最理想的结局，但可能终究只是可能，历史已经尘埃落定。

　　于是，山海关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就这样吊诡地结束了。说它吊诡，因为主战场正发生在我仰观城楼的地方，也就是关内。李吴双方一场遮天蔽日的大战，包括清军蓄势已久的雷霆一击，都发生在关内，而非关外，这最关键的一点，成为每一个对山海关心存景仰的华夏子民无法接受的事实。

　　某种程度上，山海关不仅是长城，也是整个冷兵器时代防御体系的最佳代言，是将关城概念诠释到极致的唯一象征，否则，它担当不起“天下第一关”的赫赫威名。将李吴大战的背景虚化，如果在山海关下发生战争，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类似雁门关保卫战的以少胜多，或者襄阳保卫战的气壮山河，那都是羸弱的两宋王朝面对北方强敌的经典之战，就是回到明代，距山海关不远的宁远孤城，袁崇焕还创下了一炮轰死努尔哈赤逼退满清铁骑的奇迹，那么，以山海关的险要程度和重城铁壁，又将演绎出多少荡气回肠的故事呢？

　　正如一幕大戏，众人都伸长了脖子等待高潮来临，不料未等到高潮，却突然宣布谢幕，实在令人不甘。人们满怀希望，期待这座雄关壁垒能守住汉民族最后的尊严，能将凶蛮与血腥永远阻挡在北方苦寒之地，不料这一切都随着吴三桂向清军献城化为泡影，号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隘事实上成了空城，这是多大的讽刺！不客气地讲，原本希望山海关能像马其诺防线一样牢不可破，而吴三桂献城堪比为德军绕道比利时提供了绝佳机会，在这个意义上再说什么天下第一关，不是太苍白无力么？

　　虽然，之后山海关周围又发生过不少战争，诸如张作霖吴佩孚争夺地盘的第二次直奉大战、九·一八后国军阻击日本侵略者的山海关战斗等，这些战争，不能说多么不重要，只不过，当关内关外归于一体，当飞机大炮成为主流，一座冷兵器时代的城池，再怎么坚固，也必然要沦为配角。

　　四

　　山海关当然只是一幅缩影，是万里长城的一个节点。鸟瞰中国，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

　　山海关的历史并不算长。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修建，距今不过600多年。而它身后的长城，历史却要绵长得多，也厚重得多。

　　长城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此后几乎历朝历代都有修建，直到清康熙年间，因蒙古完全纳入大一统王朝版图，再也没有来自所谓北方的威胁，修筑长城才渐渐停止。也不是简单的一句万里长城可以概括，事实上，它长度远远超过一万里，据有人统计，长城的总长度超过2万公里，仅仅是明长城，长度就达到8800多公里。

　　一部长城史，花上几天都说不完。我想说的，是如何理出一条清晰的路径，到达长城与山海关之间最恰当的距离。

　　很长时间以来，提及长城，必称东起山海关，西止嘉峪关，即使1999年后学术界予以纠正，认为长城起于鸭绿江口，但这样的观点在民间还是根深蒂固，很难轻易改变。与我同行的旅游团中，有一位来自嘉峪关的大爷，大爷身板健朗，衣着朴素，一人独行，他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看看东头的山海关到底是什么模样。事实上，山海关的确不是长城的起点，山海关向东，有一段很长的辽东长城。

　　长城的历史固然久远，但人们最为熟悉的，不外乎这三个时期，战国长城，秦代长城，还有明代长城。战国长城主要由三段构成，秦长城、赵长城、燕长城，这三国长城互不相连，具体走向也与今天看到的长城差异颇大，秦统一六国后，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将三国长城之间的缺口连接，抵御匈奴。关于秦赵两国长城，历来关注度颇高，研究资料也较为翔实，唯有燕长城，似乎总是湮没无闻。

　　燕国在七雄当中最为弱小。而从地图看，燕国长城最长，也最为完整，横亘了今河北、内蒙古、辽宁的广阔区域，在开原附近折向东南，直抵鸭绿江边。由于燕长城的存在，人们印象中的辽东几乎就沿着燕长城确定边界，自秦朝的300万平方公里疆域开始，长期以来，这里是汉民族势力在东北延伸的支点，汉代由此向朝鲜半岛拓展，并设玄菟、乐浪等郡，唐代一度占有朝鲜半岛大部，并向北挺进到今吉林大部，到了后期，更是以羁縻州府的名义，占有整个黑龙江流域。明代情况与唐类似，除了辽东地区纳入山东省直管外，在广袤的黑龙江流域设置奴儿干都司，管辖各少数民族部落，直到建州女真崛起之前，矗立在辽东地界的燕长城，始终代表着华夏文明的影响和荣光。

　　我对那个弱小的燕国满怀敬意，正是默默无闻的边陲小国，完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把一根锋利的楔子，牢牢钉进国人的思维之中，以燕长城为基本轮廓的辽东，是我们的固有本土，这种潜意识里强烈的民族认同，激励着后人，即使失去也一定要将其夺回来。

　　遗憾的是，一道如此伟大的燕长城，如今已难寻踪迹。网上查过资料，发现虽然在辽宁建平等地存有遗址，但从图片看，几乎看不出完整的城墙，有的只是破碎的石疙瘩，低匍在地，甚或就是一坯黄土，顶多从蜿蜒的山脊线上，看到一条不明显的石头印痕。

　　这不奇怪。燕长城之所以难寻踪迹，主因是它很少用砖砌。众所周知，明以前之长城基本就地取材，要么土夯，要么依山取石，与沙砾苇草等混合堆成矮墙，历经千年风化，能留下影子就不错了，更关键的是，即使是明代以后修建的辽东长城，现在同样难寻踪迹。

　　严格意义上说，辽东长城与燕长城的走向并不完全一致，除了巨大的“几字”形状外，燕长城相对走向平缓，而辽东长城更陡峭，更曲折，对比地图，二者重叠交叉的地方并不多，最大的共同点是迫于当时边防，依照山川形制修建的一道漫长边墙。

　　明朝修建长城的时间很长。前期太祖成祖时国势强盛，只在北京附近对前代长城稍加修葺，大规模重修长城是仁宣之后，尤其是土木堡之变，迫使明朝军事上改为守势，修筑长城成为必须。辽东长城修筑始于英宗朱祁镇，止于神宗万历年间，前后绵延100多年，总长度超过1000公里（有说法达到2300多公里），为九镇之一的辽东镇所统管。

　　不过，辽东长城虽长，也设有大量的关卡城堡，但与山海关以西的长城不同，城墙主体不用砖石砌制，主要由土筑、石垒、木柱、木板或利用自然地形而成，工程比较简单，容易遭到损毁，更因满清入主中原后下令拆除辽东长城的原因，一条绵延数千里的辽东长城，如今同样仅存一些遗迹。

　　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辽东长城的消失，造成人们长久以来认为长城起于山海关的错觉，不仅长度被极大缩短，形态上也受到极大破坏。如果将整条长城比作一只迎风翱翔的大鸟，那么，失去辽东长城，犹如失去左翼，剩下的一只右翼怎么也飞不起来，同时，这种地理形态上的缺失，深深影响到一个民族的文化认知……

　　五

　　从辽东长城的消失开始（无论战争里的失守，还是地理上的崩塌），山海关就当仁不让地扛起责任担当，成为长城上最令人瞩目的一道关隘，更兼扼山傍海，地处沟通中原和东北的咽喉要道，进而跃升至天下第一关的至尊地位。

　　于我看来，这种地位上的擢升并不值得夸耀，相反更多带着苦涩。山海关地位的定型，标志着辽东成为一个历史名词，那片汉民族的故土离大众记忆越来越远，终于，辽东以及它身后更加广袤的黑土地被泛化成一个充满冷冰寒意和凛凛杀气的字眼，关外。

　　每每想到关外，眼前就会自然浮现出刀戈相碰，铁蹄疾奔，哭喊声、杀伐声、咒骂声混杂一片的画面，那是一部黎民百姓朝不保夕的血泪史，多少不堪回首的往事，尽皆浓缩在关外两个字中，即使到了现在，国家早已统一，但提到关外，还是让人隐隐感受到一种隔阂。“投资不过山海关”作为半真半假的玩笑话，体现的是民风环境的较大差异，民间包括一些学者论及历史上的中国本土，常会沿用关内十八省的说法，而将东三省排除在外，就是我走在山海关城墙上向东眺望，也仿若遇到了一堵无形之墙，我无法简单地穿越那堵无形之墙，这里是我此行的极限，或许惟一的办法，是换乘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譬如飞机，从高空进入关外地界，但那是全然不同的情境。

　　换个角度再看。山海关历史既短，与雁门关、居庸关、紫荆关相比只能算小后生，而明长城构造相当复杂，向有九镇三关之说，又有九大关隘并称，除了山海关外，个个重要，有的险峻程度更甚于山海关，论规模之巨，嘉峪关又不遑多让，何以山海关能排名第一呢？

　　除了拱卫京师，地理位置特殊外，更多的还是文化心理使然。长期以来，中原王朝与北方胡地的势力分野，并没有明确界限，往往随着双方实力此消彼长来回变化，无论周秦汉唐，包括北宋，均是如此。由于长城的存在，事实上在长城两边形成了一种均势，而且一旦突破，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劫掠一番迅速回撤，二是天下大乱改朝换代，因此各大王朝的实控线与长城息息相关，长城即是边界线，长城上的各大关隘也是处于一种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关系。

　　明代却是例外。蒙古衰落之后，来自北方的威胁大为减少，土木堡之变是个警示，从此边防变得巩固，戚继光等人的努力使长城的防御功能更上一个台阶，此后100多年，除了嘉靖时的庚戌之变，山海关以西长城再无大的战事，惟有辽东长城，不停受到崛起的女真部落蚕食，迫使明军不断后撤，终于在宁远城沦陷后，不得不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那座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城池上。

　　其实，山海关沦陷之前，满清骑兵有过六七次突破长城关口的案例，其中两次直逼北京城下，最远的一次打到山东济南。像1629年的己巳之变，造成京师惊恐，崇祯在慌乱之下凌迟处死袁崇焕，一代国之栋梁，竟丧于自己人手中，令人扼腕叹息。不过明朝虽然元气大伤，还不至于覆亡，何以长城关隘屡屡被突破而未造成亡国，主要原因是清军绕行其他关隘，战线拉得太长，补给无法跟上，只要战局陷于僵持状态，同时京师不失，清军就必然回撤。山海关不然。山海关以东是辽西走廊，以西是华北平原，假若没有这道关口，物资可源源不断通达，军队再无后顾之忧。

　　于是，山海关悲壮而无奈地承受历史重托。这副担子实在太重了，所有的重量都压在一座关身上，实在有失公允。如果说长城像一只撑满气的巨大口袋，由其他关隘组成的袋布相对坚固，只有山海关所在的袋口难以扎紧，一旦袋口松开，口袋里的气将一泄而光。于是，明王朝能做的，是投入最精锐的兵力和武器，倾其所有将口袋扎紧。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历史可以重复，或者山海关的修筑向前推上几千年，这样的故事肯定会反复上演。

　　也许我们这个民族遭受的苦难实在太多，人们无法一一记住那些惨痛的过往，比如长城屡次被清军突破的故事，随着时间流逝，大家只记住一些最关键最核心的东西，它们不仅成为那些纷繁复杂历史事件的记号，更成为民族心理一种普遍象征。

　　山海关就属于这种象征。假若把长城简化为一堵墙，墙上只开一扇门，山海关就是那扇门。门外的敌人想冲进来，门内的人们拼死也不让进，双方反复争夺，每推开一隙极小的门缝，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再看另一层。中国的关隘不计其数，但依山傍海的并不多，山海关，仅从名字看就极富诗意，它让国人感叹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怆时，多了一份诗意遐想。可以想到山势的高大雄伟，可以想到海浪的波澜壮阔，山海为关，可以联想到排闼而来大开大阖的画面，这样的语境下，一个人可以忘却种种不快，回归到简单纯粹的理想，山海关，就是建立在国祚命运和人民愿望上的攻不破的铁闸，再凶悍的敌人，在这道闸前也会灰飞烟灭。

　　六

　　我见过的长城不多，除了居庸关和山海关段，就在离开山海关往承德途中，见到路边山上不时掠过长城的身影。它们也属于最雄伟的蓟镇长城的一段，看上去有些落寞，甚至有些像野长城，至少不会有多少人专门去游玩，事实上，绝大多数长城都不可能像居庸关或山海关那么有名，它们隐在那些著名景点背后，多少年来，一直扮演默默无闻的角色。

　　这才是真正的长城。长城就是一个符号，是我们赋予那些墙砖、石块或夯土以特定的符号，它们经过岁月的磨砺，早已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有的地方，如果不多加关注，很难辨清哪些是原本的山体，哪些又是人工打造的砖石，当我们为发掘出又一段长城遗址津津乐道的同时，并不能改变它们的命运。它们也不需要改变，既然一切终将归于尘土，那么，还有比这种自然状态下的生存方式更适合的吗？

　　所以，有时候我会萌生出这样的幻象，脚下所有的长城全部消失，不再有高耸的塔楼炮台，也不再险要的关隘城堡，唯有连绵的大山广野，层层叠叠组成山河原本的模样，山海关也从地图上消失，在山与海之间，是没有阻隔的一马平川。

　　既然太沉了，就要学会放下。一座承担着太多情结的建筑从胸口搬开，不再成为挥之不去的块垒。是说告别的时候了，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再多的风流峥嵘，也会随着雨打风吹去。只是，当我习惯如今的太平盛世，在安逸中失去方向的时候，心中会猝然收紧，眼里又仿佛看见连绵的群山和汹涌的大海，它们用世间最鲜明的凹凸，合奏起铿锵的节拍，提醒这片土地的后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却那些血与火的洗礼，不能忘却那些祖先们用生命意志反复叠加的厚重遗产，它们在天地间凝成一本没有写完的大书，永远砥砺着一个民族奋勇前行。

　　那就是山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