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航满

钱钟书翻译举隅

厦门大学教授谢泳赠我新作《钱钟书交游考》，其中收录了一篇《李慎之编〈钱钟书先生翻译举隅〉》，我很感兴趣。谢泳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他收藏的《钱钟书先生翻译举隅》，此系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于1989 年6 月编选。谢泳的文章重点谈论了李慎之编选此资料的动因和心态，认为“从这件小事中也可以判断当时李慎之先生的心情，这件学术工作中，寄托了李慎之先生对钱钟书先生的敬意，也反映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时代情绪。 ”可以说，谢泳的这篇小文章着墨更多的，其实更多是作为编者的李慎之。而也由此，使我对李慎之编选的这册《钱钟书先生翻译举隅》的内容更感兴趣。 《举隅》为油印本，未公开印行。谢泳在文章最后写道：“因为这个材料并没有完整出版，从保留史料的角度看，应当找机会把它完整印出来，这对以后钱钟书研究也是有好处的。 ”然则，此文谢泳撰写已数年，但李慎之编选的这个资料并未出版。我求助于网络旧书店，也是收获寥寥。孔夫子旧书网曾高价出售过一册，另一个名为宣南书局的网上书店也曾进行过一次拍卖，并注明为“沈昌文旧藏”。

　　谢泳在文章中还写道，《万象》杂志1998 年曾编过一册《万象译事》，刊发过《钱钟书先生翻译举隅》，且只是涉及《谈艺录》部分的内容，也是原编内容的四分之一。我很快在孔夫子网上订购了一册《万象译事》，得以读到此编的《谈艺录》部分内容。 《万象译事》对此文的编者特别注明为“李慎之，一九八九年六月”，而网上的拍卖资料图片显示，《钱钟书先生翻译举隅》的编者署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一九八九年六月”。在此编者按语中，李慎之写道：“钱钟书先生当代硕学，其博学多闻，覃思妙虑，并世罕俦。世人咸知先生通多国文字，顾先生鲜有译作，唯于著作中援引外国作家之语类多附注原文，学者于此得所取则。唯零金碎玉检索不易，爰特搜集成册，以便观览。后生末学得窥云中之一鳞，证月印于千江，则此轶之辑为不虚矣。”中国现代以来文人论学作文，能够直接援引外国学者论著且自译为文者，钱钟书之外，印象最为深刻的则是周作人。这种在著作中援引自译外文资料，一方面显示出论者的眼光，很可能阅读的资料尚无他人顾及，另一方面也有论者的清高之处，不愿意或不屑直接采用他人的翻译成果。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谈艺录》系钱钟书青年时代的学术著作，而《管锥编》则系钱钟书晚年的著作，对读这两书的译文，也可见识钱钟书在翻译上的细微差别。余光中在文章《论的的不休》中曾对钱钟书《谈艺录》中的翻译予以评论，他先引用了《谈艺录》增订本中的一段：“偶检五十年前盛行之英国文学史巨著，见其引休谟言‘自我不可把捉’（I never can catch myself）一节，论之曰：‘酷似佛教主旨，然休谟未必闻有释氏也。 ’（The passage is remarkably like a central tenet of Buddhism，a cult of which Hume could hardly have heard.——O.Elton，A Survey of English Literature.）”余光中继而评论说：“这句话换了白话文来翻译，就不如钱译的文言这么简练浑成。其实无论在《谈艺录》或《管锥编》里，作者在引述西文时，往往用文言撮要意译；由于他西学国学并皆深邃，所以译来去芜存菁，不黏不脱，非仅曲传原味，即译文本身亦可独立欣赏，足称妙手转化（adaptation）， 匠心重营（re creation）。 ”余光中精通英文，中文亦为圣手，评价钱钟书译文，堪称妙笔。李慎之编选《钱钟书先生翻译举隅》，也收录此条，但仅收休谟的“自我不可把捉”语。

　　在文章《论的的不休》中，余光中还论及钱钟书《谈艺录》的另一早年译文：“拜伦致其情妇（Teresa Guiccioli）书曰：‘此间白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 ’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 ”（Everything is the same ，but you are not here，and I still am.In Seperation the one who goes away suffers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 behind）。余光中继而论之：“这一句情话，语淡情深，若用白话文来译，无非‘一切如常，只是你走了。而我仍在此。两人分手，远行的人总不如留下的人这么受苦。 ’文白对比，白话译文更觉其语淡情浅，不像文言译文这么意远情浓，从《古诗十九首》一直到宋词，勾起了无限的联想、回声。也许有人会说不过是一封情书罢了，又没有使用什么thou，thee，thy 之类字眼，犯不着译成文言。其实西文中译，并不限于现代作品，更没有十足的理由非用白话不可；如果所译的是古典、至少去今日远，也未始不可动用文言，一则联想丰富，意味更浓，一则语法较有弹性，也更简洁，乐得摆脱英文文法的许多‘虚字’，例如关系代名词who，关系副词when，where，或是更难缠的of whom，in whose house 等等。的的不休，不可能出现在文言里。 ”

　　《谈艺录》中还有钱钟书的诸多妙译。在《钱钟书先生翻译举隅》中，我最喜欢的有两则，其一为：“得与其人一瞥面、一握手，胜于此等枯寒笔墨百函千牍也。 噫！ ——兰姆（Charles Lamb）与友（Thomas Manning）书。 ”英文原文为：“O! One glimpse of the human face，and shake of the human hand，is better than whole reams of this cold，thin correspondence，erc.”——Works， ed.E.v.lucas， VI，175。读这句话， 不由得想到清人龚自珍的一句诗：“游山五岳东道主，拥书百城南面王。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 ”此中所论，意蕴甚是相当，亦可见钱钟书在《谈艺录》序言中所论：“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南海北海，心理攸同。 ”另一则甚喜爱的译文为：“词意位置得当，文章遂饶资致。 ”英文原文为：“Grace of style comes from arrangement.”钱钟书的翻译，颇有将西方文论转化为《文心雕龙》的意味。对于一些英文词语的翻译，钱钟书也是令人称叹， 如inspiration， 译为“落笔神来之际”；再如ear pleasure，译为“悦耳”；还有mental fictions，译为“乱真”，等等。李慎之在纪念文章《送别钱钟书先生》中也曾有所论及：“现在时髦青年老爱挂在嘴边的‘解构’（deconstruct）一辞，原来还是钱先生应别人之请翻译的。 ”

　　我的老师陆文虎先生收藏钱钟书研究资料十分丰富，发信问他是否收藏有《钱钟书翻译举隅》，他回答有电子版，随后便发来了《谈艺录》和《管锥编》两部分的译文“举隅”，其中《谈艺录》部分与《万象译事》刊载内容一致，而《管锥篇》部分共收录93 条。我问陆师此部分内容与李慎之编选的《举隅》内容是否一致，他答说《管锥编》里译例很多，李慎之只是“举隅”而已。陆师还强调，除了英文，《管锥编》中还有德、意、西、法等国文字，故而由此略窥一二即可。陆师潜心“钱学”多年，编辑三联书店《谈艺录》，早年又曾编著《谈艺录管锥编索引》，故而对钱钟书的著作是十分熟悉的。读《管锥编》中的译文举隅，其中有两条我最喜爱。 其一为：“The light lonely touch of his paddle in the water，making the silence appear deeper.” 钱钟书翻译为：“孤舟中一人荡桨而过，击汰作微响，愈添毕静。 ”读此一段，佩服钱先生将西文翻译成了中国笔记小品，令人想起苏东坡和张岱，其中不乏一种特别的孤独之感；又如中国古诗之意境，令人想起唐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真可谓诗中有画，动静结合，意味深长矣。

　　《举隅》中另一则《管锥编》钱钟书的翻译，亦为我所爱。 引用的原文如下：“Darkness came down on the field and the city:and Amelia was praying for George ，who was lying on his face，dead，with a bullet through his heart.(Thackeray，Vanity Fair，ch.32，ed，G.and K.Tillotson)”钱钟书翻译为：“夜色四罩，城中之妻方祈天佑夫无恙，战场上之夫扑卧，一弹穿心，死矣。 ”短短一句，经钱钟书翻译后，可视为一篇短小说，且极具画面之感，又如战争电影的蒙太奇切换，最后“死矣”二字，真真的无可奈何也。 此亦令人想起唐陈陶诗《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止庵在文章《春夜讲唐诗记》中对此诗有所触发，同样可以用来解读钱钟书翻译的这段文字，“哪些春闺梦是暖暖的，长长的，太阳升起犹迟迟未醒，同一个太阳也照耀着具具白骨，而这曾是一个个年轻、强壮、用‘貂锦’装扮的漂漂亮亮的将士。一具白骨对应一处春闺，一位梦里人”。

施蛰存寻书一瞥

1986 年，施蛰存81 岁，与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孙康宜教授开始通信。双方书信多年后结集成一册《从北山楼到潜学斋》，其中多有论学之事，但也涉及一些颇为有趣的书事。尽管施蛰存当时已是耄耋高龄，但他依然读写不辍，且对于海外的新知十分关心，搜求典籍佳本的兴趣也颇为浓厚。 1990 年8月16 日给孙康宜的信中写道：“我近来看书，皆消闲娱乐性质。你有看过的杂志或《纽约时报·文学副刊》，用平邮寄我一些，很欢迎。”1990 年8 月25 日，孙即回信，谈到帮助施蛰存的孙女找到一册儿童小说The Small Rain，“并附上最近几期的Book Reviews 是给您个人阅读消遣的”，随后又写道：“再过一些时日，我会用较大的盒子装些旧的Book Reviews， 用海运寄给您。 ”1990 年9 月30日，施蛰存去信，写他收到了孙寄来的书和书评四本，并感慨：“伦敦Tims 的文学副刊，我在1932—1936 年是长期订户。承你送我，又见到五十年前的‘老朋友’，不免有些感喟。 《纽约时报》的‘书评周刊’也不坏，我看到XXX 一篇文章，还有一篇谈鲁迅杂文的，都有意思。以后有这类与大陆有关的文章，请你寄我，以资博闻。 ”

　　1993 年6 月13 日，施蛰存写信给孙康宜，托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叶长海从美国带几本书， 并强调他择书的标准：“不要严肃的书，不要长篇大块的文章。我要消遣性的书，你看过的无用旧书就可以了，旧杂志也好，有图的更好。 ”6 月14 日，又特意写信给叶，嘱咐托其带书的事，并强调：“我要的书不定书名，只要一些消遣性的一般闲书，或报刊杂志，她看过的旧书亦可，不必特地为我去买新书，但千万不要长篇小说或严肃的文学理论书。”此时的施蛰存已经88岁了，他多次在信中感慨自己“感觉到老了”。 1993年11月29日给孙的信中写道：“我今年的体力大不如前，文字工作已渐停止，每日仅能看几份报纸及杂志。 ”此后，施还托孙买过Partisan Review，但考虑后又不需要了，并写道：“这个刊物是托派刊物，现在苏联也垮了，这一批人也没有活动了。 ” Partisan Review 即美国号称“有深度的幽默杂志”《党派评论》。无论《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还是英国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或者《党派评论》杂志，都是西方一流的人文报刊。

　　施蛰存晚年的这种“随便翻翻”的阅读要求，还有一例。 1991 年1 月30 日，在给孙康宜的信中，施蛰存谈到了Paz，并写道：“我一向以为你是专研中国古典文学的女学究，想不到你会喜欢Paz，真是失敬了。早知你熟悉Paz，我早托你代买他的书了。一本新方向出版的‘散文诗’，我想了已十年，还未得到。这回要向你要了。我现在不会看大本书，有Paz 的小品著作，也希望给我找一找。另外，给你一个书单，请随时物色，只要二手书就可以了。 ”施蛰存和孙康宜交流的作家Paz，应为墨西哥诗人和散文家帕斯，1990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本施蛰存“想了已十年”的帕斯著作，有可能是其代表诗作《太阳石》，漓江出版社1992 年4 月翻译出版了此书，收入该出版社策划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国内最早翻译出版帕斯的著作，应为1991 年9 月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奥克塔维奥·帕斯诗选》。在帕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国内对于这位作家几乎了解很少，但施蛰存似很熟悉，并了解其在欧美的出版情况。

　　除了报刊和消遣类文学作品之外，施蛰存还有一个特别的趣味，便是对于英美其他文学作品的搜寻。1991 年1 月30 日，在给孙康宜的信中写道：“Sade，Marquis，120Days in Sodoms，我想看此书，听说七十年代有新印本，我本来不便托你找，但现在知道你是一位开放型的女学人，大胆奉托，你不便去找，请改托一个知道此书的绅士代找。 Sade 的书， 我在卅年代有过一本Venus In Furs，1980 年得到一本Justine，只有这一本最Notorious 的没有见过。 ” 1991 年3 月14 日的信中，收到孙康宜寄来的书，他复信写道：“你寄来的这册Sade，好得很，120Days 之外，还有别的作品，可谓内容丰富，卷首的序文已看过，本文尚未细阅。此书到1935 年才公开印，但我在1932 年已知有此人此书，大约也是从Freud 或Ellis 的著作中知道的。我以为至今只能找私印本，却想不到已印成大众化的纸面书。 上次我的信中曾提到过一本Venus In Furs，那是Msoch 的作品，我记错了。这个Masoch，如见有他的书，我也想再看一下。 ”

　　施蛰存提及的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一位为法国萨德的《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另一为奥地利马索克的《穿貂皮衣的维纳斯》。从施蛰存信中所谈可以推测，这两本书之前他应该都曾读过。 《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台湾商周出版社2004 年出版过汉语译本；《穿貂皮衣的维纳斯》则到目前也只有过一个英文译本。 《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曾被意大利著名导演帕索里尼拍摄成电影，近年来曾在一些影碟店里倒是偶然可以看见有售卖的DVD。 他在1994 年1 月23 日的信中评论道：“Erotica 此书不好，看来这一类东西，印度第一，有性感；中国第二，好在蕴藉；日本第三，泼辣。西方作品，如此书所用，皆十分粗俗。其实，法国有好的，见过一本Casanova，有插图，较好，但还比不上印度。 ”信中提及的书目，不知具体，或许系孙提供的搜书参考，施蛰存评价，“开了眼界，但实在也未有惊人之作”。

　　除了Sade 和Masoch 的作品之外，施蛰存晚年还有意搜寻一册名为“100 New Tales”的书，并由孙康宜为他找来了一册英文本。在1994 年6 月4 日的信中，他又写道：“去年我托你代买一本The 100 New Tales，是耶鲁大学出版的。此书为一老友借去，不久此人即故世，子孙不知，把他的书都卖光。我此书不可再得，想托你再买一本，书款将由我的儿子奉还。书名我已不记得，总之是Cent Nouvelles Nouvelles的译本。”后来翻阅《施蛰存全集》的书信卷，发现1994 年5 月19 日在给老友彭燕郊的信中，也谈到此书：“我有一本影印本的‘100 New Tales’《新故事百篇》的英译本在兄处否？我不记得是否曾寄上？原来我还有一个新版印本，故可将旧本送人，现在这个新版印本也失踪了，故想找一找。 ”“我有一个老朋友周松龄，喜藏书，他借了我一批书去，去年冬季忽然无消息。今年春间其家属来电话，说已逝世。因此，我就无法取回哪些书，而我又不记录，不知书名。今日查书架上书，少了好几本‘艳情书’，连一本《香园》都没有了。人已下世，家属又不熟悉，无法去询问，更无法收回，实在痛惜。 ”

　　施蛰存念念不忘的这册“100 New Tales”《新故事百篇》，后来终又得到。因为在1998年11 月辽宁出版的《万象》杂志创刊号上，就刊登有施蛰存介绍此书的文章《给路易王子讲的故事》，并附录有施先生翻译的《聪明的尼姑》。后经一篇介绍法国中古文学的论文中了解到， 施蛰存屡屡提及的这册“100 New Tales ”（《新故事百篇》），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 年3 月曾翻译出版过一册，改名为《新十日谈》。 在《万象》杂志创刊号刊发的《给路易王子讲的故事》中，施蛰存写道：“这是一部法国十五世纪故事集，原书名《新故事百篇》，译成中文可取名《百家情史》，以《法国中古话本小说》为副题。 ”施蛰存选译的这篇《聪明的尼姑》，系此书的第十五个故事，乃是以传统话本的形式来翻译的，故事诙谐又不失古雅。第十五个故事在施蛰存笔下，变为“第十五话”，而故事中的修道士，则在他的笔下变成了东方的“僧人”，修女变成了“尼姑”。对读《新十日谈》这个译本，译得俗气而直白，读来乏味。借用施蛰存给孙康宜信中评价英译本的话来说，也便是“未免失去了中古文学的特征”。

《英华沉浮录》撷英

《英华沉浮录》是董桥在香港回归之际，开设在《明报》副刊上的专栏，前后持续近三年。 《英华沉浮录》谈论汉语修辞，鉴赏文艺佳作，品藻文人掌故，批评时政人物，可谓既老派又现代，是董桥别具一格的代表作品。香港明窗出版社陆续结集十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年以《语文小品录》为书名出版；香港牛津出版社后又结集六卷出版，海豚出版社2012 年引进。内地虽两次出版，但均未完璧，其中多有删节。网上有书友分享港版全套的电子书，于是下载后装订成册，以作纪念。近来收拾屋子，将这册自行装订的《英华沉浮录》翻了出来，颇感亲切。于是用三个晚上的时间，将这一厚本的自装《英华沉浮录》又读了一遍。我读董桥，初见惊喜，乃至遍寻其作，后来读知堂，更慕古朴平淡，对于雕琢文辞便有些厌倦了。但我始终以为，董桥阅历丰富，博闻广识，遍交高士，其趣虽或偏于旧文人之狭，但品位和赏鉴水准却是上乘的，故而其咀华品评是值得留意的。此读《英华沉浮录》，我特别关注董桥品藻文艺的内容，随手拣择，也是很有兴味的。

　　董桥博览群书， 但更关注现代文人作品，其中人物，他最推崇胡适。 《英华沉浮录》中，董桥多处写及胡适，文章《轮到我在春风里》，写胡适离世，他说：“胡先生是我们当年的偶像，从《四十自述》到《胡适文存》都熟读。 ”继而谈及写胡适的书很多，但“写得最真挚的是《眼泪的海》，还有就是陈之藩先生的《在春风里》。 ”《眼泪的海》是董桥在台湾大学中文系读书的老师苏雪林的作品。在这篇文章中，董桥评价胡适的白话文是“文起八代之衰”，借苏轼对韩愈的评价来谈胡适对于现代文学的贡献，乃是特别有见解的论述。文章《讲真话的人》，又谈及追忆胡适的这两篇佳作，进而写道：“几十年来遍读胡适和关于胡适的文章，看到的是一位永远讲真话的人、永远有教养的人。他的学术研究存在着不少偏见和盲点；他的政治生涯流露出一点‘汉姆雷特’的优柔；可是他总是堂堂正正面对自己的信仰和别人的权利。 ”董桥对于胡适评说，其一是能开风气，其二是文如其人。

　　也许是受到了老师苏雪林的影响，董桥极不喜欢鲁迅。但他很欣赏鲁迅的小说，喜欢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评价前者是“上乘之作”，“写得非常有深度，文字都结了晶了”，评价后者是用文言写史，“通篇精炼得不得了，又不失情致”。对于鲁迅的杂文作品，董桥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认为鲁迅的杂文“戾气太浓”，“尖酸刻薄”，“笔头冒火”，并由此对鲁迅其人以及当代鲁迅的研究和推广极尽挖苦。相比鲁迅，董桥对于周作人则很是喜爱，他评价周作人的文章“冷幽”，可见其趣。在文章《苦雨斋萧寂得像古寺》中，他评价周氏的文字，读来令人神往。 “周作人的小品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甘草，笔下尽是知性的沧桑和冷幽的世故，白话文熟得都散发出文言的清芬了。我小时候喜欢乱看明清笔记，一知半解，不知道有什么好处；到了细读知堂老人的小品，才真正领略到一点‘豆棚瓜架’的闲适气氛，知道文章原来可以写得那样不着边际却又很有看头。 ”董桥很欣赏周氏晚年所写的文章，认为沉郁中不忘俏皮，是小品文的高级境界。

　　现代文人中，能得董桥欣赏者，首推胡适与周作人二位，其他则多是赞叹某部作品或某篇文章。这其中，张中行先生可能是最得到称赞的了。董桥评价张中行的文章，“有一点点像鲁迅，不同的是鲁迅摸老虎屁股真的是摸老虎屁股，张老摸老虎屁股像摸婴儿肌肤。 ”为此，他说张中行的文章“温润”，而张中行的为人，则是“平和慈祥”。在文章《听听张老先生的话》中，他介绍读张中行的书，“实在舒服”，“兴味无穷”，而对于张中行的评说，也是别有意味的。 “八十七岁的老人家阅历深、学问博，无一字无故事，不去细细拜读是对不起自己了。张老的《留梦集》里附了两张彩色照片，一张是九四年在嵩山少林寺一株大树下的留影，树是老而青翠，人则老而不衰，青青幽幽一片古意；另一张是跟编者徐秀珊在家里照的，两人翻阅书籍目录，老先生一脸平和慈祥的神情，跟他行文里的‘奇’气大不一样。 ”董桥还特别欣赏张中行的一篇《汪大娘》，由此作了一篇《怀念不识字的汪大娘》，认为此篇可见劫后知识分子用“淡淡的笔墨去流露大大的宽容”。

　　董桥对有书卷气的作品颇为欣赏，常常读而论之，妙语叠出，令人耳目一新。他写俞平伯，谈其文字，“《燕知草》是薄薄的散文集，收的尽是俞平伯近乎美文的作品，前有朱自清的序，后有周作人的跋，散发当年新文艺园圃的清芬幽香。 ”写范用，“范用先生的一篇《相约在书店》，那真是好文章：要平淡，有平淡，说文理，有文理，看姿态，有姿态。 ”“范先生真是可爱可敬的老前辈。我读他的文章，真像是看到老翁携带幼孙闲步庭院，一边嬉戏，一边照顾，无一刻不是顾盼有情，痛痒相关。 ”写钱钟书，别具见识：“钱先生闳识孤怀，标一义，创一例，下笔放眼，灿灿然若有古今中外人之在我面前。”又及，“钱先生的散文字字有脑，而且新鲜，魅力无穷，那正是《随园诗话》说的‘诗贵翻案’了。 ”钱钟书写文章引经据典，喜好掉书袋，董桥则有这般活泼形象的辩护：“写文章最难是引述各家的话来撑起自家论点，处理失当，必成獭祭，酸气逼人。钱先生进出人家厅堂总是潇潇洒洒的，喫茶聊天都带‘家常体’（familiar style）。 ”

　　董桥品藻的文人作品多是他欣赏的前辈，也议论同代人和晚辈的作品，却常常只是借题发挥， 谈论自己的感触和生发的幽情。但也有例外，他数次品谈作为同龄人的法语翻译家施康强，乃是不吝赞词。在文章《扶想当年鬓香钗影》中，他有这番议论：“我早就拜读过施先生的《都市的茶客》，格外喜欢书中‘秦淮河里的船’那几篇文章。施先生的《媚香楼记》是这样开笔的：‘明末乱世，秦淮河上却是说不尽的风流繁华。旧院名妓，个个色艺双绝，相与的又都是一帮意气风发的贵公子，正所谓‘家家夫婿是东林’。嫖妓不忘忧国，忧国不忘嫖妓，这是哪个时代那个阶层的特殊情形，后人不必苛责前贤。明亡后，名士皆埋骨青山，美人亦栖身黄土。我们只能从余怀的《板桥杂记》联想当年的鬓香钗影、红巾翠袖。 ’”对此，董桥评价说：“这样漂亮的文章，读来舒服得很，更证明白话文一白如水，根本无从寻味，非用文言文淡淡渲染一下不可。 ”又说，“施康强先生的文章仿佛带着余怀重临秦淮河指点屐痕，谈吐一旧一新，都可诵。 ”

　　像对施康强这样同代人的极力称许，在董桥是少见的。文章《为红袖文化招魂》中，董桥对于施康强的议论，似更精到，其中或有惺惺相惜之处。 “施康强常有浓烈的六朝情结，偶然还缅怀东晋以来以歌女美丽出名的秦淮。我很喜欢读他写的这一路文章，所录古今典籍的片段虽然琐碎，竟更见韵致。他的文字简练而流丽，实在也很适合铺陈那样高雅颓废的流金岁月。余怀的《板桥杂记》固然凄艳，施康强最近一篇《说不尽的金粉秦淮》，也多情如媚香楼前呢喃的归燕，引人幽思。这种板桥意识和白门心态，往往加倍紧贴知识分子的情怀，兴之所至，随便读两段、写几行就全露出来了。我相信这跟李渔笔下的非非之想大不一样，跟明清两朝名门公子的libido 也断然不同。那其实是丧失了传统的红袖文化之后的乡愁：添香缘尽、墨渖未干的历史失落感。 ”施康强是法文翻译家，精研法语文学，又迷恋传统士大夫文化，这与董桥的心路历程实在相似，故而能够生发一种内在的共鸣之感，也就难怪会有一种相惜之情了。

　　当然，在《英华沉浮录》中，董桥更多是拈花扯蕊，品赏佳作，大有落英缤纷之感。他说余英时的文章《犹记风吹水上鳞》，“有情有理”；评价王力的《劝菜》，是一篇“妙文”；读林文月的《清炒虾仁外一章》，“十分亲切”；陈思和的《上海的旧居》，其中有一段是“玲珑的文字”；黄裳的《书跋偶存》，“文言书跋眉批都有气派”；蒋碧薇的《我与悲鸿》，“高在干净”；杨振宁的《美誉物理学》，“演绎的虽是科学工作的风格，斯旨却可喻大”；扬之水的《评〈辞源〉（修订本）插图》，系“精密的考证”；金庸的《中国学术思想的传统精神》，可见“学问通透”；宋淇的《诗香零笺六贴》，读来“惊艳”；陈冲的《小花梦寻》，“清洁明亮”；刘绍铭的《近乡情怯》，“文短而意长”；王世襄的《漫话葫芦》，文字“光彩如漆”；萧乾的《昆明偶忆》，“文字像标致的村妇那样清爽”；季羡林的《人间自有真情在》，“铺陈清淡，气氛温馨”；吴德铎的《杏味香如梅》，“既见国学，又见科学，还见文学，一举而三得”。最有趣的，是对汪曾祺《蒲桥集》的评价，仅两个字，“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