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

　　1

　　我很怕过年。年是全年中最大的节日，各种人情世故风俗，都会在这时候集中反映出来。民谚有“赔不尽的闺女，过不完的年”，过年实在是一件大事，一件很能麻烦人的大事。过去常说小孩子盼过年，因为小孩子嘴馋，过年能有好吃的。又说穷人怕过年，“初一当作平常过，莫对孩子讲过年”。年前是讨债的日子，穷人过年如过关口，许多穷人不得不在年三十贴过对联以后，再借点钱买肉过年。民谚因此“小辫扣铜钱，要吃猪肉顶过年”之说，习惯上，只要是门上贴了红对联，就算到了新年，这时候就不能再讨债了。

　　我自然不是欠人债怕过年。一个作家在中国的地位，谈不上穷也说不上富，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怕过年，只是因为我这人生性不喜欢热闹，生性害怕敷衍。快到过年，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感到有些恐惧。年是躲不过的，不想过，也得过。今年年前，我正写着小说，想象中年前一定能把小说写完，然而年关一天天逼近，小说终于没有完成。我知道没完成的原因是因为恐惧，日子还没到，我已经在一天天地算计了。我的思想老是情不自禁要开小差。一想到过年被各式各样的事打扰，就心烦得什么也不想干。

　　写作的人，最害怕的事，莫过于被打断写作。思路突然的中断，仿佛有人在脑子里，用锋利的剪子铰了一下，一切都乱了套。在过年前，我就想好，尝试着在新年里写一篇不怕中断的稿子。我特采取忙里偷闲的方式，随时随地把自己有关过年的感想和话题记录下来。我将改变那种天天老时间进行写作的习惯。

　　新年里肯定会有朋友来拜年，有很欢迎的朋友，自然也有很不欢迎仍然称之为朋友的朋友。肯定会说一些十分投机的话，肯定也会说一些完全是应酬不得不说的废话。不管和谁见了面，一定会说一声“恭禧发财”。尽管好话和屁一样不值钱，但是正因为是过年，谁又能不说。

　　自己不信鬼神，可以不放爆竹。但是只要是个什么时间，爆竹声便会不绝于耳。大年三十，开始吃年夜饭了，算是请什么神，有理无理，先狂放一阵爆竹。再下来的高潮是夜里十二点，整个城市仿佛遭受多国部队空袭的巴格达，即使是把门窗关紧了，还是有很浓的烟火味钻进来。都说今年过年期间的电视节目不好看，有先见之明的，早早地吃了年夜饭，桌布一摊，打起麻将来，一干就是通宵。干到半夜里，输的人抱怨手气不好，趁上厕所的功夫，溜到晾台上放起爆竹。大年初一请财神，迟放早放都是放，张家放了，李家也不肯示弱，虽然是半夜里，而且今年南京的天气出奇的冷，照样从热被窝里跳出来，冻得浑身乱颤地在晾台上放爆竹。我住在一楼，天亮时，从窗子里望出去，满地红红绿绿的纸屑。翻开送来的报纸，知道就这么吵吵闹闹一晚上，南京人民已经损失了四百万。想想偌大的中国难怪会穷，人太多，一人炸几个爆竹，算算钱就是天文数字，且不说，还有噪音污染，还有环境污染。 《扬子晚报》上有这么一条消息：

　　南京人今年春节

　　燃放烟花爆竹花费八百万元

　　本报讯记者从南京市消防支队获悉，今年春节期闻，南京城区和郊区总共燃放了价值约八百万元的烟花爆竹，比去年增加一倍。烟花爆竹消费每户约十元，每人约三元。因燃放烟花爆竹引起的火灾共38起。与去年持平，燃放烟花爆竹所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比往年明显减少。

　　看见一条报道上说，台湾人因为吃得太辅张，每年吃掉了两条高速公路。过年的重要话题是吃，大吃大喝。台湾人大陆人都是龙的子孙，优点和毛病都差不多。不知道大陆人每年要吃掉几条高速公路。台湾人敢吃，是因为台湾成了四小龙，口袋里有钱，有了钱就要摆阔，大陆人敢吃，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公家有钱，吃公家的胃口必然会好，白吃反正不会把自己吃穷。今年的过年很有些喜洋洋，是个单位，多多少少都发了些年货，商场里大发礼品券，因为有回扣，谁都卖力气。去商场转一转，人山人海，礼品券不用白不用，等于买东西不要钱，大包小包往家搬就是了。

　　南京至上海正修建高速公路。据说其代价，相当于新盖的五层楼，一个接一个连起来。我始终有些想不明白，既然中国人的住房这么紧张，为什么不多盖一些五层楼让大家住，何苦劳民伤财地去建高速公路？也许把高速公路吃掉是好办法，要不就把高速公路变成礼品券送给大家。

　　2

　　我们所说的“年”，它的本义是收成。 《谷梁传·桓公三年》：“五谷皆熟，为有年也。”《论语·颜渊》：“年饥，用不足。 ”年的异体字可以写成“年”，它的甲骨文的意思，是人背着稻禾。

　　今天过年的“年”，和它的本义相去已经很远。民间有种种传说，其中流行的说法就是：“年”是太古时候的一种怪兽，每到寒冬将尽新春快来之时，便跑出来吃人。古人为了使自己不变成“年”的口中之物，便聚集一起，燃起篝火，投入竹子，让燃烧的竹子爆裂出巨响，把“年”吓跑。据说“年”的体形像骆驼，比骆驼大得多。过年的习俗中，我觉得藏族的新年更有趣一些。藏族的年夜饭叫“古突”，有着很强烈的游戏味。所谓“古突”，是用面疙瘩，羊肉，人参果煮成的稀饭。家庭主妇在煮饭前悄悄在一些面疙瘩里塞进石头，羊毛，辣椒，木炭，硬币等物品，吃团圆饭的时候，谁吃到这些东西，必须当众吐出来。这些东西预兆了人的命运和心地，石头代表心狠，羊代表心软，木炭代表心黑，辣椒代表嘴巴不饶人，硬币代表财运亨通。大家就此相互议论哈哈大笑。然后全家合力，用糌粑捏成一个魔女和两个碗，把吃剩的“古突”和骨头等残渣倒入糌粑碗里，由一个妇女捧着魔女和残羹剩饭，跑出去扔在室外，一个男人点燃一团干草紧跟其后，口里念着“魔鬼出来，魔鬼出来”，让干草和魔女一起烧成灰烬。孩子们则同时在一旁放起爆竹，意味着恶魔已去，吉祥的新年来到。

　　我们汉族也有类似的行为，只是显得有些滑稽，请看《扬子晚报》上的另篇报道：

　　包饺子放进幸运币

　　五龄童咬得满嘴血

　　南京轧钢厂王庆顺来信反映，他的一位朋友小李大年初二包饺子时往一个饺子里悄悄放进一枚硬币，以图吉利。那知这枚硬币竟差点把他5岁的儿子的门牙崩掉，小家伙大哭大闹，满嘴鲜血。眼看着元宵节将至，特向大家提个醒。

　　汉族过年，给我留下的太多印象是忌讳。俗话说：“小孩子嘴里讨实话。”小孩子无所顾忌，见到什么说什么，看见谁家的“福”贴倒了，便说：“福倒了。”于是皆大欢喜，因为福倒意味着福到。然而小孩并不一定都说吉利的话，口无遮栏，随随便便就可冒出一句祸来。因此有的地方行的规矩，是在年三十晚上，用草纸把小孩子的嘴擦一擦，意思是小孩说话和放屁差不多，说了坏话不算数。

　　根据任骋先生所著的《中国民间禁忌》记载，仅仅在大年初一这一天，各种千奇百怪的特殊禁忌，便有三十四条。其中有几条十分有趣，譬如忌在被中打喷嚏，以为这喷嚏一打，会病一年。同理，忌拜年于床前，若受拜者卧床未起，大不吉利，年内定有病灾。

　　禁忌显然是出于人们一念之差的误会。如过年时对灰尘的忌讳。 “灰”与“毁，晦”谐音，“尘”与“陈”谐音，因此打扫灰尘就有去晦气破旧立新的意思。年初一天亮前忌大声说话，更不能直呼其名地把人喊醒，否则被喊醒的人会患红眼病，而且会把臭虫叫来。因此大年初一清早大放爆竹，除了恭请财神，也有惊醒人的意思。

　　今天的人看起来，禁忌中太多荒唐，然而从一些荒唐中，也能看到古人的苦心。中国的古训讲究早起，仔细琢磨一下，新年第一天的禁忌中，有好几条就是让人不要睡懒觉。以上提到的几条都是这样。一年里的第一天的行为象征着一年内的行为，除了催人早起之外，还忌睡午觉，俗以为男人在这一天午睡，田畦就会崩溃，女人这一天午睡，厨房就会倒塌。实际上，不过是变着法子让人遵守古训“禁昼寝”而已。我曾在医院里度过两个春节，一次是在七六年，我因为青光眼发作，疼得成天捧着个脑袋，不得不困守在病房里，记得时间是离周恩来去世不久，耳边老能听到一边播放着的哀乐。那时候过年也放爆竹，但是远没有今天热闹，并不是因为不许放爆竹，主要的原因是大家锦囊羞涩，口袋里没什么钱。

　　3

　　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具有戏剧性的一年。小平同志复出，又在反击右倾翻案的浪潮中打下去。 “四人帮”在这一年得志到了顶点，也恰恰是在这一年完了蛋。继周恩来之后，朱德和毛泽东也在这一年逝世。还有骇人听闻的唐山大地震。

　　这一年我被病魔折磨得够呛，先在南京住医院，以后又到上海去住医院。既尝试着用中医治疗，在头上到处乱扎金针，又接受西医的手术。七六年是我一生中最槽糕的年头，我那时正在一家小工厂里当钳工，因为眼睛不好的缘故，不得不考虑改行。我和父亲经常讨论的话题，是什么样的工作对于我的未来更为有利。

　　我曾经十分向往上大学，但是工农大学生的名额与我无缘，我喜欢搞摄影，但是医生说我的眼睛最不适合在暗室里工作。我心灰意懒，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父亲建议我去公园养花，认为这工作不费眼睛。

　　我的手术很不成功，医生说开一刀能解决问题，结果一切照旧。到第二年过年的时候，我的旧病又复发了，而且这一次来势更凶猛，说不行，就已经不可收拾。于是只好再上手术台，这一次是彻底解决问题，索性将眼球摘除。为我做手术的是当时上海最有名的眼科专家，曾经留学奥地利。人要是倒了大霉，最好的医生也帮不了你的忙。杀鸡岂用牛刀，眼球摘除这样的手术，实习医生都能轻而易举地做好。

　　我第二次在医院里过年，是1985年，那是在北京，和祖父一起过的。这一次是为了照顾祖父。那时候祖父已是九十多岁的老人，而我正在读研究生。祖父住的病房十分高级，冰箱彩电卫生间一应俱全。住在祖父隔壁的是屈武先生，一个极有趣的老头子，也是九十出头的人，年三十那天，端了一杯黄酒来，非要和祖父干杯。

　　祖父那天晚上很高兴，屈武走了以后，病房里就我和他两个人。大家很吃力地说了一会话，祖父的耳朵已经很背，跟他说话得像哄孩子一样大声叫。然后便是看电视。祖父眼睛不好，一向是不看电视的，所谓看电视，不过是他坐在那，我一边看，一边向他解释。

　　那一年的电视节目中，新兴起了摇奖。奖券在街上到处都有卖的，一下子卖出去了成千上万张，然后大家坐在电视机前，伸长了脖子等待，看谁的运气好。我当时很有些书呆子气，觉得大过年的，看电视就是看电视，为什么非要到电视上来摇奖，我又没有买奖券，凭什么在电视上浪费我的时间，把这牢骚说给祖父听，祖父立刻赞同。祖父做为“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最反对人的那种运气发财的心理。

　　于是祖父让我把自己的感想写下来，当然也要把他的想法写出来，用他的名义发表出去。祖父是个作家，年纪太大了，已不能再伏案工作，因此突然心血来潮让我代笔。

　　当时钟敲响十二点时，北京城里爆竹响成一片。我踌躇满志地构思那篇文章，但是临了终究没写。没写的原因是写了跟没写一样。如果是用祖父的名义写了，在《人民日报》显眼的位置上登出来没问题，可是一篇小文章又有什么用处呢？即使有点用，尽管发表的是个观点，却难免有受人指使的嫌疑，祖父曾发表过一篇不相信耳朵能听字的文章，结果引起很多深信特异功能的人的不满和非议。有人相信斜门歪道，愿意相信运气，愿意花钱买奖券，那是别人的自由，自己不相信耳朵能听字，不去花那个冤枉钱中奖，不买奖券也是自由。大家都是自由，我们何苦干涉别人的自由。

　　4

　　我在农村待过两年多，那是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年头，我只有二岁，父母都进了牛棚，我也没别的地方可去。在农村过春节，远比城里好玩。二十多年前的江南农村非常穷，都说江南是鱼米之乡，但是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最多只是比三年自然灾害的年头好一些。

　　穷也有穷的乐趣，譬如穷赌。人之初，性本善。人大约原来很不坏的，天性里虽然有些玩劣，后来变得又刁又恶，变得不可收拾，恐怕还是环境造成。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流氓恶棍赌徒，想来也不会天生。

　　乡下的日子虽然苦，一到过年，总算能有肉吃。除了吃肉，口袋里装满瓜子花生，哪儿热闹可以往哪儿钻。乡下人不像城里人，大门永远是敞开的，有点事立刻到处传。突然有人说，后村谁家谁家开赌了，消息不胫而走，于是太呼小叫，都凑热闹。是推牌九，在一张大的八仙桌上，围了好几层的人。我们是小孩，要想挤进去，得用智慧。庄家就是八仙桌的主人，平常时，居然也是学习毛泽思想积极分子，过年却把什么都忘了。输赢不大，当然也不算小，大多都是毛票，以今天的眼光看，实在是小孩子玩玩的把戏。

　　在庄家边上的一位瘦瘦老头子，捧着一个簸箕，负责出纳。牌一翻开，顿时见分晓。是赔，就赶快发钱，是赚，把桌上的钱呼的一下，统统扫进簸箕。来去极快，还没笑完，哭已经来不及。

　　我在农村待了不过一年，便完全是一个地道的乡下小孩。拚命地往里挤，好不容易挤进去了，弄不好又会当场给轰出来。因此，要站，一定识相地站赢家的身边。赢家的心情好得会像菩萨，钱多了往地下掉，我们赶紧屁颠颠去捡。效劳的次数多了，赢家就会赏张把毛票当小费。小费一到手，转眼变成我们的赌资，无师自通老气横秋地押上去，刚开始总能赢了，一毛两毛翻一倍翻两倍，变本加利。心里洋溢着甜滋滋的发财喜悦，眼睛一眨，发现自己可怜连本都赔了。于是仍然耐心等待，看有没有赢家再把钱往地下掉，心里盘算怎么样才能东山再起。

　　结局当然一样，都觉得自己不应该输，结果都没赢。小孩如此，大人更如此。赢钱的肯定是庄家。小小捞了一把。那时候都说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然农村的春节，缺了赌，便仿佛少了许多乐趣。事实上，虽然谁都想赢，可输的人还是高高兴兴，因为毕竟是过年。过年不破费，似乎不叫过年。

　　那年头大人没多少钱赌，小孩更没钱。赌只是人们过年时，随口哼哼的小曲。我们受大人影响，用瓦片磨成骰子，也一本正经地摆开阵来。我们赌的是草，用来喂羊喂兔子的草。那时候在农村，凡是有小孩的人家，不是养只羊，便养对兔子。天寒地冻，野外割草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们成群结队地到处乱转，很艰难地每人有了半箩筐草，便围成一团大赌特赌。筹码自然就是草，抓把草放在面前，算是赌注。庄轮流坐，一样很热闹。

　　还是输的时候多，玩着玩着，就把时间玩忘了。天说黑就黑下来，家里羊还等着吃草。割的那点草已输光了，于是胡乱在麦地里割点麦子，菜地里挖几棵菜，向赢家赊一把草撒在箩筐的表面，偷偷地溜回家去。

　　我因为偷割麦子和菜，常常受到外姐母的训斥，外祖母常说，若是被抓到了，让人剥去衣服，活该，她绝对不会去赎我。当时已经有过偷割麦子而被人剥去衣服的事例。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们割的都是邻近生产队的麦子，偷的菜，也不是熟悉人家的自留地，因此真叫人抓住了，除了挨揍，身上稍稍有点像样的衣服，确有被剥去的危险。

　　5

　　我们那时候在农村，最羡慕的就是知青。知青不过是公子落难小姐遭殃的形象。不管怎么说，在乡下人眼里依然还是公子，是小姐。

　　知青比乡下人穿得好，知道的事多，而且打骨子里看不起乡下人。快过年了，知青十分兴奋，因为回城的日子就要来临。

　　知青在农村也是偷鸡摸狗的好手，和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比起来，知青不仅会运用大脑，而且更接近流氓无产价级。当地的农民都不太敢惹知青。那时候乡下的羊便宜，几块钱就可以买一只不小的羊。冬至刚过，知青领头，和村上的小伙子一起，动不动就去买只羊回来开荤。羊买回来了，杀了剥皮，然后扔在开水锅里煮，一煮就是一大锅，抓把盐扔下去，吃的时候再加上新切的蒜叶，香味可以传出去很远。

　　有一年过年，几位知青没回城，相约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由于羊已经吃腻了，突然想到了要吃狗肉。那年头，农村的狗也是稀罕之物，人的粮食都不够吃，谁还高兴养狗。想吃狗，首先得出去找，邻村的狗本来是很容易骗来的，如果是在平时，几块面饼，就可以成功。可是一到过年期间，狗有东西吃了，你把饼扔过去，它照样吃，可就是死活不跟你走。

　　于是只好吃回窝边草。生产队里养了一条狗，也不知当年从哪捡来的，饿得到处都是骨头。和今天时髦的名犬身价百倍相比，同样是畜牲，那狗可真是太贱了。如今我的一位朋友养一条小辫子狗，每天带去上班，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伙计到对面馆子里买一笼蟹黄包，蟹黄包买回来，主人吃皮，馅喂给那狮子狗吃。而我刚刚提到的生产队养的那条狗，只要是能吃的，什么都吃。我敢说它可能自出生以后，从来没吃饱过。它永远是在为吃奔波，成天东家西家地乱窜，人家吃饭了，它就可怜巴巴在一旁看，偶尔能吃一块肉骨头，那真是过年了。

　　谁家的孩子拉屎，它只要是遇上了，一定虎视耽耽地守在旁边，狗行千里吃屎，眼见为实，这条狗可真是把屎当作了好东西。

　　如今回想起来，把这么一条瘦骨嶙嶙的狗吃掉，真有点让人感到恶心。这条狗谈不上有什么功德。那年头农村的日子太穷，没听说过有什么外来的贼。生产队养了一条狗，养也就养了，用不到它替谁看家。见了谁，都讨好地摇头摆尾，见了陌生人，它也会张牙舞爪地叫，虽然瘦，可是在我们的带领下，一样把邻村那条比它大出许多的狗撕咬得落花流水。

　　把这条狗偷偷地吃了实在太容易。大过年的，到处喜气洋洋，没人注意到狗的失踪。狗肉可以成为佳肴，但是也不知是佐料不对，还是狗太瘦了，满满地煮了一大锅，吃了极少的一点点，便在后门口挖了一个坑掩埋了。

　　知青已是历史概念。时过境迁，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今年过年的日子里，老是情不自禁想起当年让我羡慕不已的知青，想起生产队那条被知青杀掉的瘦骨嶙嶙的狗。人过年，狗又没惹人，却偏偏轮到它倒霉。

　　6

　　话题仍然是在乡下过年。

　　乡下人过年，在新年期间要走亲戚。记得那是我在乡下过的第二个年，上海的姨妈带着三个小孩来，正赶上下大雪。我在农村还有一个姨妈，离外祖母家有十几里路。上海姨妈和外祖母一家都去了我那个在农村的姨妈家。

　　去的时候是倾巢出动，因为外祖母家没有留人看家，于是临时决定，由我赶回去看家。下雪天，农村的泥泞路特别难走。我在四里路外的镇上小学上学，已经走惯了这种泥泞路，因此丝毫也不在乎，我担心的是自己晚上一个人睡觉有些害怕。

　　我从小就是个胆小的孩子，即使是到现在，我的胆子依然还不够大。在农村的两年多，我一直是和外婆睡一个房间，就在我的枕头边，竖着一具为外婆准备的棺材，深更半夜，我醒过来时，常常不敢睁开眼睛。我始终觉得棺材是一个让人害怕的玩意。它给人造成的恐惧，并不亚于躺在那里的一具尸体。

　　外祖母知道我害怕，平时我若是不听话，她便用让我一个人睡在小房间里来吓唬我。这次让我一个人回去看家，她知道有些为难我，就让我到村上随便找个什么人陪一陪。

　　雪很大，我那时候才十一岁，可是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大孩子。十几里路很快就走完，我回到村上，没去自己家，先到对门的李家，找一个叫阿兴的小伙子，让他晚上陪我睡觉。阿兴好像有什么心思犹豫了一下，说：“你先回去吧，我待会来。 ”

　　这天晚上，阿兴很晚才来。在他没来以前，我一直在担心，他如果不来，又会怎么样？天早就黑了，点了油灯以后，风从门缝里吹进来，灯苗跳过来跳过去。我知道如果阿兴不来，自己也许一夜都不会合眼。明知道不可能有鬼的，可平时听到的鬼故事，到了这一刻全部复活。我一个人坐在门口哆嗦，一直等到阿兴来敲门。

　　阿兴已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他是那种有文化的农村人。人长得很漂亮。他家弟兄三个，个个都称得上美男子。因为是外来户，他家住的房也是租的人家的，弟兄三个都到了娶媳妇岁数，却因为没房子不能结婚。我觉得像阿兴这样的人，应该娶村上最漂亮的一个姑娘，那姑娘是大队书记的女儿，是宣传队的积极分子。一段时间内，他们的关系似乎非常好，他们常在一起排演自编自导的节目。村上已经有了关于他们的议论，风言风语，说得有鼻子有眼。

　　大队书记的女儿很快嫁到了别的村上。阿兴后来跟一位很难看，但是心地很好的本村姑娘结了婚。如今的江南农村富得流油，阿兴弟兄三人每人盖了栋楼房，富丽堂皇，省委书记也不过只能住这样的房子。

　　我真的是没法想象，阿兴那天晚上不来，我会吓成什么样子，那天晚上是我一生中经过的最恐怖的夜晚之一。我生来胆子小，却又生来怕求人。我知道我不会再去叫阿兴。如果他真的不来，那只能算我倒霉。我所以去叫阿兴，是觉得他是我的一个大朋友，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我喜欢他，是因为他从来不歧视我的身份，他没有因为我的父母落难就把我看成狗崽子。他喜欢我，是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城里来的孩子，对于一个农村青年来说，一个城里来的孩子，能触动他很多美丽的幻想。城里毕竟是每一个乡下人心目中的天堂。

　　阿兴那天很晚才来，他愁眉苦脸，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和我睡在一条被筒里，说了大半夜话。他让我描述城里的街道，抽水马桶和长着辫子的电车。那天的雪大极了，天窗上白白的一大块，好像是月光似的，把小屋照得仿佛像白天一样亮。阿兴不断地让我说，甚至我都睡着了，还把我弄醒了，让我继续往下说。

　　大队书记的女儿就是在那年新年里结婚的。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大雪之夜，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一个失恋的农村青年，睡在一个被窝里，那情景真是太让人难忘。

　　7

　　最后谈一谈，过年祭祖宗。

　　祭祖宗又叫摆供，有的风俗志上记载，摆供是在吃过团圆饭以后，全家人重新梳洗，然后在祖先堂供桌上摆设供品，《海州民俗志》上写着：

　　有的地方要把所有家珍通通摆在供桌上。一般须摆五碗斋菜，五盘糕点，五碟干鲜果品、五个白面馒头、五杯酒，五双筷子，每样供品上覆盖新鲜菠藁，插上彩色纸花，整个供桌庄严活泼，生机盎然。供品摆好后，点红烛烧满炉香，全家人按辈分次序，向祖宗亡人牌磕头。此后三天，香炉内昼夜不断香火。一柱香烧完了，只能说“香尽了”，不能说“烧光”或“烧完”。至正月初二晚上，全家重新点烛烧香、磕头礼拜，破酒破菜，撤下供品，叫“结供”。

　　摆供时，还有栽摇钱树的习俗，这习俗很有些像外国人准备的圣诞树，一般是放在供桌的左端，放一碗干饭，叫聚宝盆，盆内插带叶的柏树枝，柏枝上系满各种干鲜果品，结供时，撤下摇钱树，果品分给小孩子吃，也有的人家索性用一根完整的鲜竹，深深地插在院子里，竹枝上除了喜庆果品，再系上些铜钱以及纸票等，大年初一早晨用力摇晃竹竿，家人便在竹下拾取掉下来的“钱”，谁拾得多，谁就会发大财。

　　摆供的习惯在眼下的农村，不少地方还保留着，不过大都改良过了。江南地区，据我所知，都是在吃年夜饭前，象征性地供一供。把酒菜都放在吃饭桌上，摆好碗筷，点上香和红烛，就算开始。时间正好是一炷香，中途添三次酒，化点纸钱。快结束时，大家按顺序磕头，然后把菜撤下去热一热，坐下来吃团圆饭。

　　如今这种仪式在农村是公开的，不像文化大革命中，偷偷摸摸地关起门来供。记得那一年上海姨妈回来，摆供时，我的表弟恶作剧地用上海话说，看见供桌边上坐着一个高高瘦瘦的人，说得神乎其神，把大家吓得不轻。据说小孩子的眼睛最毒，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东西。外婆深信不疑，一口咬定这高高瘦瘦的影子，就是我们已经死去二十年的祖父。

　　我的表弟那一年刚上小学，他所以乱说，不外乎是因为诱供。因为早在摆供前，我的外婆已经在无意中做了种种暗示。他不过完全是出于调皮，随口说了一句谎话，然而他的这句谎话，至今还在农村广为流传。人们说过年应该祭祖宗时，很自然就会拿我表弟的话来证明摆供的必要。老年人学着表弟上海口音，谆谆告诫年轻的一代。

　　“既然能看见我们的先人，逢年过节，供一供，还是必要的。 ”

　　我觉得摆供实在没什么必要。不过我想，不管能不能见到我们的先人，搞个不是太过分的仪式，纪念纪念我们的先人，完全应该。怎么说也比乱炸爆竹好，怎么说也比大吃大喝好。当然仪式的目的不只是求先人保佑，而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做一点让先人满意的事。我们应该借这个机会，好好想一想，新的一个年里，我们应该如何好自为之。

　　也许我们应该自己保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