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母亲都爱花，家里的花瓶里总会被他俩摆弄些有趣的花朵。我晚上下班路过小区巷道，看见拐角处新开了一家花店，便打算买些回去。也许是太晚了，又或是宣传不到位，此刻店里只有老板一人，她站在玻璃门边上看着我，说我是今晚的最后一位客人。
花店老板是位相貌姣好的年轻女性，乌黑的长发盘在脑后，素雅的连衣碎花裙半隐在绿植中，看着便让人眼前一亮。我是今晚的的最后一位客人，原来她已经打算收拾下班，没想到遇到了我，但是她丝毫没有着急关店的意思，一边招呼我自己看看喜欢的花，一边收拾拐角桌面上的杂物。
我不懂花，只能装模作样地背着双手慢慢地穿过两侧的花道，那里摆着五六层的花架子，上面的绿植品种各异，我一路挑过来，宛如在一片花海里迷失了眼，但是我并没有找到我想要的，花架上的花虽美，但是属于你的其实只有一朵，我有些遗憾，觉得今晚可能要空手而归。我正要和老板打招呼，抬眼的瞬间，我的眼睛立刻被拐角桌台上的一株还未开苞的花吸引了。
那是一株野百合！
我之所以敢这样肯定，是因为我小时候也看到过这样一株野百合。家乡的村子北边环山，村里有一条石头小路专门通向北面的山群。村里人将喜干的庄稼种在山脚，那里土地广阔，但是种植和收割作物并不方便，村里人为了更好的拉运粮食，早在我父亲那一辈时，就集资修了这条石头小路。半山腰处主要是老坟地，大山周边的村落是一颗古老的种子落在这片土地上，命运就像是种子发芽、开花、结果，最后又走向衰败一样，在山脚下辛苦了一辈子的人，到头来都将自己的身体埋进半山腰的土地里，这是山里人的宿命。
山里人无趣，他们只知道了解和关注自己想知道的，却从来没有任何兴趣去探索更多未知的可能性，这一点体现在村里人从来都没有去过北山的最顶端。相传北山深处有狼和野猪，可以吃人，所以村里人都不敢去，独独我父亲愿意冒这个险。
我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常常跟在父亲身边干些杂活，村里那时已经修建了一所新学校，可是我不爱读书，总是喜欢拎把小锄头跟在父亲身后乱逛。我也不爱干农活，父亲指派给我的所有“任务”，包括撒花生种子、用脚埋土或者是给他倒一杯水这样的小事，我都做不好。我只知道甩着手里的锄头一顿乱挥，心里还抱怨谁家和谁家的小孩都不用干活，现在都躺在院子里的凉椅上睡觉哩。也许是我摸鱼的手段并不高明，父亲很快就发现了我的偷懒，在他第三次喊我去给他拿水壶我却毫无反应后，他就拎着我的后脖子将我带到北山最高处。
少有人涉及的深山遍布荆棘，父亲却像一条游鱼一般巧妙地在棘灌和盘藤之间穿梭。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爬上北山顶端，我一路爬一路心里数着数，大约花了28 分钟。 28分钟后，眼前的视野顿时开阔起来，北山的顶端上没有生长许多的树木，地上散落着一片碎石，仅有的一些植物就是碎石缝里冒着的伶仃杂草。我不由感慨，相比较北山下绿草茵茵、树木繁多的样子，北山的顶端好比一位秃了顶的老头，平时戴着帽子看不出什么门道，脱下帽子却是如此滑稽。除了没有树木，北山顶端也没有大人们说的野狼和野猪，从这里向前走几十米就是一处断崖，没有任何生物会喜欢生活在这里。
可是父亲的宝藏就藏在这北山顶端，这片我心中确认为本不该生长任何生物的地方。
他领着我来看，在北山顶端的大风呼啸中，悬崖内侧的崖壁上有一处缝隙，缝隙里面有一株已经打苞儿的花朵。植物的根茎深深地扎入崖壁缝隙的碎石里，我不知道它是如何被风吹落到了这里，也不知道它们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且还长势喜人。它的身子微微歪着，花枝有五毫米粗，散生的叶片像一节节台阶，慢慢地顺着笔直的茎干往上爬，顶端的绿叶环成一把圆伞，圆伞中间分成三股小花苞，娇嫩的花苞像是睡着的婴儿，微微带紫的乳白色细长花苞正在拼命地汲取养分，等待自己盛开的那一刻。
它们是我见过最可爱的花朵了，那就是生长在北山崖上的野百合。
除了我记忆中的野百合，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这样一株野百合。野花的生命力比花棚里的更加顽强，它们没有经过花匠的精心照料，且发出和自然融为一体的声音。花店老板注意到我对那株野百合的关注，她说这株野百合是她男朋友在爬山的时候碰巧看到的，当时这株野百合扎根的土壤条件不好，他就用铲子将它挖起带了回来。现在这株野百合就放在花店不起眼的一角，一个透明的玻璃瓶装着它的根基，它的乳白色的花苞像个弯腰的喇叭，一簇三四朵花分别点缀在细长的叶丛中。
我看着这株“温室”生长的野百合，记忆里父亲的形象和他最爱的野百合慢慢在脑海中清晰起来。
父亲总共有四个弟兄，他排行最小，是家里面第四个儿子。那个年代的农村，谁家有四个孩子并不稀奇，但是如果谁家连吃上顿饱饭都成为奢侈，那就是这个家庭的悲哀了。很明显，父亲的到来让这个大家庭越发地成为这片村子里的最底层。 12 岁之前，父亲骑在耕地的黄牛背上读了三年书，当时村里面有位在镇上读了几年学的先生，自己在村里用毛坯砖砌了间四十平米的屋子，村里谁家小孩想来读书，不管什么年龄都照收，学费是一袋大米或者花生，学习的桌椅自带。父亲当时年龄小，家里人都忙着在生产队干活，这间临时的“学校”便成了父亲的照管所。学校的放学时间是下午三点，那时候村里供养的老黄牛需要村里每家轮流看放，父亲就拎着布袋子书包和一个有他半个身子大的竹筐，牵着老黄牛往北山上走。北山下坡是田地，稍有不注意老黄牛就对伸出路边的稻谷下嘴。父亲骑在黄牛背上，手里拿着本书，一边放牛一边学习。直到老黄牛一口拽起稻田里的稻谷嚼食时，他才反应过来，狠狠地拍了拍老黄牛的头，然后牵着绳子慢慢往北山的老坟地走去。
老坟地在北山中段，那里有一大片茂盛的草地。下了黄牛背，父亲将竹筐从黄牛背上取下来，解了黄牛的绳子后，乖顺的老黄牛就自己在一旁吃草去了。他就趁着这个时间在草地里挑些胡萝卜茵，胡萝卜茵挑回去开水烫过后用酱油拌一拌，就是晚上仅有的一道小菜。家里所有的人头都在田地里卯足了劲儿赚工时，他作为家里最小的一个也要为家庭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草地里除了胡萝卜茵还有几簇簇的鸡公花，鸡公的根茎是农家孩子的闲适零食，父亲用锄头挖开鸡公花根基，那还粘着泥土的根，用手轻轻一撕就露出里面白嫩的肉，咬上一口满嘴香甜。父亲却没有太多精力去找鸡公花，他将闲暇的时间都用来读书，有时候蹲在地上挖胡萝卜茵也会嘴里咕嘟两句古诗，附近有人赶着鸭群路过，都笑着说父亲是读书的料，长大了肯定是要上大学！
上大学在父亲那个年代是对一个读书人的最高赞扬。尽管父亲当时年龄不大，但是贫苦山村里的孩子身上总是有一种让人感动的早熟，也许周围人对他的评价是无意的玩笑，父亲却当真了。能够读书是好事，但是当时的家庭承载不了他的梦想，最后父亲终究没能读很多书。
父亲离家出走了。一个13岁不到的孩子一天一夜没有回家，家里人本该早就派人出去找，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闲下功夫去找一个也许正在哪个角落闹脾气的孩子，因为一天的工时比这件事情更为重要。第二天父亲自己回家了，他在外面睡了一夜，没有人知道他那天晚上究竟去了哪里，谁问他他都没有说。回来后的父亲像变了一个人，再也没有说自己要上大学这样的“梦话”。
回家后的父亲少不了挨打，农村家庭中“父亲”的角色代表的是权威，当权威面临挑衅时，放在墙角的扁担就派上用场，这是家法。扁担是最为家法的惩戒工具，它的象征足以让这里的每一个小孩甚至是成年人都感到害怕，毕竟一条扁担可以挑起百斤重物，打在身上也堪比百斤的疼痛。吃一顿扁担对于父亲来说是家常便饭，在他跟我讲述的回忆里，似乎每年都会吃上一顿“扁担”大餐，至于犯事的具体原因，父亲已经记不清了。
父亲在没有读书后也加入了生产的大队伍中，他年纪小，只能在村子附近挑狗粪卖。挑狗粪这件活计乍一听似乎有些好笑，可这却是件苦差。农村当时每家每户都会养一条土狗看门，土狗在村子的巷道里、草丛里、田埂上拉屎，狗屎分散不均，就算你拎着蛇皮袋子绕着村子走上一天，也只能挑上五六十斤，运气不好的时候甚至连几斤都找不到。村子里挑狗粪的人有好几个，邻村也有不少跟父亲差不多年纪的人在挑狗粪，这让这件差事的难度又加大了些。父亲为了多挑些狗粪，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在一片狗吠鸡鸣声中借着月光提前赶去找狗粪，遇到冬天天冷或者下雪，村子里也没有人出门挑那玩意，唯独父亲穿着一双补丁斑斑的棉布鞋一脚深一脚浅地在乡间的田埂上找。挑来的狗粪可以卖个给产队换工钱，一百斤狗粪三毛钱，而当时一个鸡蛋两分钱。
父亲年纪最小，却是村子里挑狗粪的人中赚钱最多的。家里面所有劳工赚来的钱都必须交给管账的女人，父亲赚来的钱也不例外。赚来的钱被女人放在月饼盒子里，这个盒子被一条破毛巾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着，搁在竹篮子里高高地吊在屋顶上。一年中打开这个月饼盒子的机会只有三次：过年买肉、交公粮和给父亲买书本。现在父亲不读书了，打开的机会只剩两次。月饼盒子被施了魔法，除了家里两个顶梁柱，谁也不敢去动竹篮子里的宝贝。父亲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母亲将他赚来的十几块钱搁在月饼盒子里，这个女人在孩子严肃的注视下将他的劳动成果“没收”，并且丝毫没有注意到孩子内心的怒火。
父亲感到自己的劳动没有得到重视和嘉奖，他用自己的方式作出了反抗。夏天是农村的一个奇妙季节，既有着无法排解的燥热，也有着独属于这个季节的甜蜜。下午一点半，一声吆喝自村口西边响起，高昂的声音穿过村里的弯曲小道，一路延伸到父亲家中。商贩穿着一件洗过了色的白色汗衫，宽大的领口松松垮垮地垂在胸口，黑红色的脖子上耷拉着一条湿毛巾，此时已被热气蒸发得半干。商贩挑着担子，竹筐里一头装着绿豆汤，另一头的竹筐用白色的塑料盒子包裹着，上面还盖着两层布，让人完全看不到里面究竟装的什么宝贝。父亲探出头去看，商贩正好走到门口，他将担子放在门口的石板上，故作神秘地掀起竹筐上面的布，嘴里一边念叨着：“今天可真的是个好日子，瞧瞧呢，最新出来的冰棍儿呦！”商贩故意将吆喝声拉长，因为这种叫卖方式最容易吸引小孩子，父亲很快就被那宝贝冰棍给吸引了。当时的冰棍就是红豆和绿豆熬烂研成泥后加水冷冻制成的，口味只有两三种，却是那个年代的夏天最让人渴望的零食。可惜一根冰棍儿两分钱，相当于家里两天才能吃上一个鸡蛋，父亲犹豫了。商贩背着担子一天要走好几个村子，他见父亲不吱声，便将白色塑料箱合上，再掀起布盖在竹筐上。
在此之前，父亲从来没有在夏天吃过一根冰棍儿，也没有动过任何念头去动屋顶上那个被施了“魔法”的月饼盒子。下午一点半是生产队开工的时候，家里除了他没有任何人，父亲将长板凳搬到竹篮子下面，又加了一个竹子做的矮椅子，晃晃悠悠地站在上面摸出那个被毛巾包裹着的钱盒子。钱盒子里其它的钱一沓一沓整齐地放着，只有他赚来的零碎工钱略显凌乱地搁在一边。父亲就从自己的工钱里偷走一张一角面值的纸币。他买了一根红豆味的冰棍儿，一个人坐在大门的门槛上吃。冰棍儿用油纸包着，吃到嘴里除了甜味，还夹杂着一股油纸包装的腻味，吃到最后，仅剩的冰甜粘在一根木棍上，父亲将木棍伸到嘴里来回搅和，嘴里的甜很快也就被木棍的涩味代替了。
偷钱的事情一直被掩盖得很好，直到快过年前几个月，他的母亲在一家人的注视下用钩子钩下竹筐，取出月饼盒子打开，她将里面的钱数了又数、算了又算，终于发现不对劲。小孩子的偷窃行为很快就被破案，父亲交出藏在鞋垫里的八分钱，那根被他藏在门槛里的冰棒的木棍也被找出来作为证据上交。他又被打了一顿，靠在门口角落的扁担打在他屁股上，从脚后跟一路延伸到后脑勺的酸麻，更别提屁股上的火辣辣滋味。父亲脱了裤子趴在板凳上，他看到门口已经围了一群人在看热闹，而他的母亲还在骂骂咧咧，他的父亲一边将扁担抽打在他裸露的屁股上，一边和站在门口的人说着事情的缘由。父亲趴在板凳头抬眼看，看到门口的晚霞余晖落在杏树的缝隙中消失不见，他羞愧地低下头，咬着牙哽咽着哭起来。
月饼盒子里的钱和票取出一半用来买肉，年前几个月买肉比较便宜，他们趁着这个时机用票换上十几斤肉回来做腊肉。那时候家里穷得虽不是揭不开锅，但是肉对于他们来说还是一种只属于过年的“奢侈品”。平常时候，农村人都吃自家田地里种的山芋饱腹，不要钱的山芋堆在墙角，小半篮子的米配上满满一铁锅的山芋，家里人吃饭之前必须要吃上一碗山芋后才可以吃白米饭。而山芋抵饱，通常吃上一碗后就没有肚子再吃多少米饭。父亲小时候机灵，他托着比他手掌还大的瓷碗，盛着山芋坐在外面吃，村子里散养的土狗就围着他转悠，他将碗里的山芋和这群狗分享，你一口我一口，慢慢地一碗山芋就见了底。父亲靠着这个法子吃了不少白米饭，即使配菜只有锅里蒸熟的大白菜，白米饭的香味也成了他心中的美味之一。这种餐餐没有油水的生活只有快过年时才会有所改变，新腌的腊肉挂在厨房的墙上，底下还搁着一个碗来接滴落的油，炒菜时放上几滴腊肉油，让白菜变成佳肴。过年那十来天几乎天天有肉，弯刀切一小块腊肉，配上白菜一起炒，配上青辣椒一起炒，肉香菜香在没有上桌之前就飘进每一个人心里。他们辛苦劳动这一年，等的也许就是这餐可以饱食的肉。作为惩罚，那一年过年，父亲没有被允许吃肉，他的父亲格外认真地吩咐女人在厨房给他开了“小灶”，蒸上满满一锅的土豆。
父亲在和我说起这段辛酸往事时，态度是简单的不带有任何抱怨的。我初听到他的这些童年故事时，并没有将他的事迹和北山断崖上的野百合联系起来。毕竟，谁会成为一株在悬崖峭壁上生长的野百合呢？
父亲的活泼气质并没有因为家庭的打压而收敛，越发管制严厉的环境反而让他心中的小火山活跃起来。十五岁之前，父亲依旧在村子里干着挑狗粪的活计，同年龄段的男生已经在生产大队做工，女生也跟在田地里做些农活。挑狗粪的最新一批“工人”在村子里的十岁以下的孩子中诞生，而父亲几乎成了这群矮冬瓜中的异类。父亲也想去生产队，可是家里的人数已经够了，只能让他继续这份没有着落的工作。父亲将心中的不忿积压在心底，每天继续着日复一日的生活，挑着担子拿着铁钩，像一个商贩走过一个接一个的村子，直到有一天翻过山头，他看到了林场那边新驻扎的部队。
林场附近的部队属于后勤，但是每天依然有许多卡车在山脚碾来碾去，部队后面有一个快要干涸的旧水库，大片河床裸露在外面，四周用简易铁丝网拦着，可以看到一群戴着帽子，穿着整洁干净衣服的士兵正在打靶。子弹一枪枪穿过空气，嗖地一声就透过几十米外的靶子上，父亲趴在铁丝网下面的土堆上看，那群人成为他眼里的新世界，他眼里的迷茫被一股炙热所代替，就像那片干涸的土地上开出一片迷人的花朵似的。部队训练之后，父亲就悄悄地钻到里面去捡子弹壳。子弹壳都是铁的，还带着一点余温，父亲将子弹壳一股脑儿捡到袋子里。当时农村还没有回收这种铁制品的商贩，父亲装了半袋子的子弹壳连山村随处可见的狗粪都比不了。他将捡来的子弹壳放到床下，每天睡觉前都要打开袋子看上几眼，似乎这样就可以睡个好觉。父亲对于这些子弹壳的迷恋越来越明显，以致他每天挑的狗粪的数量慢慢下降，最后连村里年纪最小的挑粪工都比他数量多。父亲的秘密很快就被发现，处理的结果就是他的父亲毫不留情地将那一袋子破铜烂铁丢进河里。那是父亲和家里人冷战时间最长的一次，即使是辍学、偷钱这些事情，父亲也从来没有像失了魂的野狗一样落魄。他被教训了一顿后，面无表情地提上裤子，随手抹了把脸，就静静地坐在大门槛上不说话了，只是望着伸出屋檐的杏树枝发呆。
第二天一早，父亲的魂儿好像又回来了。他终于不再和家庭的决策作对，认命地做别人口中他“该”做的事情。父亲也没有再去北山，他将北山断崖上那片和命运抗争的野百合埋藏在心底，固执地坚守着心里最后一片领土。他结婚时已经27岁，记忆里的十几年慢悠悠地给他蒙上风霜，可是真到回忆时却发现时间快得让他记不起以前的苦来。母亲与父亲是正式参加工作之后认识的，两人工作的地方只隔一座山头的距离，也许曾见过几面，但是那种枯燥而又平寂的土地上生活生长不出令人羡慕的爱情，他们草草结婚，婚后简单地生活，父亲年少时如同那悬崖下的野百合一样的生命力一下子好像也随着时间而去。父亲带母亲回了老家，去北山看野百合是婚前一段时间，父亲跟我说，原本只是半个钟头的路程，他花了一个小时才走到尽头，走过北山中坡之后，沿途的枯木荆棘，脚下的碎石缝隙，就连偶有几处石头缝里冒出来的杂草尖都让他驻足而立。就这样慢吞吞地走了许久，可真到了北山最顶端后，他只站着看了一会儿就走了。断崖依旧和十几年前一样，被风化的碎石铺满整个山头，大风从空无一物的四周无所顾忌地呼啸而过，寒冷的风足以将一切生物掩埋在碎石之下。断崖内侧石头缝隙原本只有一指来长，现在宽了不少，上下裂开的口子中藏着一堆散落的被风化的石渣，野百合生长的条件似乎有了些改善，可惜的是，也许是哪场不知名的风暴灾难，高崖内侧的碎石缝隙里只剩下一株正在盛放的野百合。
父亲的心中也生长着一片野百合，它们扎根在摇曳的悬崖断壁上，透过和狂风烈日抗争而存活，直到它们中有些终于被残酷的命运打败，只剩下最后一株靠信念存活下去的野百合。第一次跟着父亲去看野百合，他跪伏在地上，将脸紧紧地贴着土地，感受野百合令人敬畏的生命力。在这如同北山断崖般贫瘠的山村，在这片在父亲之前从没有人敢涉足的北山顶，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几株被赋予与命运挣扎拼搏的野百合在悄悄盛开。也许野百合也有颓败的时候，可是等到它将根扎在一切它可以驻扎的地方，每一粒土壤，每一滴露珠，都足以让它永远的停留在这片地区贫瘠的心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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