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映勤

　　一

　　人们对第一次的印象总是记忆犹新刻骨铭心的，大如初恋，小如稿费。

　　大约在三十多年前吧，我还是一个无比虔诚的“文青”，整天泡在大学图书馆里，沉浸在阅读新时期文学的亢奋中，对作家自然仰慕不已，当时常常陷入幻想，这辈子也能发表一篇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歌我就满足了。当时还是铅印时代，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也能把自己的名字印成铅字，能发表一篇文章是件多么荣耀的事。于是在虚荣心的驱使下，自己偷偷地写一点幼稚的文字开始试着撞大运往外投稿了。记得当时（上世纪80年代初），《光明日报》正在开展对张抗抗小说《北极光》的讨论，我心血来潮，也写了一篇三五千字的争论性文章寄去。每到周五文艺版出刊，我都会到阅览室翻阅报纸，看看有没有自己的文章发表。当然，直到这场讨论最终结束也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看的文章多了，原来仅有的那点自信也在慢慢地消失殆尽，只能越来越感到自己文章的幼稚，对文章发表不了并不感到有多少失望，重在参与嘛！ 《光明日报》，那是一份影响多大的报纸，自己的贱名岂是随便上了的。

　　正在我快要将此事忘掉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一封报社的退稿信，铅印的那种，编辑还写了几句话，夹在稿子里，具体的内容早就忘了，无非是鼓励两句，稿子不符合要求等等。但是这封退稿信却让我兴奋了好一阵，毕竟信封的落款处印的是红色的《光明日报》几个字，我相信同学将它放在课桌上的时候，一定有不少人看见，我从有些同学异样的目光中能揣度出他们的心理。嫉妒吗？羡慕吗？也许有吧。 《光明日报》能给我来信，别管是什么内容，能给这么著名的大报投稿，这是一般学生连想都不敢想的。而我能给这样的大报投稿，这本身也许会让同学们高看一眼。心里藏着这个小秘密，不禁有些飘飘然，昏昏然。实在感谢那个时代的退稿制，放在现在，一篇学生的来稿，百分之百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早被编辑删掉或扔到废纸篓里了。初学写作者的信心常被扼杀在摇篮里，几乎无一幸免。

　　当时，光是投稿就能让人如此兴奋，真要是文章变成铅字发表了，那会是种什么感觉呢？我想象着，期望着。

　　时隔不久，大概是上了大二，果然有一篇一千来字的豆腐块终于在一张报纸上发表了。印象中是解读鲁迅《答托洛斯基的信》，虽然写的很幼稚、肤浅，而且是发表在内部报纸上，但毕竟算得上我的所谓处女作。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走进教学楼，见迎面的黑板上写：ZYQ到系办公室领取稿费。短短的十几个字让我激动不已，黑地白字，那上面不仅写着我的名字，而且写明了是领稿费，而且是在几乎人人都能看得见的公告栏里。这在我们那一届的学生中可是独一无二的呀！课间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跑到系办公室拿到了平生第一笔稿费：四块八毛钱。过后，我为自己的操之过急曾后悔不迭，如果稿费单子晚取两三天，教学楼进口处那条取稿费的短语在黑板上多留一段时间，不是会让更多进进出出的同学看见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大意失荆州呀！多好的一次免费宣传自己的机会就这样轻易丧失了。

　　那只是少得可怜的四块八毛钱稿费，至今这个数目我还牢记心底。这点钱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初也算不上多大数目，可它毕竟是稿费，是我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在此之前，我只在中学的校办工厂暑期劳动时挣过七块钱补助，本想攒够八块六毛钱买一双我极其渴望的“前进牌”回力球鞋，却没想到让一场唐山大地震将我的理想彻底毁灭了，这七块钱让我在抗震中贴补了家用。

　　第一次稿费我干了什么，至今记得清清楚楚。攒着这四块八毛钱，我没有丝毫的激动，在我的眼里，它不过就是钱，能满足我某个小小愿望的钱。名和利相比，这点小利太微不足道了，它少到甚至不能买一盘原版音乐磁带。但是要满足我某个久藏心底的愿望还是绰绰有余的。

　　我的那个愿望同样也小得可怜，现在看起来是那样可笑，我只是想满足一下口腹之欲，痛痛快快地吃一次火腿肠，一个人，想吃多少吃多少，直到吃顶了为止。

　　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在一家小酱货店买了整整一根火腿，大概有二斤多重，当时比较好的火腿也就是两块多钱一斤。回到家，关上门，我一个人吃独食，大口大口地吃着，随心所欲，痛快淋漓，像是要把肚里的馋虫一次性喂饱。那是我第一次心安理得、肆无忌惮、痛痛快快地独享美食，而且没忘了偷偷地灌了几口白酒。边吃边喝，悠然自得，一根火腿肠居然没有吃完，我就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一次稿费就这样让我啃着火腿就着小酒消灭了，这充分证明“民以食为天”一点也不错。我想，之所以直到现在我们仍处处不放过吃喝的机会，都跟小时候太缺吃有关。充满浪漫的稿费，竟让我如此俗不可耐地咽进了肚子里，实在是羞愧。

　　二

　　出了校门进校门，书读了20年，时间不算很长，也不算太短，读书的好处自不必说了，先贤圣哲的训示在耳边萦绕不绝；坏处是在不知不觉中磨灭掉了你的锐气、朝气和自信。

　　毕业后别无所长，就一直和文字打交道，“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接触多了便也蠢蠢欲动，产生投笔一试的欲望。

　　说句心里话，当年，以我之平庸才疏之辈，本不该心存著书出书的奢望。读过几本书，“文章千古事”这句古训是早就记下了，始终把写文章看作是天底下最神圣的事，虽然常年与笔墨（现在是电脑）打交道，可是不敢轻举妄动，贸然下笔，一怕污了读者法眼，二怕坏了文章名声。

　　缺乏自信，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是我辈庸碌无为者的通病，之所以当年敢硬着头皮写一些东西，其实心里始终装着一个信念：写书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强迫自己多读书，多学习，不断充实自己，系统地了解一门学问，也学会怎样去思考。

　　记得三十多年前在大学读书时，看过朱光潜先生的一本小册子，也许叫《与青年朋友谈美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谈到他二十多岁在法国留学写作《西方美学史》时，有一段话我牢记在心，大意是，他一边学习一边写作，写作强迫他更广泛更深入地阅读，系统地钻研学问。

　　正是受到朱先生的启发，我牢记在心，坚守这个信念，强迫自己多读多学，深入思考，间或练笔，充实自己。

　　记得二十几年前写第一本关于话剧方面的书时，心中异常兴奋，以我当时的年龄、水平、阅历而蒙人错爱，只有用加倍的努力来回报。自己才疏学浅、出校门不久，应约完成一部二十多万字的书稿，难度可想而知。正是心底的信念支撑着我、鼓动着我咬牙接下任务。清楚地记得那一年的夏天天气奇热，近40度的高温我泡在图书馆里，一点一点地熟悉材料。冬天，我独居一处，夜里睡觉几乎没脱过衣服，一是怕冷，二嫌费事。北京跑了不知多少次，就为观摩一场演出。回来以后关在屋里认真学习阅读，一个字一个字地爬格子，一遍又一遍地反复修改，一个话题一个话题艰难地写作。那时还没有电脑，二十多万字的书稿写在五百字的大稿纸上，抄写修改了三遍，常常是干到天亮。终于强迫自己如期完成书稿。一年多的心血，收获的不仅仅是一部书稿，而且在写作的同时，逼着自己学了很多东西，丰富了许多知识，对话剧艺术有了进一步系统的了解。

　　说到这本书的缘起，至今难忘。以我当时的年龄、水平、资历无论如何也不会斗胆冒出写书的奢望。当时，北京的一家出版社来津约稿，沾了一位前辈的光，约我们合写一本话剧方面的普及性论著，我的任务是拿出二十多万字的初稿。

　　说句心里话，这本书当时只是选题而已，自己能否驾驭这种体裁，能否胜任写作任务，心中实在没底。还是心里的那个信念支撑着我，边学边练，急用先学，只要付出辛苦就有所得。有时候强迫自己涉足不太熟悉的领域，从头做起，不失为一种自我提高的选择。

　　写作就是学习，只要你付出辛苦就有所得。人非圣贤，每个人的知识面都有一定限度，相对博学多才者毕竟是极少数。以我的水平，即使对所从事的行业，了解的知识也相当有限，畏难不做只能是一事无成，强迫自己做一些能做和可做的事，对自己是一种磨练，也是一种提高。力不从心却迎难而上，能接触很多知识，丰富自己的学识。人没有目标做不成事，没有压力更做不成事，写文章如此，做其他事亦同此理。

　　望着眼前成摞的稿纸，想着它们最终能变成铅字，能印成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图书，自己心潮澎湃，兴奋异常，激动了好长一段时间。谁知书写成了，审稿通过了，结果却因订数不理想而最终搁浅。付出的心血得不到承认是件挺痛苦的事，好在这种痛苦在我早已习以为常了。后来虽有出版界的朋友帮忙，免费提供书号，自费印刷，这在许多人看来已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可是我不想这么做，辛辛苦苦写完的东西，稿费一分没挣，还要自己花钱出版，我对不起自己，于是作罢。

　　第一次写书撞了个头破血流，总算把我撞醒了。敢情写东西不仅要考虑写什么，怎样写，而且更要考虑市场，考虑读者买不买账。也难怪，以自己低下的水平，无闻无名，这辈子怕难以写出什么有价值的著作，所以也从不敢指望出版社会为我赔钱出书。直到十年以后，这本书经过反复修改才得以面世。

　　当时，自己钟情爱慕日思夜想的“处女作”几乎成了胎死柜中的废纸，这不能不说是遗憾的，而更遗憾的便是你并不情愿并不满意的丑媳妇见了公婆，我的另一本书因为选题还有点市场，被出版社看中，很快签了合同，列入出版计划。在朋友的催促鼓励下，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将其写完，其粗陋简拙，可想而知。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它已经出来了，而且封面上署的就是你的贱名。

　　用不着羞羞答答，说心里话，当时自己还是暗中高兴了一阵。我至今记得二十几年前那个深冬的夜晚，我站在单位大楼门前的台阶上，像盼着与心仪已久的恋人约会一般等着印刷厂来送样书，心里不禁掠过一丝梦想成真的兴奋，毕竟二十几岁就出了第一本书，还得到一笔不菲的稿费，这是每一个读书人久藏心底的愿望，尽管现在看起来它只不过是一本十几万字的很浅很薄的小册子，可它毕竟是我的第一本书——所谓的“处女作”，仅这一点就应该值得珍重。如今，薄薄厚厚的书也出了十几本，可最让我难忘还是当年的“处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