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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务记

时间:2023/11/9 作者: 黄河 热度: 16720
王海雪

  宿务是一个嘈杂破旧却又生机勃勃的城市,就像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浪潮下的中国城市,表面落魄,内里却有一股力量,推动着它往前,与现代世界齐头并进。

  宿务外来人口最多的是日本、韩国、中国和中国台湾。在宿务城区,随处可见韩国餐馆、日韩便利店,所有的东西皆是跨境而来,东西不贵,估计没多少关税。学生多,架上最多的是各种口味的泡面和拉面。

  这里的一切都是慢热的,修一条路、给一个校舍刷漆、清洗游泳池……都在日光下缓慢地进行。宿舍对面的那栋楼,据以前的学生讲,已经盖了很久,油漆也刷了很久,好几个月还没刷完。宿舍后面是一个养鸡场,每天一大早,在此起彼伏的鸡叫声,不需要定时闹钟,宿舍四个人便过早地醒了。

  宿务聚集的是年轻人的面孔,这些面孔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学英语。

  本来我选的是斐济,但是说起自己需要更快地提高英文水平的诉求后,代理推荐我去菲律宾。那里有密集课程,适合希望快速提高英文的非英语国家学生。最重要的一点,是低廉的学费。

  巨大笨重的行李箱,手里拎满各种袋子和挎包,独自在外,你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会注意到自己的性别身份。你所有的疲劳都躲过熟人审视的目光,放肆地坦露在千千万万个陌生人之中,因为你知道,你与他们,连目光都不会偶尔触碰。

  这是二零一九年九月的天,几乎要把土地晒成泥水。

  抵达宿务机场是下午三点多,旅途的疲劳与看到新鲜事物的兴奋交织在一起,伴随着空荡的航站楼、陌生的菲律宾口音英语,我出了机场,跟着来接机的韩国经理上了一辆出租车。车上的空调坏了,司机打开窗,没有一丝风,路边都是低矮的树,没有房子,偶尔可见铁皮棚子的杂货店,像乡下。在这闷热的车上,经验告诉我,不能把表象当成本质。

  我坐在后排,语言不通,一直沉默地打量外面的风景。

  我们走了二十分钟的车程,街景变了,有了点城市味道。街道是最基础的水泥路,被过往的车辆压坏,车子走得一蹦一跳,难得遇到一个红绿灯。街上跑的几乎都是日本车,驾驶座位置和中国一样,都在左边。它不禁摩,不设非机动车道,触目所及都是交通乱象,却有一种原始的生机勃勃。

  学校门前的巷子是碎石路,估计是半拉子工程,市政对道路漠不关心。下雨的时候,东一个西一个的水坑,人要像青蛙那样跳来跳去,出去右转不远,就是一条主干道,摩托车和机动车混在同一条道上,路面铺了柏油,却是很单薄的一层,用久了,同样凹凸不平。我的行李箱就在这样的路上蹦跶着,直到抵达宿舍。

SAM

菲律宾的英语老师大部分都有很好的职业素养。

  二十六岁的SAM是我一对一的老师。她与妹妹一起租住在J mall后面,那是两栋很高的老楼,据说是日本人建的,每个月房租大概是四百二十人民币。房间很小,被她用一块绿色的帘布隔开,于是有了卧室和起居室。房间堆满杂物,衣服、便宜的挎包以及生活用品。她妹妹比她开朗健谈。

  如果学生多,课程满,SAM 一个月会有两千左右人民币的收入。但是,当老师也有竞争,要面临被学生淘汰的风险。学生有权利更换老师和课程,尤其是上课后的第一周,换课换老师的学生名单和有空堂的老师名单几乎贴满布告栏。

  SAM 问我为何不换课? 我说我不跟潮流。我在这里待得不久,换课又要重新适应,这样很浪费时间,而且我觉得只要跟老师沟通到位,教学都没有问题。她说这是对的。她经常穿紧身衣,配一条深色裤子,穿稍微带点跟的鞋,这会让她看起来职业化一些。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希望自己看起来很专业,这可能跟菲律宾的职业教育有关,这是这个国家的优势。

  她们有专门淘便宜衣服的地方,一件衣服贵的话大概是六十元人民币。

  以前发生过失窃,所以学校有许多禁令。学校的老师绝对禁止到学生宿舍去。每次老师们下班,排着长队出校门时,都会被保安检查提包。我问SAM,是否对这样的规定不满?她说,这是一份工作,你必须遵守工作规定。这可能是大多数菲律宾老师的想法,他们很敬业,但某些时候,惰性会在课堂上显现。比如,在上课铃响时跟学生说要上厕所或者是去楼道间打下水,这样给学生上课就不会是实打实的四十五分钟。但也可以理解,不仅是学生,老师们上课的密度很大,一名老师最多要教九个学生,中间空堂时间只有五分钟。疲惫可想而知。

  有一次,有中国学生结业,当天晚上大家一起去迪厅庆祝。宿务的迪厅很像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流行的舞厅,只不过这里主要卖酒,各种各样的酒。 SAM 和另外一名老师也获邀参加这个结业派对。灯光迷离,音乐震耳欲聋,见到她我很高兴。我们必须凑得很近,说得很大声,才能听清楚对方说什么。她说她第一次来这样的地方,很兴奋。但是她很紧张,只能坐在那里,动也不敢动。她的同伴拉她上去跳舞,她死活不去。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克服自己的害羞,这样可以找到一个很棒的男朋友。她有良好的品德,和教我的其他老师不一样。我们之间虽然也有生疏的西方式的客气,但更多是真诚。

  我离开宿务后,她还继续教我英文。我教她下载微信,用微信上课,继续学习在宿务未学完的教材。我原本计划在二零二零年三月下旬重返宿务,继续三个月更高强度的英文学习,周末再额外让SAM 给我补课,然后参加雅思考试。计划很完美,可人算不如天算,疫情改变了一切。

  两个月后才起飞的航班被取消,接着宿务暂停接收来自中国与中国台湾的学生。二月份,航班完全中断,菲律宾拒绝非菲律宾国民入境。韩国学生也无法前往宿务。生源锐减。二零二零年三月底,菲律宾所有学校全部停课,复课时间另行通知,大量学生返回自己国家和地区。第二次前往宿务学习的台湾朋友KC 告诉我,学校停课后,一片混乱,他无法帮我转交课时费给SAM,因为他正在机场,提前结业,一会儿就飞回台北。

  没有工作,没有收入,SAM 的生活面临困境。她没有存钱的习惯,也没有银行卡——SAM 至今都没有一张自己的银行卡,购物都是使用现金。她告诉我,她回到位于山区的家乡,一旦情况好转,将重返宿务,继续教我未完的课程。

AYALA MALL

学生们经常去AYALA MALL。这是枯燥的学习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市内消遣,最普通的一种享乐。

  一到上下班高峰,去AYALA MALL原本只需十分钟的车程,打车来回两百比索左右,一堵却要半个小时以上,这是周五结束课程后出去聚餐的学生经常会遇到的事,的士费用成倍增长,还好都是AA制。通常叫车都是用当地的叫车软件GRAB,我英文不好,对地名也不敏感,最初的那些天,都是跟别人出行。有学生告诉我,的士只要不坐皮卡样式的,都相对安全,所以虽然下载GRAB,但直到离开那天也没用过。

  以前发生过出租车劫案,也发生过奸杀案,都是出租车司机犯罪。所以,抵达菲律宾之前,游学代理都会给学生讲一些治安情况和如何自我保护。

  但是,在慢慢对这个城市熟悉之后,一切便变得随意起来。我开始一个人打车去买东西,遇到热情的司机还会聊几句。我还坐当地的公交——吉普尼,那是美国在菲律宾留下的交通工具,至今仍是宿务最主要的公共交通之一。车费八比索,下车前敲一下顶上的管子,司机就会靠边停下。学校并不建议学生搭乘吉普尼,车上人杂,很不安全。但是,当你亲自乘坐之后,发现并没有像代理口中说的那么糟糕,只要避开一些特殊时间,乘坐吉普尼是一件快乐的事,省钱,而且会有一种融入当地的感觉,觉得自己不是异乡人。

  我们最先去AYALA MALL 旁边的蓝象餐厅吃饭。它在一栋大厦的顶楼,据说宿务的富人们经常来这里吃饭。价格换算成人民币,也不过是国内一家中档餐厅的消费水平,食材却好上很多。海鲜和当地的特色猪肉非常美味。当地基本没有大规模人工养殖业,人们都是依靠传统饲养动物,这或许是食物鲜美的主要原因。

  那天拼车,我和KC、老大卫一起。我们这一群人,除我以外全是台湾人。老大卫已经过了七十岁,满头银发,在学校里很扎眼。他说他主要是来玩,顺便学习英文。我敬佩他好学的精神,然后想到,我所认识的七十岁的老人都在做什么?老大卫来的第二周,就通过自己的游学代理联系上一家当地旅行社,又组上几名学生,包括我在内,与外校的一起包车去利亚神殿和佛手公园玩。初来乍到,对什么都好奇,每一处网红景点都想去。不过,如果你以后去宿务,千万不要去这两个人造景点,它们掐中了游客的心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利亚神殿据说是一个富商为纪念她的妻子而建,学泰姬陵,却连皮毛都学不像,外观抄的是希腊神庙,非常拙劣。

  吃完饭,我们去AYALA MALL。

  它有ZARA、MAGAO 等欧美快时尚品牌,再高级一些的就没有了。我最关注的是电影院。这里的新片都跟美国同步,实行美国的电影分级制度。老大卫对电影院没兴趣,倒是对商场里各种各样的商品感兴趣,还有超市。他有一颗青少年心,什么都好奇,什么都想玩。他跟我说,他们这一代,都有中华情结。他知道我喜欢写东西,便提到他有一个写诗的表妹,叫颜艾琳,经常来内地参加文学活动。老大卫去内地旅行很多次,微信用得顺手,无聊时喜欢画画。后来他还拿画作给我们欣赏。

  我们组织看电影,他没有去,他说自己一句英文都不会说,也一句都听不懂。所以电影就算了,还是老老实实在宿舍画画,研究去哪里玩,老大卫离开宿务时,是Raymond 开车送他去机场的。老大卫在宿务没有玩好,这边玩水的方式一点都不适合他这个年龄段(潜水、跳岛、花费一天去溯溪,这都需要过人的体力),不尽兴,不尽兴,他边说边拖着行李上了车。

  我看的第一部全英文电影是在学校附近一家商场的小影院。史泰龙的《第一滴血4》,连英文字幕都没有,听力不行,只能靠画面猜剧情。后来,有人说AYALA MALL的电影院上映都带字幕。《小丑》上映时,我又特意跑来看,结果同样没有字幕,只能一边看一边痛苦自己的英文为什么烂到完全听不懂的程度?

  语言学校的女老师很少来AYALA MALL 买衣服,她们把它称为富人的商场,Zara 一条打折的裙子对她们来说还是很贵。SAM 告诉我的。她住的地方离学校挺远,每天上下班都要去COUNTRY MALL搭乘本地的吉普尼,有几次我在那里碰到她等车,我和她会露出特别惊讶的表情,寒暄一两句,恰巧车到了。她上车,我说see you tomorrow,就去吃当地的甜品。

娜娜

J mall 发生枪击案时,我正和朋友们在墨宝岛海边的一家酒吧里,和一群来度假的西班牙人喝酒,不过我们几名女生点的都是可乐。其中一个大胡子的西班牙人用表情嘲笑我们的饮料,然后连续喝了几杯威士忌,另外一个不断地教我念他的名字。他的发音从喉咙深处发出来,很难学。

  他们和我们住在同一家民宿。那天,刚好是墨宝的派对之夜,在民宿的院子里碰上,载歌载舞一番,两帮人马又一起去了海边的酒吧。

  他们的语言让我想起拉丁美洲。我将拉美诸国与菲律宾联系起来,它们都有过被西班牙殖民的历史。但是,菲律宾很多制度并不是从西班牙搬过来的,而是美国。接替西班牙人的是美国人。由于当时的教育制度,西班牙人并未在当地留下殖民色彩的语言,反而是后来推行的英语教育,让这个国家的识字率飙升,从此,英语成为菲律宾的官方语言之一。

  当置身在这个国度,会明白为何它会选择“拿来主义”,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基础建设,都那么薄弱,连刺激内部奋斗的力量都极为缺乏。这在菲律宾人身上体现很明显。有在非洲待过的人说,某种程度上,菲律宾人和非洲人的生活习惯很相似,炎热的天气,丰厚的天然食物,滋生人们的惰性。

  低廉的劳动力、普及的英语环境让韩国人最先发现这,韩国主要做进出口贸易,对外语的高要求让他们最早抵达这里开办起英语培训学校。其次是日本人。听一些学生讲,去了日系的学校,就不会想来韩系。这是中国学生听我讲述来学校的观感后对我温柔的反击。

  我的宿舍是最便宜的四人间,我并不期望宿舍会很舒适,抵达那天所见却出乎意料。房间不大,两张原木色的上下床,一人一张带书架的原木书桌,还有专属衣柜,虽然很小,但是所考虑的生活细节却很周全。我住在二楼,一出阳台就能看到学校的篮球场和刚刚清理干净的游泳池,一到晚上,有很多学生在泳池游泳。

  我见到的第一个舍友是来自韩国的娜娜,她在北京邮电大学当过交换生,会说流利的中文。后来在接触中,我发现不少韩国人都会讲中文。听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讲,由于是邻国,加上来中国留学的费用相对欧美来说比较低廉,所以很多韩国人都会选择中国。

  娜娜是一个热情友好的人, 她带我去BTC MALL的货币兑换处换比索,还帮我买当地的电话卡,这让我对这未来的两个月充满期待。有时,人就是这样,初来乍到,遇到良善的帮助,会让心情变得美好,后面的日子便也顺风顺水。

  不过那只是美好的想法,我们都没逃过流行病,回国后的娜娜和我说起时还心有余悸。

  那是二零一九年九月下旬,连续烧了半个来月的印尼大火影响到宿务的空气,空气中都是看不见的粉尘,天气也变得异常炎热,仿佛天空所有的雨水都被那场大火烤干。感冒咳嗽的人多起来。我不确定是被团体课上的日本奶奶还是台湾的KC 传染上的,虽然他们都戴着口罩,但教室很小,空间有限,咳嗽不断,我确定飞沫里的病毒就在我毫无防护之下进入我的身体,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病毒的厉害。

  我咳了一些天都没好。 这是我的老毛病,一般生病不发烧,只咳嗽,久治不愈的咽炎。我最先吃的是老大卫给的药,但药不对症,没有好转。后来,David 送给我口罩和他带来的药,药是他在美国时买的,刚好抵抗过敏性咳嗽,一吃第二天马上好,真是神奇。我刚一转好,睡在我下铺的娜娜却在半夜咳嗽起来。

  她认为是自己学习太辛苦的缘故,又因为有朋友结业,那一周忙着聚餐,把身体累垮了。我们宿舍是学风最好的宿舍。

  有一天,娜娜参加一个韩国人的结业聚餐,回来已经很晚,她看到我还在奋笔疾书,就愁眉苦脸地说,一对比自己简直是在犯罪。她立刻打开书本背起单词。本准备睡觉的我,看到她身体抱恙,仍然坚持的精神,让我不得又不继续多学几课。娜娜在雅思模拟测试中已经是6.5分的成绩,还这么努力,我还有什么逃避的借口呢?我跟娜娜说起三毛学习德语的故事,我的努力不及三毛的三分之一。

  娜娜在某一方面和我是那么相似,在为目标努力上从不给自己留有余地。我们彼此知道,一旦松懈,便什么都完不成。娜娜结业比我早。 她拖着病体乘坐午夜航班回到韩国,飞首尔的基本都是红眼航班,第二天就被妈妈催去医院做检查,结果出来后,她在微信上告诉我,咳嗽拖成了支气管炎,叮嘱我一定要注意健康。虽然学校每周都会邀请一名医生过来看诊,但是,谁希望自己在异国他乡生病呢?没有医保不说,昂贵的医疗费用、落后的医疗条件都让人不敢病。

  新冠病毒疫情在国内蔓延时,氛围很紧张,大年初二那天,我让娜娜帮忙代购了口罩。仅仅是她帮忙下单后的第二天,口罩价格猛然飙升。一个月后,韩国疫情升级,全球形势陡转。原本年后准备找工作的娜娜,更改计划,准备韩国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一天学习十五个小时。

  至今,我们在学到绝望之时,仍然彼此鼓励。

古古

一起去墨宝的中国同学刷着手机,突然大声地说,Snow,你运气好到爆表。在那所学校,大家所记住对方的,便是一个英文名,这是一个代号,暗示着暂时离开熟悉的生活,获得某种新的身份。

  我问为何?她说幸好你没去J MALL的泡泡泳池派对,那里被抢了。那个派对一个月举办一次,吸引许多在当地读语言的学生,年轻人,总有使不完的精力,尤其是被学习逼得走投无路时,更需要一些玩乐来发泄。早鸟票200比索,现场要300比索,许多人都会提前买票。我当时一听这个派对就动了心,却因找不到同行者一直没买票。后面阴差阳错,跟中国同学去了墨宝岛。那是一处潜水胜地,小片的滩涂几乎被海水淹没。风景绝佳,可以看到远处郁郁葱葱的小岛。海的不远处停了几艘轮船,是人们下潜之地。成群的沙丁鱼在海底翻滚,被那些带着护目镜的人称为沙丁鱼风暴。即使不喜欢潜水的人,也会在耳闻中跃跃欲试,即使不会游泳,浮潜也适合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我对海底世界兴趣寥寥,倒是这岸上的风景,让人心旷神怡,瓦解了来时将近四个小时车程的心酸。

  那时,我的论文开题报告接近尾声,压力没那么大。我问古古借了一本小说带去,就在民宿的观景台上,吹着海风读完这本缓慢的小说,如同置身在冬季的爱尔兰。这是一个来月后我第一次读纸质的外国小说,爱尔兰作家吉根的。我几乎有一种感激涕零的感觉。那时,我很想读菲茨杰拉德,但是手头并没有他的书。其实,这种无书可读的状态,虽然让精神有些恐慌与枯萎,但是某一方面,某些东西又在生长,那就是迥异于国内的“陌生”与“孤独”,头脑与身体如空了一般。有得有失吧。

  古古在台湾东华大学读创意写作,她头发微卷,有些婴儿肥,眉头经常紧锁,一看就是有心事。

  我去墨宝的前夜,天气很热,学校的CLUBHOUSE挤满人。我与古古占了一个好位置,谈文学,谈喜爱的作家,也谈来这里的感受。难得遇到同道中人,我们很兴奋。她接受台湾游学代理公司的一份临时工作,制作一份调查问卷,咨询来这里学习英语的人主要是为了什么,五块台币一个字。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习惯换算几种货币,希望能以最优汇率换得比索。

  大部分人都在本国换好美金过来,但是美金经常不够用,因为这里可玩的地方很多。如果遇到当地假期,不仅是学校,还有学生自发组织去旅行,人越多,费用平摊就越划算,有的可能会去长滩岛考潜水证,也可能是去薄荷岛跳海,或者是去卡瓦山溯溪跳水。总之,一切都与惊险刺激的水有关。

  我离校后不久,古古也提前结业,去宿务周边的岛屿独自旅行。她告诉我,她来宿务,是为了逃避失恋的巨大打击。后来,我在她给我阅读的一篇散文中读到了这场爱情的只言片语。

  似乎是有意无意,我们极少谈论政治。××算是宿务较大的语言学校之一,我所在的BANILAD 校区有一百五十多名学生,主要以韩国、日本、中国与中国台湾的居多,越南人少许。这个校区是半斯巴达管理,相对SEASIDE斯巴达校区来说更自由一些。

  有时,一些老师看到台湾同学和内地同学可以毫无语言障碍地交流,会问,你们说的是同一门语言吗?回答通常是:Yes,Chinese。

  古古在我去墨宝后的第二个周末,她也独自去车站,搭乘去往墨宝的客车。旅行于她,是逃离当下的一种冲动。

  十五名劫匪,击毙六名,逮捕三名,六名在逃。各大语言学校的群里都是紧急呼吁各自的学生远离J MALL。我从墨宝回来的第二天,几乎每一名学生都会聊几句关于这场抢劫案的话题,它是宿务治安很差的又一例证。虽然我们置身在这座城市,但宿务人民的生活与遭遇的种种事情,却又跟我们无关。在课上,SAM说那天她还准备去J MALL买东西,临时被一个朋友叫去了别的地方。但是,即使她去了,也不一定遇到,因为劫匪抢的是出售珠宝的那一层。他们作案的方式很笨拙,即使有枪,也怎么抵得过警察呢,尽管宿务的警察很不靠谱。

  我和SAM 聊这个案件就花去一节课的时间。

IT PARK

宿务最繁华的一面集中在市中心的富人区,不时能看到豪车豪宅。富人区附近的夜市连着一排酒吧的地带,叫IT PARK,类似创意产业园区,是城中白领精英喜欢去的地方。酒吧每晚都有当地乐队演出,深受欧美流行音乐影响,现场驻唱的乐队好得出奇。我第一次来IT PARK,是为了欢送仅仅来学习一周的Caspar“顺利结束学业”。我们都是同一时间入学的学生。

  一周,学校无法给任何学费折扣,所以Caspar实打实支付了六百美元。我们说他是真正的土豪。 Caspar 对语言有狂热的兴趣,他不仅学习英语,还学习西班牙语、德语、日语和韩语。

  Caspar 是台湾人,三十岁,在渣打银行工作,之前在加拿大、澳洲有过游学打工的经历。他知道我是大陆人,便问我中山大学怎么样?我说中山大学是一所很棒的学校,尤其它的医学。 Caspar露出遗憾的神色。就在前些年,他有过一次来广东当交换生的机会,却在听闻广州的治安很差,大街上会有人专砍台湾人后放弃。我问他信息是从哪里获取的,他说来自台湾的电视与报纸。我笑了笑,也只能笑了笑。 Caspar 很在意人身安全,即使无法证实,他宁愿选择待在熟悉的地方。

  那晚,我和Caspar点的是无酒精的鸡尾酒,当地特调的“宿务女孩”,韩国人Roy 与David点的是两千多比索的威士忌,折算成人民币四百多元。 Roy说威士忌在韩国卖得很贵,所以在这里可以随便喝。这也是我第一次见识韩国人的酒量。后来,在学校见多了,发现日韩的男生女生都很能喝,甚至不醉不归。Roy会说流利的中文,算起来他和我还是校友,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的本科。

  他在宿务这边学习四个月,结束后有可能会去台湾旅行一趟,他姐姐嫁到台湾。之后回韩国找工作,如果不顺利的话很可能前往加拿大。他另外一个姐姐在加拿大。 ROY说像他这样的年纪,本该有一份安稳的工作,一段稳定的恋情,但是他没有。他感到焦虑。他觉得自己年龄大了,但事实上,他才二十九岁,看来世界上所有的年轻人都面临相同的焦虑。

  韩国发展的红利期似乎已过,像Roy 或者David这样的年轻人,要想超越父辈,或取得像父辈那样的财富或成就,即使加倍努力也很难。那天,David 喝醉了,他没有意识到威士忌酒精浓度比韩国清酒高出很多。去酒吧之前,他告诉我们他很能喝,他有时会去韩国的小饭馆,一边吃饭一边喝烧酒,一个人可以喝掉好几瓶。他生活在离首尔很近的城南市,有一个哥哥,在特斯拉设立于韩国的实验室工作。

  虽说大家都认识不久,但因都在第三国,友谊不比平常,这种谈话更有一种诚挚与关照。 David一直拉着Roy,用韩语跟他说自己在韩国的生活。他连续六年都没考上检察院,这次来宿务,算是一次调整。他的专业是法学。六年!这让我很吃惊。可能对于每一个国家的年轻人,或者是东亚社会的年轻人来说,成为公务员都意味着有稳定的收入、稳定的生活以及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我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为了一个国家的职位奋斗六年而颗粒无收的故事。这样的毅力如果放在其他行业,我想至少会收获一些东西。

  可能是严肃的父亲对David 期望很高,他不得不去完成它。韩国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儒教社会,特别讲究辈分与家庭伦理,David可以说是其中最特别的典范。唯一见到韩国人会鞠躬打招呼的是他,会在每一次聚会把每一个人都照顾得无微不至的他。可他像一个活在套子中的人,有一颗坚强的心,却在选择上时时陷入摇摆的境地。这是他致命的弱点。他很清楚,他的一些过分礼貌的举动让他的同胞嘲笑他,他也清楚,他普通的外表让他这种出于习惯的礼貌看起来很卑微。那是一种无用的绝望的卑躬屈膝,但是他改不掉。

  我们不在同一个团体班,却有一名共同的老师——Richard。

RICHARD

Richard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肤色,他是来自美国肯塔基州的黑人。他很年轻,有些胖,牙齿很白,平头。也不知什么原因,我的两节团体课都分到他班。第一周,他的教学还很认真,在课堂上,偶尔会吐槽学校糟糕的廉价复印机印出来的课本卖得很贵。课本是学校重要的利润来源之一。

  但从第二周开始,他便有些松懈,是应付的态度。几乎每次离下课还有五分钟,他都已经结束讲课,并叫我们等待铃响再出去,因为提前下课的话,学校的Boss 看到要扣他的钱。说是讲课,其实也不过是聊天,作为母语是英语国家的他,教我们这个初级班绰绰有余。他并不按课本走,课堂上四名学生,很可能来自四个国家或地区,有时大家会聊自己国家或地区的情况,有时会涉及到政治,有时会涉及到历史。

  有一次,他问我们用的是什么品牌手机?我与另外一名中国同学都是苹果,而他的是华为。他说自己很喜欢华为,在美国时也经常用阿里巴巴,也就是速卖通。

  他告诉我们他来菲律宾是因为他打两份工都不够养活自己,他认为这很不公平。当然,最关键的是,他在社交软件上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他有四个兄弟,大哥是一名酒鬼,他以大哥为反派榜样,绝对不走他的路子,他努力学习,拿到奖学金去了州立大学,毕业之后,他以为自己前途会一片光明,等待他的却仍是底层挣扎。虽然他并没有明说,但是课上我们都能感觉到,他是因为自己的肤色遭遇的歧视。

  菲律宾让他感觉很好,因为他的美国身份,他很受欢迎。他的社交软件名字叫国际公民。我想,这是这趟旅行对他的意义。

  他来宿务不久,就和热恋中的女朋友去注册,并去了当地的天主教堂举办结婚仪式。那时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未曾准备好,危机在他结婚几个月后发生了。

  那天,我走进教室,看到Richard 坐在那里,手背撑着额头,闷闷不乐。我说,Richard,你还好吗?他说谢谢你,我很好。这一天的课他心不在焉,经常把我们四个人的名字喊错。过了几天,他看上去更加阴郁。每次都早到几分钟的我又很客气地问他,他终于忍不住,眼泪掉下来,一边擦眼睛一边说,他妻子不信任他,天天翻他的手机,女人的嫉妒很可怕。其他学生陆续进来,大家看到他的眼泪,都纷纷问是怎么回事。当天我们没有上课,一边听他讲一边安慰他。 Richard是一个柔软胆小的人,他说早上被妻子骇人的眼神吓退,没有亲吻她的额头就过来上班。他哀叹自己年轻的不幸,后悔自己轻率的决定。

  他妻子很早就辍学出来打工,原来在一家富户做保姆,后来改行去做了保洁。学校年轻老师多,职业身份又比她好,她内心极度不安,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想法。有一天,怀孕的她还对他使用了暴力……

  对于天主教徒来说,离婚是很艰难的事。我猜测Richard 如果继续在这段婚姻中饱受煎熬的话,很可能一走了之。 Richard确实这么想,他说希望自己的妈妈能给他钱,接着又用一种发狠的语气,说大不了他自己回到美国去。后来的那一周,也是我即将结业的倒数第二周,他再也没来学校,不辞而别。他可能独自回了美国,我们在社交软件上,看到他晒了肯塔基州下雪的照片。

  就在这几个月间,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菲律宾的语言学校暂时全部关闭,何时重启并未确定,老师们也失去工作,几乎都回到各自的家乡。之前教我语法的老师Tin,居住在一个小城市,家里装了网络,她又开始继续给我上英语课。 而居住在山区的Sam,仍然无法返回宿务,她焦虑的同时也希望我放心,一旦她回到宿务,将接上中断的课程。

  而我经常看到Richard,在社交软件上晒他在菲律宾的妻女。

  所有人所能做的,似乎只剩下了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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