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看到王国伟诗集的书名《两棵树之间》，不禁联想到鲁迅在《野草·秋夜》当中的“开场白”：“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这两株枣树的形象一出现便受到广泛关注。在众多解释中，张洁宇另辟蹊径以“自画像”的性质来定位，让人眼前一亮：“这是同名同种、相邻而立却彼此独立的两棵树，他们之间合一而又分立的奇特关系，正如一个画家与画布上的自画像相互面对。”如果依循此条思维线索来考察王国伟及其诗集的关系，不知是否得当：“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在两棵树之间游弋徘徊，只是一只萤火虫记述了一只萤火虫闪亮的时刻”这一在诗集“后记”中的自陈显然传达出某种相似的意向。然而，在鲁迅的“两株枣树之间”是鲁迅的“全部哲学”，那在王国伟的“两棵树之间”是什么呢？
与诗集同名的有一篇诗作收录在 “辑一·波纹”当中，其中可窥见作者以此为名的端倪：
在两棵树之间
可以做许多事情
几乎所有的事情
或者，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想，都没有
穷尽一生，我也只是
在两棵树之间
游弋，徘徊
无法摆脱两棵树的阴
也无法捉住
漂浮着的，如雾般的光环
在王国伟的“两棵树之间”其实可以承载诗人的“一生”，他在这之间(包含树所覆盖下的树荫处)可以用“许多事情”去填补，也可以选择空白，对于诗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人生是“自由”的。然而在这自由之上却——“无法捉住漂浮着的，如雾般的光环”——不能将确定性(雾是虚无的)、和光明(光明)紧紧攥住，无疑又凸显了人生观中的虚无主义。“两棵树之间，就是年轮与年轮之间，是时间也是空间。”诗人将“两棵树之间”既空间化又时间化，既立体化又线性化，由此构筑出的个体化的生命场域则是王国伟 “近两三年”诗学世界的客体象征，从中我们可以窥见王国伟在诗歌创作道路上的精神跋涉。
二
王国伟是1971年生人，由不惑向知命之年前行。《逢九大事记》便是其对自我生命历程的简要记录，按部就班的人生轨迹中夹杂了对人生世事无常、白云苍狗的慨叹。这首诗并不难读，看似没有过多的技巧雕琢，但读后温暖又心生敬畏。从“一九”到“十一九”，前五九是作者经历过的，笔触稍详，将每一九的重要事件都爬罗剔抉，选取有代表性的进行白描，画面感很强，其中对空间的着重提点(“北京”、“军营”、“县城”“县委大楼”、“并州”、“银行”加剧了生命历程中的跳跃与改变，而由此释放的情感更让人产生共鸣和怀恋|18岁：爱情的降临；27岁：孩子在成长……)。后六九简洁明了，对未来的期望在作者笔下还原为最简单却也弥足珍贵的亲情关系：与孙子、与孙女、与老伴儿。“情”作为王国伟诗歌的特征所显现出的强大力量在诗集中不可小觑。这首先有向浪漫主义将“‘一切好诗’的特点描述为情感的自然流露”的回归，又同时将人物、情节、故事融为一体，诗歌的“叙事性”或者说“日常性”在诗歌中得到具体显现，将“个人经验”内化为诗歌生成的方式，这一复杂过程又指向了90年代诗歌的“转型”问题：“诗歌关注生存场景的‘及物性’被着重提出，针对的是80年代有关‘纯诗’、诗歌‘不及物’、‘零度意义’的主张导致‘文本失效’征象。”以生命情感为底色，融入日常的“一地鸡毛”，使经验化的诗歌在温情之上又增添了感动。
《父亲》和《拔白发记》是这本诗集当中读来最让我感动的诗作。两者大体都是运用时间顺序来安排的，诗人以“我”为第一人称出现，带有某种意义上的自叙传色彩，而“父亲”和“女儿”在诗歌中以“他”|“她”来指代，其间“他”|“她”在对话时(“我说：你的零花钱越来越多了啊|她说：攒着吧”)变成了更具“现实感”的“你”。全知视角的出现使诗人在对诗作的整体把握及运作上游刃有余，对位的角色互换(“他带我掏麻雀、捉青蛙打牙祭|背着十岁的我上车站、进故宫，为了逃票|而前天我背他时，却压折了他的一根肋骨”)又让诗歌加剧了“现实感”的认同，将人伦日用间最宝贵的东西浓缩成、凝练成“诗”：“每年杏子熟时他都会搬梯凳上树去采摘|如今他坐在院子里的杏树下，笑着对我说|今年你去摘吧。我突然看到树荫下他的笑容里|忽闪着孩子般狡黠而无奈的水滴”(《父亲》)、“女儿上初中了|她说：我顾不上|也不想给你拔白头发了|你可以长得慢些了|为了这句话，我|突然笑得|湿了眼”(《拔白发记》)。 这两小节诗的末尾，可谓“神来之笔”：笑容里忽闪着水滴，传统技法里的“通感”在这里像电影聚焦的镜头，将父亲历经坎坷、到夕阳迟暮时看着儿孙满怀满足又有壮志未酬身已老的复杂情绪展现了出来；而在与女儿的互动情节中，女儿的成长与“我”的变老本是自然规律所致，但诗人抓住了“拔头发”这一生活中的细节而变得富有戏剧性。他没有刻意将女儿描述得乖巧懂事，相反“顾不上、也不想”的情态表达里多了几分思索和反馈，“顾不上”是因为女儿长大学业变忙，而“不想”里可能有觉得因为白头发变多而麻烦，也可能是女儿意识到父亲在一天天变老而心疼，波澜不惊的话语里潜藏着的父女深情想必包含更多普遍性的因子，而父亲“突然笑得湿了眼”，“笑中带泪”的表达又一次形成情感的冲击波，让我们久久不能平静。
王国伟的这类诗里潜藏了他的真情。他在诗中写道，人类的本质宿命是“居住在坟墓上的一代”，但我们也只有在这命运中，才格外触摸到爱的力量，这种对苦难的节制处理让我们看到了人间良好的人性基础：“悲悯精神”。正基于此，王国伟在《逢九大事记》的最末写道：“如星星般，闪动着爱的光辉”。这类以日常生活为经验的诗歌，与其说是在回应现实，不如说是对“记忆”的选择和重组，用王家新的话来说则是“诗来自于语言的‘回忆’”。而来源于“日常生活”的记忆总是与“宏大叙事”的记忆对立的，对大写“历史”的叙述性质也随思想解放的风潮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笼罩大地。
三
于坚的“拒绝隐喻”在80年代总是与“日常生活”写作进行联系，“从题材和语言两方面来回避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对写作的影响，并力求表达出自己对日常生活真相的尊重和珍惜的意图。”而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的写作无疑与80年代之前严格把控相关，对于历史叙事的确定性以及统一性诉求的追逐成为那个年代挥之不去的魔障，而在此 “历史”的真实性也被“宏大主题”曲解，个人化的历史碎片成为坊间遗迹散落在来去归途的角落中。王国伟作为70后，从沉埋的历史中走出，自会有更深的体悟，《历史与人民》便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诗作。
《历史与人民》内含有21小节，从第一小节便进入正题：“当我写下这个题目|我就被虚空淹没|就如一个溺水的人|抓不住一丝一缕的水草”。“我所知道的历史”就像“汪洋中的一滴水”，它存在的意义仅仅是“它在汪洋之中”，而那些“被记载的历史”也是通过“记忆和复制”的方式留在时间坐标轴上，而记忆和复制都是又被选择的属性，所以其中在历史的横纵坐标交叉处那些星星点点的人，成为历史被永恒记忆，他们有些是幸运的有些是不幸的，而对于更广泛的“人民”的概念来说，他们却被历史过滤。王国伟在此已点出了新历史主义观点中拒斥旧历史主义的重要面向：历史也是一种叙事，它没有“本来面目”，要用“一种文化系统的共时性文本，来代替一种独立存在的历时性文本”(蒙特鲁斯语)。
在《历史与人民》这首诗中，王国伟将人民与“上帝”相对照，这一“西方”观念中的创世纪的“上帝”也一样会“从创造的历史中消失”，所以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然而消失的正是最庞大的存在|曾经和现在，上帝和人民原来是一回事|人民就是上帝，他们善于创造|也善于隐匿。他们背负着时间奔跑|他们具有时间的属性。”“人民”在这里被神圣化的同时，也同样与上帝一起消逝在“时间”的洪流中，不被颂念、也不被诋毁，“时光中留下的雪泥鸿爪，就是历史”，所谓历史的阔大与高远，不过是由现实的碎片和缝隙弥合而成，我们都在时间中游走，我们也都会成为历史，“我不再纠结。于历史与人民的宏大命题|就如溺水之鱼|在水流中生长，也在水流中消失”。与其说王国伟最后达成了与自己的和解，不如说他看清了历史与现实的生成关系而获得从容。
历经80年代的光辉灿烂，沉沦于90年代“没有英雄的诗”，王国伟这样评写他自己的 《一生》：“对于我来说|生活就是一场|貌似灿烂的无休止的漩涡|……惟愿者而来|惟无悔者而去|天空湛蓝|我只是在它空茫的脸庞上|淡淡的|点了一颗痣”。诗人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在天空里点一颗痣”的意义对于后辈的我们来说是多么遥远又渺茫，不难看出，王国伟及其那一代人中对于自己的身份定位仍保留着80年代“理想主义”的生命质素，就像那缕光，也包含着生生不息的爱。
四
对于王国伟这代诗人来讲，浮游于外部的思索似乎解决不了存在的本质问题，而“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荷尔德林语)，这里所谓“还乡”无疑指向了“存在”之精神家园。王国伟对此有自觉的思考，在诗集的最开始一辑中，便有对“动”与“静”、“真理”与“假像”、“相对”与“绝对”的哲思。
在他的《动》中，“如果我们动得流畅而质朴|如果我们动得足够真实而本色|我们就会静止，就会在时光的帷幕上|镂刻下永恒而炫丽的光影”，不难看出诗人对于静态的追求，换句话说也即对永恒的追求；在《真》中，“我一直在寻找真|但真有时候在狞笑|面目狰狞的真并不美|它还是不是真|……|在更深切的虚假中虚度|或许是我寻找真的另一种方式”，当“真”变得粗鄙、丑陋、残酷的时候，我们还会继续相信“真”的存在么？在《空白》中，“如果你说|那就是空白|我绝不会承认|因为，我从来不相信你|也不相信有|真正的空白”。对于“空白”的否定，也意味着对于真理的否定，亦即没有一切是绝对的；在《绝对》中，“我绝对不会|下一个绝对的概念|因为绝对|是不存在绝对的”。绝对的不存在意味着事物之间的变化发展是恒在相对的……这些相对性的概念是王国伟在诗集中呈现出的 “在的地形学”，对真理、绝对的怀疑亦即是其对“历史”怀疑的本质体现，而“一切都在变化中”的思想也促使诗人想要在抓不住的时间之流中寻找栖所与皈依，而这也同样来自于诗人内心矛盾的挣扎和冲撞。
而这样来自“心灵的辩证法”不免使诗人滑向黑暗的深渊。在诗集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夜、黑夜、黑”等诗歌意象很密集，其中以其为标题的如 《夜灯》《夜行记》《深渊》《夜里的声音》。如果把梦境的发生也与黑夜相连，那可供考察的诗篇则包含更多。在此以《夜灯》为例，我们来勘探王国伟诗歌中更复杂的思想情状。“夜灯”这一题目，开启了作者对于现代性的思索。夜，本是自然自在之物，而灯，则是某种现代性的发明，两者之间天然就存在背反和矛盾之处。“灯光对我的压迫|超过了阳光的力量”。诗人潜意识里抗衡现代性的生产机制在这句话中显露无遗。“我反复躺下，又起来|在本子上写下两句诗|又躺下。我其实不是想睡觉|我或许只是想|写一首诗”。“想写一首诗”曾是1990年10月浙江诗人方向的墓志铭，这也是他遗书中的最后一句话，读来不禁让人湿了眼眶。我想，在王国伟来说，并没有到那种生死纠葛的地步，但同样是想要诉说的欲望使诗人们有了“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而这是直戳心底的。“每个夜晚|方圆百米之内只有我一个活人|这在繁华的都市里|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诗人作为“先觉者”、“文化先锋的领路人”的“英雄”影响，也许想要写的诗和这种写诗的状态融为了一体，这是只有这样的夜晚才给了诗人以写诗的冲动，而这暗夜本身(混杂着灯的存在因素)对诗人来说，已有了本体论的意义。而这样的灯，有街灯、车灯、卧室的灯，都在这静谧的夜晚，产生出具有“光”的效应，“恍若萤火虫”的独白也将诗歌从黑暗的存在之渊拉回到似雨滴般轻盈的光亮里。“光在暗夜中生长”。“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也有权利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汉娜·阿伦特《黑暗的时代》)对微光的执着也是王国伟诗歌当中的一种隐形的特色，“所有的末日|都是重生之时”(《末日》)、“有幸才能得福|在泪水中绽开花朵”(《幸福》)、“一代人被埋没|一代人也在雪地中成长”(《一代人》)、“我永远拉不直，那透明的|鱼线。如黑沉沉的大海上|升腾起的火焰”(《时光的波纹》)。
在这本诗集当中，有一辑标题为“过往”，主要是一些游记，而这些游记里也有这样的思想贯穿存在。《张壁》里“一些恒远的事物|常在黑暗中呈现|于是我在夜晚|看到明亮的星光”、“人间一定有一种爱|在斑驳与苍凉间闪现，星光般灿烂”；《襄垣》里，“如果想象一下它的颜色|它应该如黑夜一样广阔而深厚|就如被后羿射中之后隐匿的太阳|它黑黢黢的容颜之下|翻腾着火的烈焰”；《织金洞》里，“此时需要面对内心的叩问|如何在黑暗中织就|金碧辉煌的宫殿和画卷”。《三清山》里，“我只是换了一个姿势|明亮的事物便呈现|澄澈，如一个小小的宇宙”……从这些游记当中，足见王国伟古典诗学功底之深厚，而这里也就存在另一个问题，如何将这些本身就有灵性与诗性的山石草木之物生成现代诗的机制？“往往通过某种‘逆诗意化’的写作策略来获得自身的‘诗性’”。而“光在暗夜中生长”本身就结合了诗性与非诗性、古典美学与现代传统驳杂的生命体验，就像那《桃花潭》里美丽的“谎言”、《回到草原》组诗里“羊的眼”的逼视，走在《织金大峡谷》画布里的“刀锋”倒映出的沧桑，还有在“右玉”城里遇见秋叶散落似“咳血”……
五
王国伟说这本诗集最后一辑里收录了早些年的十几首诗歌，可能是带有某种总结的意味。我在读最后一辑的诗歌里，《挽歌十八节》中对“爱与死”的思考，《神话》里“是…而不是…”的句式与莎士比亚“tobeornotto be，thatisaquestion”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相胶合，更带有了对生存问题上下求索的精巧。也许，从此前对生死比较绝对的命题的思考，到进入如今“相对性写作”对“光与黑暗”相互生成又相互独立领域的思考，这一思想的纵深勾勒无不进入海德格尔所言“我们从未走向思，思走向我们”的境界。
在与诗人的交流过程中感知，他可能在这本诗集出版后，短期内没有再出的打算。我想诗作为一种精神，或许它不只是局限于个人的情感、思想当中的，它也应该成为某种“承担者的诗”：“这使诗歌不仅仅是对诗艺的自足性的‘锻造’，而是必须承担‘锻造一个种族的尚未诞生的良心’的使命。”经历过商业化大潮、“后现代”的洗礼，诗意的“招魂术”更需要招来的是对灵魂深度的清理与塑造。让诗歌更有力量！
注释：
①衣萍：《古庙杂谈(五)》，载《京报副刊》1925年3月31日。
②【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
③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0页。
④曹文轩：《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曹文轩论儿童文学》，眉睫编，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第218页。
⑤洪子诚主编：《在北大课堂读诗(修订版)》2014 年版，第 276页。
⑥【美】查尔斯·E·布莱勒斯：《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5页。
⑦王家新：《为凤凰找寻栖所——现代诗歌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
⑧借用孙文波《在相对性中写作》的书名，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⑨吴晓东：《二十世纪的诗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3-54页。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