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黄家洼的老甘
时间：2012年1月16日
地点：大同县黄家洼村
今天是腊月二十三，农历的小年。
我决定再去一趟黄家洼，去看看老甘和安江，毕竟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去粮店买了几袋米面，塞进后备箱，出县城，过昊天寺，很快就上了那条通往火山的水泥路。
几天前落过一场雪，很大，白了城北所有的山，村庄，白茫茫的一片，原以为不知多久才能融化，露出原野的本来面目。谁料，天气说变就变，忽然间就温暖如春。昨天，水泥路上覆盖的冰雪被阳光砸开了，几吨重的阳光。现在，路上还残留着一点冰雪，更多的却是雪融后的水痕。这是下午三点来钟的光景，二十分钟后我便进了村。
不知为什么，每次走进村街，望着那空洞的窑院、破败的街巷，我心里就说不出的疼痛，茫然。今天也一样，村子比我前阵子和朋友们一起来时感觉都荒凉，只是风不似那天硬了，很柔软，暖洋洋的，好像春天真的已经来了。但我知道，大同火山群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不会来得这么急，说不准再过几天又是一场雪，而这里呢，瞬间又是一个白茫茫的世界。村子里不多的几个人，几条狗，又将在那雪地里走来走去。当然，还有安江那些有点野的鸡，它们是这个世界的主角——是的，若是没有这些鸡的活动，鸣叫，这个村庄更不知有多寂寞呢。
先去老甘家。
村头那几间土坯房就是。
没有院墙，屋门前仍堆放着那些我早见过的准备盖新房的木料，都快被雨雪淋锈了，也不知何时才能开工。门没锁，却也没动静，我“老甘、老甘”地喊了几声，并没听见他在里面应承。从一侧的玻璃窗看进去，他正缩在炕角睡大觉呢。一推门，呼噜声迎面扑来，我就笑，这家伙大概中午又没少喝吧。走到炕沿前，探手捅他，他揉了揉发红的眼睛，慢慢坐起来，说，王老师你咋来了？
我看他一眼，我咋不能来呢？
他说，快过年了，你不好好在城里呆着，跑到村里干啥？
我笑笑，来看看你，不能吗？
他这才反应过来，赶紧跳下地，蹲在炉前捅火。不大一间屋子，炕占去了一多半，锅台正对着门，一口大锅稳在上面，大半锅水蒸腾着热气。炉筒肯定有些时日没倒了，积了不知多少烟垢，烟气丝丝缕缕地从缝隙里往出冒。
唉，用黄家洼的土话说，老甘还过得那么“烂兴”。
想想，我们认识已有三年了。
三年前的那个秋天，因文联办的杂志需一组图片，我去火山群拍片子。开车从昊天寺北面的路一直走，翻过一面缓坡，路东侧，狼窝山脚下一片油画似的葵花吸引了我的视线。正好有条新修的水泥路通向那边，走不了十分钟，葵花地已在眼前。看了看，正好在一个村子的村头。我刹了车，提着相机靠向葵花地抓拍，忽然，镜头里跳出一个人，一瘸一拐地朝我这边走过来。身后还跟着一条大黑狗，一扑一扑地咬。他一边呵斥狗一边站住了。我放下相机看他，大眼，八字眉，黑瘦的脸，右脸的颧骨陷下去一点。他很能说话，没几分钟，我就知道面前的村子叫黄家洼，而他正是这村的村长。他有两个娃娃，一家人本来过得好好的，可七八年前，女人却跟上一个开砂厂的人跑了。他满世界找也没找到。后来村里的学校撤了，爹娘怕两个孩娃受委屈，陪着进县城上学去了，家里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他说这几天快收秋了，一有空就到村口看看，巴望跟回来的人说说话，不想看到了我们。听说我在县里工作，他的话就更多了，反复说得多“宣传宣传”，让更多人知道火山，知道火山下这个村子，“大力开发一下”，把外出打工的人都吸引回来。我和他一直聊到天黑才离开。这以后，我就常来这个村走走。
虽是常客，我也不大去找老甘，一来他也有自己的事，我不想打扰他，二来我有点受不了他的唠叨。后来，我的学生安江在城里混不下去回了村，我一来就奔他那里去了。老甘的事，我也多是从他那里听来的。有几次，老甘碰上在村中转悠的我，显得很不高兴，说，你学生一回来，你就不认我了？说着说着，就要拉我去他家喝酒，也不管是不是吃饭的时候。我当然不肯，我想他自己的饭都有一顿没一顿的，我怎么能给他添麻烦呢？每一次，我都找借口推辞了。他一看留不住我，就说，那以后进了城请你吧。后来他到县城办事，还真打过几次电话，约我出去喝点酒。我知道他喜欢喝几口，且一喝就醉，所以我还是推托，说下回的吧，下回咱喝他个底朝天。老甘是个聪明人，总是说，那你忙，下回就下回吧。
直到现在，我和他也没喝过一回，但这不等于我们之间就生分。相反，我觉得我们很亲密。那两年，我在写一本有关空村的小说，我小说里的那个村长就有他的影子。写故事时，我常常想起他，想着他的父辈，他的女人，他的子女。想着他这些年都干过些什么事。有时我甚至觉得，我比他本人都更了解他。但他本人并不觉得我有多了解他，有一次他喝醉了，瞪着眼批评我，你怎么把我写成那个样了？我有你写得那样坏吗？我喝醉了到戏台上给人开过会吗？我追过人家卖东西的女人吗？我人家送过大花篮吗？我没法跟他解释，他就是不醉我也跟他说不清楚。他不知道我写的老甘，还有别人的影子，好多个他这样的老甘综合成了一个小说的老甘。
现在，老甘就站在我面前，歪歪斜斜的样子。
我忽然想笑，这就是我小说里的老甘吗？或者，我这是一不小心走到了小说里吗？但是，不，这是真实的老甘。现实生活中的老甘。
我闻不惯他屋里的气味。我说，老甘你咋球搞的，你两个孩子放假不是要回来吗？就不怕他们中了煤气？
老甘挠挠头笑，这几天有点忙，很快就收拾好了。
没个女人，家里就乱，乱成了一团麻一锅粥。近一年，老甘不再跟我提他的女人了，可能他也觉得话说三遍淡如水，怕我嫌他烦。而以前，他常唠唠叨叨地说起他的女人，骂自己没出息，骂自己没能耐，连个女人都哄不住，就在他眼皮底下跟人跑了。墙上的相框里有他女人的照片，不丑也不俊，很一般的那种吧，走在大街上不会给人留下任何印象。就这样一个女人，好像也看不出有任何红杏出墙的迹象，但是跟上人跑了。现在要过年了，一个人时他或许会记起她，可那个女人会想起他吗？会在一个不知是什么地方的地方，朝着黄家洼的方向看一眼吗？会想想她的孩子吗？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个没有女人的世界，是无法形容的乱，不光乱，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味道。烟气的味道，劣质香烟的味道，衣服发臭的味道，让人想起小时候生产队的队房。
因为开了电风箱，锅里的水很快就开了，水猫背似的耸着腰。老甘找了只大碗，可能是要给我从锅里盛水吧，走到灶前时，蓦地记起了什么，停下，又走到旁边的大红洋箱前，一探手从电视机后取出一个保温杯，我一看，这不是我的杯子吗？啥时候落在村里的呢？据老甘讲，这杯子在村外瓜棚前的一段矮墙上站了一个晚上，又一个早晨，那天上午他出去转悠时一眼看到了，想想可能是我的，就带回了家。
老甘说，用你的杯子喝吧，干净些。
然后他像个家庭主妇似的，往我杯里添了水。再然后，他把杯子放在大炕上，让我边说边喝。
我跨在炕沿上跟他闲聊起来。
他把烟拿出来，我也拿出烟来。他是五块钱一包的“钻石”，我是十块钱一包的“云烟”。他说你的烟牌子好，就抽你的吧。在乡下，有句话叫烟酒不分家，谁的烟都可以拿过来抽。他夸过我的烟，又夸我的文章，你写得真好啊，你咋那么会写？真是文曲星下凡啊。我笑了笑，说你不是说我把你写坏了吗？他一怔，我说过吗？要说也是喝醉了说的，你多担待，甭跟我一般见识。
我知道他看，但不一定读得懂我的小说。听安江说，老甘上初中时学习很好，还考过全乡第一呢，如果不是腿有毛病被打下来，可能早当上国家干部了。但他过去学的那点文化，用他自己的话说，早还给老师了。安江说我每有关于“甘家洼”的小说在刊物上发出来，他就念给老甘听，老甘说他不太懂。有一次安江对他说，老甘，你活了半辈子还没上过书，这下上书了就该请客。老甘说请就请，还真的把安江请了一回，两个人喝了个大醉。我听了就笑，知道老甘根本不关心他是不是上了书，对他来说，上了书怎样，上不了书又怎样？他关心的是我能不能给村子引进点资金来，也好让黄家洼变个样。可我哪有那个能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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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你说我们村咋开发？你可得给搁记着啊。老甘又说起了开发的事，他也叫我“王老师”。
我说，给你搁记着呢，还跟县长说起过你们村。
县长知道我们村？老甘吃惊地看着我。
当然知道了，他还来你们村拍过片子。
那我咋不知道？
老甘这边傻愣愣地问着，安江一推门进来了，可能他是看到老甘门前的车了，跑过来看看谁来了。也可能他是来老甘家串门子的。黄家洼没几个人了，能串门的地方又能有几处？有几次，我在安江家看到大炕上坐着来串门的老甘，一边喝茶一边吹牛。常来安江家串门子的，还有他表弟两口子，叔伯姐姐两口子。表弟两口子年轻也勤快，总是帮着安江煺鸡，拔鸡毛。
安江肯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话，他冲我笑笑，说了句“王老师来了”，然后接过老甘的话说，县长来了你咋不知道？肯定是人家来时，你又喝球高了，狗也咬不醒。
老甘看着我笑，瞧这家伙，你当老师的来了，他还不学乖点，还这么损人，真不知你当时咋教育他的。
安江又笑，我们这一片不是划进了火山地质公园吗？开发是迟早的事，你好好守着，说不准啥时就会肥得屁股流油。
老甘摇摇头，流油不敢想，能像个样子就好了。
安江说，老三，早点戒酒吧，别等到人家开发了，你狗的也喝球死啦。安江一直称老甘叫“老三”，他两个是酒友，常在一起喝。
老甘瞪了安江一眼，又把脸转向我，王老师你可得给咱好好宣传宣传啊。
我想老甘到底是个村长，他懂得宣传。我就也跟着他们吹牛，说常给这一片火山宣传呢，最近就在一个地理杂志上发了篇文章，至少有十几万的发行量，一人看一眼，就是十几万眼了。安江说的没错，老甘你以后真得少喝点了，这样喝下去，身体迟早会出问题的。
老甘看了我一眼，笑了，大概他也知道不能老这么喝。我知道他心里有忧愁，可酒真就能浇了愁吗？男人啊，有个女人可能会嫌弃，喝醉了打她骂她，没了女人，又觉得有个女人管着还真不赖。孩子放假一回来，他不会给他们做饭，不会给他们洗衣服，内心一定更是愧疚了。
我们说话时，屋里的煤烟味一直那么重，呛得人咳嗽。我真有点受不了了，看了老甘一眼，说，要不我们出去走走？
老甘迟疑了一下，说也好，走走去。
就领着我们向村中心去。
边走，老甘边向我唠叨着他这些年为村里办过的事。可能，他已习惯了向领导汇报工作，并把我当成了领导。在他的心目中，凡是在县政府大院工作的人都是领导。我倒也想听听他都做了些什么事，他对村子未来的看法。他说，进村的水泥路是他跟领导打招呼铺的。北边的水塔是他找水利局修的。村里的那口井也是他找人打的。说着说着，他就有些困惑了。
他看着我，眉头一皱一皱地说，王老师你说我就不明白了，按说水泥路也通进了村，井也打成了，可村子里人为啥反倒都走了？
我说，还不是因为没钱呗，想进城挣几个钱去。
他摇摇头说，挣钱我不反对，可非得就抛下房子抛下地吗？挣钱就那么当紧？
我给他问住了，不知怎么回答他。他又说，只要我还当这个村长，就得让村子红火起来。他脑子里好像装着好多个想法，每个想法都能让这个村庄变得美好起来，他甚至劝我也来投资开发。说这话时，他两只眼睛固执地盯着远处的火山，好像已经看到了村子开发后的美好前景。
他带着我和安江在村街上四处游荡。
天忽又阴沉下来。
没了阳光，这村庄就更像一个梦了，像我做过的一个梦。我不知道是走在老甘的村庄，还是走在我自己的小说里。忽然有几个孩子跑过来，他们的身影，嬉闹声，是这村子久违了的。离过年没几天了，已经有外出的人带着家人回来了。老甘转过身直直地望着那几个孩子，忽然扭过头来对我说，好好的学校你说咋就撤了？村子小，学校就得撤吗？真得反映反映了，有了学校，就能留住一部分人啊。后来，老甘忽然又记起了什么，对我说，领你去看个景点吧，你们文化人肯定感兴趣。
我一怔，还有景点？
老甘神秘兮兮地说，看了你就知道了。
说着，领我朝村子的东南头走去。
拐了几个弯，远远看见破窑洞那边有两处新建筑，与整个村子的布局显得极不协调。一块十几米见方的水泥墙，白色主打，上面画有一条龙。老甘说，这是村人祈雨的地方。天旱的年景，村里人就过来祭拜，了个心愿。水泥墙东面有一块高地，不知什么时候盖了处小庙，庙前有一堆新运回的沙土，一摞一摞的红砖，看样子还要扩建。老甘说，这是村里那些在外面发了财的人捐的。庙门上挂着把大铁锁，老甘摘了锁，推开门请我进去看。庙显然修起没多久，还能闻到油漆的味道，菩萨的金脸上也还没沾染多少香火。里面打扫得一尘不染，一看就知道经常有人来收拾。我摇了摇头，出来了。
老甘见我提不起神来，也跟着出来了，顺手挂上了门锁。
来这里上香的人多吗？我问。
老甘说，知道的人不多，来的多是附近村子的人。
我心说越穷越信这个，越富可能也越信这个。看得出来，老甘对这庙很满意，可能他真把它看作一处景点了。因为我并没把它放在眼里，他就有些情绪低落。他肯定想不明白，这个文化人怎么对他介绍的景点一点都不感兴趣，反倒围着那些浮石墙转来转去？
天比刚才更阴沉了，好像就要下雪似的。
我看了看，决定返城。
到了老甘家门前，我打开后备箱，让安江把那些米面给他搬进屋去。老甘搓着手说，来就来吧，带这个干啥？
我说，也不值几个钱，你腿不方便，省得进城去买了。
他又摇摇头，你既拿来了，就留下吧。
他跟在安江后面回了屋，不一会儿，提了几个粉砣，一小袋葵花籽出来了。在乡村，粉砣依然是过节赠人的食物，他让我带走。他说我也没啥好东西，粉砣是前几天找人压的，你带回去尝尝。我不肯要，他就有些生气了，变了脸指使安江往我车上搁。我怕伤了他的面子，只好带上了。
走出老远了，后视镜里的老甘还立在村头，两只刨食的黑手操在袖筒里。
六舞台上的宴席
时间：2012年7月12日
地点：浑源县东信庄村
来这个村庄，缘于参加一个死者的葬礼。
这是岳父的村庄，18岁上他从这里出发去山外求学，此后一直在外面从教。如今，他退休也有十多年了，或许是人老了，他对自己的生身之地越发眷恋了，村里每每有什么活动，他只要得了消息，无论如何也是要赶回来的。因为爱管点小事，也乐于助人，在他们那个家族，甚至整个村庄，岳父是比较有威望的。我们要去送的人，是岳父的一个侄女，我妻子的叔伯姐姐，五十多岁，几天前突发脑溢血，没来得及抢救便一撒腿走了。我本来还有别的事要办，想想很久没有下村，这正好是个机会，便随了岳父岳母和妻子一起来了。
我“百度”了一下，2010年该村户籍人口的官方统计数字是156户、563人。这个数字若是与实际在村人口数相吻合，那么应该还是比较繁荣的，因为它一直就没有多大。但事实上，和我走过的别的村子一样，该村近年外流人口也在逐年增加，不少人户籍虽在，但也只是农忙或逢年过节时回来看一眼，其他时间都是在城市里或工地上刨闹生活。
东信庄有新旧村之分。1983年以前，属旧村时期，当时该村还没有整体搬迁，坐落在距现在村子西北四五里地的地方，东西两侧各有一条河沟。1983年夏天，这一带突降冰雹，河道被阻，山洪直扑村子，村中大部分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岳父新盖起还不到十个月的三间房子，也难逃一劫，幸运的是当时房子后墙下停了一辆大卡车，缓减了水流的冲击，墙体没有受到大的破坏，但洪水还是漫进了院子，屋中。村子里的旧房子，洪水过后，相当一部分垮塌。那一年妻子在几里外的镇中上学，当她赶回村子时，看到墙根下还积着厚厚的冰雹，整个村庄一片死寂，她都有点不敢回自家的院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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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村子经批准开始整体搬迁，村民们陆续在新村建房。岳父的房子受损不大，不想搬，但后来几年，村子几乎搬空了，他也就动了心思。正当他准备在新村盖房时，遇上了教师家属农转非的政策，紧接着，转成非农户的妻弟被安排到县城工作。岳父想想，将来肯定得在城里给儿子闹房子，就不再考虑在新村动工，一家人先在县城租房住，几年后又在西关的一个大杂院里买下三间小屋，从此，就在那里定居了。
搬迁后的东信庄，近年虽也日渐呈现出空心化的趋势，但由于国家各种惠农政策的扶持，再加上现任村支书很能干，比如对街巷全部进行了硬化，村中街道房道规划有序，整个村庄看起来很整洁，不像我看到的一些村子破败。两三年前，我曾来过这个村庄一次，它的干净整洁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但我知道，这只是一种表象，你想，最有生机的青壮年劳力已纷纷涌向城市，那些留守老人又能给村庄带来什么呢？村子里的小学校也于几年前撤并，适龄学童想上学只能去镇上的中心小学，所以有不少人索性就把家搬到了镇上或县城，以便为子女创造好一点的就学环境。
我把车开进村中唯一的一条主街道时，有人正在当街忙着搭台，一看就是请来的戏班子到了。如今农村办丧事，家境稍为宽裕的人家都要请两班戏，一班是鼓匠，不用搭台子，再一班是戏，就得搭台了。所谓的“台子”，是以戏班子开来的农用140汽车的车斗为主体，再用木板和钢管构架延展出一部分，就足够演员活动了。活跃在农村的戏班子都这样，车开到哪里，戏就唱到哪里。车就是移动的舞台。几个本村人在车边观看，有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人从一边歪歪斜斜地走过来，身子单薄得像一张纸，似乎一阵风就能吹得无影无踪。妻子望着在台前停下的这个人，对岳父说，这个“六五”没咋变啊。据说他患过小儿麻痹，小时候就这么歪歪斜斜地走，多少年过去了还这个样子。因为“戏台”挡了路，我只得把车开进左侧一条巷子里，拐个弯，再从前面一条巷子绕出来，这才又归到了主街上。
我们先去岳父的三哥家落脚。
妻叫他三老爹。
岳父在兄弟中排行最小，上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这十年中，大哥二哥相继离世，五个剩三个了，姐姐在很远的呼市。三老爹今年73岁，脸色红润，身体看着很结实，走起来却一瘸一拐的。一年前，他在过村南的公路时，被一辆飞驶而来的摩托车撞倒，右腿骨折，不得已进了医院，一住就是两个月。出院后状况渐好，却留下了残疾，不能像原先那么行走了。五年前，他在村西浇自家的玉米地，相邻村庄的井上人抢水，他忘了自己早不年轻了，跟两个年轻后生发生冲突，结果被打了一通。一开始没觉得什么，一个月后的一天，吃饭时忽然昏厥在饭桌前，家人呼救“120”将他送至县医院，医生诊断说是大脑瘀血，整整住了一个月，又休养了多半年才得以痊愈。
三老爹属于那种比较能干的庄户人，一处院子收拾得井井有条，街门宽大，可以进得一辆农用车。我把车开到门前时，他怕村中的小孩子猴害车，让我开进院子里，我笑笑说不用了。我知道这车已伤痕累累，只要不砸碎挡风玻璃，猴害就猴害吧。一进院门看到的几间房子，是几年前盖的，将院子隔成了前后两院。这房子相当于别的人家的南房，窗玻璃宽大明亮，坐在窗前可以看到东面山坡下的沟谷，草甸子，以及南面的一大片玉米地，再往南就是连绵的恒山山脉了。天分外地蓝，分外地高远，没有一点污染。我心想，这倒是个清静的地方，要能住几天写点东西就好了。从这几间房子东侧的走道穿进去，便是后院，当院是两棵枝繁叶茂的杏树，树下辟了一畦菜，绿油油长得正好。这时节杏儿已经黄熟，繁星似的挂了一树，三老爹探着身子从树上摘了半盆，放在一个凳子上，让我们尝鲜。吃一颗，又酸又甜，果然是村子里出产的正宗货。院子里有一对双胞胎女孩在玩，是三老爹女儿海云的两个孩子，她是几天前从石家庄回来的。海云很早就去石家庄做工，后来和丈夫一起开了个化妆品店，生意据说还不错。后院几间房子其实是正房，因为盖起有些年头了，看起来就有些陈旧，平时不烧炕，只有儿女们回来时才收拾一下。
三老爹有三儿一女，除老大在村务农之外，别的都在外面做工。老大叫连柱，今年49岁，自己有一处院子，一辆农用三轮车，人倒是吃得了苦，有时却管不住自己，喜欢出去赌点小钱。那几天，村里正落实国家政策，给每户农民发放一笔危房改造资金，有一万多元。连柱想借机把房子好好翻修一下，这点钱自然不够，于是几次出入父亲家，希望能得到一些接济。可老父亲也没钱，他便想跟妹妹借，海云想借给他，可又怕他拿了钱去赌，心里有些纠结，不知该不该借给。这几年，海云没少帮她哥，连柱的女儿艳艳，没念成书，海云就把她接到石家庄，在自己的店里帮着卖东西。几年过去，艳艳已出落成个大姑娘，在石家庄找了对象，听说年后便要完婚。海云跟我们说话时，连柱进院看了一下，打了个招呼，一转眼又没了踪影。老二47岁，初中一毕业即去呼市做工，在那里娶了媳妇，听说媳妇很能干，是个做生意的料。这十多年，夫妻俩先是收购玉米绿豆，小赚了一笔，后又收购葵花籽并简单加工，往一些零售点发货，渐渐有了些积蓄，在呼市买了楼，新近又坐上了“大奔”。老三叫三小，也是初中一毕业便出去闯荡，先在北京卖服装，后来可能觉着京城不好混，便也去了呼市。他人比较勤快，脑子也灵活，这行不挣钱做那行，到呼市后改做钻工，搞装潢的人请他的还真不少。他儿子也二十出头了，在呼市开网店卖服装。
我们在院子里聊了一会儿，岳父没忘了正事，对他女儿说，去给你二姐烧点纸吧，顺便把礼上了。我和妻就往二姐家走，当街的戏台已搭好，一个女演员在上面扭来扭去地唱，也没几个观众，她却还是握着话筒粗声大嗓地吼：“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像热血流；我们亚洲，树都根连根；我们亚洲，云也手握手！莽原缠玉带，田野织彩绸，亚洲风乍起，亚洲雄风震天吼……”
从戏台东侧一条巷子进去，有一门前围了好多花圈，门楣、门框也缠了白布，一看就是我们要去的人家了。妻刚走到门口，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便用一个托盘接了她带来的纸钱，领着她进去了。从门道望进去，院子里一派忙碌，有唢呐声从里面传出，显然是鼓匠班子已经安鼓了。明天出殡，今天是吊丧的正日，该来的亲朋都来了。我没进去，跟妻的几个叔伯哥哥闲聊。这几个过去见过面，都五十上下的人了，有一个年纪轻的在城里当司机。
等妻烧过纸出来，我们又回去站了一会儿，街上的大喇叭忽然响了：谁谁谁家的亲戚朋友，马上开饭了，听到广播后到舞台上吃饭。我看了妻一眼，问，在舞台上吃？三老爹笑笑，是，是在舞台上吃。我还是有点不肯信，舞台上吃？三老爹点点头说，舞台大呀，坐得人多。大喇叭还在吆喝：谁谁谁家的亲戚朋友，马上开饭了，听到广播后到舞台上吃饭。连着喊了五六遍。在我的记忆里，大喇叭一直伴随着农村生活，队里分肉分粮分瓜果了，谁家有信件了，谁家丢鸡了，等等，都可以通过大喇叭吆喝，但喊吃饭我却是第一回听到。
没错，宴席就设在村中的舞台上。
舞台的前脸雕了几个斗大的字：“长安剧场”。舞台正对着村中那条南北主街道，盖起四五年了，听说每年都要唱一场大戏。唱戏的钱，主要是跟村中在外工作的人员筹的，愿出多少出多少。去年请的是省城的剧团，唱的是也确实是大戏，从下午两点一直唱到六点，晚上再接着唱。晚上唱罢，第二天再唱，一直唱了十天。为什么要演传统剧目？大约是因为留在村中的多是老一辈人的缘故吧，唱新戏歌舞没人喜欢。当然，唱戏那几天，各家各户会给在外的子女或亲戚打个电话，但回来的也没多少。去年妻的姑夫回来探亲时，正赶上村里唱戏筹钱，这个在呼市生活了多年的老人，平时生活很节俭，但有人进门来筹钱时，却一出手就是一千块，一点都不心疼。听说岳父也是这项集体活动的积极支持者，每年都会掏个三五百的。三老爹的女儿海云，在村人的心目中是个小老板，去年她也掏了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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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往舞台上走。
我觉得很有趣，这阵势我可是第一次碰上。
一般村的舞台，前台都那么大敞着，这村的却有点特别，前台做了两面挡板，相当于两扇门板，不唱戏的时候合上，唱的时候挡板就推到一边去了。现在临时做了餐厅，挡板就只留下了西边的一面，东边的打开了，戏台的东半部分光线就充足，亮，而西半部分就有些暗了，当然也不至于影响吃饭。台上还装了几台电风扇，团团地转着，但依然热得很。摆了将近二十桌，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村子太小，亲连亲亲套亲的，一村人几乎都来了。都来了，其实也没多少，这中间包括很多外村的，城里的亲朋。
从一个小阶梯上了台，我一看，里面的桌子差不多都坐满了，有个人笑着过来招呼，跟我握手，又问我啥时回来的，看起来热情得很。他让我们坐在靠门口的一张桌子，说吹点凉风，里面太热了。这人走后，妻介绍说，他是村里的书记，跟咱二姐夫是叔伯兄弟，帮着办事呢。这人的事我过去听说过一些，年轻时穷得叮当响，后来给煤矿做一些井下用的东西，没几年就有了点钱。再开养殖场，养牛，偌大一个院子，都是肉牛。当了书记后，把村里的街道收拾得干干净净，全部硬化了。这戏台也是在他手上建起的。村里的人办红白事宴，想在戏台上办宴席，当然先得过了他这关，他说行就行，他说不行就不行。好像他也会做事，一般不肯得罪人的，办就办吧，办完后你把剧场收拾好就行了。人缘因而就好，人气也旺，再怎么也给你省了不少钱吧。镇上倒是有专门办事的场所，但那得花租赁费，即便自己请师傅，自己备酒肉，租赁费也总是一笔钱，能在村里办谁想到外面啊。
开席了。
我们这一桌坐的是，岳父，岳母，妻子，三老爹，三老妈，海云，海云的两个娃娃，还有另外两个亲戚。和城市的宴席一样，每一桌也是十冷十热，酒有白酒，啤酒，饮料是大筒的可乐。很热的天，我只陪着喝了几小杯白酒，三老爹不停地劝我吃，说村里的饭菜不好，你多吃点。他不怎么喝酒，只喝了几小杯，毕竟上了年纪了。和我们相邻的一桌是连柱他们，几个叔伯兄弟很能喝，嗓门也高。后来连柱过来跟我碰杯时，我看到他已有些醉意，舌头根都有点硬了。他说妹夫你多喝点，醉了也不怕，不就睡一觉吗？我应付了他一下，他又去敬岳父酒，说了一大堆的话。后来他回到那桌时，那桌的人还没完，声音还那么高。他走了没多久，村书记来了，敬了我一杯，希望我以后常回来看看。我也客套了一下。吃过后走到台下，看到西墙根下也摆了两桌，坐的是帮忙办事的人，有几个光着膀子，大杯大杯地往肚子里灌啤酒。
虽是喝了一点酒，回了三老爹家，却睡了半个下午，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了吧。醒来后，我去村中转悠了一会儿，将近六点时，街上的大喇叭又响了，还是中午那个老头在吆喝：谁谁谁家的亲戚朋友，很快开饭了，听到广播后马上到大舞台上吃饭。舞台已不像中午那么拥挤了，却还是摆了十几桌，连柱他们几个叔伯兄弟还凑在一桌，慢慢慢慢地声音又高了起来。我怕他们过来敬酒，匆匆吃了几口，便回了院子。天黑下后，连柱醉醺醺地跑来了，拐个弯又说起了修房子的事，唠唠叨叨，啰里啰嗦的，说了大半夜。后来三老爹生气了，下了逐客令，他才一晃一晃地走了。
第二天早晨，饭开得很早，宴席还设在舞台上。我也没去吃饭，在院子里简单吃了点，妻参加完送殡仪式一回来，我们便去村北转悠。
远远就看到了那条高速路，在村北的山坡上架着，长长的一列，铁龙似的。这路已修了两年，差不多快完工了，路两侧已拉上铁丝网，听说还有一些细小的地方需要完善，再用不了多久就能通车了。高速路东南，是一大片杏林，树下到处是黄熟的杏儿，看了觉得可惜。妻家的祖坟在高速路南侧，被切去了一部分，原来是让迁坟的，后来也不知怎么协商的，没迁，但铁丝网却将她爷爷的坟隔到了里面。岳父很生气，却也无奈。
我们正在一棵杏树下站着，过来一个人，一手推自行车，一手扛铁锹，一看，认识，昨天他就在连柱他们那桌喝酒，也是妻的一个本家哥哥。妻上前打招呼，问他去干啥？他笑笑说，去高速路“受（苦）”。这些天，村子里不少人都去高速路上做工，每天能挣好几十块钱。他看了我一眼，指着前边的几棵杏树说，妹夫你们到我地里摘杏去吧，都熟了，落了一地。又说了几句，便匆匆去了，慢慢地推着车上了高速路。我一下明白了，为啥满地都是黄熟的杏儿了。
在林中走了一会儿，再回到村里时，已是上午十点来钟。再看舞台那边，早变得空荡荡，有几个人正在上面收拾东西。隔着老远，好像还能闻到酒肉的味道。台下有几条狗在游走，不时朝台上看一眼，可能是想上去找点吃的，却被台上的人喝斥着，不敢靠前，只在台下怯怯地走。
街上的台子也撤了，街道一下空阔起来。
我们也该走了。
是的，没有不散的宴席。
七穿裤子的毛驴
时间：2012年7月20日
地点：大同县峰峪村
我这次回老家峰峪村，是给母亲拉粮的。
因我们兄弟都不在村，母亲也上了年岁，我家那一亩八分自留地便租给村人耕种了。最早伴种给一个姓温的人。村人都叫他“大羊倌”，他兄弟三个是从六棱山上的大王窑村搬下的，原先在山上都会放羊，落户到我们村后，大队还让他们当羊倌，后来生产队解散，队里的羊宰的宰分的分，他们就丢了饭碗，也像别人一样开始种地。三个人都分了自留地，又跟村里承包了一些，还是觉得不够种——在我的记忆里，这几家拉扯的孩子都多，负担也重。正好我母亲年事渐高，我们不敢再让她操那个心了，就把地伴种给了大羊倌。最初一亩地给四百斤粮，二百斤谷子，二百斤黍子。大羊倌觉得谷黍产量不高，种这个不如种玉米划算，于是把那一亩八分地都种了玉米，给我们的粮是另外调换的。这样种了五六年，大羊倌身体不行了，就对我母亲说，我受不行了，你再找别人吧。后来又过了几年，他也不知得了一种什么病，花了不少钱都没治好，撇下家人走了。
第二个种我家地的叫王玉成。我们叫他玉成哥。此人从前在村集体的粮食加工厂磨面，后来加工厂不办了，他也开始种地。大羊倌不种我家的地后，玉成就揽过去了，仍是一亩地给四百斤粮。后来农资价格一涨再涨，玉米的市场价却稳住不动，玉成嫌赔本，就让我母亲另找人吧。那几年，村子里的人已有了外流的苗头，能出去挣钱的青壮年劳力都走了。母亲又问了几家有牛犋的人，没人搭茬，心里很是焦急。实在没办法，她不得不放出话来，一亩地只要三百斤粮，还是没人搭茬。一直降到二百斤，才有人找上门来。
这几年种我家地的人叫刘禅，我们叫他大叔叔，是我二奶嫁过来时的“带犊子”，那时已经是二十几的大小伙了，所以就没再改姓。大叔叔性情温和，为人诚实，今年大概也有六十多岁了，儿女们都在外面，家里只剩他老俩口了。这次把地问出去后，母亲就被我们接到了县城。每年秋天新粮下来那几天，母亲就会说，啥时回村去取那点粮呢。她这么念叨时，我因为嫌麻烦，只是胡乱应承一下并不行动，我宁愿从粮店给她买，也不愿拉回来再去加工房剥米磨面。结果是，往往到第二年春天才回村去取粮。那二百斤粮，大叔叔自然给留着，有时还电话里催一下。我们回去了，他就帮着把粮搬上车，然后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离开。这两年，国家有了新政策，每亩地补贴近百元的农资，大叔叔觉得种地有赚头，就一直种着我家的地，看那意思还怕我们突然把地收回去。母亲晓得他的担心，打电话宽慰说，只要你种，嫂子绝不会给别人。
这次取粮倒不是因为我拖，是母亲过了年就生病，到现在身体也不大好。但她还惦记那点粮，常常唠叨一两句，问我啥时回去取粮。往年，她是无论如何也要跟着我回去的，顺便回去看看我家那几间窑洞。今年她身体不好，走不动了，看那意思是让我一个人回去。正好是个休息天，我想让老人高兴点，就答应下午就回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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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县城，一路向南，过陈庄，藤家沟，吴家洼，十几分钟后，我便站在桑干河桥上。过了桥，再往南就是我们村了。
每次路过这条河，只要没什么急迫的事，我都会停下车看一看。因为这是我真正的母亲河。我怀念它的每一个打动人心的季节。
春天，大雁嘎嘎鸣叫着从远方飞来，掠过河滩时，时而飞得很高很高，如游弋于云海的小蝌蚪，时而又飞得很低很低，几乎一探手就够得着它们的腿。我们在河滩上挑新冒出的嫩苦菜芽，在河岸上折柳笛吹。夏日，河滩上是一望无际的葵花，热情似火。滩地肥沃，只要不发洪，撒下种子，就会长出金黄金黄的葵花。那时水面宽阔，放了学我们便去河边摸鱼儿，逮泥鳅，在芦苇丛里掏鸭蛋，甚至跳下河游泳。有一天中午，我在河边浅水处学“狗刨”，后来陷进了河心，灌了一肚子水，若不是一个叔叔搭救，怕就去向龙王爷报到了。有时星期天我们一整天都泡在河湾里，渴了，从牛蹄蹄坑捧一掬清凉的水喝，饿了，逮了青蛙烤熟吃。秋天，大河湾更是诱人，我们去摘葵花饼，烧山药蛋，打野鸡，捕獾子，套兔子。冬天，那里又是一种情景，冰面光滑如镜，从南铺到北，银花花一片。放了假，我们去河湾划冰，打“钝牛”。北岸的崖根下，可见一种能刷墙的白土，腊月天，我们受大人的指派去刨白土，几十只冰船在河面上一字排开，阵势蔚为壮观。
那时候，村北的桑干河上还没有桥，只在十几里外的上游有座古定桥，还是木桥。听母亲讲，1967年夏，桑干河发了一场大水，古定桥被冲垮。那阵子，河水几乎与岸齐平，水从河道里漫上来，在田野里东奔西突。下游的册田水库受到冲击，鱼炸了群似的向上游冲去。那正是饥饿的年月，我们村的人一年也吃不上几顿肉，看到鱼来了，都急红了眼，拿着筛子，拎着棍棒奔向大河湾。我母亲说，你爹也去河湾捞鱼了，他从没见过那么大的鱼，一些大鱼被冲到了岸边的浅水处，照着鱼头一棍子砸下去，就能下手抱了。最大的鱼足有十五六斤，简直赶得上一只羊了。你大哥他们那年还小，也跑出去了，拿着筛子捞小鱼，筛子一露出水面，小鱼小虾在筛底活蹦乱跳。到了黄昏，大人们扛着的麻袋里，孩子们挎着的篮子里，都是新鲜的鱼虾。那几天，我们这一带的人，稍为勤快点的，家里都堆着吃不了的鱼。吃不了就摊到外面，院子里或房顶上晾晒的是鱼，锅里煮的也是，满院满街的鱼腥气。有人还骑着自行车带到外村和县城卖，一斤二三毛钱，多少也能打闹几个。
母亲还说，更早以前，因河上没有桥，河水也大，在吉家庄、杨庄、古定桥等村的河畔，活动着一些背河人。他们光着黝黑的脊背，把过河的人送到对岸。这无疑是一种风险的职业，可有过河的就少不了背河的，当年一些人在没有别的生计的情况下，也只能铤而走险了。其时，河水湍急凶猛，逢了雨季，河水更是暴戾异常。每到河开河冻的时节，悬浮在水面上的冰块，相互碰撞，触目惊心。背河人穿牛皮裤，拄一根木棒，把行人背在背上，小心地下到河里，慢慢移动。遇到大冰块，用木棒撑开，否则一旦被撞倒，就永远也爬不起来了。在河水暴涨的时节，河底翻滚着巨大的流石，一不小心就会被击倒。后来河上相继架起一座座桥，背河这种职业才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逝了。
现在，我站在桑干河桥上，再看不到小时候那清且涟漪的河了。河水只有浅浅的一道，牛尿一般软弱，离着老远就能闻到一股呛人的味道，不由得想捂鼻子。听说，上游河岸上一些新建的制药厂偷偷往河里排污，而附近一些村子的浇地用水也来自桑干河，为此一些农民坐着三轮车去市政府集体上访，倒是告赢了，但这条河也给糟蹋得不成个样子了。我们村村北的这一段河道也一样，河里受了污染，连一尾鱼都看不到了，河边也听不到从前那如鼓的蛙声。干裂的河床上布满一种叫不出名来的草，草丛下生出密密麻麻、嗡嗡乱叫的蚊蝇。河滩上再没了金黄的葵花，没有了疾走的野鸡，奔跑的兔子，肉滚滚的獾子。岸上过去是一棵棵枝条轻摆的柳树，如今树也没了，更听不到鸟鸣了。
怎么了，我的母亲河这是怎么了？
那乳汁一样滋养我们的桑干河哪里去了？
在我的左侧，是铁龙一样伸向远处的高速路桥，这条路“五一”节刚刚建成通车。与我脚下简陋的小桥相比，那高高在上的高速路桥，简直是一个庞然大物，粗大的圆柱式水泥桥墩，如神的腿脚，结实地踩在河滩上。坚硬的水泥护栏，在阳光下放射着刺人的光芒。从下边根本看不到桥上有什么，只听到车辆驶过时发出的刺耳的啸叫声。我走过那条高速路，有一次把车停在一边，匆匆地向桥下看了几眼，看过后我就觉得以后再也不要看了，这段桑干河再没一点河的样子了，叫草原或许更合适，但是有这样的散着臭气的草原吗？
在桥上看了一会儿，密集的蚊蝇已扑向我，脸上起了几个疙瘩。我伸手扑打着，赶紧逃向车。一开车门，一群蚊子便跟了进来，在挡风玻璃上乱扑，都是那种黑头蚊子，个头也大，腿黑森森的，一看就有极强的吸血力。看着有点恶心，也不敢打，怕脏了手。打开车窗，走了好一段，蚊子才被流进的风带了出去。赶紧关严车窗，怕那东西再卷土重来。
驶过桑干河桥，十分钟后便进了村。
我们峰峪村是乡里的大村，过去有个说法叫“南有兼（兼场）、峰（峰峪）、堡（西堡），北有落（落阵营）、里（里仁皂）、周（周家堡）”，是晋北有名的粮仓。最近几年，有人在村里投资建了个菊花加工厂，是公司加农户型的龙头企业。加工后，据说可以提取一种色素，用来制化妆品或药品。因为有厂子的宣传，一些农民取消了种粮计划，改种万寿菊，村东的水浇地原来只种玉米，现在则是大片大片的万寿菊。因花叶有一股臭味，这种花也叫臭芙蓉，村人叫它臭瓣菊。正是采摘收购时节，村街上可见推着小平车去厂里卖万寿菊的农民。据说，采摘万寿菊很辛苦，夏天露水大，穿着防水裤才进得了地，因为怕花开过头厂子不收，有人天没亮就打着手电下地了。
我先往大叔叔家赶。
大叔叔住在村子的南头，这时节因为较忙，街头没几个闲人。到了门口，却见门上挂着锁，以为他是下地去了。想起六叔就在前一条巷子，便进了他家，打算边聊天边等。六叔刚从地里回来，已经六十的人了，还种着十几亩地，差不多都是玉米。他是那种老式庄户人，不肯把好好的玉米地改种万寿菊。六叔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都已成家，儿子在朔州一个饭店当厨师，女儿嫁到了城北的党留庄村，女婿好像是个焊工。六娘去年得了子宫癌，在医院住了一段，因为治疗及时，应该是没大问题了。因为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出院后她没少让六叔往县城跑，让我领着去合医办报过一部分医药费。但她还有一种老病，腰椎疼痛，走起来背就驼着，不过看上去脸色还不错。六叔告诉我，我们家的地前一阵子让村里修路占了一分，给了六百块钱补贴。他说那钱他领上有急用先花了，卖了玉米就给我母亲送去。说这话时，他搓着手，显得很不好意思。
家里有些闷热，可门窗却还是关得严实，只开了一面纱窗。我问这么热的天，怎么不开窗？
不敢开的，今年的蚊子越发厉害了，放进来黑夜就睡不成了。六叔说。
我想起了河湾里的蚊子。我说，村子里也这么严重？
这还是南头，北头更厉害，能把人吃了哩。六叔摇摇头说。
就没个办法治治？我说。
咋治？除非你不出街。人倒是好说，总能对付过去，牲畜们就没办法了，咬得不知咋弄了。
那还咋使唤？
咋使唤？给它们穿衣服呗。
我不禁笑了起来，您开玩笑吧？
这可不是开玩笑，我就用化肥袋给骡子缝了一件，出地时就给它穿上，要不然甭想把它拉出圈子。
我不知该说什么了。
看着时候不早了，我跟六叔六娘打了个招呼出门。
又去大叔叔家，门上还挂着锁，问邻居一个嫂子，回答说这两天他两口子好像是进市里看闺女去了，不知啥时回来。我后悔出门太急，没早联系一下，白跑了一趟。忽又记起母亲嘱我的事，去旧院看一下。我家旧院在村北头，巷子里从前有十七八户人家，很热闹的，如今只剩三户了。进了巷子，我就好像掉进了蚊子的包围圈，一团团蚊子打冲锋似的劈头盖脸地扑来，像遭遇了一场猛烈的炮火，我给打得晕头转向。我小跑着开了院门，院子里的蚊子更凶，呼呼呼地扑来，像是刮来了一场蚊子风。我也没去开家门，在玻璃上看了一眼，东窑的窑厢塌了一大块，都能看得到外面的天了。
出了院子，天快黑了。
巷子里没一个人。过去，每当这个时候，巷子里总聚着好多聊天的人，现在没了，只有成群结队的蚊子在集会。
上车时，我看到有个人赶着一挂驴车从那头过来了，是住在我们这条巷子北边的一位姓马的村人。
我看了一眼，一下惊呆了。他不仅给驴子穿了用化肥袋改做的衣服，还给毛驴套了裤子，四条腿都裹得严严实实。
我想笑，又笑不出来，跟他打了招呼，便逃也似的将车开出了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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