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红梅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主导的技术发展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不断加深，无线电广播逐渐成为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此时，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的复杂国内局势和动荡国际形势之中。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国境内广播拉开了序幕。美国学者迈克尔·A.克雷斯克通过大量的一手文献的整理和分析，终于在2011年出版了专著American Radio in China：International Encounters with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s，1919–1941，将这段历史详细、客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该书由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高国庆教授团队翻译为中文版《广播入华史研究：美国广播在中国——1919-1941年技术与通信的国际遭遇》，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广播入华史研究》是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媒介技术史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专著。国内有许多有关早期中国境内广播的历史研究，但存在史料较少，研究缺乏系统性的遗憾，跨度20年的研究专著更是稀少。该书对中国广播开端做了详细的史料补充，提供了新颖的历史评论视角。

　　一、来自大洋彼岸的珍贵史料

　　《广播入华史研究》大量的一级文献来源于美国国会、美国各大学、图书馆的档案馆，并详细注明了档案来源；对已发行的一手资源和回忆录、报纸、杂志，以及二手资源都做了明确标注，并进行了注释。全书记载了比较具体、详尽的史实。尤为珍贵的是，由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的照片真实还原了历史景象，增加了这段历史的可读性。从1919年至1921年1月，加利福尼亚州合众电信公司（Federal Telegraph Company of California）在时任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舒尔曼（Jacob Schurman）的推动下与当时的中国政府达成《中美无线电台协议》，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的在华广播电台的兴衰，书中记述了这二十多年间美国政要与驻华大使、跨国垄断公司高管、中国当权政府官员的重要相关往来信函，在国内属于难得的史料。同时，书中大量引用了《申报》《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大陆报》（China Press）等在华中外报纸刊登的相关新闻信息，约翰·本杰明·鲍威尔（John B. Powell）等在华知名记者的著作、回忆录、传记；以及美国各领域著名学者的论文、专著等研究成果。

　　《广播入华史研究》全书共六章，按时间顺序展示宏观历史脉络，选择典型性历史事件详细讲述，以精辟评论融入作者的批判性历史观点。

　　二、批判视角下的技术史研究

　　《广播入华史研究》是批判视角下的技术史研究。阅读全书，不难发现，作者对以“技术为基础”的美国式历史观持有谨慎的批判态度。由于20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迅速进步几乎主要发生在欧美世界，西方国家存在西方宗教和种族优越于所有其他民族的思维定式，并断言由于其对技术的“迟钝”，技术必须由西方监管。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美国政客和商人想方设法地垄断中国无线电市场，成为了他们的必然选择。作者立足于一个宏观的历史视角，客观地揭示了这一美国式历史观，并进行了批判。

　　《广播入华史研究》促使当代学者反思“技术”本身。技术霸权的始作俑者常常披着技术决定论和技术中性论的外衣为霸权的实施提供合法性。《广播入华史研究》理性地分析了无线电技术如何反映了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技术决定论”，旁征博引，反复申明技术决定论和技术中性论的片面性。而这一话题，至今仍是新闻传播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热点话题。

　　三、全球化进程研究的新思路

　　从广播入华开始，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距离开始加速“缩小”，这种用“使时间与空间消亡”的技术加速推动了中国的全球化进程。

　　从媒介史的角度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是一个重要课题。近代媒介技术的引进和推广，使中国的新闻出版实现了近代化。近代报纸、杂志等媒介产业通过机械化提高效率。无线电广播更是将新闻、娱乐、消费相结合，以当时全新的媒介形式服务于社会各界的信息需求。在20世纪初，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整体转型的背景下，通过技术发展步入机械化运营的媒介产业在舆论宣传、文化生产、科学普及、社会动员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先进的媒介技术在全球化进程中，是承载信息资源的大动脉。媒介技术的掌控权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产生着巨大影响。可以说理解近代媒介技术的开端，也是理解近代中国全球化进程的必经之路。

　　此外，媒介技术的影响力横跨国界。全球化进程中，技术史的研究离不开技术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国际形势。近代大国关系中，技术既作为纽带而存在，又是相互博弈的筹码。全球化进程看似将世界压缩成为一个“地球村”，而“距离”的缩短可能为矛盾升级提供便利。回望20世纪上半叶的广播入华技术史，技术主导者美国掌控着技术使用的主导权和选择权，将其用于扩张霸权和商业垄断。21世纪，以技术为核心推动力的全球化进程仍然势不可挡。对此，《广播入华史研究》的启示在于，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技术主导者如何作出更加谨慎而稳妥的选择。

　　四、媒介融合研究的新领域

　　作为媒介技术高速发展的开端，理解无线电广播在华诞生的序幕，对于理解当下不断更新迭代的新媒介有着重要意义。

　　近代中国出现了大量在华外报，如《大陆报》（China Press）、《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等，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1923年，广播入华之后，广播电台的运营组织架构大体可以分为技术管理和内容播出两个方面。技术管理者既是实现无线电广播技术的人，往往也是具有广播电台的部分所属权的人，即股东；而内容播出依赖于从外界找寻业务合作。在文化娱乐方面，近代中国境内电台多和境内外的音乐家、乐团、剧团合作，提供音乐会转播、现场音乐演奏等；在新闻播送方面，多与境内外报刊、通讯社合作，提供新闻播报内容，聘用报馆记者为新闻播音员；在时事评论方面，除了与境内大报合作之外，也有政治人物通过广播宣传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在科普教育方面，广播电台还出现了许多知识分子、知名人士的演讲和讲座。由此看出，近代中国的媒介融合在广播入华之初已经开始了。在媒介形式上，报刊与广播相互补充，形成视、听二维的媒介生态。在媒介内容上，报刊与广播相互融合，互为宣传阵地，报告各自的信息动态；同时，报纸上的新闻评论内容常常出现在广播之中，广播演讲稿也不乏刊登于报刊的情况。在媒介组织上，广播的内容运营大多来自报馆记者，已经初步形成了组织融合的趋势。立足历史，着眼未来，媒介融合既是傳媒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媒介发展的必然选择。历史也证明了媒介融合的必然性，主动求变才是媒介谋求发展的王道。

　　尽管，媒介融合发展是历史必然，但在广播入华史的开端，人们对待无线电广播的积极态度与当时盛行的技术乐观主义不无关联。广播入华之日起，就选择了一条与所谓“传统媒介”——报刊融合发展，互助合作的道路。而包括报馆、政治家、传道士、普通百姓对于广播新媒介的到来总体持有拥抱发展的积极态度。当代中国，媒介深度融合如火如荼。人们对新媒体的审视与思考，是否像20世纪初期广播入华之时一般，展现出过的追捧；以互联网技术、智能技术为代表的“赋能”是否存在被神话的趋势，值得深思。

　　《广播入华史研究》的英文原版是帕尔格雷夫媒介史研究中心的系列成果之一。该系列研究集合了剑桥埃曼纽尔学院、南加州大学、麦觉理大学、海德堡大学、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等众多研究成果，出版了大量从中世纪以来，有关传播文化的高质量原创研究。在当下强调新文科建设的中国，该系列研究成果不乏诸多值得借鉴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该系列专著有助于对当前各种形式的媒体的再认识，也有助于形成媒体与政治、社会和经济之间的强大关系的认识。

　　（作者单位系浙江广播电视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