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浩

　　摘 要：我国有悠久的“选学”传统，历代学者、编辑出版家对浩瀚的文化典籍进行整理发掘，形成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从刘向、冯梦龙直到鲁迅、夏丏尊、叶圣陶等，都继承了这种“选学”传统，成为学者型编辑、研究型编辑的代表。本文指出面对海量的公版书资源，与其跟风出版，不如运用眼光，对公版书进行深度开发，做出自己的特色书系。在这方面，古代的“选学”传统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关键词：公版书 深度开发 选学 学者型编辑 编辑学

　　近年来，公版书出版一直热度不减，内卷也十分严重。公版书在传播文化价值、拉动图书市场销量、推广全民阅读等方面确实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在其繁荣发展的背后，重复出版、跟风抄袭、浪费资源的问题也非常突出。笔者认为，面对海量的公版书资源，与其跟风出版，不如自己运用眼光，对公版书进行深度开发，做出自己的特色书系。在這方面，我国古代的“选学”传统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一、历史上的公版书出版

　　所谓公版书，即公共版权书籍，这类书已超过著作权保护期，出版社在出版时无须取得图书作者或继承者授权。版权是一个现代概念，我国古代是没有严格的版权概念的，自然也没有公版书这个说法。但是古代千百年积累下来的历史文化典籍，也可以理解为公版书，而关于这些典籍的整理和出版，实际上就是公版书出版。在这个意义上说，公版书出版历史十分悠久。

　　中国历来有重视文教的传统，所以古代典籍极其丰富，至今仍存世的典籍有10万种左右，其中不乏《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样的大型图书。而且我国又最早发明雕版、活字印刷，形成世界上最早、持续时间最久的印刷业高潮，例如明代江浙、福建一带的书局，刊刻大量图书，推动了社会文化教育的普及，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崛起。到了近代，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更是一次大规模的公版书出版，对开启民智、传播文化、普及知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既然公版资源经过历史的沉淀，具有社会公认的文化价值，且没有版税等成本，出版机构自然会出版它。这既符合经济规律，也符合文化传播的本质。

　　但是，文化遗产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内容资源的总量是越来越大的。人不可能穷尽所有知识，所以“选学”也很早就诞生了，甚至可以说，古代的编辑学就是“选学”。古代的学者、编辑出版家对浩瀚的文化典籍进行整理发掘，“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同时进行新的阐释。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今天的出版人学习借鉴。

　　二、源远流长的“选学”传统

　　“选学”，狭义上是指研究《昭明文选》的学问，而广义上则是指关于文献编选的学问总称。说起来，我国有着悠久的“选学”传统。在绵延不绝的中国文化传播史上，经典选本曾经有过特殊重要的地位，发挥过独特作用。传说孔子删定了《诗经》，在其中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都是按主题选编史料而成；《昭明文选》《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都是经典的文学选本，影响深远，形成蔚为大观的“选家之学”。千百年来，正是这些经过认真淘选品鉴的“大众化的经典”，默默陪伴着社会普罗大众的生活，塑造、滋润着人们的心灵，构成人们“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1]。

　　鲁迅先生在《选本》一文中指出：“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2]

　　选编，并不是拾人牙慧，翻故纸堆。选编的实质是价值判断，即你认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每个人的价值观、旨趣、视野是不一样的，而且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趣味，所以选编就是一种创造，而且它是无止境的，今人可以选，后人可以再选，绝没有一个定本。

　　明代冯梦龙是一位著名的选家，也是一位懂市场的畅销书编辑。在明朝以前，出版物大多是“圣贤书”，读者是士大夫阶层；而明朝中后期，受商业文化的影响，以冯梦龙为代表的编辑家，出版了一大批反映市民生活、市民趣味的通俗读物。冯梦龙选编的《智囊全集》，汇集了从先秦到明代的上千个智谋故事，共计二十八卷。冯梦龙从典籍中选取材料进行加工整理，并配上点评文字，编写的过程就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此外，他整理的“三言”及《笑府》《情史》《古今谭概》等，在当时广受欢迎，这些书以故事的形式展现生活百态，传达了抑恶扬善，追求个性解放、精神自由等进步思想，在当时绝对是题材崭新的出版物。

　　到了民国时期，夏丏尊、叶圣陶等也是出色的选家。他们主持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开明活页文选》，主办的《中学生文艺》《中学生》杂志，其工作也是“选”。鲁迅、周作人、胡适、郁达夫等重要作家参与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作为现代选本，实际上起到了决定中国现代文学基本历史面貌的作用。鲁迅、夏丏尊、叶圣陶，一直到周振甫，他们都继承了中国的“选学”传统，成为学者型编辑、研究型编辑的代表。

　　三、当前公版书出版的乱象及症结

　　反观今天的公版书出版，呈现以下乱象而饱受诟病。从选题上说，重复出版，同质化严重，浪费出版资源。例如出版机构争相出版“中小学推荐阅读书目”，想从这块刚需市场中分一杯羹。“据CIP数据统计显示，2013年至2016年，《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四部著作累计出版数量分别为525种、492种、485种、484种。”[3]从工作方法上说，不愿深入研究，简单模仿，投机取巧，随意抄袭、窜改。例如，一些出版机构，抄袭别家的译文、注释，改头换面成了自己的；或是不劳而获，把别家的选编作品直接“拿来”，原封不动地出版，根本没有注意到选编作品含有编者的创造性劳动。总之这些做法，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搅乱了图书市场。

　　以上情况业内人士多有论述。笔者认为，公版书出版的内卷，正是我国出版原创乏力、文化创新不足的一个表现。深层原因，是我们缺少高水平的编辑，对公版书的认识不够，开发能力不足。从市场上的公版书产品看，在内容上无建树，多在装帧用纸、成本控制、打价格战等层面下功夫。

　　在一些出版从业者心中，存在“编辑无学”的思想，并没有把它当作一门学问研究编辑的核心业务。回顾出版史可以看到，古代的编辑活动具有编、著、校合一的特点，编辑往往兼有学者身份，而“现代的编辑活动更趋程式化，编辑在职业细分上更加成熟，相关人才培养随着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也更加专业化、实践化、模式化。分工细化、规则明确、行业统一、流程更加科学的同时，也造成了现代编辑工作不可避免地向机械化方向发展的问题，出现了一些‘去知识化的潜在风险”[4]。

　　编辑的核心能力是什么？笔者认为应该是文化创意和文化生产能力。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上有海量资源，人们获取知识越来越容易，微信、抖音、喜马拉雅等移动平台又夺走了大量读者。所以，作为一名图书编辑，提高自己的研发能力和创造能力，至关重要。笔者认为，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像刘向、冯梦龙、叶圣陶、周振甫这样的编辑家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是文化的整理者、传播者，也是有着崇高文化理想和审美趣味的文化生产者。现在研究型编辑、学者型编辑太少了，技术手段的进步使编辑越来越成为编辑匠，而不是编辑家。

　　四、公版书运作策略之我见

　　（一）深入研究公版资源，找准角度，打造特色书系

　　我们经常看到市场上有些公版书系，立意新，选目精，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准确击中了读者，因此产生巨大影响。

　　如著名出版家钟叔河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策划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这套书是1911年以前官员士大夫、知识分子、学生、工商者、翻译踏上西方陆地的见闻实录汇编，反映了中国由闭关自守、天朝自大到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过程，在这些作者笔下，中西方文化的碰撞真实而具体，给人带来深深的震撼，这套书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思想文化界的重磅丛书。

　　中华书局还有一套“中华生活经典”丛书。这套书选录了《随园食单》《文房四谱》《云林石谱》《印典》《山家清供》等数十种古籍，均是反映中国古代生活的经典读本，出版社约请各方专家注释、翻译，并结合历史和现代生活加以点评，让现代人在品赏古代中国人优雅生活的同时，领悟到生活的真谛。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人们生活压力较大，古代那种琴棋书画、种花养草的生活，那种从容淡泊的境界，正好可以给现代人提供一种借鉴。

　　公版书虽说是“旧书”，但编辑不可无“新见”。编辑要紧扣时代精神，善于从内容资源中找到和现代人连结的点。例如，天地出版社的“西南联大通识课”丛书就是抓住了“西南联大”这个点。西南联大成立于国家危难之际，虽条件简陋，但大师云集，群星灿烂，学术思想活跃，鼓励平等讨论，培养了大批人才，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佳话。朱自清、冯友兰、雷海宗、陈寅恪等学者，无不学贯中西，在某一方面有深厚造诣，他们的授课讲义自然有着很高的文化价值。人们称赞西南联大和当时的学者，这其实反映了人们对当下教育的某种焦虑，以及对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的呼唤。有“西南联大”这个卖点，“通识”二字又使其面向大众，这套书自然获得了成功。

　　研究型编辑，视野要开阔一些，兴趣要广泛一些，“功夫在诗外”，这样才能避开选题的红海，深入挖掘一些看似冷门，其实能够引起现代读者好奇心的好书。

　　（二）对公版书进行深度选编，体现编辑意图，辑成一本新书

　　按照某个主题选编作品，也是一种编辑思路，这很考验编辑的学识和研究能力。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就以“名家教育论著选”的形式，将中外教育名家论教育的文章结集出版，如《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皮亚杰教育论著选》等，深受教育工作者的欢迎。

　　再比如河南教育出版社20世紀80年代末出版的一系列“×××论语文教育”，多选名家、大家的论述，出版了《朱自清论语文教育》《吕叔湘论语文教育》等一系列大家论语文教育的书。这样的汇编图书，主题明确，选编精当，对教育工作者来说非常实用。

　　选编，是古代治书的一种重要方法。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是关于人物风采的选编作品；冯梦龙的《智囊》，是关于谋略的选编作品；杜佑的《通典》，是博采古代文献而编成的制度史；周振甫先生的《诗词例话》，则是从历代诗话、词话中选取素材，对古典诗词所做的系统归纳与论述。所以，对公版资源进行深加工，做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图书产品，满足社会的需求，甚至开创一种图书类型或编纂范式，这是一种创造能力。这需要图书编辑深耕某一领域，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将编著合一，而不是仅仅做知识的搬运工。

　　当然，深度选编的方法不仅可用于公版书，对所有出版资源都可以运用。

　　（三）注意大众需求的变化，内容消费的升级，以及知识的更迭特点

　　我们知道，社会对知识是有记忆的。例如，二十年前畅销的科普读物，现在可能已乏人问津，因为这些知识已经非常容易得到，网络上有的是电子资源，所以人们不再愿意为这些知识去付费。更何况，知识也在更新迭代，曾经的前沿知识会逐渐成为常识，进入集体记忆。

　　除了知识会折旧以外，人们对知识的表达也有更高的要求。人们已不满足于泛泛地介绍知识，更喜欢有趣的讲述，个性的表达。比如讲明朝的书，以前是传统的宏大叙事，从政治、经济、社会角度讲史，自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之后，“这种独特而充满趣味性的历史写作方式让读者看到，历史类图书并不是那样简单、生硬和无趣”[5]。之后，张宏杰的《大明朝的七张面孔》、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等图书继续开拓个性化写史的道路。近三十年来，知识类读物，或曰非虚构类读物呈现这样的特点：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文本风格从“知识性”转向“趣味性”，读者的阅读目的也从“求知”转向“娱乐”。

　　编辑在研究选题和打造内容的时候，不能忽视“时间”这个维度。在时间的洪流中，大众的喜好在变化，知识在更新，一代代新人在成长，所以编辑也要在大的时间尺度中观察趋势，理解图书市场的变化。

　　（四）图书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它还要带给人审美体验和设计感

　　有时候，编辑过于迷恋“知识”本身的价值，局限于图书只是提供知识这种认识。但在今天，知识是最容易得到的。纯文字的公版图书已难以吸引读者，需要我们为它赋能，为它增值。比如增加导读，增加插图，装帧更有设计感，等等。笔者曾编辑《艽野尘梦》一书，内容是民国奇人陈渠珍讲述自己在西藏的经历。书是半文言写成，故事荡气回肠。但全书只有五六万字，字数较少。另外，以精简的文字讲述西藏风土人情，表现力有些不够。于是笔者给每一章都配上手绘的行进路线图，标注山川、城镇的名称，并根据书中情节画了一些彩色插图，这样就把陈渠珍在西藏的传奇经历，以及西藏奇瑰的风情更好地表现出来，读者也有了更丰富的体验。

　　以上是笔者对公版书出版的一点浅陋的体会。需要指出的是，选编公版作品一定要仔细甄别，选择最优的底本或者最佳的篇目。选编不是窜改，不能侵犯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著作完整权。既是选编，就需要做必要的说明，不能伪称名家所著，误导读者。

　　（作者单位系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