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磊

　　

　　

　　摘 要：当前，数字教材出版已表现出融媒体特征，生产过程数字化，传播过程网络化，完全颠覆了原有纸质教材的产业流程。原有纸质教材出版经验无法全部照搬到数字教材出版，整个教材出版行业都需要探索将数字科技创新成果与传统教材出版各领域进行深度融合的发展新形态。本文通过厘清行业状况，梳理出当前数字教材标准领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数字教材 数字教材标准 数字出版标准 出版融合

　　随着国家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出版融合发展进入提速换挡的新发展阶段。数字教材作为教育出版融合发展的最前沿，是未来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新旧动能转变、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阵地。这要求我们必须按照产业发展规律，摸透数字教材出版产业发展现状，摸准行业问题所在，摸清行业发展出路，從标准化入手，打造一套契合当下发展态势，满足新形势下数字教材出版工作实际需要的完善标准系统，以高水平的标准化工作引领数字教材出版现代化。

　　一、我国数字教材标准发展现状

　　1.数字教材标准体系初具雏形

　　标准在社会实践中常被称为技术法规，已被纳入我国司法运行体系。现实出版行业实践中，数字教材标准作为法规和政策运行实施的科学依据、基础支撑，为数字教材出版提供了规则指引，已成为出版高质量融合发展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作为数字出版与数字教育的伴生体，数字教材既是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数字教学内容的提供源和数字教育服务应用工具，数字教材出版相关标准集中于出版和教育两个领域。作为需跨行业遵照执行的国家标准中，出版类别数字教材相关国家标准有4项，教育类别数字教材相关国家标准有5项。数字教材出版相关领域标准共20项（含16项行业标准）。主要集中于数字教材（4项）、电子书（5项）、电子图书（6项）、电子课本与电子书包（4项）。

　　除已公布的标准外，尚有《数字教材标准体系表》《数字教材 术语》《数字教材出版 课程制作要求》《中小学数字教材管理与服务平台建设要求》《复合教材制作质量要求》《数字教育资源评价指南》《二维码技术应用管理要求》等7项相关行业标准正在研制之中，与上述已公布标准共同构成了支撑数字教材出版运行的现有基础体系框架。已颁布的数字教材相关标准如表1所示。

　　表1? 数字教材相关标准汇总表

　　2.作为标准基础的数字教材定义在不断演进

　　术语定义决定了标准研制的对象范围，是标准化工作的基石，极为重要，教材出版标准领域对于数字教材定义至今仍在不断演进过程中。数字教材的最初定义出现于出版行业标准CY/T 125—2015《中小学数字教材加工规范》：“以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审定通过的国家课程教科书为内容基础，并包含相关辅助资源、工具的，用于教学活动的电子图书。”至CY/T 161—2017《中小学数字教材出版基本流程规范》，定义改写修订为：“以中小学教科书为内容基础，包含相关辅助资源、工具的，用于教学活动的电子图书。”最新颁布的国家标准中对“中小学数字教材”提出了定义：“依据中小学课程规划或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系统编写、开发，适用于信息化环境下教学活动的电子图书。”[1]上述定义均偏重中小学，仅适用于中小学数字教材，无法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目前出版标准领域尚缺乏通用上位的数字教材术语定义。目前研制中的行业标准《数字教材标准体系表》正在对数字教材定义进行重新改写编定。

　　教育标准领域对于数字教材尚无公开定义。教育系统在各类正式文件中屡次提及“数字教材”，如2018年教育部发布的《教育课程教材改革与质量标准工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指出：“开展数字教材等新形态教材的研发、试点和推广。”教育部在对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0208号提案答复的函中提到：“当前，教育部正在开展数字教材的研究，创新课程形式，制定相应的标准和管理办法。”从对教育系统各类文件的释读中可以窥见，虽然教育标准中尚未纳入数字教材相关定义，但教育系统正在根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数字教材的相关定义和标准规范。

　　二、数字教材标准存在的问题

　　1.出版和教育两领域对教材的范围认识存在差异

　　标准是政策运行、法规实施的科学依据和基础支撑，是规范行业日常运行的重要抓手，抓住了标准就是牵住了教材出版建设工作的“牛鼻子”，全面掌握了工作主动权。作为标准运行的核心基础——数字教材定义应该也必须因循现有法律规章加以制定，但目前现有的部分部门规章对于教材的定义与出版业传统上对教材的认知存在差异，这也是导致数字教材标准定义难产的重要客观因素之一。

　　“中小学教材”定义最早出现于1995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前身）、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的《普通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管理规定》：“本规定所称普通中小学教材，是指国家教委每年春秋两季颁发的《全国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以及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审定、补充下达的《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中所列的课本、教学参考书和教学挂图等各类图书。”定义认为教材是“图书”，完全属于出版物。至2001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现已废止），定义变更为：“本办法所称中小学教材（以下简称教材）是指中小学用于课堂教学的教科书（含电子音像教材、图册）及必要的教学辅助资料。”将教材视为“教科书”与“教学辅助资料”的集合体，教科书仍然属于“图书”出版物，但“教学辅助资料”中则可能包括部分非出版物。教育系统对教材是否全部属于“出版物”的认知已经出现变化。目前出版行业尚无对“中小学教材”的单独定义，出版行业的传统认知中，“教材”实际上是“教科书”，《中学小学教科书出版资质审批管理办法》的“中小学教科书”定义：“本办法所称中学小学教科书，是指义务教育阶段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国家规定统一开设课程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需要开设课程的课本（包括纸、磁、光、电、网络等各种介质的课本），以及与文字课本相配套的教学图册、教学磁带等。”按照上述文件精神，教育领域的“教材”不一定全部为“出版物”，与出版业对“教材”的传统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这就直接导致“数字教材”定义尚需时日加以研究，以能够全面满足出版和教育的共同行业需求。

　　2.标准整体布局依然存在若干问题

　　我国数字出版标准化工作起步早、动作快，围绕数字出版全流程已构建了相应的标准体系雏形并已在行业实践中初显成效，在指导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和融合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科技支撑和引领作用。但作为数字出版产业的核心分支，数字教材出版标准体系布局上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有标准基础较为薄弱。数字教材出版领域的相关标准制定工作从2014年启动至今，仅有6项相关行业标准出台，包括已公布的从原有3项行业标准升级而成的国家标准GB/T 41469-2022《数字教材 中小学数字教材元数据》、GB/T 41470-2022《数字教材 中小学数字教材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GB/T 41471-2022《数字教材 中小学数字教材出版基本流程》和尚在制定中的《数字教材标准体系表》《中小学数字教材 管理与服务平台建设要求》等7项行业标准，虽已有超过10项标准布局，但体量上仍显不足。一是仍没有实现对教材出版领域的全覆盖，对高等教育出版、职业教育出版的规范性不够；二是已公布和研制中的标准大多数集中在中小学数字教材领域。因此，盘点标准家底，虽然数字教材出版标准领域的多项空白已得到填补，但距离数字教材出版行业全面实用、适用、可用上仍有一定差距。

　　第二，数字教材相关基础定义有待系统梳理。与数字教材出版相关的定义较多，电子书、电子图书、电子课本、电子书包、智媒体、数字教材、数据库等几十个，但是各定义的范围及定义间的交叉关联关系尚未体系化、系统化，亟待厘清。譬如，学习资源和电子书包终端标准均是数字教材出版和教育信息化两类标准间的共同标准研究对象，但目前数字教材出版类标准中尚无对学习资源和电子书包的明确定义，特别是数字环境下数字教材的外延部分与学习资源的整合性问题还需要加强标准化研究工作。

　　第三，已有标准内容不够完善，导致部分出版业务难以遵照操作。如数字教材中视频、音频里的发音错误、音画不同步等如何进行量化质量评定，在现有的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中均没有给出明确要求。相关标准内容亟待根据实际业务场景进行升级修订。

　　第四，大量标准缺位，难以形成体系有效指导行业实践。如用于指导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研发工作的相关标准目前基本处于空白状态，高教职教数字教材的基本架构、边界等尚不清晰，有关数字教材的内容、功能开发具体应包含哪些亦不明确。对于规避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管理风险的安全方面相关标准缺失，无法有效引导数字教材出版单位建立完善的产品防护屏障。

　　三、数字教材标准发展对策

　　首先，建议出版标准化工作机构进一步加大力气抓好数字教材标准化推进工作。由出版各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集中力量快速推进数字教材出版相关标准的研建工作，在标准制定上要充分研判行业转型发展需求，急用先行，在标准化工作推进中狠抓落实，分批次、分步骤、分类型有序制定，从保障机制上要明确标准建设开发的牵头单位、管理人员、核心专家、主干人员，组建层次化、科学化的产学研用联合工作小组，专班落实，集中力量在标准的关键环节、重点内容、薄弱领域上进行突破，保证纳入标准体系的标准有实效、可实施，建立系统完备、规范实用的数字教材出版标准体系。

　　其次，要解决数字教材出版术语和定义的问题。特别是要把阻碍行业认知的基础性术语定义，放到优先解决的位置上去。如数字教材出版、数字教材术语，要通过广泛组织出版、教育、人社方面的专家共同探讨研制，使制定出的数字教材出版术语定义具备更广泛的适用性，易于让教育、人社等相关部门接受，实现跨领域对出版术语定义的统一认定。考虑到部分老旧术语定义出现于仍在使用中的不同相关标准，可通过标准联动修订的方式进行更新，必要时可通过升级国家标准来保持定义的公信度、权威性。

　　再次，要建立兼容性高的平台接口标准。当前各出版单位数字化產品研发通常仅针对自身产品，各自为战、资源分散、合作困难，不利于行业转型。研制平台接口标准，将引导教材出版单位从学科角度进行系统整体研发，形成不同教育出版内容平台间的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孤岛，实现作者资源和内容资源的有效整合，实现真正本版内容的全网有效供给，促成信息共通共享，协力促进数字教材出版融合发展，实现多方共赢。

　　最后，要建立完善和发展质管类标准，重点解决数字教材出版物质量问题。从内容质量入手，标准范围要涵盖多媒体素材及相关教学素材内容、配套资源和拓展性资源，着重突出意识形态和内容科学性，精心研究，详细设定文本、图片、音视频差错率、音视频清晰度及教材发布的相应技术指标参数，将软件运行速度、用户感受、链接准确性、网络传播安全指标、设计评价等纳入质量评估体系。做好流程质量控制，从标准上明确解决编校人员资质与“三审三校”流程的规范性。把控好数字转化质量，制定传统纸质教材转化为数字教材后差错率标准。将举报、纠错机制全方位列入标准质量保障体系中，做好安全阀门。

　　（作者单位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业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