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高等教育教材数字化转型经历了网络课程、新形态教材、电子图书、数字课程、数字教材等发展过程，在教学改革和立德树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发展存在着跨部门协同管理机制不顺畅、标识不确定、资质不明确、标准缺位等问题。加强数字教材建设和管理，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优化协同管理机制、坚持分类分步推进、创新管理模式、完善标准体系、加强研究、强化风险防范化解。
关键词：数字教材 高校教材 教育出版 融合发展
教材是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立德树人的基本载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推进教育数字化”，对教材工作和教育数字化作出总体部署。高等教育承担着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重要使命，加强教材工作特别是推动数字教材建设和管理探索，对于优化高等教育体系、提高育人质量、建设教育强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我国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发展的背景
1.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需要
教育出版的转型升级、融合发展，经历了“十二五”“十三五”时期持续十年的推进，如今已步入关键期、攻坚期。2022年4月中宣部印发《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对新时代推进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作出了全面战略部署和具体工作安排。在多年的探索实践中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形成了多种产品形态，但未来最有可能成为拳头产品的还是数字教材，数字教材将成为教育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突破口和主赛道。
2.教育数字化背景下的教材数字化
数字化转型是世界范围内教育转型的重要载体和方向，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教育发展，将其作为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我国全面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1]教材数字化是教育数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强数字教材建设，撬动教学过程数字化转型，通过教材数字化带动资源数字化、管理智能化、成长个性化、学习社会化。
3.技术应用环境的日益成熟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校园网络接入率达到100%，数字化教学条件全面提档升级，基本形成了网络覆盖完全、线下多媒体教学空间和网络教学空间融合的学习环境，建成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数字教育资源供给质量不断提升。各级各类学校不断丰富数字教育应用场景，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教育融合发展。师生数字素养显著提升，尤其是新冠疫情以来，广大教师和学生对数字化教学的接受度、数字素养都大幅提升，这些都为数字教材的应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我国高等教育教材数字化转型发展历程与现状
（一）我国高等教育教材数字化转型发展历程
1.网络课程
2000年5月教育部高教司发布《关于实施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的通知》，正式启动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先后分三批批准了321个网络课程项目，包括公共课类、文科类、理工科类、农医类、财经政法类等5大类34小类。[2]“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是教育部组织的关于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进行教育资源建设的最大（当时）的一项工作，对推动高等教育信息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充分调动了高等学校的积极性，掀起了一个现代化教学资源建设的高潮，促进了教学改革和新教学模式的探索，对高等学校教师转变教学思想观念起到了推进作用，并为高等学校今后推广现代化教学手段奠定了人才基础。[3]
2.新形态教材（融媒体教材）
早在2003年开始，高等教育出版社便率先开展新形态教材建设。新形态教材（也被称为融媒体教材）是以纸介质教材为核心，数字化资源相配合的新型教材产品，其前身是由书配盘演化而来的书配学习卡模式，通过网络平台为师生提供数字资源增值服务。后来，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以及二维码的普及，新形态教材也在不断升级换代。通过纸介质教材和数字化资源的一体化设计，新形态教材可以充分发挥纸介质教材体系完整、数字化资源呈现多样和服务个性化的特点，形成相互配合、相互支撑的知识体系，大大提高教材的适用性和服务课程教学的能力。
3.电子图书
从2009年开始我国电子图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终端商、通信商、平台商等许多新的市场主体纷纷进入，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数据显示，2009年底，我国电子图书达到97万余种，手持式阅读器销量从2008年的不足10万台增长到60万台左右，电子图书读者破亿。市场结构方面，2010年电子图书开始从机构市场过渡到个人市场。我国电子图书市场以大众图书和学术图书为主，教材类图书较少，一方面是因为纸质教材有相对成熟的产业链和强大的市场惯性；另一方面，电子图书上下游产业领域交叉各自为政，出版社和权利人收益有限，内容易被复制和传播等，制约了电子图书尤其是教材类电子图书的发展。
4.数字课程
数字课程是通过网络表现的某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的总和。始于2009年的数字课程出版这一创新出版模式使得优质在线课程建设成果也能像传统教材一样，得到数字知识产权的保护，形成在线课程共建共享和可持续建设的良好机制。数字课程包含教学视频、演示文档、重难点详解、动画、习题、参考文献等丰富的学习资源，突破了传统教材在内容呈现和应用方式上的限制，可以依托网络教学平台开展实际的教学活动、进行形成性教学评价等，数字课程可以很好地支持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个性化教学的开展。[4]
5.数字教材
早在2011年《教育部关于“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材建設的若干意见》中就提出要“推进数字化教材建设”，2018年教育部《教育课程教材改革与质量标准工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明确“包括开展数字教材等新形态教材的研发、试点和推广等”，2021年教育部《“十四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中提出“推动教材配套资源和数字教材建设，探索纸质教材的数字化改造，形成更多可听、可视、可练、可互动的数字化教材”，2021年教育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优秀教材评选工作安排》中明确高等教育、职业与继续教育教材评选范围“包括纸质教材、数字教材”，2023年教育部《关于组织开展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五”高等教育教材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提出“鼓励合理应用数字技术，探索数字教材等新形态教材建设”。
（二）我国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发展现状
我国高等教育数字教材虽然早有探索，但一直未形成规模和成熟的市场。近几年在新冠疫情及教育数字化战略、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相关政策推动下，数字教材有望迎来快速发展期。
从定义来看，當前关于数字教材的概念仍有不同的认识。中小学数字教材国家标准对中小学数字教材的定义是“依据中小学课程规划或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系统编写、开发，适用于信息化环境下教学活动的电子图书”[5]。电子课本信息模型国家标准对电子课本的定义是“为实现特定学习目标或课程标准而制作开发的，能满足在线学习或混合式学习需求，并具有内容逐页（或逐屏）呈现特征的可交互教学软件或学习软件”[6]。北京师范大学陈桄等对数字教材（digital textbook或e－textbook）的定义是“一类遵循学生阅读规律、利于组织学习活动、符合课程目标要求、按照图书风格编排的电子书或电子读物”[7]。本文对数字教材的定义是“以课程教学内容为基础，利用多媒体技术呈现，依据教学活动整合各类学习交互、学习工具等要素，并按一定标准封装正式出版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用于课程教学的数字内容产品”。
从技术路线来看，当前高等教育数字教材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版式文件，一类是流式文件。版式文件是指数字教材制作时每一页的内容和排版都是固定的，最后生成一个固定格式的文件。版式文件的优点是排版精准、稳定，支持复杂的排版和布局，页面相对更加美观，缺点是不支持自适应布局，对于不同屏幕尺寸的设备可能会出现不兼容的情况。版式格式往往文件大小较大，更适合于制作需要精细排版的内容，如杂志、画册、包含大量图表和公式的学术书籍等，版式文件常见格式如PDF。流式文件是指在制作数字教材时将内容和样式分离，根据设备的屏幕尺寸和字体大小设置等参数，动态生成适合当前设备的排版格式。流式文件的优点是适应性强，可以在不同尺寸的设备上阅读，文件大小相对较小。缺点是排版不够精准，可能会出现字体大小、行距等方面的问题。常见流式文件格式包括epub等。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流式格式数字教材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用户所接受。
从应用上来看，当前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尚未形成规模化应用，但在某些学校、专业或课程存在不同程度的应用尝试。当前，数字教材的应用可分为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阅读浏览，能够准确完整地把教学内容呈现出来供用户阅览；第二个层次是实现个体的人机交互，如划线、批注、添加书签等；第三个层次是支持与其他学习者互动，实现社会化学习，如分享笔记、弹幕、评论等；第四个层次是建立师生关系，实现基于数字教材的基础性师生互动，如教师查看学生的阅读数据，划重点或批注给学生看，布置阅读任务，查看学生答题情况等；第五个层次是将数字教材与各类在线学习平台或工具相结合，支持各类教学活动的开展，如作业、考试等，与其他教学资源、学习工具、智能学习技术深度融合，形成课程教学整体解决方案。
三、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纸质教材到数字教材，变化是巨大的，基于技术的发展创新和互联网的特性，数字教材可实现教材与教辅的融合、学与评的融合、学与教的融合、课程与教材的融合，数字教材已超出了传统教材的职能范围。同时，基于数字教材的信息化教学也对学校传统教学生态产生深刻影响，形成新的数字化教学新常态。数字教材的这些特征对传统出版的影响是颠覆式的，对教材管理工作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发展面临以下方面的问题。
（一）协同管理机制不顺畅
当前数字教材管理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建立跨部门协同管理机制。数字教材作为教育、出版、技术的交叉领域，各个管理部门之间要协调配合，相互支撑，而不是相互交叉或相互制约，这是数字教材管理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2022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提出“加强数字教材管理”的提案，建议“建立数字教材（教学资源）管理协调机制。由中宣部与教育部共同组建工作专班，制定《数字教材（教学资源）管理办法》，对数字教材（教学资源）的编制、编辑、审核、出版发布、选用使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全面规范，促进其健康发展”[8]。
（二）数字教材标识不确定
数字教材是融合发展的新生事物，其形态并不固定，对数字教材的界定不能靠定义来解决，而必须靠标识来认定，数字教材标识问题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基础问题。数字教材标识相当于数字教材的身份证，是数字教材的唯一代号，也可以作为数字教材能否被选用的重要依据。我国《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国家对网络出版物实行标识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另行制定”[9]，但目前尚未制定出台相关标识管理制度。当前国内通用的做法是使用电子出版物专用版号作为数字教材标识，国外也有在教材审核通过后赋予一定的审核号作为教材标识的做法，同时该审核号也是该教材可被选用的依据。我国基础教育纸质教材管理采用“出版标识”+“教材目录”组合方式，即具有出版标识（版号）是进入教材目录的前提，而是否进入教材目录是教材能否被选用的依据。那么，对于高等教育数字教材来说，进入教材目录与具有电子出版物版号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以及是否会建立一个覆盖高等教育全学科、全课程的教材目录尚待明确。
（三）出版资质不明确
对于数字教材出版资质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①传统纸质教材出版资质管理。根据《出版管理条例》及《中学小学教科书出版资质审批管理办法》，中小学教科书有出版资质审批，其他教材出版只要求具备图书出版资质即可，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教材是没有专门的出版资质管理的；②电子出版资质管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数字教材主要使用电子出版物版号作为标识，依据《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国家对电子出版物出版活动实行许可制度。[10]如此，相当于数字教材出版限定在具有电子出版物出版资质的单位。而从教育管理的角度更倾向于将数字教材出版资质限定在传统教材出版单位，这两类资质是不同的；③网络出版资质管理。数字教材实际上是一种网络出版物，根据《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从事网络出版服务必须依法经过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从许可的内容来看，网络出版服务许可是一种出版+发行（服务）的双重许可。这种出版、发行（服务）一体的模式对于其他网络内容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教材来说是否合理却是有待商榷的。教材的极端重要性、数字教材出版与发行（服务）工作的巨大差异性，使得数字教材不应像其他网络出版物那样出版发行（服务）资质一体化，而应分别进行资质管理。
（四）发行管理欠规范
依据《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国家对出版物发行依法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出版物发行活动，企业从事出版物发行必须申请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从法律层面来说，这里的“出版物”主要指的是有实物载体的出版物。数字教材属于网络出版，其“发行”不同于传统出版物，传统出版物的发行需要对含有出版物内容的载体进行复制，然后经过仓储、物流等环节到达用户手中，而数字教材的“发行”不涉及实物复制，是通过数字版权管理以在线服务的方式提供。依据《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从事网络出版服务必须依法经过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也就是说取得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的单位可以进行网络出版物的“服务”（发行）。但是网络出版物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数字教材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取得网络出版服务许可的单位是否一定可以开展数字教材服务业务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对数字教材服务商的要求应该比一般的网络出版物更高。另外，数字教材出版单位是否默认具有本单位数字教材的发行（服务）资质呢？这个问题也需要考虑。
（五）技术标准不系统
数字教材是数字教育出版的核心产品和教育数字化的核心要素之一，数字教材标准建设尤其是技术标准建设是当前数字教材建设进程中的重要议题，行业对数字教材标准建设的呼声与期望与日俱增。当前，数字教材产品与数字教材服务平台之间缺乏数据交换标准，彼此间数据不能兼容和互通，严重制约了数字教材良性生态链的形成，给终端用户的应用带来不便。解决此问题有赖于数字教材相关标准尤其是技术标准的研制，高质量的标准供给有利于数字教材规范、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数字教材标准体系包括基础标准如术语、元数据、标识符、分类等，产品标准如加工制作、内容质量、技术质量、产品封装等，平台标准如平台的功能要求、服务要求、合规性要求、接口要求等，管理标准如业务流程、审核管理、数据管理等。数字教材标准建设应坚持国际视野与本土创新相结合，坚持教育、出版、技术跨部门协同合作，坚持研制与应用并重。
（六）质量管理难度大
教材建设是铸魂工程，是国家事权，教材质量管理是教材工作优先关注的问题。进入21世纪，我国先后颁布了多项教材建设相关文件，如《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等，为教材建设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但这些文件都主要针对纸质教材，虽然在《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中提出“数字教材参照本办法管理”[11]，但数字教材的内容组织和呈现、交互及应用方式都与纸质教材完全不同，在管理上要面临很多新问题，不是简单的“参照”纸质教材就能解决的。
数字教材相对纸质教材一个最大的区别是数字教材可随时更新，至少在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方便快捷的更新，及时反映学科的最新发展和教育的最新要求，这是数字教材相对纸质教材的优势之一。对数字教材的更新频率可以加以一定的限制，但不可能完全禁止，而是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数字教材更新及时的优势。因此，传统纸质教材那种通过多轮次、多角度的全面审查来保证质量的做法在数字教材上要重新考虑。对于数字教材来说，除了发布前的审查，建立完善的质量保障机制更加重要，上线前的审查并不能保证一直没有问题，应建立包括出版资质、发行资质、人员资质、业务流程规范、抽查机制、用户反馈和社会监督机制、智能监测机制、黑白名单信用机制等在内的全方位质量保障体系，充分应用各种技术手段进行创新管理。
（七）配套法规待完善
数字教材往往有较多使用视频、音频、动画、VR等富媒体表现形式，丰富的数字资源是数字教材相对纸质教材的一大优势，但传统出版单位主要以文字版权经营为主，对“丰富的数字教育资源”编辑常常感觉“望洋兴叹”“想说爱你不容易”——数字教育资源的版权问题往往比较复杂，追溯起来非常困难，费时费力。《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中合理使用的情况之一——“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改编、汇编、播放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也就是说教材作者——教师在教学中使用数字教学资源属于著作权法的“合理使用”范畴，但在数字教材中应用就超出了“合理使用”范畴（“不得出版发行”）。另外，《著作权法》第二十五条“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除作者事先声明不許使用的外，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可在教科书中汇编已经发表的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美术作品、摄影作品”[12]。数字教材时代这一法定许可条款如何应用，是否适用于数字教材和教学资源，尚不明确。
（八）纸、数关系未理清
数字教材与纸质教材的关系问题也是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有多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在应用上，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互补关系还是替代关系？对于这个问题不必急于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可以在实践中由市场来判断。第二是在教材开发中，数字教材与纸质教材的关系：数字教材是基于纸质教材开发还是基于课程标准开发，这个问题在基础教育领域相对突出一些，高等教育数字教材更加多元化，可直接基于课程标准或专业教学要求开发。第三是在教材评价中如何处理数字教材与纸质教材的关系，如同一课程同一作者的纸质教材与数字教材是否可以同时参与评奖？他们之间如何比较？这些都是将数字教材纳入教材体系和评价体系后需要研究的问题。
四、我国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建设和管理的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的分析，对于数字教材的建设和管理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坚持立德树人这个根本
当前，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面对新的发展需求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高等学校肩负着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的重要任务。数字教材建设要始终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以培养新时代需要的创新人才为宗旨，充分发挥新技术对教育发展与变革的促进作用，推动人才培养方式、教育教学模式改革，建设以数字教材为核心资源的智慧学习环境。要充分挖掘、发挥数字教材在立德树人上的特色和优势，培育学生包括数字素养在内的核心素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利用新兴技术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善于思考、善于学习、面向未来的拔尖创新人才，服务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二）优化跨部门协同管理机制
数字教材是一个教育、出版、技术的交叉融合领域，当前数字教材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如标识问题、资质问题、标准问题等需要通过跨部门协同管理机制来解决。如在国家教材委领导下，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和指导开展数字教材建设工作；出版管理部门负责数字教材出版、服务资质和内容监管工作；网信部门、电信主管部门、公安部门等依据职责重点做好数字教材应用服务平台的监管工作；国家教育、出版管理、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依据职责对数字教材编写、审核、出版、发行、选用等环节中存在违规行为的单位和人员建立负面清单制度等。
（三）坚持分步推进、分类实施
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不同学校、学科、专业、课程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呈现多样化、多元化发展趋势。可采用试点的方式稳步推进，选择有基础、有条件的部分专业领域在教材开发、平台建设、应用服务等方面先行试点，逐步完善不同专业、不同类型数字教材的建设、管理和应用，以建带管，以建定管，建管结合。将课程、教材、实践、团队联动起来，整体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鼓励广大教师开展各类场景下的创新應用，探索数字教材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体系、各类智能教学系统及其他数字教育资源的融合应用，以满足教学需求，助力教学质量提升。
（四）建设数字教材标准体系
标准让数字时代的联通更高效、质量更可靠、信息更安全、发展更高质量。要建设数字教材标准体系，制定完善数字教材基础标准、产品标准、平台标准、管理标准等，明确高校马工程教材等重点领域数字教材标准，提升数字教材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体系和各类数字教学工具的兼容性。探索建立数字教材无障碍访问标准，提高数字教材对特殊人群的可及性。
（五）创新数字教材管理服务方式
坚持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加快形成法律规范、行政监管、技术保障、公众监督、行业自律、社会参与相结合的数字教材管理体系。有序推进数字教材相关平台建设，加强平台管理，发挥各级各类平台在数字教材建设与管理中的支撑作用，加强平台间的互联互通和跨平台部署调用能力，探索实现“用平台管平台”“用技术管技术”，增强数字教材管理的技术含量，提升数字教材建设与管理效率。
（六）加强数字教材研究
鼓励各地教科研部门、教育技术部门、出版研究机构、高校相关优势学科、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等深入开展数字教材的内涵与外延、内容和功能、服务与应用等方面的基础研究，探索先进数字技术在数字教材中可管可控的有效应用方式，研究数字教材的创新管理模式等。
（七）强化风险防范化解
在数字教材应用中严格落实网络与信息安全责任制，鼓励和支持各地各校构建可信、可控、可查的数字教材建设与应用防护环境。研究建立数据安全和隐私安全保障机制，筑牢数据安全底线。重视数字教材在各平台和系统中的数据归属，明确数据资源产权归属，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加强数字教材及相关资源的版权和产权保护。
五、结语
“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进入关键期，教育信息化也进入数字化发展新阶段。党中央明确提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要让“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最大“增量”，管好、用好互联网。我们必须以更高的站位、更大的魄力、更强的责任心、更务实的行动来协调推进数字教材建设与管理，为建设教育强国、出版强国、数字中国做出积极贡献。
（作者单位系：毛芳，高等教育出版社；李正福，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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