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沙

　　摘 要：中小学数字教材的项目式出版近年来陷入了发展瓶颈。常态化出版模式下，中小学数字教材要在出版形式上转化为网络载体的电子出版物。基于大规模出版要求和外部效应影响，中小学数字教材会形成较为复杂的常态化出版产业链结构，并需要围绕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相互关系、纸质教科书与数字教材的相互影响进行产业链的再平衡。常态化出版的传输模型，指出了中小学数字教材在审核与监管平台建设、出版服务平台与智慧教育平台系统对接、版权管理和融合应用等方面存在需要突破改进的问题。

　　关键词：数字教育出版 出版产业链 数字教科书

　　在传统出版中，中小学教科书在出版物市场中占比较高，并且对教辅材料等出版产品有着很强的带动作用。因此，中小学教科书的融合发展与转型升级，对出版业的现代化进程影响较大。中小学数字教材一向被视为纸质教科书的数字化升级方向，多年来始终是出版行业发展关注的热点之一。近年来，由于国家教材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数字教材出版样态和规模似乎陷入了某种停滞，需要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来突破困境。与其他传统出版物的技术融合相比，中小学数字教材有一些特殊之处，包括了数字教材在面向中小学生时的意识形态属性、出版规模等几个方面。

　　目前，国内尽管存在多个中小学数字教材项目，但这些项目总体上都处于实验状态，没有转化为常态化数字教材出版，在政策、机制、资金等方面也缺乏长效保障。[1]因此，对中小学数字教材常态化出版的设计规划，以及如何从现阶段的项目制出版转化为常态化出版，是未来中小学数字教材发展中最关键的问题。而常态化出版设计规划与转化过程，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每年面向近2亿小学师生的持续大规模出版与当前短期、局部性项目式出版之间的差异问题。本文以大规模出版为前提，重点研究中小学数字教材在常态化出版中的出版形式、产业链构成和出版传输过程，以此作为中小学数字教材突破发展瓶颈的理论基础。

　　一、中小学数字教材的常态化出版形态分析

　　中小学数字教材的常态化大规模出版，首先需要解决出版物形态问题。从1997年国内首个中小学数字教材面世以来，数字教材家族实际出现过多种出版形态，例如人教社电子教科书采用的以存储卡为载体的电子图书形态，以人教版高中教科书配套光盘为代表的资源光盘形态，以上海版数字教材为代表的网络电子图书形态，以人教数字校园为代表的平台化数字教材形态等。[2]到目前为止，中小学数字教材尚未在出版形态上找到合理方案，这已经成为我国中小学教科书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一大障碍。

　　基于对中小学数字教材以往出版形态的分析，光盘载体电子出版物和无载体网络出版物是实践中最多见的两种出版形态类型。而从教材治理的角度看，这两种出版形态都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一方面，光盘载体在数字化整体进程中已几近被淘汰。早在2017年就有“两会”代表提案认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中小學教材不应再配光盘等传统电子音像出版物。[3]时至今日，在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下，光盘载体的数字教材已无法被教育行业接纳，应当进行网络化升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看到，网络出版物作为传统实物介质电子出版的互联网升级形态，在管理政策上存有明显不足。尽管在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了《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并对网络出版物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条款，但是在出版物标识、重大选题备案等与数字教材管理密切相关的管理制度上没有实施细则。这导致了从2016年至今，网络出版物形态的中小学数字教材无法取得出版标识，在涉及重大选题备案时也无法落实备案程序。显然，不同于一般网络教育资源，中小学数字教材的出版应采用相对更严格的管理机制。出版标识和重大选题备案均为一般认知下教材常态化出版管理的必选项。

　　综合以往两种常见的中小学数字教材出版形态存在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出：电子出版物在出版管理政策方面较为完善，但传统介质已不再适用；而网络出版物更符合当前的教育数字化转型要求，但管理政策上缺失较多。因此，采用网络载体电子出版物作为中小学数字教材的出版形态，可能是当前唯一的可行选项。从政策角度看，由于《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第二条，保留了“其他媒体形态”这一兜底条款，使得网络载体的电子出版物在政策层面具有合规性。而在实践层面，当前国内的书号实名申领信息系统也已经为电子出版物的载体类型设置了“电子出版—其他（可填：网络）”这一选项，专用于网路电子出版物的出版物标识申请。在涉及重大选题时，《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对电子出版物的重大选题备案也有明确的规定。网络载体的电子出版物既在技术层面能够对接基础教育的数字教育平台体系，又可以在完备的政策框架下进行管理，是一个较为理想的中小学数字教材出版形态。

　　当然，若着眼未来，在行政主管单位对《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中网络出版物标识管理、网络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等条款进行补充和细化后，网络出版物也可以成为中小学数字教材的另一形态选项。但我们在考虑中小学数字教材如何突破从项目制出版走向常态化出版发展瓶颈时，网络载体的电子出版物显然具有更好的可操作性。这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关于数字教材治理政策制定中应当重点关注的一个改进方向。

　　二、中小学数字教材常态化出版产业链结构分析

　　中小学数字教材的常态化大规模出版一旦形成，必然会产生一个新的教育出版市场。从纸质教科书的出版实践来看，教科书的产业链构成明显有别于一般图书出版。这既有中小学教科书属于《出版管理条例》中法定特殊出版物的因素，同时也缘于教科书自身有大规模出版的特殊性。中小学数字教材作为中小学教科书的升级品类，其产业链构成必然更为特殊，不仅会继承部分纸质教科书出版的产业链特殊性，而且还会因其数字形态使产业链发生进一步的演变。从行业发展的视角来说，中小学数字教材的产业链分析有着重要意义，有助于我们厘清未来的发展思路。

　　1.中小学数字教材企业产业链变化分析

　　在学术上，出版产业链是指与出版有关的企业基于出版价值实现和增值所组成的企业关联。[4]传统的纸质教科书出版的相关企业通常包括出版社、印刷企业、发行和物流企业三大类。从产业链条角度看，中小学教科书出版的独特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和发行资质由行政审批确定，具有较高的企业准入门槛特点；其次，教科书每年以近2亿中小学生和教师为出版对象，具有大规模用户和高产值的市场特征；最后，“租型”出版是中小学教科书的主要出版模式，分布式印刷与发行有着满足教育出版国情需要的实践性特征。从1997年国务院首次颁布《出版管理条例》算起，教科书产业链的这三个出版特征在国内出版业已经稳定续存了25年以上。

　　与纸质教科书相比，中小学数字教材的企业产业链差异主要由其数字化形态产生，同时也继承了纸质教科书出版中的法定性特征和大规模出版特征。在作品的内容编制阶段，出版社依然是数字教材编制的主要组织者，但此时根据数字教材的内容形态特点，部分技术型企业会共同参与到数字教材的编制中。与出版社端不同的是，中小学数字教材在复制、发行两个流程中完全抛弃了纸质教科书出版的主要环节。显然，数字教材不存在印刷和物流环节，其复制与传输过程同时发生，即在用戶下载数字教材时，数字教材的信息以数字信号形式复制并传输到用户终端。从数字教材正式上线后的网络出版服务开始，这部分产业链涉及数字教材出版企业、数字教材发行企业、数字教材出版服务平台的运营企业和网络公共服务企业。

　　仅就纸质教科书和中小学数字教材的企业产业链静态比较，新产业链维持了原有的出版机构和发行企业，增加了内容制作技术企业、网络出版平台运营企业、网络公共服务企业，而印刷企业和物流相关企业不再出现在产业链中。对应纸质教科书的出版特征，由于中小学数字教材产业链中的出版社和发行企业仍基本处于原位，出版和发行的准入门槛没有太大变化，并且由于面向数量庞大师生群体，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下，中小学数字教材的市场规模预期依然可观。在出版特征上，中小学数字教材最明显的变化在于“租型”显然不再适用。当然，进一步的深入分析表明：由于存在外部效应价值延伸以及受纸质教科书产业链关联影响，中小学数字教材的出版产业链会更加复杂。

　　2.外部效应影响下的产业链延伸

　　除了单纯从出版产业链的定义去分析产业链上的关联企业外，我们如果从出版价值的维度俯视数字教材出版，就会发现整个出版链条上还存在基于外部效应影响的其他机构。对中小学数字教材出版来说，相关的外部效应包括了经典外部性效应和网络外部效应两个部分。在外部效应的影响下，教材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和教学终端、配套出版服务企业也会进入产业链中。

　　中小学教科书之所以在《出版管理条例》中被列为一类特殊出版物，根本原因在于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会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公民意识形态塑造，乃至我国社会的凝心聚力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精神层面的社会影响不直接反映在出版经营活动中，在经济学范畴下属于出版活动附带的外部性。[5]尽管带有政治、教育或文化方面的外部性是出版活动中的普遍现象，但由于中小学教科书的外部性过于显著，我国的教育和出版相关法律法规特为此规定了“中小学教科书未经审定不得出版”的法定要求。加之近年来《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关于教材工作责任追究的指导意见》等教材管理政策，均要求数字教材参照纸质教科书进行管理。因此，当论及数字教材出版产业链时，教材行政主管机关往往也需要被考虑在内。[6]教材行政主管机关不仅在产业链前端决定着中小学数字教材能否出版，同时也代表着末端的教育行业需求，在整条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小学数字教材的另一个外部效应，属于网络外部性，即当中小学数字教材在教育领域被广泛选用后，配套的教学终端和其他教学内容服务将受到数字教材的积极影响。在这里，我们没有将中小学数字教材教学终端视为数字教材的产业链下游配套产品。这是因为在长达三年的疫情期间，国内绝大多数中小学师生已经先于数字教材出版配置了教学终端。在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的大背景下，中小学数字教材游离于智慧教育体系之外，独立配置教学终端的概率极小。中小学数字教材和教学终端之间更多地呈现一种平行的相关关系。中小学数字教材的常态化出版，必然会对相关的数字教辅、数字工具的研发，乃至数字教学终端的改进产生积极影响。相关的企业，也会进入到产业链的延伸范围内，并且会与中小学数字教材的研发、出版、服务、标准化等方面产生互动。

　　3.中小学数字教材出版产业链的再平衡分析

　　中小学数字教材的产业链不仅自身复杂度较高，还涉及与传统教科书产业链之间的相互影响。要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出版产业链，就需要对中小学数字教材出版中所涉及的各方利益进行再平衡。基于当前对中小学数字教材出版结构的分析，产业链的再平衡主要有两个层面。首要的再平衡是教育和出版两个领域之间的平衡，也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平衡。另一个重要的再平衡是传统教科书产业链与数字教材出版产业链之间的平衡。

　　中小学数字教材的社会效益在中小学课程实施中的教学应用效果中得以体现。典型的社会效益包括对中小学生思想的塑造，对数字化教学改革的支持，以及保障数字化过程中的教育公平。要体现良好的立德树人教学应用效果，就需要教材审核、监管的强力介入，同时各出版单位也要加大数字教材研发的投入。同时，为了保障数字化教育公平，以及不增加教材采购的整体财政负担，中小学数字教材还需要有较低的定价。这样看上去虽对出版行业不利，但从纸质教科书多年的出版经验来看，由于中小学教材市场规模巨大，使得教材类出版物即便定价低廉，最终依然产生了足够令行业满足的经济效益。这一点对数字教材来说也同样，无论是直接出版发行的预期市场潜力还是网络外部效应的市场延伸，都足以满足产业链的发展要求。因此，出版行业应当在这个效益平衡过程中主动作为，真正将中小学数字教材的社会效益摆在优先位置上。唯一需要指出的是，免费的中小学数字教材并不是可取的平衡方案。虽然教育行业近年来一直在中小学教材文件中鼓励出版单位免费提供数字资源，但从教育数字化的长期发展来看，免费数字资源或数字教材必然导致出版单位的研发、创新积极性减弱，最终可能使我国基础教育的教材数字化进程减慢，甚至可能影响到国家的教育现代化发展。

　　中小学数字教材产业链平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与纸质教科书产业链的相互影响。无论教育视角还是出版视角，都不能孤立地看待中小学数字教材的出版和应用。这是因为实践中的中小学师生总是配套使用纸质教科书和数字教材，两者在版本上必然是一致的。因此在出版产业链中，需要考虑到纸、数两个产业链之间的平衡问题。对多版本来说，纸质教科书和数字教材要放在一起“算总账”。在两个产业链中，共同出现的企业类型是出版社和发行企业，并且由于法定准入门槛的存在，使得这两个企业在产业链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借助出版资质和版权资源，未来由大出版机构研发并运营数字教材出版服务平台的可能性较大，这会使得基础教育出版领域内原有的优势出版社在数字教材产业链中的话语权进一步增大。而发行企业由于掌握着销售渠道和用户，依然可以保持自身的优势地位。相比之下，各类技术企业尽管会介入到这个新生产业链中，但地位上处于弱势。除非技术企业能够将自身的技术专利、技术创新与中小学数字化教学实现深度融合，从而在技术角度形成一种不可替代性，才能与出版社、发行企业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至少以目前的中小学数字教材出版实践情况看，未来以出版、发行两端为主的产业链格局可能性较大。

　　三、中小学数字教材大规模出版传输过程模型

　　基于大规模出版的产业链分析，结合当前国家教材管理的相关要求，我们可以进一步构建出中小学数字教材的出版过程模型。出版传输的过程模型，能够将产业链的主要参与方以具体的业务形态勾画出来。毕竟，与传统出版中各参与方通过契约及对出版流程的统一理解参与产业链不同，数字教材的出版产业链需要真实的网络联通与技术接入，并组成一条真实的业务链。

　　中小学数字教材的出版传输过程，指从出版机构完成数字教材的编制研发为起点，直至终端用户获取到可应用产品之间的数字教材传输过程。这一过程中主要涉及出版和教育两个领域的多个系统，其中包括出版机构的数字教材研发系统、数字教材出版服务平台，教育领域的教材审核系统、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体系、学校数字化教学系统，以及最终到达的教师、学生终端。

　　抽象的出版过程模型如图1所示。传输过程从各出版机构的数字教材研发系统开始。当中小学数字教材完成编制、开发、内部质检等流程后，需要根据“先审定、后出版”的法定出版原则提交至教育行政机构的教材审核与监管系统。通过教材审核、并经行政审定确认的中小学数字教材在教材审核监管系统中处于待出版状态。数字教材出版服务平台从教材审核监管平台中获取审定后的数字教材后，完成正式的产品上线出版工作。正式出版后的数字教材通过出版服务平台接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体系，并最终被教师和学生获取。在模型中，最终用户获取中小学数字教材的途径有两种方式：第一是通过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体系中的本地平台获取；第二是先将数字教材下载至学校数字化教学系统，师生在通过自己学校的数字化教学系统来获取。

　　图1? 中小学数字教材出版传输过程模型

　　传输流程模型能够反映出中小学数字教材向常态化大规模出版发展时需要重点关注的幾个问题，具体包括：数字教材的审核与监管系统建设，数字教材的出版服务平台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体系的链接，数字教材的版权控制与融合应用等。这些都是当前需要重点攻关解决的发展瓶颈问题。

　　1.数字教材审核与监管系统建设问题

　　教材审核是我国教材管理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中小学教科书法定要求“先审定后出版”的前置条件。在出版传输模型中，由教材行政主管机构负责的数字教材审核与监控系统是全链条中唯一在实践中缺失的重要组件。数字教材不同于纸质教科书，不能采用传统对图书逐页审阅的方式完成教材审核工作。数字教材中存在着大量音视频、可交互内容、数字工具控件等部分，必须通过相应的审核工具辅助人工才能开展教材审核。此外，中小学数字教材上线后的出版服务也需进行必要监管。这种对平台的监管同样很难以纯人工的方式完成，需要借助监管系统才能落实监管工作。因此，如果教材行政主管机构无法研发出适当的数字教材审核与监管系统，那么整个教材领域的数字化有序发展是很难实际推进的。

　　数字教材审核与监管系统的研发难度很高，不仅需要教材行政主管机构对数字教材的基本形态、技术格式等进行确定和规范，还需要引入各类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完成数字教材的审核与出版监管。这就需要教材行政主管机构与出版、互联网等行业充分沟通与合作，逐步完成数字教材审核与监管系统的设计与开发。对出版行业自身而言，各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机构也应当深刻理解教材“凡编必审、凡选必审”的政治意义，并在中小学数字教材的设计架构、技术选型等方面与国家教材管理原则相向而行，重点研究数字教材内容的可审性问题。

　　2.基于“租型”原理的分布式传输机制设计

　　产业链的比较已经明确了中小学数字教材的出版模式不再适用“租型”出版。但“租型”出版之所以在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出版中使用了超过70年，必然有其价值所在。从本质上说，“租型”出版是通过教科书的分布式印刷和物流降低教科书整体出版成本的一种有效方法。[7]中小学数字教材的出版环节中虽然已经没有了印刷与物流，但复制与传输依然存在。当我们从常态化大规模出版的角度思考网络传输问题时，就不得不面对中小学数字教材的下载高并发和网络服务租用成本问题。

　　在出版传输模型中，中小学数字教材从出版服务平台接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体系，本质上是参考了“租型”出版模式中的出版成本减低机制，从网络租用服务成本入手降低数字教材的总体出版成本。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体系是包含国家级、省级、地市级等多级平台的架构，当中小学数字教材被导入该体系后，下载和传输压力就会被分解到各级平台中，可有效地缓解下载传输压力。此外，通过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体系的传输可以大幅度降低数字教材出版服务平台的网络服务租用成本，进而降低数字教材的定价。在每年近2亿用户的基数下，这会为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阶段减少巨量的教材采购财政压力和家长经济负担，而且不会降低各出版单位的实际经济效益。这对于推进中小学数字教材的常态化出版和促进数字化教育公平都是极为重要的。

　　3.数字教材的版权管理与融合应用

　　数字教材的版权管理是出版业十分关注的问题。我们给出的出版传输模型中，有两个部分与数字教材的版权管理密切相关。第一个问题是在出版传输模型中，数字教材会在出版和教育两个领域的平台或系统中穿插传输多次。由于数字教材的审核与监管系统、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体系都必然是公益性平台，并且数字教材在送审时不应加密，那么在数字教材出版服务平台中进行版权管理就是一个必然选项了。所有用户虽然通过各级智慧教育平台下载数字教材，但能否使用数字教材权限则由数字教材出版服务平台进行控制。目前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体系允许商业性应用接入，并通过“智慧通信证”机制实现统一用户。这就为数字教材出版服务平台基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体系进行版权管理提供了技术基础。当然，实践层面的跨平台数据传输与服务还需要进一步通过标准化研究逐步推进。[8]

　　第二个问题是数字教材如何在传输流程的末端与学校建设的数字化教学系统融合应用。从目前已有的中小学数字教材出版案例可以看出，版权保护做得越严密，产品的应用效果就越差。这是因为中小学的实际教学不可能只依赖教材完成教学活动。教学实施过程中总是需要将教材和其他各类课程资源结合应用才能达到较好的教学实效。当数字教材的版权保护做得过多时，跨资源、跨平台的技术融合就会变得困难。如果数字教材无法顺利地融入学校数字化教学系统，实际教学效果就难以保障，同时也容易形成数字教材的数据孤岛或信息壁垒。因此，出版机构在设计中小学数字教材的版权管理机制时，需要平衡保护力度与教学易用性，尽量降低数字教材内容的融合应用门槛。实际上，中小学数字教材的预期市场足够大，产品研发的边际成本很低，没有必要过于注重内容资源的技术保护。反之，如果因融合应用效果不好阻碍了中小学数字教材的常态化出版，总体算下来出版机构是得不偿失的。

　　四、结语

　　在教育现代化2035目标期限不断迫近的今天，中小学数字教材的发展水平已经明显落后于我国基础教育数字化的整体进程。中小学数字教材已经呈现出了加速发展的紧迫性。中小学数字教材的出版工作当前需要尽快突破发展瓶颈，实现从项目制到常态化的出版模式转变。尤其是在光盘介质数字产品已经面临逐步退出教材市场的当下，中小学数字教材能否填补市场空白关系到教育出版的整体产业升级。虽然中小学数字教材的常态化大规模出版模式在出版物形式、出版产业链构成和出版传输模型上都与当前的项目式出版差异较大，但发展途径已经比较清晰。国家教材建设的现代化，离不开数字教材的发展。出版、教育领域的相关机构需要进一步提升认识水平，加强沟通，聚力实现中小学数字教材出版模式的转变。这也是时代赋予教材建设的使命。

　　（作者单位系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数字教育研究院、数字教育出版技术与标准重点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