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运用带来的学术期刊编辑焦虑，更深层次的是源于其对编辑自身地位和价值的替代，进而挤压了发展的空间。这种焦虑并非只有消极的负面影响，其中也蕴含着积极的价值维度，应理性审视和挖掘焦虑的价值促进学术期刊编辑实现定位转型与能力提升。编辑主体地位受到冲击引发未来发展隐忧、编辑能力不适应新型出版要求、学术期刊生存发展的空间挤压催生编辑的职业发展担忧等呈现出了人工智能背景下学术期刊编辑发展替代焦虑的现实样态和主要面向。应按照融合重塑的主线来化解学术期刊编辑焦虑，重点是通过挖掘学术期刊编辑焦虑的积极价值与正向作用转化、培训制度与学术期刊编辑能力提升、学术期刊编辑定位与主动转型、传统业务能力与新型能力融合等，重塑编辑主体地位并提升其能力。
关键词：人工智能 学术期刊编辑 发展焦虑 融合重塑
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期刊编辑焦虑是一个关系学术期刊编辑队伍建设、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影响中国学术繁荣、文化建设和宣传，阐释中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表现、存在方式和解决对策，学术界早已予以关注并产生了相对丰富的成果。然而，这并不影响对该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尽管编辑本身就是技术的，即编辑与技术具有天然的亲密关系，编辑与技术一直在协同进化[1]，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学术期刊出版流程，极大地变革了学术期刊编辑出版理念、出版流程、出版模式和出版形态，学术期刊编辑的焦虑已经不是想象性存在，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呈现出多样化状态，影响更为深远和突出。从现有的关于学术期刊编辑焦虑的研究成果来看，其主要聚焦于身份焦虑、技术焦虑、职业焦虑、技能（本领）焦虑等方面。对于上述焦虑一些学者又将其细分为位置焦虑、信任焦虑、本体焦虑[2]等。有关学者对于学术期刊编辑焦虑类型的划分具有较为充分的依据和理论、事实的支撑，而且也是现实中诸多学术期刊编辑呈现出来的直接的真实状态，但身份焦虑、技术焦虑、职业焦虑、技能（本领）焦虑[3]等共同指向的是学术期刊编辑工作压力、工作情绪、发展空间、发展张力和发展可持续等问题，也就是说这些焦虑都是因为深刻影响到学术期刊编辑更好向良性方向发展而在心理和行为上产生的特有现象，是其后续职业发展和发展空间受到“挤压”而呈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状态。据此而言，学术界对学术期刊编辑焦虑的划分尽管有不同的表述，但其最终都可以用发展焦虑予以概括和呈现。因此，对于学术期刊编辑焦虑问题的研究应该超越于其直接表现或反映出来的现象，而应回归和聚焦于更本质、更深层次的根源——学术期刊编辑的发展向度。这是本文区别于其他研究成果的着眼点和出发点，以人工智能在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出版业的深度运用和融合为时代背景，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对学术期刊编辑发展的影响，审视学术期刊编辑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现实困境，按照人工智能对学术期刊编辑发展替代的可能性—典型表现—形成原因—融合重塑的主线，提出学术期刊编辑理性应对人工智能负面冲击的建议和对策，以为加强学术期刊编辑队伍建设、推动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发挥学术期刊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等提供镜鉴和启示。
二、发展替代：人工智能时代学术期刊编辑焦虑的聚焦视野
学术期刊编辑焦虑问题与学术期刊编辑职业制度的推行、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学术期刊技术的运用与推广、学术期刊功能的拓展和深化等相伴而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运用及其对学术期刊出版理念、出版流程、出版模式、出版形态和传播方式等的深刻影响，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角色、职能、工作方式、工作内容、工作空间、工作环境、与世界的关系等不断发生变化，他们不再仅仅是传统的编辑者、校对者、编务者，而是在此基础上，叠加选题策划、内容整合与价值发现者、学术创新引导者、学术交流组织者、期刊传播者等于一体，这就意味着学术期刊编辑不是简单的思维转变、内容转换、方式转变的问题，而是要实现真正的蜕变与转型。
生存与发展是人存在于社会的两种状态，学术期刊编辑也不例外。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与变迁的角度来看，不同群体的劳动没有贵贱之分，只有行业、岗位等之别。但是，劳动内容、劳动任务、劳动方式、劳动成效考核标准等的差异，往往决定了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劳动者在社会中的地位、劳动环境、劳动者技能要求等并不完全相同，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同时，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等必然会改变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劳动者的生产、生活环境与条件，并提出与之相适应的新要求，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传统出版时代，学术期刊编辑所面对的群体比较简单，主要是作者、读者和出版机构，工作内容主要聚焦于审稿、编辑、校对、出版等，编辑出版的方式比较单一固定，技术性要求不高，主要考验的是学术期刊编辑的知识掌握度和编辑能力，编辑知识、工作资历等在其发展空间、张力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工作环境、工作任务等相对宽松，生存和发展的压力较小。但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深度运用，对学术期刊发展、学术期刊编辑和学术期刊评价指标的变革是全方位、多角度和深层次的。组稿，约稿，审稿，编辑，校对，出版，传播，营销，编辑与作者、读者的交流等，以及对学术期刊的评价指标等都被深度融入了技术的元素，深刻体现了技术的特征和属性，技术成为了连接上述流程不可替代的工具和完成上述任务必不可少的技能。由此，人工智能技术在赋予学术期刊硬件和软件“强技术”特征的同时，无形中也把学术期刊编辑带入了新技术的生存发展环境，提高了技术在编辑中的占比，“新型、多元的外技术与形式内技术同时出场，新陈代谢频繁，越来越多地替代原属编辑主体作用的部分”[4]，极大地改变着编辑的劳动及其成果，而且使编辑与世界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在这种语境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作为技术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是不能否认的，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怎样看待人工智能对学术期刊编辑发展的影响也是学术期刊编辑队伍建设和学术期刊高質量发展不得不考虑并予以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对学术期刊编辑带来的技术焦虑这个层面。既渴望亲近技术，拥有先进技术，被新技术武装，又抵触技术，害怕被新技术控制或替代[5]更多反映的是人工智能时代学术期刊编辑的心理状态的变化或者直接表现，其更深层次的意蕴在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其自身地位和价值的替代，由此挤压了其发展的空间。
三、人工智能时代学术期刊编辑发展替代焦虑的现实样态与主要特征
（一）编辑主体地位的冲击引发未来发展隐忧
编辑主体性主要是指学术期刊编辑在编辑实践活动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自觉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学术期刊审稿、编辑、校对、出版、传播等过程中充分彰显了学术期刊编辑的地位、作用、价值、尊严和权威。[6]对于上述工作，学术期刊编辑既彰显出绝对的自信、独立的能力，也获得了社会足够的尊重。但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学术期刊的出版流程、传播方式、阅读习惯、编读互动、期刊评价等悄然向智能化、便捷化、碎片化、个性化等转变，呈现出编辑主体平民化、编辑方式视像化、编辑内容浅显化、编辑目的娱乐化、传播方式多样化等特征，由此编辑在学术期刊出版的主体意识、权威性和主导性地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产生失落感和危机感。[7]从编辑劳动的技术化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与融合，使得编辑劳动的部分内容和形式进一步被技术侵占或扩张，学术期刊编辑不能按照固有的时空、模式和思维开展编辑出版活动，而是要实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融合，通过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手段创新出版内容，推出适应新媒体传播特点和读者阅读体验与需求的内容，以数字化为中心实现内容形式的多元化。[8]从选题策划以及相关信息的分析研判来看，传统的选题策划更多体现的是编辑已有的知识积累、经验判断和有限的信息来源，这种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学术期刊智能化发展的需要。传统的信息获取渠道比较单一、信息获取速度较慢、信息获得容量有限，建立在这种模式基础上所获得的学术研究进展、学科研究热点、学术研究成果等存在数量少、速度慢、精准性偏低等短板。而依托于人工智能的支撑，通过借助和发挥大数据优势可以迅速地收集与主题相关的信息并提供比较精准的“预选结果”，在信息获取效率、精准度和便捷性等方面具有明显优于传统模式的优势。显而易见，人工智能时代学术期刊编辑出版的强技术属性无形中形成了对学术期刊编辑传统专业能力的冲击，技术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催生了一些貌似可以承担传统编辑功能的角色，进而形成对传统编辑功能的替代。事实也是如此，在“全民编辑”和“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时代，一些作者在这方面拥有强于编辑的技术学习与运用能力，并可以为学术期刊编辑提供许多有效信息和帮助，这难免会产生人人都可以做编辑的错觉，甚至质疑自身的能力以及存在的价值。因为，采用新的链接和访问模式、无纸化办公、提供移动终端服务、二维码、在线优先出版等借由技术完成的任务并不能充分有效地体现学术期刊编辑的主体意识，还可能使学术期刊编辑产生陌生、排斥甚至恐慌的心理，使其无法适应工作[9]，对未来发展产生隐忧。
（二）编辑能力与新型出版要求存在不适应性
高技能性、高时效性和学科知识跨界性是人工智能技术广泛与深度运用对学术期刊编辑提出的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传统编辑出版时代，学术期刊编辑的职业能力主要是根据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标准进行评价与考核，注重的是学科专业知识、编辑出版规范、编辑出版流程等，主要考察的是在严格执行“三审N（N≥3）校”等制度基础上的出版规范和编校出版质量。编校流程相对繁杂和漫长的特点造就了学术期刊编辑习惯于对文稿进行精雕细琢的反复打磨，对工作时空和固定单位时间效率没有过多要求。[10]但在追求内容传播便捷化、高效化、个性化和读者需求多元化的人工智能时代，学术期刊编辑既要保证编校质量，又要同时提升工作效率，以提高学术期刊文章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这成了困扰学术期刊编辑且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人工智能与学术期刊的融合发展不仅局限于期刊传播模式、出版流程等方面，对学术期刊评价的影响也极为重要。人工智能技术为学术期刊评价标准提供了多维度量化的数据来源，诸如文章下载量、引用率、影响因子、基金论文比、引用半衰期、被引半衰期、WEP即年下载率、WEP下载量、高影响力作者等成为评价文章和学术期刊水平的重要指标。这些指标的提升以学术信息传播为前提和基础，由此学术期刊编辑必须树立“抢占先机”的传播思维和掌握繁复且精准度要求更高的传播流程、新媒体传播技能，以实现文章质量把控、编校流程规范和多元化即时传播的多维度平衡。多重职能和新技能的叠加，使得部分学术期刊编辑产生既想拥抱新技术又对新技术产生抵触甚至排斥心理，担心被新技术控制或替代而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11]，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张力受到挤压。不难想象，同时具备专业编辑能力和新媒体技术能力的人员无疑比传统编辑具有更为明显的发展潜力与上升空间。
（三）学术期刊生存发展的空间挤压催生编辑的职业发展担忧
与其他报刊比较而言，学术期刊具有专业性强、理论性强、受众面窄等显著特征。客观地看，学术期刊（包括学报）以实现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一般难以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因而在主管主办单位的机构设置中，一般都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人才培养与选拔、经费保障、政策支持等方面往往逊色于其他部门。同时，近年来，国家对职称改革、教师考核评价、课题项目申报等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破五唯”，其中减少文章数量是普遍做法，这对于“冲刺”核心期刊的期刊尤为明显，这虽然给包括学报在内的学术期刊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也同时加剧了学术期刊之间的稿源竞争和文章质量竞争[12]，对学术期刊及其编辑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学术期刊的边缘化处境和与学术期刊密切的相关改革，使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发展承受着较之以往更大的压力，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及其影响的扩大，又深刻改变了学术期刊内容生产方式、竞争方式、传播方式等，重置了学术期刊及其编辑的生存发展环境，更加凸显技术在编辑出版中的地位和作用，学术期刊编辑需要扮演编辑与出版者、内容整合与价值发现者、学术创新引导者、学术交流组织者、学术信息传播者等多种角色。对此，有关人士曾发出这样的感叹：“编辑在过去二十年饱受心灵的折磨，他们除了要承受体制的挤压，还要遭受新技术的压迫，真正成为夹缝中的职业。”[13]虽然这一观点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学术期刊及其编辑，但其所揭示和反映的现象却不得不引起反思和警惕。為适应学术期刊新的发展环境和形势，绝大部分的学术期刊编辑都在积极更新理念，提高技能本领，以竭力维护编辑的权益，争取更大主动权，为编辑的生存发展预留更大空间。但在这种语境下，学术期刊何去何从，学术编辑何去何从，依然成为萦绕在不少学术期刊编辑脑中和心里的重要疑问，这不仅是学术期刊编辑之问，也是学术期刊发展之问，更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问。
四、融合重塑：理性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学术期刊编辑焦虑的多重维度
（一）挖掘学术期刊编辑焦虑的积极价值与实现其正向作用转化相融合
人工智能技术在期刊出版中的介入与融合的趋势不可阻挡，只会越来越强烈，其对学术期刊编辑的影响将是长期持续性的，学术期刊主管主办单位和学术期刊编辑应予以积极理性应对，而非回避甚至逃避进而陷入不想作为、不会作为的困境。焦虑潜藏于编辑心理，作用于编辑实践，刺激编辑对职业和自身生存形态的反思，影响未来编辑的发展和出版事业的走向。[14]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作为心理状态反映的焦虑具有双向作用，学术期刊编辑产生发展焦虑说明其已经开始认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与运用所带来的影响，催生了发展的“危机意识”和自我调适的警醒，这是发展焦虑价值的一种体现，也是促进其转化为正向作用进而推动学术期刊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源之一。因此，应挖掘学术期刊编辑发展替代焦虑的积极价值并实现其正向作用转化，这可以从学术期刊编辑和学术期刊主管主办单位两个层面予以推进。学术期刊编辑方面，学术期刊编辑要正确认识人工智能发展与自身及学术期刊发展的关系：编辑与技术是相伴而生的，技术的进步有利于促进编辑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对编辑职能的介入和替代的扩展，倒逼编辑角色、地位和心态的演变，都是正常现象，其最终的结果将是使编辑成为更高价值的存在形态，即促使编辑成为拥有更高水平和更多技能的高级编辑。人工智能技术对编辑职能的介入和替代的扩展，并不等于其会取代编辑，更不会导致编辑的消失，原因在于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传播和学术评价的重要载体，肩负着“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进而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15]这就意味着，内容在学术期刊中永远是第一位的，编辑的思想是学术期刊内容最关键、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更多的是变革学术期刊的内容生产方式、传播方式、传播速度和传播空间，但其永远都无法取代编辑的思想。这是学术期刊编辑在人工智能时代最大的优势，也是最有力的底气。学术期刊编辑应坚守初心，弘扬“工匠精神”，不应主动放弃自己在与技术博弈中获胜的权利和机会，而应主动转变办刊理念和办刊思维，提高编审校业务能力的同时，努力培养和塑造与人工智能发展相适应的信息收集能力、分析能力、鉴别能力、传播能力等，重建与技术面向未来的新型关系，不断增强自己的“磁力场”和竞争力。学术期刊主管主办单位应正确和理性地审视学术期刊编辑焦虑现象，充分认识到这不能仅仅归结于学术期刊编辑的心理问题、压力承受能力以及对新事物的处理能力，而是由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引发的必然过程、必然结果和正常現象；不宜简单地扩大人工智能发展对学术期刊编辑的负面冲击，应转向分析和挖掘其中的正向作用，将其作为研判学术期刊编辑转型、加强学术期刊编辑队伍建设、优化学术期刊流程管理、推动学术期刊机制改革等的契机，通过鼓励、引导和支持等多种途径，促使学术期刊编辑树立正确的心态，尽量释放和消除压力，增强信心，提高综合技能。
（二）培训制度建设与学术期刊编辑能力提升相融合
以制度建设促进思想科学化、行为自觉化、管理规范化、发展成效化等是提高学术期刊编辑能力的有效举措之一。基于提高学术期刊编辑新型能力的培训制度应覆盖个人、单位、期刊管理部门、专业培训机构、行业组织等多元主体，形成编辑传帮带、出版单位和期刊管理部门齐抓共管、专业培训机构和行业组织提供技术支撑与指导等发展格局。①单位内部方面。学术期刊主管主办单位和出版单位应把学术期刊编辑新型能力建设纳入单位培训内容，坚持传统业务能力和新型能力培养相互兼顾。这并不是要求对所有编辑进行“模板化”管理和培养，每一个编辑都掌握相同的技能和每项技能都达到相同的标准，应结合学术期刊编辑的专业、从业经历、岗位职能、性格禀赋、技能专长等因人施策、有所侧重，加强学术期刊编辑分类管理和层次性培养。在此基础上，鼓励和引导编辑之间开展传帮带活动，形成不同编辑之间的能力互补、互促共进，以凝聚力的提升、发展的协同在无形中削弱甚至消除由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可能引发的对部分学术期刊编辑的发展焦虑。②出版单位和期刊管理部门方面。双方应形成双向反馈交流和协同管理机制。出版单位和期刊管理部门要加强信息互通，及时、准确、全面地掌握学术期刊编辑培训需求并将其纳入培训内容，探索真正满足编辑实际需求的教育培训模式，在“实”字上下功夫，在“准”字上寻求突破，在“效”字上开拓新局面[16]，最大程度满足编辑的培训需求并提高其实际能力。探索建立编辑轮流授课模式，让更多在新媒体技术等方面具有优势的编辑担任培训授课人，通过准备培训授课内容、传授新媒体技术能力、与其他学术期刊编辑交流等进一步增强自信和提升能力，为其他学术期刊编辑树立榜样，在增强信心、提升能力中缓解其发展焦虑，实现自身发展的转型和增强学术期刊发展的内生动能。③专业培训机构和行业组织方面。由期刊出版管理部门牵头，整合专业培训机构和行业组织等资源，依托其师资、技术、政策等优势，加强编辑数字出版、数字传播等技术内容的培训和教育，为培养集传统编校业务能力和新媒体技术能力一体化的新型编辑队伍加持赋能，促进培训效能最大化。
（三）学术期刊编辑定位与主动转型相融合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运用的趋势不可逆转，学术期刊及其编辑由此受到的影响难以避免。应对这一趋势，学术期刊编辑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和理念的层面上，关键是要在此基础上推进主体地位的重构、角色的转型和能力的提升，准确定位好学术期刊编辑角色。人工智能时代，出版领域去组织化、去中心化的内容生产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赋予了学术期刊编辑素养全新的内涵，传统的编辑出版理念、出版模式、出版流程等已经难以适应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学术期刊发展需要，也难以指导编辑职业的未来发展，编辑必须实现角色转型，进行重新定位，并构建适应学术期刊智能化发展的理念体系、思想体系、能力体系。一是向内容整合与价值发现者转型。学术期刊编辑应在海量的、碎片化的网络信息中，根据期刊的定位、特色、发展方向和读者需求等，准确地寻找、筛选、挖掘和判断相关信息与内容，并对其进行整合、加工、提炼和运用，即学术期刊编辑需要具备更强的知识整合能力、发现和判断价值能力、挖掘优质内容的能力、根据现有信息判断未来发展的能力。二是向学术创新引导者转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信息传播碎片化、信息内容多元化、意识形态不确定性等重置了学术期刊的生存发展环境，学术期刊编辑既要在复杂多元的新媒体传播中坚守好意识形态阵地，确保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又要把好质量关，引导学者运用科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坚守学术诚信、遵守学术规范，围绕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国家关切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研究。为此，学术期刊编辑应主动出击，超前规划，通过选题策划、专题出版、栏目优化等，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先推广，建立集编辑、作者、读者、审稿专家等一体的开放性、互动性交流对话机制，为学者的科研活动和学术创新选题提供帮助和咨询，协调好科研工作者、读者诉求与本刊宗旨之间的关系，做好科研创新活动的“引路人”[17]。三是向学术交流组织者转型。学术期刊组稿、审稿、编校、内容传播和编辑与作者交流等动态性、多元性、可选择性，以及网络论坛、网络会议、微信群、音频、视频等多元化的论文渠道构成了交流性、互动性、对话性的新型传播格局，学术期刊编辑要树立组织者理念，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加强与专家、作者、读者等的多元沟通交流对话机制，以此培育和形成以学术期刊或学术期刊编辑为中心的信息交汇点，挖掘更前沿、更具价值的选题，发现更多优质的潜力作者，推进作者队伍建设，提高学术期刊影响力和知名度。
（四）传统业务能力与新型能力相融合
编辑和技术永远都是紧密相连的，只不过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深度运用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且更加凸显了技术在未来学术期刊发展中的作用。未来，学术期刊编辑不能偏废传统业务能力和新媒体技术能力中的任何一种，而是要结合两种能力的不同特点和规律，加强相互之间的融合，形成新的更强的竞争力，以防止、减少甚至消除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焦虑，重塑学术期刊发展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一方面，应严格执行“三审三校”等编辑出版相关规章制度，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强化对新媒体内容的检查管理，确保所传播内容的政治导向、舆论导向和价值方向正确，守住安全底线。特别是对于学术期刊公众号、小程序等平台传播的所有信息必须严格执行相关审查编校制度，层层把关，绝不能为追求传播的速度而发生不应该出现的问题；对于学术期刊推送的“中国知网优先出版”文章，应严格按照“三审三校”等编辑出版相关规章制度，确保不存在政治、意识形态、学术思想等问题后方可在网络进行优先传播。另一方面，要发挥传统编辑出版中的“工匠精神”“钉钉子精神”，加强对新媒体技术的新理念、新知识、管理流程、规律、运用等方面的研究，将其更好地融入选题策划、组稿、审稿、编辑、校对、传播、作者沟通、会议组织、学术交流等环节，实现传统业务能力和新型能力的融合与同步提升，重塑编辑主体地位，扩大编辑发展的潜力和空间。
（作者单位系《改革与战略》杂志社、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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