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5·31讲话及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提升中国文化教育软实力和中华文化教育影响力的重要性。百余年前，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从自明、明他和他明三个方面，阐述了关于教育国际传播力中交流与传播路径的思考。本文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借鉴陶行知先生的相关思想，结合外研社的实际出版经验，浅析教育国际传播力建设中的出版实践。
关键词：国际传播能力 “一带一路” 国际化出版
國际传播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强弱的关键指标。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切实提高我国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1]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强调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习近平总书记5·31讲话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我们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完善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教育强国和文化强国，繁荣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不断提升中国文化教育软实力和中华文化教育影响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确立了行动的指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新形势下，如何通过出版实践加强教育国际传播力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的人才、为世界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需要教育出版工作者不断思考和行动。
实际上，对于如何做好教育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国教育界的前辈曾经进行过诸多的探索。百余年前的1922年，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因中国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在《新教育》和《中华教育界》杂志上发表了我国近代第一篇系统阐述中国参加国际教育组织和会议的文章，题目是《对于参与国际教育交流运动的意见》。文章清晰地阐述了他对国际教育交流与传播路径的思考。陶行知先生说，国际教育的交流，有交换知识、解决问题两个重要目的。从交换知识的角度看，必须双方都有东西可以换来换去，才算是交换。而且必须自己有好的东西，才能和别人换得好的东西。因此，要想在国际教育上得到一流的位置，中国就必须在教育上有一流的贡献。从解决国际教育问题的角度看，第一要自己晓得自己，第二要自己晓得别人，第三要别人晓得自己。简而言之，就是自明、明他和他明，如此才是解决中国国际教育交流问题的根本办法。[2]
百年后的今天，在讨论如何通过出版实践提升教育国际传播力这一重要话题时，陶行知先生强调的自明、明他、他明的路径和策略，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国际中文教育出版和学术出版等重要领域。国际中文教育图书作为向全球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重要载体，推动其向海外出版与传播不仅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重要方式，更是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增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3]学术出版走出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在自然科学和人文学术研究上取得的成就，是提升国家学术话语权的重要手段。
本文将从自明、明他和他明三个角度出发，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出版实践为案例，介绍出版在我国教育国际传播力建设中的作用和价值。
一、自明：要明确我国出版实践中教育国际传播的优势和内容
要想提升我国的教育国际传播力，先要明确我们自身优势是什么，要晓得对外传播什么内容、为世界教育发展提供哪些“中国智慧”。这就是陶行知先生提出的“自明”。以外研社的出版实践为例，“自明”的国际传播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首先，规划先行，谋定后动。在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出版规划至关重要。对于政府、企业或者个人，提前制定目标规划，都有助于坚定自信，达成最终目标。
我们已经进入“十四五”时期，这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根据国家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教育领域发布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十四五”时期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实施方案》等文件。外研社按照国家教育事业、新闻出版业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十四五”规划有关要求和目标任务，制定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到实处。这种自上而下的整体协作，体现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中华智慧。不仅如此，外研社还会根据“十四五”的整体规划，制定每年的发展目标，将大任务拆分细化，保质保量完成目标。
在建设教育国际传播力的过程中，合理的出版规划一方面响应国家的总体目标和顶层设计，另一方面拆分大任务，确保目标完成度，最终使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以出版物的形态及时呈现在世界面前。
其次，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执行战略重点、完成重大任务方面，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在这样的制度优势下，大到整个国家，小到某个机构，都能够集中整个组织的全部力量，攻坚克难，实现目标。
以职业教育为例，2022年5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施行，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我国的职业教育进入高速发展的新时期。[4]因此，外研社紧抓职业教育产业的发展机遇，努力构建纵向融通、横向贯通的一体化教材体系。中职《英语》作为“一纲三本”之一，入选中国“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新时代职业英语》积极探索职业教材理念、体系与模式的创新，成果喜人。新技能英语“新智慧版”和“思政版”的出版，大力探索数字资源的开发和应用。在教材领域之外，外研社积极把握职业院校教师培训这一“十四五”职教改革重点，着力发展政府采购类培训和国际研修项目，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持续助力。
加强教育国际传播力的建设，传播中国好声音，需要社会各界万众一心，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职业教育作为我国重要的教育类型之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同样能够为国际传播力建设添砖加瓦。在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下，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教育的高速发展，还能够将人才培养的经验分享出去，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再次，推动教育共同体建设。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据这一重要指向，我国积极推动全球教育共同体的建设，通过援建教育设施设备、培训教师、开发人才培养方案等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教育，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不仅如此，为响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布的《关于教育变革的愿景声明》，中国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倡议，各国要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重新审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意义，加强统筹规划，推进教育公平。要加强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分享，推进数字教育实践的交流、借鉴，汇聚各国教师的智慧和力量，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教育发展新需求，共创世界美好明天。[5]
外研社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在数字化信息技术推动教学模式转型的大环境下，成立了“高校外语数字化教学共同体”项目，简称Unicomm。Unicomm是与全国高校外语院系共同探索建设的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在高校外语教学中应用的行动计划，充分发挥了外研社与各高校外语院系的资源优势，在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测评体系、教师发展与团队建设等方面密切合作、共同探索，研究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操作模式，为基于数字教育技术、有效提升教学质量的高校外语教学改革发展之路提供了全面解决方案。目前，该项目已经建立了超过10万名教师的教学共同体。未来，Unicomm的成功经验可以向国际推广，让世界各国的学生能够在自己家中享受全球各大院校的优质教学资源，真正受益于教育共同体这一宏伟设想，并在实践中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让世界感知到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中国形象的亲和力和中国话语的说服力。
二、明他：要了解出版传播的受众
传播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它受到社会文化、社会环境、受众群体等多种因素影响。所以，我们要想通过出版实践取得良好的教育国际传播效果，不仅要从自身出发，做到“自明”，更需要了解国际传播的对象，即“明他”。只有弄清楚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了解其教育制度、教育体系和教育发展水平，把对象国放到平等的位置上加以考虑，才能提高出版物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6]
首先，充分调研，精心策划。服务于教育国际传播的出版物，需要对传播对象有充分的了解，这样才能让出版物展现出对象国的真正样貌。“‘一带一路国家文化教育大系”的出版，为我们扩宽国际视野、了解外国文化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为庆祝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和202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中国教育学会国际教育分会理事长王定华教授主动作为，研究策划，邀请国内外120位专家学者参与编纂了“‘一带一路国家文化教育大系”。[7]在王定华教授的率领下，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领导、教师、研究员展开了艰苦细致的国别文化教育研究。权威专家和学者献计献策，踊跃参加，形成了一个范围广泛、学养深厚、学术扎实、交流互动、共同进步的文化教育学术研究共同体。“大系”还邀请了駐外使领馆的同志和对象国的学者参加撰写或审稿，他们运用一手资料，开展实地调研，努力提升“大系”的准确性，国内外作者凝心聚力，实现了完美的合作交流。从前期的精心策划，到中期的详尽调研，“大系”的成书，生动细致地展现了“一带一路”国家文化教育的整体风貌，为我们了解相关国家提供了重要参考。
其次，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兼顾，同样是提升国际教育传播力的重要议题。仅有严肃的学术性，可能会令优秀的出版物被束之高阁。只有兼顾了可读性，才能引发读者的兴趣，实现传播的有效性。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国家文化教育大系”真正践行了国际教育传播力建设中“明他”这个议题。
一方面，这套书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空白，为相关国家先进教育理念“请进来”和中国教育“走出去”提供科学理论和实践指导，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和学术价值。另一方面，秉承学术性与可读性兼顾的原则，“大系”对“一带一路”国家文化教育理论与实践展开深入研究，从国情概览、文化传统、教育历史、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教师教育、教育政策、教育行政、国际教育交流合作等方面，全景展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教育风貌，重点研究、评价、介绍相关国家教育的基本情况、发展历史、发展战略、政策法规、现存体系、治理模式与师资队伍，结构严谨、资料新颖、数据准确、内容丰富、观点鲜明、分析透彻，有助于广大教育研究者、工作者和对相关内容感兴趣的读者了解这些国家教育的特点特色，并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与建议、思考与启迪。[8]
“大系”气势恢宏，规模巨大，共计72册，约1800万字。截至2022年12月，国别分卷已经出版了24卷。这24卷出版以来，外研社通过国内外大学图书馆、国外孔子学院、高端智库、品牌数据库、走出去企业以及重要国际性书展、对外授权出版等途径，宣传推广“大系”，使其成为在国际国内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优秀文化教育产品。在国际教育传播力建设的过程中，这套出版物为我们实现“明他”，了解国际传播的对象，促进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互鉴和共同繁荣，发挥了基础性、服务性和广远性的作用。
三、他明：进一步提升出版在教育国际传播建设中的有效性
所谓“他明”，就是根据传播的内容和传播对象的特点，以讲故事的方式，让他国听进去、听明白，并且乐于接受，最终提高中国出版的影响力、感召力、亲和力、说服力和引导力。[9]这里说的“讲故事”，不仅仅是讲事实，还要在认识事实的基础上，遵循人的普遍认知规律和不同国别文化背景群体的认知规律，进行理论抽象和话语创新，展现事物的联系性，揭示事物的深刻意涵和本质特征。这一部分将从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建设一流期刊方阵和构建多元国际传播体系四个方面予以说明。
第一，出版实践应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教育国际传播力，需要坚持中国立场，打造融通中外的概念体系、知识体系和叙事体系，通过有中国特色的出版物，更加充分和鲜明地展现中国的生动故事。从2014年起，外研社陆续出版《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系列图书。这套图书是国家重大项目“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的核心出版成果，被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目前已出版到第十辑，每一辑包含100条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特征、体现中国核心价值的术语，涉及文、史、哲等领域，以中英双语的方式进行诠释。[10]此外，术语系列图书已签约了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波兰语、尼泊尔语等36个语种的版权输出协议，其中70%以上是“一带一路”合作国家语言。外研社还与施普林格集团联合开发了英文版“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研究丛书”，面向全球线上线下同步发行。术语系列图书，已成为外研社输出语种最多、输出区域最广的标志性“走出去”项目，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教育出版的关键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果说《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系列图书用多语种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思维。那么，外研社出版的“理解当代中国”多语种系列教材则是引导学生认识真实、立体、全面的当代中国，向外讲好中国故事。[11]2022年秋季学期，涵盖英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等9个语种的“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已经送到全国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和语言类留学生手中。这套教材课文全部选自中央权威文献，并在课堂活动设计与课外延伸阅读等环节辅之以大量生动的事例和数据，为学生讲好中国故事做好知识准备，打下坚实基础。
理解当代中国，离不开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英文版由外研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12]，并在第74届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和第65届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国际书展展出，获得海外读者的广泛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准确概括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改革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英文版译文准确流畅，既忠实于原文，又在表现形式上适应海外读者阅读习惯，有助于海外读者深入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改革和发展。
讲好中国故事，也离不开国际中文的推广。外研社的国际中文教材建设稳步推进，面向阿联酋K-12市场的《手拉手》《你真棒！》《跨越丝路》重点教材项目已经定稿。《新时代汉语》《理解当代中国》国际中文听说教程和读写教程的出版，丰富了外研社成人中文教材体系。“多语种讲中国文化”项目已出版20种图书，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
这些优质的教育出版物，不仅为国际传播力建设储备了大量人才，还通过多语种译本的海外传播，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特色、中国精神和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
第三，建设一流期刊方阵。学术论文由于其专业性容易得到认可和接受，而且传播面广、时效性长，成为国际传播最常用的途径和方法。北京外国语大学与外研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动多语种期刊建设，抢占多语种研究学术高地，为北外“双一流”学科建设做出积极贡献，更为我国的出版与教育国际传播力建设添砖加瓦。
在中文期刊方面，外研社目前有13本中文期刊，涵盖语言学、文学、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文学》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领域的权威期刊，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力。《外语教育研究前沿》《英语学习》《中国俄语教学》等期刊持续刊发外语教学方面的前沿研究成果，在外語教育领域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国际中文教育》反映国际中文教育推广的优秀成果和经验，探索总结科学有效的师资培养模式和语言学习推广政策，打造国际中文教育交流平台，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事业。《国际论坛》《区域与全球发展》立足本土，放眼全球，持续刊发国际问题研究及跨国政治、经济问题研究，占据了全球治理研究领域的战略高地。同时，《德语人文研究》《欧亚人文研究》《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等期刊着眼于不同区域的前沿研究，进一步为全球治理贡献了来自不同区域视角的研究成果。此外，《国际汉学》从推动汉学相关领域研究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等方面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除了中文学术期刊之外，外研社还建设了包含英、法、德、西、葡、阿、俄七个主要语种，涵盖语言学、翻译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的《中国应用语言学》《世界语言学刊》《跨文化国际传播》《中国斯拉夫研究》《中国与阿拉伯研究》《中德跨文化论坛》《语言智能教学》等10种多语种学术期刊，为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声音，开辟了新天地。
第四，构建多元国际传播体系，加强国际传播力的有效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政府、高校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13]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制定中长期规划。高校荟萃着不同专业的专门人才，与国外人员往来密切，其非官方背景也有利于树立专业、客观、中立的形象，应该在国际传播中发挥主体作用。同时，社会各界也要充分利用媒体平台、多边交流和信息技术，进行国际传播。
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并主管的出版社，从1983年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签署第一项版权贸易协议至今，外研社的国际合作工作已有40个年头，是中国最早开展国际合作的出版社之一，在构建多元国际传播体系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仅能够响应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同时能够连接高校的专门人才和出版领域的兄弟单位，为国际传播助力。2018年，外研社在外交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指导下，发起成立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出版联盟”，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出版合作，促进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出版文化双向交流。截至2022年12月，联盟已有57家成员单位，其中中方成员单位28家、外方成员单位29家。联盟内部所有单体出版社，共计120余家，促成成员间版权签约200余项。[14]联盟定期举办交流论坛，通过探讨教育、出版等相关领域的议题，促进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间的人文交流、跨文化理解和文明互鉴，有力推动我国教育国际传播力建设。
总体来看，教育国际传播力建设中的出版实践，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和战略性的工程。北外和外研社的尝试，仅仅是在这方面的初步探索。想要真正实现陶行知先生所说的自明、明他、他明，在国际上做出一流贡献、获得一流地位，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仍有许多破题之举等待我们去完成。比如，如何进一步在出版实践中做好教育国际传播力建设的细节规划；如何更好进行跨学科研究，提高出版物的关注度和应用性；如何在出版领域更好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如何通过优质内容的出版助力国际传播人才的协同培养，等等。[1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加强国际化出版，为教育国际传播力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我们仍需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充分研判我国教育国际传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在国际传播交流中不断学本领，真正通过出版实践提升我国的教育国际传播能力。
（作者单位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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