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初期美国大学出版社的使命是为本校教师出版研究成果，后来大学出版社偏离了这个原始的使命，从出版本校教师研究成果转移到出版所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本校教师的图书占大学出版社出版总量的比例越来越小。美国大学要求人文社科专业的年轻教师必须出版一本学术专著才能获得终身教职，出版学术专著是美国大学出版社的主要业务。学术专著的市场主要是大学图书馆，但是大学图书馆的经费大部分用于期刊订阅，购买学术专著的数量越来越少。大学出版社的学术专著出版陷入危机。
关键词：大学出版 人文社科 终身教职 学术专著
19世纪下半叶，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先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芝加哥大学校长威廉·雷尼·哈珀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所设计的大学有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教师、图书馆和出版社。教师从事教学和科研，图书馆存储知识并提供科研场所，出版社传播教师的研究成果。
传说被誉为“原子弹之父”的美国物理学家J.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不理解大学为何要有自己的出版社，著名藏书家和作家威尔马斯·刘易斯（Wilmarth Lewis）费尽口舌也无法说服他，直到刘易斯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公式——“教师 + 图书馆 = 出版”（Faculty + Library = Publication），奥本海默方才理解了大学出版的必要。[1]
一、美国大学出版社的功能
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为代表的早期美国大学出版社，其功能纯粹是为本校教师服务，出版和传播校内教师的研究成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早期出版的期刊和图书里面，就有校内教师专题讲座的内容。由于大学出版社的功能是传播校内教师的研究成果，各个大学出版社的期刊和图书是通过大学图书馆互相交换，而不是在市场上销售。大学出版社的这个功能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中，60%来自本校教师，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个比例下降到40%；同时，来自其他美国大学学者的图书占比从16%增加到31%，来自大学以外和国外学者的图书比例也增加了。[2]根据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的数据，2009年，作者为本校教师的图书占大学出版社年度新书的比例不足10%。[3]
于是，大学出版社的功能发生了变化。
初期大学出版社的功能是通过出版本校教师研究成果来提高母校的学术声誉，从而为母校吸引最优秀的教师。20世紀60年代后，出版本校教师研究成果不再是大学出版社的主要任务，大学出版社的功能转向出版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而不仅仅出版本校教师的研究成果，大学出版社反而以母校的学术声誉作为吸引校外作者的理由。
这个变化导致大学出版社与母校的关系逐渐疏远。
二、学术期刊与学术专著
大学出版社的使命是传播学术研究成果，学术研究成果的主要传播方式是期刊论文和学术专著。
期刊论文是科技和医学领域（STM）学术交流和研究成果的基础表达形式，学术专著（Monograph）是人文社科和艺术专业学术交流和研究成果的基础表达形式。
出版学术期刊的出版社主要是盈利性的商业出版社，而且商业出版社在期刊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商业出版社占学术期刊出版总数的40%，专业协会占25%，大学出版社和教育出版商占16%。
到了2009年，64%的学术期刊来自商业出版社，30%来自专业学会，4%来自大学出版社，2%来自其他类型的出版商。然而，商业出版集团的期刊集中在STM专业，大学出版社主要出版人文社科和艺术专业期刊。
2013年，仅有20%的人文领域的期刊论文和10%的艺术领域期刊论文来自排名前五的商业出版集团，原因是联邦政府对人文社科研究的资助大大少于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资，因此商业出版集团对人文和艺术期刊没有兴趣。[4]
根据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2018年的统计，50%的会员出版学术期刊，其中出版期刊最多的大学出版社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73种期刊）、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71种期刊）、杜克大学出版社（56种期刊）、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38种期刊）、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36种期刊）、加州大学出版社 （32种期刊）。
但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期刊中只有少数是STM期刊——其中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有7种，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有12种，杜克大学出版社有5种期刊，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有7种，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有1种，加州大学出版社有5种。另外，洛克菲勒大学出版社出版3种学术期刊，除此以外，洛克菲勒大学出版社没有其他的出版业务。[5]
2019年，美国70%的期刊是STM，30%的期刊是人文社科（中国95%的期刊是STM，5%的期刊是人文社科；全球70%的期刊是STM，30%的期刊是人文社科）。[6]
美国学术出版市场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一个基本格局：科技期刊由爱思唯尔、施普林格等商业出版集团垄断，学术专著由大学出版社出版。
学术专著是对单一主题进行深入讨论的图书，通常由单一作者为特定的专业读者撰写。学术专著的出版必须经过专家推荐、同行评审，篇幅通常为8万字。学术专著的出版周期和成本远高于期刊论文。
在英语世界，60%-70%的学术研究成果以期刊论文形式出版，仅有3%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学术专著的形式出版。[7]
三、学术专著与终身教职
年轻教师获得终身教职和晋升，需要有研究成果，年轻教师处于“不出版就走人”（publish or perish）的环境。不同专业对于研究成果有各自认可的出版形式，STM认可的出版形式是期刊论文，人文社科认可的出版形式是学术专著。
在STM领域，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评审委员会认可商业出版集团出版的核心期刊；在人文社科领域，终身教职评审委员会只认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不认可商业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认为商业出版社的学术专著和大学出版社的学术专著之间存在明显的质量差异。
学术专著有两个主要功能：①学术专著提供人文社科和艺术研究的原创学术研究成果，被视为人文社科及艺术学科研究的最高成果；②学术专著是人文社科专业资格认证的关键组成部分。
在STM专业（例如物理学）和定量社会科学领域（例如经济学），年轻教师从助理教授晋升为副教授并获得终身教职（tenure），必须在本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10篇论文，在一些重点大学，一般要求发表十篇以上的论文。
在人文社科（例如历史）和艺术领域，年轻教师需要出版一本学术专著才能从助理教授晋升到副教授并获得终身教职，从副教授晋升为正教授需要出版第二本专著。在许多重点大学，获得终身教职和晋升副教授的最低要求是出版两本学术专著，晋升正教授的最低要求是出版三四本学术专著。这些学术专著必须是纸质版（电子版不算），而且必须由一家著名的大学出版社出版。
四、《国防教育法》创造了大学出版的黄金时代
1957年，发生了一件对美国大学出版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苏联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号（Sputnik）送入太空，这则消息震动了美国朝野，人们意识到美国的教育落后于苏联。艾森豪威尔总统宣布，改善教育是一项紧迫的国家优先事项。一年后，美国国会颁布了《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国防教育法》为各级教育以及公立和私立大学提供大量财政援助，其主要目标是改善美国的科学、数学和技术教育。政府资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高等教育，用于教学、科研、出版以及建立图书馆馆藏。
《国防教育法》扩展了“国防”的定义，现在，“国防”不仅包括物理和化学等“硬”科学，也包括外语、人类学和政治学等“软”科学，对这些“软”科学的科研资助也相应增加，大学出版社因此受益。
《国防教育法》在20世纪60年代为大学出版社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人文社科高等教育成为“国防”的一部分，大量政府资金流入大学，其中有相当部分流入大学图书馆的预算，馆购市场蓬勃发展，图书馆大量购买大学出版社的书籍和期刊，尤其是学术专著。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学出版社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销量来自图书馆。在这些非常有利的条件下，大学出版社在60年代出现了第三波创建热潮（第一波发生在19世纪末，第二波发生在20世纪初）。1948年至1957年，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仅增加了3名成员，总共有38名会员，到1967年，協会成员增加到60家出版社——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当时二三十家出版数量很少、未加入协会的大学出版社。[8]
五、学术专著危机
但是好景不长。20世纪60年代后期，战争的巨额费用挤压了非国防研发的支出，战争开支导致预算赤字，引起通货膨胀。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在历史上首次将宇航员送上月球，美国宣布在与苏联的太空竞赛中获胜。在这个新的社会环境下，教育不再是国会的优先事项，从1970年开始，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逐渐减少。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年度调查，在1969财年和1970财年之间，联邦政府对高校的资助减少了2.27亿美元，降幅7%。13个联邦机构在1970财年为高等教育机构拨款32.27亿美元，这个数额是自1966年以来最少的。[9]
教育不再是政府的资助重点，20世纪70年代，政府资助的重点转向基础科学研究。为了争取政府的资助，美国大学加大了对实验室和STM专业的投资，开展政府资助的基础科学研究。
联邦政府减少对大学的资助，导致大学图书馆采购预算开始缩减，但是，大学越来越依赖联邦政府的资助来维持基础科学研究，STM期刊成为大学图书馆的必备品。
根据对北美125家最大的研究图书馆（其中90%是大学图书馆）的调查，由于STM期刊订阅费用大幅增长，图书馆不得不削减学术专著的采购经费，以维持STM期刊的预算。1986年至2011年，大型研究图书馆的学术专著支出的资金数每年增长2.2%，低于通货膨胀率，而同期STM期刊支出每年的涨幅为6.7%。1986年，研究型图书馆在期刊和专著上的支出占图书馆采购总预算的比例分别为55%（期刊）和45%（学术专著），到2011年，这一比例为75%（期刊）和25%（学术专著）。1986-2011年，研究图书馆的科技期刊支出增长了402%，而学术专著支出仅增长了71%。学术图书馆曾经是大学出版社最大的市场，现在对学术图书馆销售的收入占大学出版社净收入的比例不足20%。[10]
在大学出版的黄金时代，学术图书馆的采购预算足以跟上大学出版社的学术专著的出版数量，图书馆对每种学术专著的平均购买量为1500册。现在，每种学术专著的平均销量仅为200-500册。例如，在过去十年中，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学术专著的平均印数从1500册下降到不足500册。[11]
没有足够的图书馆采购，大学出版社的学术专著出版开始出现亏损，大学出版社更加依赖母校的补贴。
六、大学对其出版社的补贴
美国大多数的大学出版社都依赖母校的补贴，大多数大学出版社每年获得的补贴往往在15万美元到50万美元之间。少数大学出版社有自己独立的捐赠基金，如耶鲁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哈佛大学出版社，这些大学出版社不依赖母校的补贴。[12]
根据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2012年的调查，超过75%的北美大学出版社从母校那里获得资金补贴。2011年，这些补贴总额超过2800万美元，平均每家出版社获得大约47.5万美元。由于规模经济的原因，大学出版社对母校补贴的依赖程度因出版社规模大小而异，对于销售额超过600万美元的大学出版社，母校补贴额度平均不到出版社运营预算的2%，而对于销售额低于75万美元的出版社，母校补贴平均为出版社运营预算的80%。[13]
2019年，斯坦福大学决定不再为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提供补贴，引起轩然大波。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有35名员工，每年出版140种新书，覆盖14个学科，其中三分之二是人文和社会科学专著及教科书，20%是用于评定职称的学术专著，翻译图书占12%。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在学术界以出版欧陆哲学、拉美历史、亚洲研究、中东研究和犹太研究图书著称。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年销售额达500万美元，但是出版社每年的运营费用是670万美元，入不敷出，过去三年，斯坦福大学每年为出版社补贴170万美元。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艾伦·哈维（Alan Harvey）称，如果失去大学的补贴，他将不得不解雇一半的员工。由于校内外的批评，斯坦福大学不得不恢复对出版社的补贴。
针对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补贴风波，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执行董事彼得·伯克里（Peter Berkery）指出，目前大约80%的大学出版社从母校获得补贴，这些补贴平均占出版社总预算的15%。如果没有这些额外的补贴，许多大学出版社将不得不大幅缩减出版业务，有些甚至可能不得不关闭。[14]
但是，母校的财务补贴难以抵消学术专著出版日益增加的亏损。
另外，大学出版社的功能日益偏离为母校教师出版科研成果的初衷，与母校的关系逐渐疏远，越来越被视为母校的财务负担。《哈佛大学出版社史》（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 History）的作者麦克斯·霍尔（Max Hall）总结了大学出版社的尴尬处境：“大学出版社是一个奇怪的机构，它致力于传播知识，却与大学的教学无关；它是一家经营性的出版公司，但其目的不是赚钱；它是大学的一个部门，但是经常被误解并不时受到教师和大学管理人员的攻击。”[15]
七、学术专著出版的搭便车现象
出版学术专著是所有大学对人文社科教师获得终身教职和晋升的要求，因此美国大学出版社有一个特殊的职能，那就是为人文社科教师出版学术专著。然而，并非所有的大学都有出版社。美国有1608所公立和私立大学和学院，其中只有92所大学拥有出版社。换句话说，92家大学出版社要为1608所大学的人文社科青年教师出版学术专著，满足他们获得终身教职和晋升的需求。
现在，所有的大学图书馆都大幅削减了学术专著的采购，因此无法像过去那样分摊92所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出版的财务负担，大学出版社无法单独支付出版学术专著的费用。大学出版社的运营亏损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学术专著，而大多数出版社必须不同程度依赖母校的补贴，于是出现了一千多所没有出版社的大学搭乘92家大学出版社便车（free riding）的不公平现象。[16]
由于大部分学术专著的作者是校外教師，校内教师并未从本校出版社获得利益。学术专著搭便车的不公平导致大学对补贴其出版社日益严格，主管大学越来越多地关注大学出版社的经营效益，要求大学出版社自负盈亏。
加州大学出版社社长艾莉森·穆迪特 （Alison Mudditt） 说：“学术专著是大学出版社的核心业务，大学出版社的基本功能是充当没有商业回报的学术传播渠道。学术专著仍然是许多领域学术交流的重要工具，更不用说是教师晋升和获得终身教职的黄金标准。”[17]
但是，大学出版社失去了图书馆的采购市场，同时，祸不单行，大学也开始减少对出版社的补贴，现有的学术专著出版模式难以为继，大学出版社必须寻找新的运营模式。
（作者单位系美国佩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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