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博物学具有在地书写的悠久传统，相关图书的出版曾极大推动了人类从意识深处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当前的博物出版蓬勃发展，基于博物学探索研究的三阶、不同空间形态、呈现方式、选题策略的图书都体现了对在地性的关注，也存在很多尚未重视的空间。从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地方依赖等维度建构读者积极地方感，可为博物出版的进一步优化提供路径参考。
关键词：博物出版 生态价值 在地书写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之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全民共识，“坚持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理念被确立为基本国策，建设美丽中国的方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和解决生态危机昭示出一条光明道路。“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之一。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被人们淡忘已久的古老的博物学传统逐渐回归大众的视野和生活，呈现复兴的态势。博物学具有在地书写的悠久传统，有效推动了公众认识生态环境和树立生态意识。近年来的博物图书出版也迎来热潮，如何更好地发挥在地书写的优势提升公众生态意识、助力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图书出版界亟需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博物学在地书写传统的生态价值
人类关注和应对生态问题的方式经过了长期而曲折的探索，“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工业化道路的惨痛教训，让人们意识到单纯依靠科技手段和工业文明“征服自然”的思维定势去修复已经被破坏的环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人类必须调控自己的社会行为，改变支配自己社会行为的思想。博物学立足具体时空环境的在地书写方式，将有助于人类从意识深处树立生态保护意识。
（一）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观
真正应对生态危機不是单纯的科技与政策问题，而是检讨和优化人类世界观与生活方式的深层问题。近代以来，随着科技进步与“增长的极限”不断被突破，潜伏在人类意识深处的自我中心观念不断强化，这成为当代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深层原因。
古代东西方博物观念中有许多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宝贵思想，从古代中国的《老子》《庄子》的“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再到西方被称为“博物学家”的培根、约翰·雷、林奈、布封、华莱士、达尔文等具体而微的在地自然观察，再到拥有生态学家、科学家、环境保护运动领袖等多重身份的梭罗、缪尔、利奥波德、蕾切尔·卡森等立足具体时空进行实验和调查的博物学著作，从根本上说明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而地球上不仅有人类”。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走遍了西欧、北亚、南北美，在天文、地理、生物、矿物等领域都作出重要贡献。广博的志趣和长期的游历促使他萌生了“自然必须借由人的感受来体察”的观念，颇有意味地说明了人类对自然的能动感知、与万物共生的积极意义。
（二）空间记忆与情感表达
保护地球家园的艰巨任务需要落实在地球每个角落的人来承担，博物抒写积极倡导的在地意识，让人意识到自己是与生活的这一方水土具有相濡以沫的情感联系。面对真实鲜活的“看得见”的图景，由此自然生发出的“喜欢看”的情感和“想要更仔细看”的冲动。
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牧歌集》中细腻描绘了田园牧歌意象群“阿卡迪亚”以来，宁静安详、质朴和谐的理想生活图景一直被博物学家诉诸笔端，一直延续到以G.怀特、克莱尔、梭罗、缪尔、利奥波德、卡森等为代表的近代博物学家。[1]缪尔曾说道：“如果一个人不能爱置身其间的这块土地，那么，这个人关于爱国家之类的言辞也可能是空洞的、虚假的。”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源自在地观察而产生热爱是公众提升生态意识的必要条件。为此，他写下了博物学日记体作品《山间夏日》，“在一个隐蔽的松树丛中搭建小床，像松鼠窝一样暖和而通风，充满了芬芳，还能听到松针的沙沙作响”[2]，深情记录下了具体特定区域的生态之美。
自然不只有蓝天白云、绿草如茵、流水潺潺，还有电闪雷鸣、飞沙走石，博物学的在地书写不是过滤和美化自然，而是用包容和对话的态度呈现真实的荒野。这正是荷尔德林所言的“诗意地栖居大地”最广博、最深刻的记录。现代西方自然保护领域兴起“再野化”（rewilding）呼吁——“10%wild”理念，即建设城市公园为野生动物留存10%的栖息地，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一思想。
（三）在地书写的生态价值
首先，在地书写是博物学生态价值得以呈现的重要基础。梭罗一生绝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家乡康科德，《瓦尔登湖》以季节更替与循环为主线，呈现了自己对生命世界的关联与运转的思考。G.怀特几乎终生居住在塞尔彭，对地方的物种如数家珍，写成了《塞尔彭博物志》。
其次，在地细腻观察与丰厚积累是生态图书的社会影响力之源。卡森的名作《寂静的春天》是20世纪环境运动的里程碑。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称赞，对美国社会历史影响之大，堪比推动了解放黑人战争的《汤姆叔叔的小屋》。[3]而该书之所以有如此影响，不是惊悚情节和鲜活人物给读者带来了快感，而是科学家严谨的笔法真实再现了过量使用DDT后令人惊骇的具体生活场景。另外，她的“海洋三部曲”，即《海风之下》《环绕我们的海洋》《海的边缘》，真实记录了其有关海洋日常生活的故事，获得美国自然文学最高奖巴勒斯奖，掀起了全美乃至整个英语世界的博物学热。
最后，立足大地的生态博物著作，呈现了对环境的伦理关怀。如利奥波德的《沙郡年记》（或译《沙乡的沉思》《荒野的呼唤》）以四季为顺序记录了他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一个农场进行生态修复的经历和思考，主张将伦理学的外延扩大至生态共同体的所有要素，希望人们“像山一样思考”，被誉为西方环保主义的“绿色圣经”。
二、当前博物出版对在地书写的关注与期待
当前，博物已成为各大出版单位图书策划的重要方向，许多出版单位已出版大量相关图书，很多还形成书系或长期策划出版。基于博物学探索研究的三阶、不同空间形态、呈现方式、选题策略的图书都体现了对在地性的关注，但仍存在很多尚未重视的空间。
（一）基于“阶”的博物学出版对在地性的关注
刘华杰将博物学探索研究划分为三阶：一阶博物学即强调实践，“沿博物之路拥抱大千世界”；二阶探索与博物学史、博物致知方式、环境教育研究有关；三阶探索与科学编史理论更新有关，可以考虑博物学编史纲领。[4]一阶博物学图书是博物爱好者们，立足生活环境所做的观察与探索的真实记录，观鸟、看花、自然笔记、博物旅行，呈现专门化、细致化、个性化的特点。但所书写的地区以经济发达地区、环境优美的自然保护地为主，呈现出区域不平衡。
博物学二阶研究的重点在于搜集整理古今中外的博物学经典，并进行注释、翻译、解说、研究等，以勾勒出博物传统对个人知识的习得及人与自然万物关系的发展脉络。中华书局推出的“中华生活经典”系列充分考虑到古代中国博物学的综合性与复杂性，以“生活”为中心搜罗古代典籍加以解说。而北京大学出版社“博物文库”与“科学素养文库”系列则区分了博物学与现代自然科学具体学科，有针对性地分系列出版，体现了西方博物学与自然科学平行发展的两条线索。中国青年出版社“世界博物学经典图谱”系列针对照相技术普及前博物学家用画笔准确、细致、生动地记录万物的书写方式，进行影印和解读。与以时间线性研究博物学发展的视角类似，博物学三阶的理论研究也可考虑空间区域的视角。区域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定为不同类型的空间整体，同时具有差异性、层次性和可变性。不同类型的区域都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二阶博物学研究，为空间视阈下的博物学理论研究提供素材。
（二）基于“空间”形态的博物书写
针对世间万物不同的存在形式、运动状态等差异，物与物的位置差异度量可用空间的范畴加以考量，点、线、面、体是四种最基本的空间形态。博物的在地书写也可基于不同的形态进行分类探索。
如针对某一区域做全域调研而编撰的工具書，如地区动、植物图鉴，博物志等图书，要准确详细地记录学名、拍摄地点与时间。个人化的记录可以调查路线、观察视角为线索。针对某一特定区域所做的博物学调查与记录，也需要长期坚持记录物候、拍摄照片、绘制地图。刘华杰先后出版《燕园草木补》《檀岛花事：夏威夷植物日记》《崇礼野花》《青山草木》《勐海植物记》，从北京大学校园，到中国华北、东北、西南，远达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岛，图文描述植物1600余种。作者倡导掌握一定的植物学知识、具备合理的调查程序，普通的植物爱好者也可以快速、准确地识别、欣赏和记录陌生地区的主要植物。
张赫凡的《野马：重返卡拉麦里——戈壁女孩手记》（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5年版）是一本救助和保护机构的地图与手册。《初瞳：我和我的野生动物朋友》（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讲述从小与野生动物为伴，被称为“河狸公主”呈现探索自然、追寻野生动物的故事，本书作者之一，自然手绘达人王昱珩（“水哥”）从一个资深自然爱好者及手绘师的角度，以批注和手绘等方式，更为完整地展现故事的内容，带给读者一个关于自然、摄影、观察等全新的阅读角度和阅读体验。
20世纪30年代，日本兴起的考现学（路上观察学）可以为线性空间形态书写提供借鉴，如胡成的《陇关道》《榆林道》《萧关道》就是考察古代交通要道涉及的历史文化内涵。近年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组织的“中国最美公路”评选活动等也是较好的创作视角。
（三）基于呈现形态的博物出版
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曾指出：“作为人的延伸，一切媒介都能提供转换事物的新视野和新知觉。”[5]在媒介融合的现代传媒大趋势下，图书出版也不能局限在传统的图文表现上，应尝试多媒介的呈现方式，追求沉浸式、交互式的传播形态。
与电视和网络在地书写的真实性、便捷性相比，图书出版具有滞后和平面化的缺陷。图书选题策划要敏锐地感知并转化电视和网络媒介上的优秀博物资源，为读者提供全媒体的感知。BBC从1979年出品《生命的进化》后，形成了一系列场面恢宏的自然史纪录片精品，95岁的爱登堡开创蓝筹（blue-chip）系列，以期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除了引进BBC、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y）等优秀纪录片资源外，央视纪录频道还打造了“辉煌中国”“美丽中国”“文化中国”三大主题系列和“魅力世界系列”，而近年来推出的《航拍中国》《记住乡愁》《远方的家》《中国影像方志》等则是采用“上帝俯瞰”视角进行全面介绍的纪录片。相关图书可以呈现影视作品中的拍摄花絮，深入挖掘背后的故事，如《我们的动物邻居》记录了颐和园的雨燕、天坛的长耳鸮、胡同中的家燕、在CBD筑巢繁衍的红隼。央视还推出了《绿水青山看中国》《中国地名大会》等影响广泛的竞技类文化真人秀节目，特别是节目中依据线索在地图上圈定区域的竞技挑战环节，有利于将屏幕中或旅游过程中感知的自然与文化信息落地。东方卫视推出的《我们在行动》等精准扶贫公益纪实节目也深入展现了特定地区的博物因素，可惜相关出版成书者寥寥。
此外，杂志关于博物相关知识和思想的普及传播素材与经验也值得推广。1950年创刊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现已发展为拥有《中国国家地理》《中华遗产》《博物》三本各具特色和专题性的子刊。在长期发展中，其创立了“中国国家地理图书”品牌，先后在中信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等推出了“地道风物MOOK”“风物中国志”“发现系列”，读者反响很好。特别是致力于博物知识与理念普及的《博物》杂志，全面利用纸质刊物、“@博物杂志”微博、淘宝店铺“博物小馆自然市集”、博物课堂和博物旅行等不同媒介平台实现了全媒体交互式传播矩阵。
（四）基于选题角度的深度在地探索
“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200年前马克思的精辟观点经常被人们引用。全世界每年都发生多起生态事件，针对一次次刻骨铭心的伤害，人类需要深度解析社会成因与文化根源，总结经验教训。可据此推出“检验生态伤口”系列图书，关注全球性生态事件，如北极冰川融化、亚马孙森林大火等；违法污染案件，如腾格里沙漠排污；引发社会关注的生态问题，如雾霾、癌症村等。需要广泛调研、追踪纪实、揭露根源，避免悲剧重演、警醒民众关注。
针对严峻的生态危机，也有很多人长期坚守和努力，如塞罕坝林场团队、八部沙林场“六老汉”、“农民院士”朱有勇、“气候女孩”格雷塔·桑伯格、拍摄1800多张照片记录五年北京空气变化的“环保监督员”邹毅、为最后500只绿孔雀守护家园的顾伯健等通过各自的努力应对生态危机，我们可以推出“崇拜生态偶像”系列图书，宣扬这些优秀人物，让更多人备受感染，投身生态事业。
三、地方感视角下博物出版优化路径
“地方”是“人类创造的有意义空间”和“人以某种方式而依附其中的空间”[6]。人对地方的感知、认识会发展为情感，进而升华为“恋地情结”[7]。2013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中提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就是地方感的表现之一。乔根森（Jorgensen）与斯特德曼（Stedman）认为地方感指的是人们通过体验地方形成与积累的情感和知觉，包括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和地方依恋三个维度。[8]基于此，笔者对当前博物出版提出三条优化路径。
（一）地方依恋：社区、校园博物志出版
社区、校园是当前人们日常生活中易于引发集体记忆的主要空间，聚焦特定社区和校园等公共空间的博物书籍，有助于增进人们对地方的依赖。当前各大高校都把出版校园博物志作为师生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其中北京大学得风气之先，先后出版了《燕园草木》《燕园草木补》《北大看花》《燕园建筑》等各类书籍，有工具类手册，也有文化随笔。近期还有从不同视角书写校园的博物志图书推出，如纪红的《安知时节好：山东大学二十四节气》等融合时与地，为创新出版提供了思路。但是人们平日生活接触最为频繁、各具空间特色、充满生活气息的社区，基础教育阶段影响青少年地方依恋的中小学校园也都有丰富的在地性资源，但此类博物志图书却十分罕见。傅斯年曾说道：“博物重于实验。仅知鸟兽虫鱼之名者，不可谓之博物。知其名必实验其物者，始可谓之博物。”[9]以识别、验证和参与等活动方式组织出版社区和校园博物志可最大范围增强读者产生地方依恋的效果。
（二）地方认同：建构游戏体验的空间场域
尼采在分析“赫拉克利特式世界”时指出，游戏不是任意的玩耍，而是极为投入地创造，从而能够内生地形成秩序。游戏者一方面在全然地投入，另一方面又超越地获得静观，这正是它让人获得巨大快感体验的奥秘，“正如必然性与游戏，斗争与和谐必定交媾才能生育成为艺术作品一样”[10]，博物图书有意识地建构游戏体验的空间场域，会为以浏览、瞥视为主的观看行为增加凝视、思考的行为因素。博物画临摹、绘本涂色、标本制作、日历、图志、手帐等类型图书会给读者带来亲身沉浸式的阅读和游戏体验，值得进一步深挖和拓展。《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提出“逐步推行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规划，以动手做、做中学的形式，共同体验，分组活动，相互研讨，书写研学日志的教育形式也逐渐为全社会接受。如儿童的梦想农场教育、追寻古人脚步等特色课程都急需大批高质量的图书。
（三）地方依恋：联结与互动
情感迁移与交互是地方依恋得以生成的重要機制，图书作为作者与读者情感联结和交互的物质载体不是已经完成的作品，而是期待读者介入而形成更宽广、更高级的互动系统。当前的博物图书融媒体传播能力有限，读者主体地位未能充分体现，互动方式的频度、深度与读者期待契合度不高。
博物出版应充分利用音视频、数据、图片、H5、AR、VR等富媒体技术赋能图书，打造充满戏剧性、纪实性的视觉奇观和新媒体体验。诚如麦克卢汉所言：“真正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具体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及其开创的可能性。”[11]商务印书馆“微观中国”书系采用微博体，从细微之处观察，每篇故事用140字的篇幅展示各地人文历史、民俗地理。刘先平的《续梦大树杜鹃王》通过书中的二维码，使读者通过视频、音频和全景图像与作者一起实地探险，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出版机构可设立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富文本平台，豆瓣、知乎等社群交流平台，线上进行书评、Logo征集等投票、打榜，线下开展场馆、社区活动等。利用社群化数据中的笔记和评论，推动UGC（用户生产内容）、RGC（读者参与的重组）新的博物图书创作途径。基于个体的独特体验与认知，更有利于赋予地方博物创作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气质。
近年来博物图书的出版全面关注了博物书写的在地性特征，也存在很多尚未重视的空间。从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地方依赖等维度建构读者积极地方感可为博物出版的进一步优化提供路径，有助于有效提升公众生态意识，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系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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