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洵

　　摘 要：校对是图书出版流程中的重要环节，对于保障图书质量意义重大。新时代背景下，出版环境已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面对图书生产工业化、产业化趋势，以及校对工作功能上的编校合一与内容上的复杂多元，单一素养的校对人员已无法适应需求，培养具有“大校对”意识、较高学识水平、现代化工具运用能力、一定美学素养和良好社交技巧的新型校对人员，助力图书质量的提高，势在必行。

　　关键词：新型校对人员 能力素养 图书质量

　　校对历来是图书出版流程中的重要环节，对保障图书质量起着重要作用。校对人员也对编辑工作形成有力补充，与责任编辑一道成为图书质量的“守护神”。因此，校对人员的能力素养，很大程度影响着图书的整体编校质量。

　　传统校对的两大功能是校异同与校是非，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稿件早已实现电子化，现代校对更多地侧重于“校是非”；加上出版环境的变化使得责编工作愈发着力于选题策划、沟通作者、营销统筹等“外务”，客观上迫使校对在实际工作中基本承担了绝大部分“内案”——图文编校。可见，以往图书出版中由编辑、校对人员共同完成的“编辑—校对”工作模块已逐渐分化重组为“策划—编校”（“外务—内案”）工作模块，单就校对人员来说，其工作减少了“校异同”，却增加了轻度“编辑”任务，这一增一减使校对工作变为“校是非+轻度编辑”的新型编校任务，笔者称之为“大校对”。

　　正因为新时期的校对工作发生了新变化，给出版工作带来新挑战，故而从业人员需要与时俱进，培养新技能、养成新素质，以更好地服务于整个行业取得新发展。

　　一、新时期校对工作的特点

　　上文已粗略提到新时期出版工作的变化，其实，“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些变化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早已有之，除此，新时期的校对工作还另有特点。

　　（一）功能上趋向编校合一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事业大发展，编校分工取代了编校合一，当时来说，这是顺应时代发展，是一大进步。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华书局周振甫等有识之士便以开明书店《辞通》的出版流程和质量关系为例，提出了“编校合一”大讨论，呼吁“看看编校合一的做法有什么可以吸取的来吸取一些”[1]，湖南出版界也有人提出：“我们认为要使校对人员取得最大的改正率，编校合一乃是必然之路。”[2]今天，面对出版规模的巨大体量，面对编辑工作的市场导向，面对主管部门对图书质量要求的日益趋紧，编校合一正在由历史的呼吁、讨论变成现实。应该说，编校合一是图书出版由量的繁荣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大校对”乃此一转型中阶段性的过渡形态。

　　（二）内容上愈发复杂多元

　　1.校对对象复合化

　　过往信息载体较为单一，编辑校对的对象一般局限于文字，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获取的便捷以及市场的需求，信息载体日渐多元化，编辑校对范围不断扩展，当下编校除了文字，还有大量的图片，甚至音视频信息，以及多种载体合一的复合信息。

　　2.校对学科跨界化

　　在出版规模较小时，分学科的专业化操作较为容易实现。新时代背景下，学术领域呈现跨学科发展，出版机构更具企业化特征、读者市场掌握更多话语权，过去所说的“文科出身的看文科，理科出身的看理科”那样泾渭分明似乎正成为不可能，一个校对必须“什么都懂点儿”才算称职。

　　3.校对环境社会化

　　以往，与作者沟通多是编辑的工作，校对人员只需埋头完成应尽职责，遇到问题在稿件“打个问号”提出疑问即可，亦无须跟编辑沟通；而今，校对与编辑之间的衔接更加普遍，甚至有些问题需要直接向作者请教，校对工作环境的社会性特征越来越突出。

　　二、新时期校对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上文提出新时期校对工作诸多特点，这要求校对人员应具有与之相适切的新素养。

　　（一）“大校对”意识

　　长期以来，编辑和校对的分工使很多从业人员产生一种错觉：校对人员主要对原稿负责，纠正排字上的错误，即“校异同”，而发现原稿的错误“那是编辑的事儿”。即便电子稿普遍代替手写稿之后，“校异同”功能淡化，校对人员也把自己囿于固有的藩篱之中。久之，校对在出版机构中的地位越来越低，从业人员越来越不愿意从事校对工作，校对人员整体素质越来越低，又导致校对部门地位越来越低，形成一个难以打破的“怪圈”。[3]要解决这一问题，诚然需要从制度上着手，但校对人员本身树立“大校对”意识也不可或缺。

　　所谓“大校对”意识，即上文所述“编校合一”意识。具体来说，包括：既要有处理文字本身问题的意识，又要有处理与文字相关的，如作者意见、编辑意见等问题的意识，甚至应适当具备营销意识；文字问题上，既要有发现字词、标点、数量单位、版面格式等问题的意识，又要有从篇章结构、语句逻辑，以及知识性、常识性、导向性问题等宏观角度入手的意识。通俗点说，校对人员切不可自认为是低人一等的“可有可无”[4]，而要把自己当作出版工作大系统的重要成员看待，全程参与编辑出版。

　　（二）较高学识水平

　　梁羽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到，“高明的校对，不止于校出错字，还能校出作者错漏、谬误的地方”“校对的水平，往往是要比作者更高才能胜任的”[5]。其实，我国图书编校方面一直有着优良传统，从孔夫子开始，西汉刘向，东汉班固、马融、郑玄，宋代欧阳修，清代章学诚、段玉裁、阮元、王国维，近现代叶圣陶、鲁迅、郭沫若、周振甫等，无一不是优秀的校雠家，既“校异同”又“校是非”，以今天的眼光看，他们既是好编辑又是好校对，都有着渊博的知识或一专之长。

　　新时代的所谓“大校对”，实则是编校事业顺应形势发展，又回归到优良传统中去了。“大校对”人员要以孔夫子等前贤为师，兼做知识渊博的“杂家”和精通一门的“专家”。否则，就会出现“理科校对”不知嘉靖皇帝不在清朝、“文科校对”不认“Fe3〇4”的情况，实际上诸如此類的跨学科知识极有可能在同一本书稿中“落霞与孤鹜齐飞”。

　　（三）现代化工具运用能力

　　当下社会，信息技术不断发展进步，如利用得当，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可成为很好的校对辅助工具，因此，娴熟运用这些工具便成为校对人员的进阶必备技能。

　　1.智能校对软件

　　市面上黑马校对、方正校对、飞鹰智能文本校对等软件都能快速识别文本中的基本差错，且识别率较高，能很好地辅助校对人员。美中不足的是在各软件侧重点有所不同，如黑马挑错别字特别厉害，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则难有作为；而方正在线校对能实时更新意识形态方面的资料库，却在字词、语法方面显得不如黑马软件。因此，校对人员要综合利用多种软件，取长补短，以达到最优效果。

　　2.数据库资源

　　各类数据库资源可弥补自身知识水平不够高的缺陷，为知识准确性提供背书。如百科类的读秀知识库、中国大百科全书数据库、辞海网络版等，国学类的鼎秀、国学大师网、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等，政治类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等，报刊类的人民日报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大成故纸堆等。校对人员熟练掌握诸如此类数据库后，会在校对质量上有质的飞跃。

　　（四）美学素养

　　作为精神文化商品，图书“内容为王”并未过时，然而优美的装帧设计亦是图书赢得市场的一大利器，是图书商品属性的集中体现。毫不夸张地说，七秒钟之内能抓住读者眼球的装帧设计意味着这本图书成功了一半。当今一些大出版社分工精细：稿件加工由文字编辑负责，版式设计由技术编辑负责，封面设计则由美术编辑负责。分工有其时代性和合理性，但它一定程度地割裂了图书的文化属性和商品属性，技术编辑和美术编辑大都不会从质量管理的角度出发考虑设计问题，而是更多地聚焦如何“抓眼球”“卖出去”，如果编校人员努力提升美学素养，掌握一定的美学形态法则，如“对称与均衡、统一与变化、对比与协调、疏与密、整与散等，还要善于处理造型艺术的形态要素（点、线、面、空白），使版面文字与各种视觉元素有机融合、完美统一”[6]等，在此基础上加强与美编的沟通，情况或许会大有改观。其实，这些也是基本校对内容“版面格式校对”的进一步延伸。况且“美学”领域具有强烈的主观性，美编设计的不一定被读者认为“美”，文字编辑和校对人员不一定就对美一窍不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美”的设计宜分工不分家。编校人员一旦掌握美学技能，既利于自身职业发展，也利于图书整体质量的提高。

　　（五）良好的社交技巧

　　随着校对环境的社会化，校对人员需要不时与文字编辑、美术编辑、印刷厂甚至作者打交道，这就要求校对人员具有良好的社交技巧，以便处理好复杂关系，调动各方积极因素，得到各方理解、支持与合作，实现提高图书质量的目标。但值得注意的是，校对人员与作者等人交往时，技巧都要建立在树立“大校对”意识、较高学识水平、一定美学素养的基础之上，否则，站位不高、学识浅薄，进入他人话语体系都难，遑论良好沟通。另外，与作者的交往也与编辑有不同的侧重，编辑侧重于选题策划方面，校对侧重于文字问题，不然会给作者带来信息交流困惑，不知哪些话该对谁说。

　　三、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以及出版主管部门对质量要求的提高等客观环境的变化，新时期校对工作正处于“编校合一”转型过程中，呈现出“大校对”特征，要求校对人员加强“大校对”意识培养、提高自身学识水平、锻炼现代化校对辅助工具运用技能、陶冶美学素养、习得良好社交技巧，以更好适应时代发展和行业需求，也是对自身职业发展的负责任表现。

　　 （作者单位系湖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