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时代十年，主题出版领域研究文献激增。本文以2012—2021年十年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有关主题出版的727篇研究文献为样本数据，运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绘制可视化知识图谱，归纳新时代十年来主题出版的学术版图、知识结构和演进趋势等，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四维层面对现有研究成果做出总结与反思，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建设性建议。
关键词：主题出版 知识图谱 CiteSpace 新时代
主题出版在我国出版业中占有重要地位，2003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开始实施主题出版工程，并指出主题出版即“围绕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大局，就党和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问题等主题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主题出版并非近年来突发产生的新概念，而是深植于时代与现实的需要，被重新发现。从历史上看，出版业一直有服务于社会时代主题出版的传统。百余年前，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仁人志士以图书为武器来唤醒民智、救亡图存，出版了一批新式教材、国外科学技术书籍等。[1]出版业也一直有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出版的传统。大约从1958年起，每逢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出版业都会策划出版相应的书籍。[2]从现实来看，近年来我国主题出版高速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划通知明确主题出版的地位，如《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等通知文件。从市场表现来看，根据开卷数据，我国主题出版市场码洋规模由2017年的19.84亿元上涨至28.87亿元，占大众图书市场码洋比例也从2.47%上升至3.18%。[3]
主题出版工程实施十多年来，历经倡导和指引（2003-2007）、支持和强调（2008-2012）两个阶段后，自2013年开始，进入强化和拓展的新阶段。[4]近十年来，主题出版领域的研究文献数量激增，但以量化方式衡量本领域的发展状况的总结性文章寥寥，有研究者运用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生成知识图谱，分析知网中2013—2019年以“主题出版”为关键词的研究文献，总结了我国主题出版的基本特征[5]，对掌握主题出版研究概貌具有参考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指出，“要牢牢把握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第一部分内容。面向未来发展，必须总结过去取得的伟大成就，学术研究亦不例外。知识图谱是目前常用的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图形，能够总结已有成果，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与指导。因此，本文将重点聚焦于新时代十年来我国主题出版研究的前沿热点和趋势变化等。
一、研究方法
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样本数据检索源，具体检索方法为：主题为“主题出版”，出版日期为“2012-2021年”，检索日期为2022年11月13日，范围选择全部期刊，共检索得到964篇学术文章，剔除期刊征稿、政策、新闻报道等非学术性文章并去重后最终获取到727篇研究文献。
本研究以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中的文献计量法为研究方法，文献计量法是一种以各种文献外部特征为研究对象的量化分析方法，借助文献的各种特征数量，采用数学与统计学的方法来描述、评价和预测科学技术的现状与发展趋势。[6]本文采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进行知识图谱的绘制。知识图谱是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形[7]，是将人类积累的知识资源及其载体进行可视化描绘，通过数据挖掘、绘制图形来揭示科学技术知识及彼此的相互关系，在知识体系中创造共享环境以促进科学知识的研究与深化。[8]CiteSpace绘制知识图谱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文献计量，涵括多个学科，包括图书馆学、教育学、体育学、金融学、管理学和新闻传播学等领域，被学界所普遍接受。[9]
二、主题出版研究的学术版图
主题出版的整体研究状况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把握，从时间维度来看，文献发表年度数量分布能够简洁直观地反映出研究主题在整体研究中的位置以及受学者关注的程度等，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出未来这一研究主题的发展趋势[10]。从空间维度来看，又可以分为核心作者与研究机构，核心作者是“推动研究领域或学科发展的主要力量，研究机构是研究人员的主要集聚地。对核心作者和研究机构的测定和分析，有助于了解主题出版的主要研究力量及其分布，并从整体上把握学科间的知识互动”[11]。
（一）时间维度
从整体发文数量来看，新时代十年来主题出版文献整体呈上升趋势（见图1），2012年发文量仅13篇，2021年已达到197篇。从不同时间阶段来看，党的十八大之后五年（2012—2016年）累计发文量92篇，过去五年（2017—2021年）累计发文量高达635篇，两个时间段发文量差异显著，这一趋势与我国主题出版的政策导向和行业发展趋势相符合。2010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精心策划和组织实施重大主题和專题出版工作”。2013年国家出版基金单列、单独评选主题出版资助项目，且出版社不受申报名额限制。2016年，“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发布，主题出版单独列出并排在所有规划项目之首。在我国政府的重视与倡导下，主题出版的理念深入人心，“‘十三五’时期，主题出版从以往的倡导和强调阶段发展到如今的积极响应和拓展强化阶段”[12]。从发文数量增长来看，2019年至2020年发文量涨幅最大，增长71篇。这或许是由于从2019年开始接连迎来重大时间节点：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前已述及，围绕这些重大时间节点，我国出版机构有出版高质量主题出版图书迎接的传统，业界的活跃带动学界的关注，主题出版研究发文数量在2020年迎来大幅上涨。
（二）空间维度
1.主题出版文献核心作者
核心作者是论文发表数量多、影响力大的作者。在科学研究中，洛特卡提出了用以描述科学工作者人数与其所著论文数量之间的关系，并发现高科学生产率的核心作者的倒数平方定律，又称洛特卡定律，即发表1篇论文作者的数量约占所有作者总数的60%。[13]2012—2021年间共有240位作者在主题出版研究领域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1篇的作者人数有167人，占69.6%，高于定律描述的60%；发表10篇及以上的仅有2人，分别是韩建民（19篇）、李婷（10篇），可以判断本领域核心作者群较为薄弱。进一步地，普莱斯定律在洛特卡定律基础上关注研究中的高产作者，根据定律，本项研究中高产作者最低发文量按（其中Nmax为最高产作者的发文量，即19篇）计算得出M≈3.26，那么高产作者最低发文量为4篇。据此，共有11名作者符合高产作者的指标，高产作者发文量共计82篇，仅占总发文量的11.3%，远低于普莱斯提出的标准（50%）。综上可见，我国主题出版研究领域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且高产作者在领域内的深耕程度不足，高产作者的论文发表量有待提升。
具体来看，在合作图谱中，主要形成了两个作者合作网络：第一个作者合作网络主要是以韩建民、郝振省等为核心。韩建民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院长。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于2018年6月成立，以主题出版为研究核心，2022年6月入选2022年度出版智库遴选培养名单，2022年10月与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共建中国主题出版发展研究院。郝振省为中国编辑学会会长，为出版专业学科带头人之一。由此，这两位核心作者在主题出版领域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第二个作者合作网络主要是以刘峥、张晓斌、原炜、孔娜和夏秋娥等为核心，这些作者因合作撰写《2014年新闻产业分析报告（节选）》和《2015年新闻产业分析报告（节选）》形成合作网络。每年年底，国家新闻出版署都会发布“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主要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撰写完成，报告详细客观地反映了新闻出版产业的发展变化及趋势，因此往往需多人合作共同完成。由此，这些作者在主题出版领域形成了作者合作网络。进一步地，从发文时间来看，第一个作者合作网络发文持续时段较长，多年来持续在主题出版领域深耕。而第二个作者合作网络发文集中在2015年和2016年，且大部分作者在主题出版领域仅发表了上述两篇产业分析报告，其合作具有暂时性，大部分作者现已转移了研究方向，不再探究主题出版领域。
2.主题出版文献研究机构
根据CiteSpace统计数据，主题出版文献样本发文量排名前列的研究机构主要有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和人民出版社等（见表2），主要以高校出版研究院和出版社为主。可以看出：第一，从发文频数来看，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新时代十年发表18篇主题出版文献位列第一。进一步地，可以发现各研究机构主题出版研究涉及方面多样，包括主题出版的历史内涵、问题与出路、全民阅读与走出去等方面，表明各研究机构并未形成自身独有的具体研究领域。第二，中心性节点是知识图谱中具有关键作用的节点，在不同节点之间扮演“枢纽”的角色，可以用来衡量某一节点对其他节点的影响力和在学科知识流通网络中的地位等，中心性数值大于0.1被认为是高中心性节点。由此可见，主题出版文献各研究机构的中心性较低，甚至为0，各研究机构影响力均较低。第三，研究机构合作图谱松散，未形成合作网络，大部分主题出版文献仅是同一机构作者间的合作。
三、主题出版研究的知识结构及演进趋势
关键词是把握、追踪科学动向与研究热点的值得信赖的指标，可以帮助我们识别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及变化趋势。运用CiteSpac软件进行高频、高中心性关键词分析和聚类时间线分析，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主题出版领域的知识结构。进一步地，结合各聚类时间线分析和关键词突现性分析有助于认识该领域演进趋势，识别研究前沿。
（一）高频和高中心性关键词分析
绘制主题出版关键词知识图谱，以每年作为一个时间段进行分析。由于初次运行得到的图谱中，“主题出版”出现频次最高，考虑到与本研究采用的检索词相同，因此决定剔除“主题出版”一词后再次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图谱显示共出现277个关键词，其中节点大的关键词代表出现频次高。然而，词频只能代表某一个词出现的频率，其在整个学科中是否起到关键性的桥梁作用则未必。在引文分析领域中，越来越多的人以中心度来评价某一文献、作者或主题是否重要。数据显示，有5个关键词兼有高频词和高中心性（中心性数值大于0.1）的双重特征，分别是“新时代”“选题策划”“出版业”“出版物”“数字出版”。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效益”和“创新”两个关键词，虽然出现频次较高，有一定的讨论热度，但并未成为高中心性节点，说明其与其他关键词之间连接较少，影响力有限。
（二）关键词聚类分析
对高频次、高中心性关键词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主题出版领域的研究热点话题。但由于图谱中呈现的关键词较多，仅直观观察关键词并无法在整体上了解主题出版的知识结构。为了更清晰地呈现关键词的学术意义，本文通过CiteSpace软件对关键词图谱进行聚类分析。其中，Modularity聚类模块值=0.7039>0.3，说明聚类结构显著；Mean Silhouette聚类平均轮廓值=0.8915>0.5，说明聚类情况合理，聚类内部的同质性较高。如表4所示，共有11个主要聚类显现出来。本文结合重点关键词和主要聚类归纳来看，当前的研究领域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四维层面来划分。[14]
本体论维度是对主题出版研究概念的探讨，尤其是结合新时代国家出台的各项政策来对这一领域发展方向进行分析，这一维度主要包含聚类3全民阅读、聚类5新时代、聚类10阅读推广。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全民阅读，2012年“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被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全民阅读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自2014年起“全民阅读”连续九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在大力号召全民阅读的背景下，出版活动成为阅读服務的重要抓手。主题出版和全民阅读因其内核和宗旨的高度一致，相互影响和促进，共同提升了社会的文化氛围。主题出版解决导向性问题，全民阅读则解决落地性问题。主题出版能够为全民阅读提供正确的导向和丰富的载体，因此需要大力发展面向大众的主题出版，同时全民阅读应呼应国家各类主题，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建成“书香中国”的宏伟目标做出更大贡献。[15]阅读推广则是在解决落地性问题的基础上，利用传播渠道全方位联动，切实提升主题出版物的感染力、吸引力、影响力，提升主题出版的阅读率。在时代背景和政策导向下，聚类当中的细分关键词充分体现了主题出版的政治性与时效性紧密结合：2015年，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召开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出版工作专题会，“抗战胜利”关键词在同年凸显；2019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相关话题的主题出版迎来讨论热度；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工匠精神等关键词的出现节点无不印刻着时代特色；少儿出版和少儿阅读、少儿图书在“新时代”这一聚类中占重要位置，也正是因为国家对青少年红色教育的高度重视，主题出版的实践范畴不断扩大。
认识论维度是对主题出版具体现象的认识和对出版过程中呈现出的具体规律的归纳总结，包括聚类4出版社、聚类7出版业、聚类8出版。出版业兼具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面临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出版社是出版业的重要构成，有研究者指出，出版社作为社会文化提供主体之一，是阅读文本的生产者和提供者，其位于全民阅读产业的中上游，能够直接促进全民阅读的发展。[16]近年来，主题出版对出版业的影响重大，出版业内人士对主题出版进行了深入探究，如对近年来开展主题出版活动的总体情况进行概述，分析主题出版的工作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从选题方向、呈现方式、运营模式和宣传推广等方面给出了具体的策略和建议。在相关聚类中，“出版规划”“出版导向”“出版结构”“转型升级”“高校”“编辑责任”“精品力作”等关键词出现频次较高。可以看出，相關研究既有从社会层面对出版业的认识与思考，如对新时代背景下实现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思考[17]，也有从出版行业层面进行的分析，如从业人员对本社主题出版整体情况或某一主题出版物开展个案分析，还有研究者对新时代编辑出版从业人员应具备的素质的探讨。有研究指出，“十四五”时期出版业需在主题出版、全民阅读和出版产业数字化等方面进行长远筹划，在推动产学研合作、培养编辑出版人才队伍、建立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等方面集中发力[18]，主题出版是当代出版人不可推卸的使命与担当。
方法论维度是对主题出版认识论的进一步深化，强调主题出版在深度认识出版现象与规律的基础上，顺应时代大势，进一步提高选题策划水平、拓展出版载体和传播方式，推动数字出版深入发展，真正实现主题出版在内容、载体、传播渠道全方面高质量发展。在这一维度下，聚类2选题策划、聚类6数字出版、聚类0走出去成为核心领域。首先，选题策划是创新生产内容的关键要素。在出版市场竞争加剧和读者阅读方式多元化的大环境下，主题出版面临新的挑战，需始终秉承内容为王的宗旨，通过选题策划的不断创新，才能使主题出版物畅销又长销。多数研究指出了主题出版选题策划的切入点：了解国家层面的各项政策，把握主题出版的“风向标”；选题内容要有独特性，表现形式上要有多样性；组建一支具有权威性的作者队伍；出版理念要创新，善于将资源整合化；[19]抓住重要节点时机，适时出版等。“精品出版”“学术出版”“融合出版”“学术期刊”等关键词的出现说明了无论出版物的具体内容或载体是什么，选题策划在打造出版精品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20]其次，数字出版丰富了主题出版的载体形式，拓宽了主题出版的产业边界。利用新技术创新主题出版产品形态，有助于缩短严肃内容与普通读者间的距离感，使其更加生动。“十三五”期间，国内数字出版产值屡创新高，突破8800亿元。“主题出版+数字技术”将是大势所趋，融合发展将成为出版转型的关键，融媒体将成为出版物重要的产品形式。不少研究者都对如何让出版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提出了建议：如大力发展融媒体技术在主题出版领域的应用，打造形态多样、手段先进的产品；加强基地与智库建设，共同研究创新策略，推进融合发展等。[21]最后，主题出版要拓宽传播渠道，“走出去”不仅是提升主题出版经济效益的新路径，也是建设文化强国、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向纵深发展，我国主题出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成为我国文化输出的主要发力点，构建立体化国际出版体系成为大趋势。未来，主题出版应当整合国际资源，在国际上持续发力。具体来说，要始终严把出版质量关，调研目标国消费群体的需求，充分尊重文化差异，塑造积极正面的大国形象和正能量。[22]
价值论维度则着重对主题出版物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包括聚类1社会效益和聚类9利润总额。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当前，出版市场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等问题还未解决，主题出版也面临时效性与长远性兼顾不够、内容和形式创新不够等发展瓶颈。[23]主题出版既要强化使命担当的社会效益，发挥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主阵地作用，又要具备问题意识，深入探析实现“两个效益”相统一的实践路径。当两者冲突时，在具体落实的路径上，要坚持党管出版原则，发挥政府在主题出版“两个效益”相统一中的重要作用，深化出版企业改革，加快推进信息技术应用。[24]“媒介融合”“融媒体”“营销”“多元化”等关键词展现出研究者在融媒时代探索主题出版的多元化营销方式和创新思路，借助形态丰富的融媒产品提升主题出版物的经济效益，以解决主题出版“叫好不叫座”的困境，提升宣传效果，实现“双效”统一。
（三）突现性关键词分析
普莱斯1965年在《科学论文网络》中提出科学前沿理论用来描述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本质的概念，是指“一组突现的动态概念和潜在的研究问题”。克莱因伯格在2002年提出了探测频率突增的算法，如果一篇论文的引文频次呈现急速增长，那么最稳妥的解释就是这篇论文切中了学术领域这个复杂系统中的某个要害部位。知识网络中这样的节点通常揭示了一项很有潜力的工作。[25]在CiteSpace中，关键词的突现率检测了一段时间内某一关键词使用频次突增的情况，与研究前沿的特征吻合。突现强度与突现时间是突现性的两个维度，如果一个学科或领域在某一时段受到格外关注，那么突现性指数就会高。因此，突现性历时曲线能够反映出前沿热点的动态变化。本文将突现y值调整为0.8后检测出6个突现词，“出版发行”“出版物”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相关研究较多，着重关注主题出版行业和出版物整体情况，并提出发展策略。“走出去”在2018-2019年间颇有研究热度。2018年，《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在“一带一路”建设上推动人文领域标准化合作，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其中，出版活动是推动人文领域合作的重要途径，相关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出版走出去开展了集中研究，如出版走出去的重要意义和路径等，“走出去”因受政策导向而成为研究热点话题。2018—2019年，“主题阅读”“阅读推广”成为研究热点。研究者指出，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为主题阅读丰富了思想、精神、资源，明晰了任务、要求、标准，确定了方向、领域、战略，提供了路径、策略、方法。[26]“融合发展”自2019年至今始终保持较高的研究热度，全媒体时代的来临深刻改变了主题出版的出版物形态、传播媒介、出版理念和内容资源开发利用方式[27]，以新主题、新思维、新传播手段做好主题出版工作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多数研究者对此提出了对策与建议，如何深化主题出版融合发展是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需重点研究解决的命题。
四、研究结论与现存问题
新时代十年，我国主题出版领域相关研究文章呈上升趋势，研究者数量较多，过去五年发文量显著高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期间，相关研究与主题出版行业发展趋势相一致，而这也与多数研究者为出版业内人士有一定关联。分析显示，在出现频次最高的10家核心研究机构中，出版社占据6家。主题出版对于我国话语体系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研究虽数量多但仍有不足，主要存在以下問题。
一是研究深度有待加强。现有研究多停留于个案论述层面，缺乏对出版产业的导引和出版物独具规律和策略的考察与分析。如对主题出版走出去的现状探讨，多以个案数据说明主题出版走出去的局部表现情况，缺乏宏大概貌性叙述维度，对于主题出版走出去所表现出的深层次特征与存在问题缺乏总结归纳[28]；缺乏对融媒技术运用的深入研究，主题出版作为出版业的重点内容亟待融合发展，但主题出版作为我国特有的出版物类型，起步晚、发展快，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普通的数字出版产品对其借鉴性不强。目前多数研究集中于对普通出版物尝试数字出版的探讨，然而不同类型的出版物对数字化产品适用性不同，欠缺借鉴意义。相关研究对主题出版融合发展模式的探讨停留于数字出版中的对策建议部分，如出版社推出主题出版物时可以尝试运用VR、AR等技术实现出版融合，对具体的融合发展模式研究还不够深入。
二是合作网络有待拓宽。知识图谱当中的连线可以呈现出各节点间的合作情况，分析显示，主题出版领域的研究者以及研究机构所形成的合作图谱均较为松散，学术共同体和学术权威合作网络尚未形成，多数作者在这一领域并未深耕，很快便转移了研究方向。当前，主要的研究机构多为出版社和新闻传播学院、出版院所，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研究视角和内容比较集中，研究成果的重复度高，如在主题出版走出去方面的研究集中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他大多数研究则基于出版社从业人员的实践总结类思考。然而主题出版涉及领域众多，并非出版领域特定的研究命题，现有研究在合作规模、跨学科交叉研究等方面略显不足。
三是研究方法有待丰富。既有研究大多注重理论分析、政策导向分析，以思辨为主，实证研究则聚焦于个案探讨，尤其是对某一出版社或某一主题出版物的编辑策划过程进行分析，鲜有开展对出版后的实际阅读效果、推广效果等的定量分析，尚不能为相关研究提供更加可信、合理、科学的数据支撑。概言之，研究采用传播者视角多，受众视角研究较少；对主题出版的传播路径研究较多，传播效果研究较少。
五、结语
近十年来，主题出版蓬勃发展。本文通过知识图谱分析发现，主题出版研究应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深入：一是加强研究者之间、研究机构之间、跨学科之间的多方合作，形成有规模的合作网络，群策群力，推动我国主题出版研究走深走实。二是关注传播效果研究。研究者不仅要关注出版过程，也要关注出版后实际的传播效果、阅读效果。通过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以规范严谨的研究设计对受众阅读效果开展调研与分析，为主题出版未来发展提供有数据支撑的对策建议。三是进一步研究融媒技术如何赋能主题出版。“融媒发展”是近年来的突现词，代表了当下的研究前沿与热点话题。伴随数字时代的来临，主题出版研究要注重探讨与科技融合的有效方式，以数字技术丰富出版形态、优化阅读体验、提升传播效果。
（作者系：秦艳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李一凡、闫玲玲，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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