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术期刊编辑与作者座谈是日常工作中的常见行为，为了让座谈的内容有趣有料，需要在准备过程中对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自我追问，进而做到“既见树木也见森林”的诚意分享。文章从“我是谁”“我能为作者做什么”“符合作者的什么期待”“我真的给到了吗”这几个角度进行思考，也呈现出通过座谈能够达成的深化职业自觉、明确比较优势、尊重群体差异、倒逼学术成长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学术期刊 学术编辑 自我追问 职业自觉
作为一名学术期刊编辑，随着与作者们深入交流的增多，笔者愈发感受到他们多么渴望能与编辑保持一种愉快、信任、充满创造力的关系。所以，受邀去与本专业领域的作者及其相关院校的师生开展座谈之前，笔者常常心怀忐忑的同时也充满期待，因为这是能够将多年工作中梳理并积累的文章类型、共性问题、打磨思路等一股脑儿地“讲给你听”的机会，从而希望借助这样的方式使作者少走弯路，编辑部也能够吸引到更多适合刊物的好文章。而为了让座谈的内容有趣有料，编辑需要在准备过程中对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自我追问，在座谈中“既见树木也见森林”的诚意分享也将助力编辑的专业成长。
一、“我是谁”：深化职业自觉
座谈所能发挥的第一重作用在于增进作者对刊物的了解，然后认同，而后通过科研成果的顺利发表等深化彼此的合作。在学术期刊的丛林中，声望是最稀缺的资源，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本学术期刊最大的价值，而声望只能依靠在历史中慢慢积累。声望的形成，建基于独特的办刊定位。对于教育领域来说，CSSCI来源期刊有三十几种，但面向基础教育的只有《课程·教材·教法》和笔者所供职的《中国教育学刊》（简称《学刊》）。这两本刊物各具特色：前者正如刊名所传达的，重在关注课程改革深化与课程理论创新、中小学教材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及教学理论发展与教学实践创新；后者则是一份综合性学术刊物，“既仰望星空，又脚踩大地”，致力于推出一批有思想深度、有学术分量的理论文章，形成一批有发展成果、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典型经验。《学刊》在多年的发展中，办刊宗旨经历了从“传播教育理论、推广教育经验”到“坚持理论创新、彰显实践引领”的转变，编辑也在坚持不懈的探索中，逐步将这种隐形的追求内化为个体的职业精神，且通过在座谈中的反复言说，既强化了对办刊定位的清晰认知，又促成了日常工作中的行动自觉。
朱剑老师在《徘徊于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中将依靠专家还是编辑办刊列入其中。[1]这也许本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命题，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不同的审稿模式，有的编辑部侧重于外审专家力量，有的编辑部的审稿工作则主要依靠编辑完成。《中国教育学刊》杂志社的经营特点客观上决定了编辑部更适合采取“自力更生”的编辑为主审稿模式。这对编辑是极大的信任，也是重大的挑战，编辑也在这样的摸爬滚打过程中见识了不同的疑难文章，练就了特有的审稿素养。正是这样的工作模式，使编辑强化了与作者的深入交流，在一篇篇文章“合作共赢”的打磨提升中获得了成功体验、提升了专业自信。同时，也在与作者沟通边界的不断磨合中确证了自己的身份和价值认同。
二、“我能为作者做什么”：明确比较优势
正如《编辑人的世界》里描述的，编辑是一群热情献身于工作、富于爱心的专业人士，他们愿意竭尽全力协助作者找到最有效的表达方式，与最广泛的读者保持联系。[2]换言之，相对于作者的学术功底，编辑的比较优势恰恰在于将作者的意图和水准以最好的方式呈现。
编辑这种比较优势的形成，除了受益于平日工作中對稿件的见多识广，更重要的是依赖于在对一篇篇文章打磨思路的冥思苦想中逐渐积累的一套心法。在与作者座谈的过程中，笔者花最多时间分享的也常常是文章精心修改后最终得以发表的心路历程。
其一，如何跳出研究者的自说自话？作者把研究写成文字，就是期望有一天，别人在解决同类难题的时候，可以参考其研究成果。所以在写研究报告或学术论文之前，要想象对面坐着一个人，思考他有什么知识背景，自己的研究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怎么说他才愿意接受，根据对读者的这些预判，再决定写作的风格。如果作者对读者的预设是准确的，那读者看着就会很舒服，也愿意接受。[3]笔者曾经责编过《我国幼儿园班级结构性质量与过程性质量关系的元分析》一文，但从文章标题和框架，难以感受出文章是写给谁看的，文章的价值点在哪里，要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该问题比较重要，研究发现是什么，以及政策建议有哪些。与作者深入沟通后，发现原来文章要回答的是“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要不要扩大幼儿园班级规模这一问题，并且文章重在发挥政策参照价值，于是索性将这个问题设定为文章的主标题，文章的框架也相应进行了大幅调整。这样做的目的是符合教育行政管理者、决策者等潜在读者的心理预期，回答他们的核心关切。除了在文章标题和框架上下功夫，文章开头还要告诉读者这项研究的意义，这样读者才会对作者的研究感兴趣。其实，不管是给读者画像，还是告知读者研究意义，其背后的心法，都是对象感。
其二，如何通过研究视角的良好把握提升文章的写作新意？其实这里考验的是作者和编辑的学术洞察力。学术洞察力不等于广博的知识，不等于高深的学问，不等于丰富的经验，而是所有这一切凝聚、升华成的鲜活的判断力。[4]比如，在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政策刚刚推出之际，《我国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的多源流理论分析》这样角度的文章是不是一篇好文章？编辑部讨论后认为，相比于用多源流理论对某一教育热点进行分析，以民办学校分类管理为例，剖析教育政策制定背后的利益博弈与调适艺术则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在写作视角选取的巧妙方面，《对开展教学伦理学研究反对之声的回应与批判》一文令人印象颇为深刻。这篇文章的写作动因在于，作者在开展教学伦理学课题研究时或发现不少人（尤其是广大一线教师）在关于教学伦理学研究对象问题上存在认知偏差，或听到有的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说教学伦理学研究目前还不是时候，或看到有的名人在著作中暗指“教学无涉伦理”，于是激发了深入的思考，并形成了这样一篇不同于寻常视角的文章。类似这种选题发现的有心之举，《民办幼儿园营非之选中缘何“名实分离”——基于全国范围的实证调研》也是另一典型案例。在实证研究中，许多作者的思维定式是认为统计差异显著时才有意义，一味追求报道统计显著性，得出不显著的结果就很丧气，却忘了反过来想一想统计差异不显著的意义。事实上，正是光速在各种不同媒介中无显著差别的发现，导致了天文学上基本计量单位光年的使用；医学上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大剂量与小剂量的疫苗接种对人工免疫无显著差别而使免疫接种简单可靠。[5]《农村留守学生不能被“污名化”》《取消高中文理分科应审慎推进——基于对高中生的调查》等文章都很好地运用了逆向思维。才以用而日生，思以引而不竭。编辑正是在与作者的相互肯定、相互激发中，实现了才能上的互补，从而造就了一篇篇满意之作。
三、“符合作者的什么期待”：尊重群体差异
基于《中国教育学刊》学术引领与实践导向的双重价值定位，刊物的作者群体除了高校等研究机构的研究者，还包括基础教育领域的教研员和校长、教师等，这两个群体的研究旨趣大不相同。为此，在与不同类型的作者座谈时，符合他们的期待并回答他们的问题，并以他们自认的角色对待他们时，其才会认为你完成了自己该做的部分。
对于理论研究者，随着专业分工的愈发精细，他们长于在自己的领域深耕，但也容易形成写作的固化模式。笔者在与其座谈时更倾向于呈现多样的精彩以及背后的选文思考。第一，从热点文章看交叉学科的写作定位。跨学科研究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取向，甚至由于整个教育现象的多维性和复杂性，跨学科研究已不光是可供选择的条件，而是必不可少的条件。[6]2019年，学前教育立法已经正式进入起草阶段，但仍然存在一些重要内容值得思考。《学前教育立法亟待厘清的几个问题》一文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该文从国家政策与基本权利、免费性与义务性、特权与权利、普惠性与非营利性这个几个维度从法学视角对教育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7]，做到了定位准、站位高和问题真。第二，比较教育的文章侧重视野和启示。如何改进师幼关系，是当前国际研究与教育管理中的热点。《美国三种师幼关系改进模式比较与借鉴》一文选择美国“储蓄时间”“我的教学伙伴”和“班级互动最大化”三种模式，分析了它们的应用框架与价值，比较了三者的差异，并指出了各自的局限，进而建议在三种模式的基础上设计综合化的师幼关系改进方案。[8]该文视野开阔、全面理性，改进建议的启示借鉴价值也比较大，是比较教育类文章中的佳作。第三，在教育实证研究的热潮中倡导事实与价值双重观照下的深度挖掘。推动中国出现更多的教育实证研究，是教育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提升中国教育研究回应和解决教育改革过程中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必然要求。对于“农村小规模学校公用经费”这样一个看似不太大的话题，其实大有探索空间。在学理上，公用经费保障需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要多少？谁来出？怎么花？这背后回应的其实是测算标准科学化的问题、财政体制改革的问题和管理体制创新的问题。这三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将为农村小规模学校经费政策的完善奠定理论基础并提供操作依据。在《中国教育学刊》为此组织的专题中，其中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农村学校公用经费测算标准研究》一文，不光指出我国农村学校基于“学生数”单维指标的公用经费测算标准存在严重缺陷，且基于新的测算理念，采于“基本+拓展+机动”的支出结构模块，构建科学化的公用经费测算标准，[9]这已经属于实证研究中层次比较高的以决策为目的的构建性研究。
对于中小学教科研工作者，笔者在座谈中尽量从其困惑处提供建议。第一，如何将优秀的做法转化成研究成果？这背后回应的其实是对于总结性的文章如何突破学理性这一难题。总结之所以被认为水平低，是因为其往往只代表了个体一些经验性的东西，没有从中抽取出理论性的、规律性的、创新性的东西。为此，我们在帮助一些作者进行成果提炼的时候摸索出这样一套方法：既然个体不具有说服力，那就提升站位，以宏观一些的视角来进行规律挖掘和学理提升，《教育家办学视野下的校长专业发展》《创建特色学校的路径与方法》等文章就是典型代表；光是数量多还不够，还需找到总结背后的那个“魂”或聚焦的那个“点”，如将《校本教师评价机制改进》修改成《唤醒教师专业自觉的教师评价机制改进》，再进一步，则需对实践问题作出新的、深入的理论分析或进行理论升华，例如，关注农村地区教师的专业发展，从地方性知识视角给予了深入分析，由此形成《乡村教师阶层分化及其社会文化后果》一文；关注教师焦虑等现状，经查阅文献，寻求理论支撑，最终形成《人学视野的教师焦虑》一文。第二，如何在对教育教学问题的敏感洞察中提升学理分析能力？其实，在教育理想形而上光环的照耀下，事实所表征的经验问题，才有可能转化或提升为理论问题。《小学数学教材解读集体偏差现象探析》一文通过界定概念，在回答了“是什么”之后，再遵循“为什么”与“如何做”的思路展开论证，让写作富有学理依据，也为类似文章的写作提供了思路借鉴。第三，如何破解人云亦云的“老生常谈”？这方面，曾经发表过大量文章的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汲安庆老师的理念值得提倡：钻研文本，非要把当下学者的研究高度摸准不可……没有新观点、新体验、新视角，决不罢休。如此，他写的文章都有自我在场，别人根本无法复制，却又都能“实现人生的通感”。即使是讲相同的知识，绝对有“我的故事”在；说相同的道理，绝对有“我的气场”在；解相同的文本，绝对有“我的新意”在。第四，如何借助写作提升教育教学的专业能力？从笔者责编过的文章看，对热闹的教育现象进行冷静的审慎思考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探索。比如，形形色色的课堂模式的大力推广是束缚了教师还是成就了教师？江苏省南通市跃龙中学的王坚老师对之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形成《从课堂模式的从众性推广看教学生态的重构》一文，认为当人们从教学生态的个性化构建回溯课堂模式的从众性推广时，“是否从众”已不是判断课堂模式对教师教育理念的影响是否存在的标准，“怎样从众”则成为影响课堂模式促动教师教育理念进步的参数。《高中作文教学的语境变迁与视觉美学反思》《对语文课堂文本迷失的理性思考》等文章也是很好的案例。
四、我真的给到了吗：倒逼编辑学术成长
期刊内嵌于学术共同体，作者参加座谈总是期望编辑能够或多或少地为之提供本学科的研究动态，从而在选题方向上更为清晰。编辑为此精心准备的过程，也自然成为自我学习与提高的过程。就具体内容而言，笔者长期负责学前教育研究这个板块，在此方面曾做过如下尝试。
第一，探讨学前教育专业知识生产的现实境遇。学前教育专业知识生产典型地表现出超学科性，内生地具有经验性、内隐性、个体性和情境性，同时兼具知识生产的社会弥散性、社会问责和反思性。[10]目前，相比于其他的教育学二级学科，学前教育专业的知识生产在指导学前教育实践、探索学前教育規律、为学前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等方面都比较薄弱。改善这种境遇，一方面需要增进文化自觉，对改革开放以来纷纷传入中国的各种学前教育思想流派做必要的审视，超越忠实的拥趸和“传承者”，鼓励《“蒙台梭利”神话的批判与真实——基于罗兰·巴特“神话学”符号分析理论》《我国幼儿园瑞吉欧方案教学的批判与改进》这样文章的发表；另一方面增进学科认知，认识到现代意义上的学前教育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是植根于社会的实际需要，而非源于学科演绎的逻辑，如此，学前教育专业知识生产必须更多走向幼儿园实践现场，走向“田野”，《重塑时间生活：幼儿园时间制度化现象审思》《幼儿意外伤害发生规律探析——基于案例的实证研究》《“课程游戏化”还是“游戏课程化”——命题背后的价值取向》这样的文章即较好地发挥了学术研究的实践指导作用。
第二，从人大报刊转载文章中形成对学前教育发展基本问题的全局把握。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的特色在于以专家和学者的眼光，依循严谨的学术标准，去芜存菁、优中选优，提供高质量的学术信息产品。从其转载的文章中可形成对办什么样的学前教育、谁来办学前教育、如何办好学前教育等问题的框架性认知，进而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启迪自身的思考。办什么样的学前教育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学前教育是否纳入义务教育，《学前教育的两难选择与政策建议》一文中指出当前我国学前教育暂不宜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学前教育立法亟待厘清的几个问题》中进一步指出，可以根据条件实施免费学前教育，但不宜将其纳入义务教育。然而，实施学前一年义务教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一项国际性学前教育政策，这与中国的实际有哪些不合时宜？《我国普及学前一年义务教育需要迈过四道“坎”》给出的分析是否切中了要害？再比如，“学期教育小学化”尽管被广为诟病，但将其与国外使用的“schoolification”进行比较发现，“学前教育小学化”的概念命名缺少逻辑检验，概念内涵模糊不清，结合早期教育的国际趋势以及国内外学前教育功能定位的差异来看，小学“零起点教学”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议题。[11]从知网检索的情况来看，对学前教育“小学化”的成因及对策的相关研究很多，但对幼儿教育“去小学化”的理性探讨方面文章也很多，对此如何合理把握？谁来办学前教育这个问题关涉办学主体的选择，有研究经比较发现：教办园虽占据资源配置优势，但在结构性质量以及过程性质量的多个维度低于他办园；普惠性民办园虽然整体教育质量较低，但部分园所也能够提供较高质量的师幼互动。[12]对此，学前教育立法中应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教育部门与其他部门、公办与民办等重大关系？在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的政策背景下，有研究者指出促进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非营利转向更适合中国国情。[13]但其前提是政府和园所形成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关键在于涉及园所根本权益的补偿奖励、财产清算、扶持优惠这三大制度保障，在这些方面理想与现实还有多大的差距？尽管引导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法人属性选择之时更多地转向非营利能够实现对教育公益属性的更高回应，但民办幼儿园营非之选中缘何“名实分离”？在如何办好学前教育方面，學前教育技术理性主义和意义生成主义两种取向的质量话语，结构性质量与过程性质量的关系，世界各国学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学前教育指标体系的构建等同样是充满张力又值得关注的内容。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学刊》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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