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姝

　　摘 要：建设高质量出版智库是出版业“十四五”时期“打头阵”的重点任务。自2018年《关于加快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的指导意见》印发以来，出版智库建设一直在快车道上高速前进，但触角广而深度不够、成果多而转化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影响力焦虑席卷而来。《中国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影响力评价（2020）》创新性提出出版智库评价体系，在评价过程中全景洞察出版行业智库发展现状及问题，提出了冲破发展瓶颈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闻出版 智库建设 智库评价

　　2021年底，国家新闻出版署發布《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紧接着，2022年1月发布《关于实施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的通知》，决定从2022年起以遴选培育等方式，打造出版领域高质量、梯队化智库。这对出版行业智库建设既是激励与鼓舞，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挑战。我国出版智库发展现状如何？面临哪些亟待解决的痛点问题？如何冲破这些瓶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副院长张立带领团队历时几年深入研究，在《中国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影响力评价（2020）》[1]一书中全面、客观地回应了这些出版智库发展过程中绕不开的问题。

　　一、恰逢其时：快车道上的出版智库建设

　　1.政策赋能出版智库大踏步发展

　　在中国，智囊文化源远流长。古代虽然没有专门的智库机构，但门客、谋士、师爷等角色，或多或少扮演了智库的角色。而现代智库在中国快速发展也就是这十几年来的事情。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来，我国智库有了长足的发展。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20全球智库报告》显示，中国智库数量达到1413家，位居世界第二。“井喷式繁荣”是当前我国智库发展的整体图景。[2]

　　作为党和国家重要的思想文化宣传阵地，新闻出版业按照党和国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总体部署与要求，一直在加速行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加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行业新型智库建设。2018年3 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关于加快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形成具有资政影响力的智库集群的奋斗目标。《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将“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列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工程打头的举措，提出“着力打造20家左右有较大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出版高端智库”。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传媒企业、高等院校、行业研究机构纷纷着力打造新型出版智库。《中国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影响力评价（2020）》首次全面盘点了出版智库建设的“家底”：总体来看，专门从事出版研究的智库有近30家，通过统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单位的方式搜集到267家，通过统计核心期刊发文单位的方式搜集到211家。这些出版智库也产出了一大批成果。如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自2015年以来，每年都承接各级政府和企业委托课题100项左右。正如张立在该书后记中写道的：“近年来我国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取得了突出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这是主流。”

　　2.多元并举打造种类多样的出版智库

　　目前，我国出版智库主体涉及党政部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出版传媒企业、社会组织五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作为我国出版领域重要党政智库，既是党和国家新闻出版政策制定的智囊团，也是领导机关与行业其他智库的桥梁。科研院所智库和高校智库优化研究导向和研究结构，把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等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强化基础理论研究质量；创新体制机制，完善决策需求分析、研究选题、科研组织和考核、研究报告质量评审等关键环节的工作机制和科研管理制度[3]；加强协同创新，积极与其他智库交流合作等方式，积极向“新型高端智库”转型。出版传媒企业智库从自身发展目标和结果诉求出发，成立智库研究部门，开展行业发展策略研究。社会智库以整合、链接行业内企事业单位为抓手，推进智库研究。

　　3.积极推动出版智库联合创新与合作交流

　　2017年11月，新闻出版业首个以产业为研究方向的新型智库联盟——新闻出版产业新型智库联盟成立。该智库联盟由国内18家从事新闻出版业的出版传媒机构、互联网信息服务平台、科技公司、产业创新研究院所、社会智库等自愿联合发起。2016年以来，出版智库间的交流活动也非常丰富，如光明日报社和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新型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播高峰论坛”、融智库主办的中国新闻出版智库高峰论坛等。这种搭建行业合作平台、聚合科研力量、共享科研资源、开展重大项目协同研究的方式，既催生了高质量研究成果，也实现了出版智库的协同发展。

　　二、挑战重重：出版智库建设的三大痛点

　　“在我国智库发展‘井喷式繁荣的同时，‘影响力焦虑正在成为普遍问题。”[4]出版智库当然也不例外。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认为，目前新闻出版领域的专业智库，从事基础性研究的居多，与高端智库为政策服务的定位尚存在较大差距。[5]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张志强教授等认为，目前出版智库建设呈现概念泛化、结构失衡、影响有限的特点。[6]《中国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影响力评价（2020）》基于对27家目标智库的影响力评价，指出当前我国出版智库发展存在三大痛点。

　　1.趋于泛化的智库概念与尚有不足的创新能力

　　智库概念泛化，主要体现在出版智库的定位和边界仍然比较模糊，被冠名为“智库”的机构越来越多，但往往是“新瓶装老酒”。以新闻出版基础理论研究为主的机构算不算智库？高校的新闻出版学院算不算智库？出版企业设立的服务本单位业务的研究机构算不算智库？有哪些标志性成果才能算智库？等等。界定新闻出版行业智库这个问题，曾困扰了张立领衔的研究团队两年有余。他们几乎翻遍了国内外所有相关研究成果，也没有找到一个“标准答案”，最终给出了一个符合其研究目的的界定，即狭义上来说，新闻出版行业智库是以新闻出版领域的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在新闻出版领域的决策为研究目标的研究机构。在评价过程中，他们也发现，很多所谓的智库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真正参与到决策咨询中来，或者说能把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参考的还不多，智库建设多停留在形式之上。

　　智库创新能力不足，主要体现在前瞻性、创见性的欠缺上。聂震宁在《我国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的历史与现实研究》一文中提到，目前国内出版智库有许多属于诠释型智库，而非创新性智库。其研究大多集中在政策和决策的解读上，缺少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更缺乏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政策性解决建议和对策的能力。[7]崔嘉欣研究发现，我国现有出版智库成果普遍表现为区域化的研究对象、浅层次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多以文献分析为主。[8]张立研究团队也发现，很多出版行业智库存在专业特点不明显的问题，在研究主题选择上追逐热点，研究领域铺开面广但研究不深入，導致研究成果空泛无物和低水平重复。

　　2.不够通畅的信息渠道与普遍存在的宣传短板

　　张立认为，信息不通畅是当前智库成果转化面临的最大问题。而从事智库的专家学者，尤其是非党政部门智库的专家学者，获取政策需求信息的渠道非常有限，有时只能靠“猜测”和“揣摩”来进行选题和研究，往往导致智库成果让党政决策部门感觉“不够解渴”。

　　宣传短板也是当前我国出版智库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中国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影响力评价（2020）》的社会影响力评价结果来看，被评价的27家智库中，建立了官方网站的有9家，开设了微信公众号的有10家，开设了微博官方账号的智库仅有5家。官方网站是智库对外宣传的第一平台，是让外界了解智库建设、运营和发展情况的一张名片。然而，我国出版智库官方网站建设运营情况并不理想。25%的智库官网半年以上未更新机构介绍信息，45%的智库官网在科研课题和项目介绍方面是空缺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智库报送成果的主要途径是内部报告，形式比较单一，面向社会及公众的影响力较为有限。

　　3.参差不齐的智库成果与尚待健全的评价机制

　　在党政决策部门“求智若渴”的大环境下，冠以“智库”的机构越来越多，冠以“智库报告”的成果越来越多。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认为，通过第三方评估的方式，甄别出质量较高的智库成果进行报送，能够一定程度解决智库成果的报送渠道不畅通的问题。[9]

　　张立团队在对出版智库进行评价时发现，受政府委托进行的研究，成果大多以内部报告的方式提交，在公开资料中难以准确获取智库资政成果的产出数据和领导批示情况。这对第三方机构开展智库评价带来了极大困难。面对这一问题，国内智库评价体系主要采用定性和定量评价两种解决方法，或邀请专家及同行为智库打分、排名，或通过自建数据收集平台、发放调查问卷让被评价智库自行填报数据，但这两种方法在客观性和准确性上都或多或少有所欠缺。

　　三、冲破瓶颈：按下出版智库高质量发展“前进键”

　　1.明确定位：以资政为核心，走专业、特色、精深路线

　　面对与“智库热”相伴而来的智库泛化、泡沫化、成果量多而质低等问题，将资政能力建设始终作为核心发展方向，聚焦特定领域、特定问题持续性跟踪研究是关键。一个资政能力强的智库，应当能在政策纠偏、战略预判、远景谋划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具体到智库研究专业方向选取上，党政机构智库以及规模较大的科研院所智库、高校智库，宜更加着眼于宏观和长远的公共政策问题；对于一些特色鲜明但规模有限的社会智库，可以聚焦业界新兴现象、典型问题案例来开展研究。此外，把领域内专家凝聚起来，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基础上，实现仁智的集大成[10]；与互联网、数字经济等领域专家合作，组织跨界型生产，走在实践前沿，也是研创高质量智库成果的重要路径。

　　2.打破壁垒：完善决策咨询供需双向机制，提升新媒体传播能力

　　当前出版智库的三大壁垒表现为政府需求难以获取、行业内合作浮于表面、传播影响力难以破局。要在筑牢保密防线的基础上，建立资政供需双方信息交流的渠道，如拓宽信息公开范围，定期发布决策需求信息；建立出版智库与相应领域决策部门长期合作的机制，如政府委托、课题合作；建立旋转门机制，如鼓励退休官员进入智库发挥余热，为智库研究者提供走进政府的机会。

　　传播力是新闻出版行业的“基因”。出版智库更应加强传播力建设，不仅让高质量智库成果影响高层，也让其走进受众、引导受众，不断提升影响力和公信力。数字时代，建立多渠道、多载体的传播机制，把握好网络空间是关键。一是要重视智库成果的选择性传播、有目的地进行议程设置。[11]二是要加快智库网站、新媒体平台建设。三是要与外部媒体建立常态化的联系机制。

　　3.以评促建：舞好出版智库评价“指挥棒”

　　国际上，从2006年开始，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劳德研究所每年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成了全球较为权威的智库排行榜。德国设有中立的第三方机构专门负责对全国智库进行评价，以莱布尼茨协会为代表。日本一般在智库内部设立评估委员会，人员由国家公务人员和兼职教授组成。韩国政府则设立智库管理机构国家经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会（NRCS），智库评价全部归属于其管理。

　　放眼国内，2014年至今，多家知名学术机构开始开展智库评价，其中较有影响力的评价报告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发布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每年发布的《中国智库报告》等。整体来看，国内的智库评价呈现百家争鸣局面，这是非常积极的信号。但同时，现有智库评价体系多是不分专业、行业的通用框架，对于发现行业智库存在的问题有一定局限性。

　　对出版行业而言，基于国内外智库评价方法，结合行业特色，量身打造出版智库评价体系，才能更好实现以评促发展。张立团队在《中国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影响力评价（2020）》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以智库影响力为评价基准的出版智库评价体系，围绕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构建了四级评价指标体系。政策影响力上，创新性地采用了分析政策文件主题词与智库论著主题词相关性，以及智库论著初版时间、发表时间与政策发布时间的先后顺序的方式，来测度智库论著的政策相关性、政策前瞻度。学术影响力上，采用了论文引用指标评价方法，以智库发表的新闻出版相关文章的h指数和g指数来测度。排行出来后，由于涉及高校较多，又与教育部学科评估结果等进行了比对观察。社会影响力上，以智库网络媒体曝光度和智库网络传播能力来综合评价。应该说，聚焦专业领域智库开展评价，出版行业走得非常靠前，业界也需要更多这样的尝试。

　　繁荣与焦虑并存，成绩与问题同在。这是出版智库发展的现状，也是事物发展绕不开的过程。把握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进一步找定位、盘问题、探趋势、聚人才、谋对策，在“精、专、特”上做好文章，打造出名副其实的新型高端出版智库，还需要更多的出版人贡献智慧。

　　（作者单位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