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一明

　　摘 要：古籍整理的深度，主要在于古籍整理者的学养和对该种古籍的认识、研究深度。古籍深度整理，不能仅狭义理解为注释形式。影印、点校、集校、辑佚等形式，也要能体现整理的深度。合格的古籍深度整理，实际深度上应与外在形式相一致。评价古籍深度整理作品，不宜仅依据外在形式而忽略其实际深度。

　　关键词：古籍出版 深度整理 外在形式

　　深度整理是当前古籍整理追求的一个方向。古籍整理的深度，不仅在于整理形式，更在于古籍整理者的学养和对该种古籍的认识、研究深度。现在普遍存在将深度整理狭义理解为注释的情况，比如校注，名义上校勘排在注释之前，但在认定深度整理时又把注释放在校勘之上，只要有注释，校勘做得差些也还号称深度整理。如果没有注释，校勘做得再好，仿佛也没有深度。从对古籍整理的认知深度而言，影印、点校、集校、辑佚等整理形式，并不因为不加注释而缺乏深度。同样，注释并不意味着即是深度整理，深度整理并非只有注释一种形式。

　　一、影印古籍中的深度整理

　　20世纪前半期的影印古籍中，最负盛名的是张元济主持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与《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以下简称《衲史》）虽采用影印方式，但选用的版本都是最早且最好的版本，而且多数是精心选取几个不同的版本配补起来的。[1]“在影印的过程中，善本在不断发现，校勘在随着每一种史的影印而不断深化。甚至在出书前还在根据校勘结果而抽换版本。”[2]经过校勘的各史均有校勘记，校勘记原稿凡一百七十三册，中华书局组织点校《二十四史》时，除《后汉书》等十一史用《衲史》影印本作底本、《汉书》等十史用《衲史》作校本外，又有《晋书》等十史援用《衲史校勘记》作为校勘参考。[3]由尚存十六种《衲史校勘记》可知《衲史》校勘难度之大与用功之深。《四部丛刊》影印时注重版本的选择与抽换、卷叶和序跋的增补，各书后大多附有出自张元济、孙毓修等行家之手的校勘记，在校勘的审慎与校勘记的增辑等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4]当然，张元济主持影印的古籍包括《续古逸丛书》在内，存在一定的描润、改字情况，今人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学术环境中，在实现为读书人提供精善读本的目标方面，体现了整理者高超的认识水平和整理能力，是当之无愧的深度整理。

　　20世纪下半叶，仍存在影印本加点校的情况，如中华书局影印《四库全书总目》由王伯祥断句；影印胡刻本《文选》不仅加断句并描修残缺漫漶处，见于顾广圻《文选考异》的文字在原文中以三角号标出，还将尤刻本与胡刻本较重要的异文校出。又如齐鲁书社出版的戴家祥整理孙诒让《名原》、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戴家祥整理孙诒让《古籀余论》等，均在原刻本上进行标点，并施以专名线和书名线。

　　近年所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经义述闻二种》，收录嘉庆二年刻不分卷本与嘉庆二十二年江西刻十五卷本两种《经义述闻》版本。此两种较之道光七年刻三十二卷定本，尚属过程性版本，但其不断增订、三次刊刻的历程，确属关系清代学术史的重要个案，值得研究处颇多。三十二卷定本已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附条目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点校本，颇便使用，但从研究者的角度而言尚需更多版本。《经义述闻二种》于影印本《解题》中对已知的中国大陆地区所藏十种不分卷本、台湾地区所藏一种不分卷本、日本所藏一种不分卷本，以及不分卷本稿本进行条目统计，又在书末附录整理者所编《经义述闻十五卷本以前各本条目对照表》《国家图书馆藏经义述闻王氏批语辑录》，对于探讨该书成书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虽说全书采用影印方式，但整理者的处理方式，体现出对于该书文本的认识深度和整理深度。相比之下，某点校本《高邮二王合集》搜罗《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康熙字典考证》以外的诗文、序跋、书札、考辨文字，整理难度较大，能够方便读者；但所辑他人与王氏父子往来文字，其校注虽以“深度整理”面貌出现，却存在较多问题。不仅注释时有时无，甚为随意，也有一些错误。如丙编“诗文”辑录了时人提及王氏父子的诗文，其中陈寿祺《岁暮怀人道中作七首》其五“家业王阳举世稀”一句，校注称：“王阳，本是汉代王崇、王吉异名，一以清廉知名，一以敢谏知名。此处殆指明代理学重镇王阳明而言。王引之祖父王安国以上五世传习理学。人名减一字称之，诗赋骈文中不乏其例，王勃《滕王阁序》称徐孺子为徐孺，称杨得意为杨意即是。”这个解释实在牵强，考证也有错误。按，此处“王阳”二字当解释为王献之、阳休之的合称，此从家学渊源、名字均带“之”字而化用。试想如果该处没有注释，仅使用专名线，看到“王阳”二字是标在一起还是断开，就能知道整理者对于该诗的理解有无差池。此外还有较多诗文存在校注、系年有误，随手翻检，即见汤金钊《题王石臞年伯校书松菊园图》“卫公好学忘年耄”注误将“卫公”作“卫覬”，“卫公，殆指汉魏人卫覬，享年七十四岁，以文章显”，实际应指卫武公；龚自珍《访王子仁》注王子仁“详《清史列传》”，实际《清史列传》无王子仁；陈文述《神羊行赠王怀祖给谏念孙》注误将号“退庵”作字；张维屏《秋日陈恭甫师招同王伯申宫庶引之程春庐兵部同文陈石士编修用光吴兰雪国博嵩梁查梅史孝廉揆集寓斋小饮席上赋呈》当作于嘉庆中，“说明”误作于道光初年。且不说注中多解释“催科”“抚字”“侍坐”“升堂”“? ，同搜”这类大多数文史领域人所共知的常识。从这个例子可见，“深度”与否，并不在于整理形式，不能简单认为注释深于点校，点校深于影印，而在于所做的整理工作是否体现出对于古籍本身的认知深度。

　　二、古籍校勘与辑佚中体现的深度

　　校勘是任何古籍整理工作必须面对的，一般古籍整理均取若干版本或他书进行校勘，并不视为深度整理。但当面对版本繁多、系统复杂的传世古籍时，且前人校勘成果较多，也需斟酌取舍，往往采取集校、汇校等形式对文本进行系统的校勘，一方面总结前代的校勘成果，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整理打下基础。较为知名的，如郭沫若等《管子集校》，黄焯《经典释文汇校》，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徐时仪、杨艳《朱子语类汇校》等。至于像《十三经注疏》这样篇幅巨大、流传久远的经典，所汇集的儒家十三部经典的经文、古注、音义、疏文，大多数在宋代以前形成，到南宋出现经、注、疏合刻本，再到明清时期的诸多刻本，版本更加复杂，校勘难度也更大。杜泽逊师近年主持“十三经注疏汇校”，利用当今学术条件对《十三经》进行大规模系统校勘。目前已经出版的《尚书注疏汇校》，“以校勘《尚书注疏》传世版本为主，以《尚书》早期单经本、经注本、经注释文本为辅，所校版本有：唐开成石经本、宋刻单疏本、宋刻八行本、李盛铎旧藏宋刻本、宋王朋甫刻本、宋刻纂图互注本、宋魏县尉宅刻本、蒙古平水刻本、魏了翁《尚书要义》、元相台岳氏刻本（清乾隆重刻）、元刻明修十行本、明永乐刻本、明嘉靖李元阳刻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清乾隆内府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乾隆内府钞《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清嘉庆阮元南昌府学刻本，共十九种”，其底本“选用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本，影印置于各卷汇校之前”，并将乾隆武英殿刻《十三经注疏》本所施句读，照式移于北监本上。[5]校勘时又吸收前人校勘记如顾炎武《九经误字》，日本山井鼎、物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武英殿刻《尚书注疏》附《考证》，卢文弨《群书拾补》，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阮元南昌府学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等十五种。[6]在深入梳理《尚书注疏》各版本源流及其性质的基础上，确定底本与校本，通过系統校勘，揭示《尚书注疏》在流传与刊刻过程中的文字变化，对于《尚书注疏》文本的认知超过以往，对后续整理与诠释《尚书注疏》提供了详实可信的依据。

　　辑佚是根据现存古书对亡佚古书的复原，至清代成为专门之业，不仅出现黄奭《汉学堂丛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等辑录经、史、子部书为主者，也有官修《全唐文》《全唐诗》，及私修《金文最》《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大型集部辑佚专书。辑佚对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之学要求甚高，其深度也就综合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采辑不广者往往有补辑之作。以集部书辑佚为例，近几十年来的大规模文献辑佚，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等最为知名。如《全唐诗补编》，在王重民《补全唐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孙望《全唐诗补逸》、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所收诗二千余首、句四百余条（合刊为《全唐诗外编》）外，又辑成《全唐诗续拾》六十卷，得四千六百余首又一千一百与句，远远超过前人所辑佚诗的总和，达到《全唐诗》收诗总数的七分之一。“引书遍及四部典籍、佛道两藏、方志谱牒、石刻法帖、敦煌遗书、域外汉籍，其中甚多他人未用或罕见之书。”[7]在辑佚的过程中，对非唐人诗冒唐人名者、非唐人诗冒唐人诗者、非唐人与唐人名姓相同篇什混杂者、作者事迹不详是否唐人无从判定者、唐人诗张冠李戴至一诗而三四见于他人名下者、好事而姑为托撰者、百为而借以隐名者等复杂情况进行审慎考辨，较好地解决了求全与求真的统一问题，做到了辑录、辨伪、校勘三方面的有机结合。[8]在20世纪80年代尚无电子检索的学术条件下，更是难能可贵。《全唐文补编》以四部、佛道、敦煌、域外文献为主，石刻文献则尽量回避《唐代墓志汇编》《汇编续集》《全唐文补遗》等所收墓志，仅收录旧方志中的金石文字，辑录唐人遗文六千余篇，蔚为大观。

　　在专书辑佚方面，则有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刘跃进、徐华《文选旧注辑存》等。《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对现存最早杜诗编年注本宋代赵次公注进行系统辑佚。赵注分甲乙丙丁戊己六帙，其中甲乙丙三帙之辑佚，以中华书局影印南宋宝庆元年曾噩刊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简称《九家注》）为底本，校以清嘉庆刻本及《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十种杜集注本；丁戊己三帙以国家图书馆藏明钞《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残卷为底本，校以成都杜甫草堂藏清钞《先后解》残卷及九家注。甲乙丙三帙之编次，尽量依照明钞本体例进行复原。[9]辑录体例完善、搜罗全备、校勘精审；校勘时讲究用书之版本，汇校各本时处理审慎，于赵注引书引文尽可能核检原书以订正缺讹，且“于赵注本身在引史实不符合诗意、文理欠通等方面的错误，及引据史文与今本有所不同者，皆保留原貌，或加校语，不随意改动，因前者可见赵注之不足，后者容为赵氏别有所据。全书校勘程力至多，而所出校记显然经过由繁至约的处理，故皆简洁得体，无枝蔓芜杂之病”[10]。修订本采纳他人补辑的若干条，现存赵注大致辑录殆尽。《文选旧注辑存》辑录李善所引旧注、李善注、五臣注、《文选集注》、佚名古注，对现存宋代以前的《文选》旧注进行系统整理，所采版本也都是经过精密考虑后的审慎遴选。

　　总之，优秀的古籍校勘与辑佚作品，是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之学的综合体现，是古籍深度整理的一种重要形式。

　　三、并非所有注释均有深度

　　注释古籍，本来是有较大难度的。张舜徽《中国文献学》说：“平心而论，替古书作注解工作，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一方面固然要明于训诂通例，解释得很清楚；另一方面，又必需学问渊博，能够作探本穷源的深入工夫。”[11]具体到集部古籍，近人汪辟疆曾说：“注古人诗文，徵事第一（原注：指与作者及本文事实，非注不明者），数典第二，摘句第三，平文第四（原注：如王文诰注苏，兼论诗文）。至于训诂，本为最尊，然施诸古书，如颜监之注班，李善之注《选》，为用自宏。唐宋以后，文家奇僻之字究属不多，偶一有之，博稽前说可也。古书注最博大者，《汉书》颜师古注，《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刘孝标注，《文选》李善注，夐乎尚矣。宋人如施元之注苏，任渊注黄、陈，李璧注荆公，胡稚注简斋，以宋人而注宋人诗，故注中于数典外皆能广徵当时故事。俾后人读之，益见其用事之严，此其所以可贵也。”[12]正因为难度大，所以前人在整理古籍时采用注释方式的并不太多。章培恒论钱仲联古籍笺注工作贡献时说：“笺注之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种，但进入20世纪以来，这门学问却已面临了危机；到今天更仅赖一二前辈学者支撑。下一世纪将会如何，实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13]文章写于1999年，当时电脑尚未普及，古籍整理还不大依靠数据库或搜索引擎，笺注之学仍然采用传统的办法，比前代稍便利的条件，主要是工具书、古籍影印本。

　　但近十几年来古籍注释之作频出，与古籍数据库检索便利有较大关系。刘永翔《E考据》中说：“此间上庠师生无不藉数据库以撰论文。其利在速，昔之注书，老师宿儒穷数十年之功不能成者，今初学者旬月间可就也。其弊在不复读书，惟计算机之是赖，‘误称于宝，错认颜标者屡见不鲜也。夫才学识三长，本须历时之久，日烹月炼始成，计算机可代者惟学之中记诵一隅耳。故今日之论文，材料不忧其少，撰者动手（按键盘）即办，不必如傅孟真之尚须动脚也。而文字苦寙，识鉴全无，则在在而见。虽然，苟三长具足者解用其法，则如虎添翼、如龙得云矣。”[14]撰写论文如此，整理古籍自然也离不开数据库。目前以校注笺释（或也编年）为主的深度整理，集部古籍占了较大比例，有些注释的深度实在不像书名所标举的那样。

　　如《述学》是清人汪中的名作，2014年出版的《述学校笺》于各篇之后，列校勘记、解题、系年、笺注、集评等，看起来体例齐备，但似深实浅。因为很多笺注，都是文史学子耳熟能详的，并且大段抄录古书，有些当注者反而不着一字，达不到对阐明《述学》篇意、补其未备、辨其讹误的期待。各篇之后所谓“解题”，大多类似按语，甚或是赏析、传记。“集评”则摘录《越缦堂日记》《谭献日记》，甚至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体量虽然增大，实际程度不深，反倒让人觉得注水太过。笺注中不知所云的错误较多，举书中《汉雁足镫盘铭释文》一例言之。汪氏文中云：“古之烛束薪为之，或执之于手，以膏为烛，始见于《秦始皇本纪》，则宜有盘以承之。‘镫，其别也。故《外戚传》：‘乃夜张镫烛。《钟鼎款识》所载，凡七，镫别出，车宫承烛盘是也。”笺注：“《钟鼎款识》，宋王厚之所著，著录其所见之钟鼎彝器。铜镫，为其中之一。”按，所谓王厚之《钟鼎款识》，是王氏集拓古器物五十九种并施题识之书，曾经清人朱彝尊、查慎行、翁方纲、钱大昕等题跋，阮元于嘉庆七年得到该册，加以考释，摹刻行世。但该处《钟鼎款识》并非王氏此书，而是宋人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的简称，薛书卷二十“汉器款识”镫类著录上林荣宫镫、首山宫镫、甘泉上林宫行镫、林华观行镫、甘泉内者镫、龙虎鹿卢镫、耿氏镫七器，又著录“车宫承烛盘”。笺注不仅张冠李戴，标点也有误，应作：“《钟鼎款识》所载凡七镫，别出车宫承烛盘是也。”汪氏下文又引吕大临《考古图》、欧阳修《集古录》以疑汉权公私大小并非一律。因蓝田吕氏兄弟均甚知名，汪氏误作“吕微仲《考古图》”。[15]“微仲”是吕大防字，《考古图》撰者吕大临字与叔，笺注者未纠正汪氏笔误，仍节引《宋史·吕大防传》，述吕大防生平大要。这类圆凿方枘的笺注比比皆是，且不要说“首六字漫漶”笺注“漫漶，模糊貌。韩愈《新修滕王阁记》中‘赤白之漫漶不鲜者，治之则已”这类无谓的了。如此“深度”注釋，与前言中自诩“即使是学术性的论文，由于出语渊雅，似亦应施以笺注，以了解所讨论之问题，并辨其学术渊源之所在”相去甚远。

　　目前古籍善本影印琳琅满目，重要古籍多有不同版本可供参校；古籍普查成果卓著，各种古籍存藏情况也得以揭示，深度整理条件超过以往。但目前所见很多古籍整理在搜集材料方面较为完备，却缺乏裁断，而优秀的古籍深度整理需要利用有利学术条件，综合运用各种知识，加以融会贯通。以近年所见杨明《陆机集校笺》而言，该书并不以现存最早的陆元大本、影宋钞本为底本，因两本“并非六朝、隋唐流传有绪之旧本，而是自总集、类书中辑录编成者。其辑录范围，不出《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艺文类聚》《初学记》等数种常见之总集和类书。以出于《文选》《类聚》者最多，其次为《乐府诗集》……”“其集既出于辑录，故本书不以陆元大本、影宋钞本为统一之工作底本，而是溯其渊源，分别以诸篇所从出之总集、类书的善本为底本。这样做可以提供现存陆机作品较早的文本状态，也可避免为陆本、影宋钞本内新增的讹误出校，减少校记数量”。[16] 该书所用校本，也以宋以前文献为主。如《文选》选择韩国奎章閣藏六家注本“所反映的李善注本为底本，而以六臣注本系统、李善注本系统、五臣注本系统三者的代表性文本，旁及《文选集注》、敦煌写本《文选》等，作为校本。陆元大本、影宋钞本《陆机集》，仍作为重要的校本，但其明显的错讹不出校记”[17]。在校勘所用版本方面以简驭繁，提纲挈领，是在深入研究文本演变、版本形成基础上做出的妥善处理。不迷信宋本，显示出对于版本、校勘的深入理解。[18]该书校勘精审、注释严谨精当，如卷三《感丘赋》“泛轻舟于西川，背京室而电飞。遵伊洛之坻渚，沿黄河之曲湄”，笺注：“西川，西来之川流。榖水自洛阳西北分流绕城，复自城东东流，至偃师与洛水会合，继续东流。”“伊洛，伊水在洛阳南流入洛水，此云伊洛，实指洛水而言。湄，《尔雅·释水》：‘水草交为湄。谓水之岸也。洛水东北流，经偃师南、巩县东，于成皋西入河，是陆机所经行处。”[19]笺注地理简明扼要，可见对当时地理、陆机经行均所知甚深。即使承袭前人成说之处，也能追本溯源，如卷三《叹逝赋》“昔每闻长老追计平生同时亲故”，笺注：“平生：《论语·宪问》：‘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何晏《集解》引孔安国：‘犹少时。”[20]此句《文选》李善注云：“《论语》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国曰：‘犹少时。”按，《论语》孔安国注未见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可知李善注亦应从何晏《论语集解》中转引，《陆机集校笺》补足出处，甚为严谨。而五臣注“铣曰：皆长老之所谈者也。平生，少时也；凋落，死亡也”等浅近易解者均未引用，可见其裁断。该书不迷信旧本，不堆砌注释，厚积薄发，充分展现出笺注者的深厚功力，是优秀的古籍深度整理作品。

　　综上所述，合格的古籍深度整理，应在实际深度上与外在形式所标识的“校注”“笺注”“汇校”“集评”等一致。在评价古籍深度整理作品时，也不宜仅依据外在形式而忽略其实际深度，而应结合古籍的具体情况及其复杂程度做出合理的判断。

　　（作者单位系福建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