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娜

　　摘 要：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戏剧家传记的出版历史与现状进行梳理分析，勾勒出其从早期以研究机构为主导的传记出版，到中期以出版社为主导的主体转变，再到新世纪以来在转型中逐渐趋于冷寂的发展脉络。这其中，有图书发展变迁的时代因素使然，也有出版社作者队伍构建不充分、选题开发缺少规划以及开拓创新意识不强等主观原因。本文认为，以戏剧家传记内容打造和作者队伍构建为基础，以国家出版基金等项目助力产品线建设，以融合发展为抓手，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或许不失为新时代戏剧家传记类图书出版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现代戏剧家传记 传记出版 原创性 融合发展

　　全国出版总书目数据显示，1978年以来，各类传记作品一直处于增长态势，个别年份传记占当年出版总量甚至达到27%。[1]传记出版曾一度超越小说的数量。现代戏剧家传记作为传记中的专业小类，真正进入出版是在1978年以后，迄今已有四十余年。本文通过对现代戏剧家传记的出版情况进行梳理，以期管中窥豹，探索专业类传记出版发展趋势，对其出版策略提供一些方法论意义上的参考。

　　一、现代戏剧家传记出版历史及现状

　　笔者通过对四十多年来戏剧家传记出版情况进行多方搜集，梳理发现有8位现代戏剧家、共计48部传记问世。其中，尤以田汉、曹禺、夏衍三人的传记为最，达34种。四十多年来，戏剧家传记出版大体发展脉络如下：早期呈现出以研究机构和作者为主导、以简传为主要形式的萌芽特点；中期表现为由出版社主动参与策划的繁荣发展上升阶段；而进入新世纪，戏剧家传记则在转型中趋于冷寂。

　　（一）萌芽期：以研究机构和作者为主导，以简传为主要形式

　　1978年以来，随着戏剧研究的兴起，现代戏剧家传记的出版也提到日程上来。此时，现代戏剧家传记一方面从出版价值上来说具有“抢救史料”的现实迫切性，另一方面也储备了一定的作者队伍，一批现代文学领域戏剧方向的研究者，率先成了传记作者的合适人选。现代戏剧家传记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准备，并于80年代初出版了第一批以传略和简传为主的传记；从8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出版社的积极策划、主动作为，戏剧家传记出版呈现出一定的繁荣态势。

　　从主体来看，此时的戏剧家传记出版多由学术机构主导。如，《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基本上由徐州师范学院主导。该系列从1980年开始编印第1辑，到后来按照顺序编到第6辑。

　　从形式上看，此时的戏剧家传记出版多以两三万字的传略起步，实现了从传略到个人简传的转变。如：文化艺术出版社的《中国话剧艺术家传》，是目前发现的第一种专门为话剧艺术家做传的丛书，从1984年至1989年陆续出版；知识产权出版社《中国文学史料全编》现代卷中的第11、13、17、18卷，分别涉及欧阳予倩、宋之的、丁西林和夏衍4人，基本上也是传略。

　　除了现代戏剧家传记合集，单个戏剧家传记从80年代中期前后开始陆续出现。如：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田汉传记《田汉评传》；1985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会林、绍武著的《夏衍传》，这是关于夏衍的第一部传记；198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夏衍的自传《懒寻旧梦录》。

　　整体来说，这一阶段出版的现代戏剧家传记内容多为基本史实梳理，形式简单。出版多以学术機构为主导，或因纪念活动而推动，而出版社从选题角度有组织地进行策划、参与的还比较少。

　　（二）中期阶段：出版社主动参与，繁荣发展

　　从1985年到2000年，国内出版了一批质量相对较高的现代戏剧家传记。

　　这一阶段，出版社积极主动策划，主动承担起社会主体责任，是此时传记出版，包括戏剧家传记出版繁荣的重要原因。这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该社有意识地组织约请专家学者，陆续出版了“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其中，戏剧家方面陆续出版有《曹禺传》（1988年）、《田汉传》（1996年）、《夏衍传》（1998年）。这些传记，很多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如：1988年版《曹禺传》，就在业内引发了诸多好评，并推动了曹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此时出版的戏剧家传记，无论是在文学性上，还是在史料性上，均超越了前一阶段，得到了学术界和普通读者的赞誉。

　　这一阶段，多家出版社都积极参与戏剧家传记出版，如：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刘平著的《戏剧魂——田汉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田本相、吴戈、宋宝珍著的《田汉评传》，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邹平著的《中国话剧的奠基人田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曹树钧、俞健萌著的《摄魂——戏剧大师曹禺》，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年出版了胡叔和著的《曹禺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陆荣椿著的《夏衍评传》等。

　　从组织形式上看，这一时期的戏剧家传记出版具有选题策划的体系性，显示出出版社在参与策划方面的主导作用。还是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为例，该社在选题之初，无论是对专业作者的选择，还是对内容体例的要求，都体现出一种专业化和学术性的态度。也正是这样的顶层设计和选题立意，保障了传记的质量，也为后续其他传记的出版奠定了基础。

　　（三）新世纪：传记出版在转型中趋于冷寂

　　进入新世纪，现代戏剧家传记的出版整体在转型中趋于冷寂，除了个别戏剧家传记有修订再版外，很少见到新的现代戏剧家传记。此时，戏剧家传记开始从学术型向普及型转变，图文画传开始占主导。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大象出版社的《田汉：狂飙中落叶翻飞》（2002年），以图文画传形式加散点叙事，用一种较为自由的方式来叙述，呈现、勾勒田汉生平的一些重要片段。[2]该书并不能说是一部完全意义的戏剧家传记，可以看成是普及型田汉画传。不过，编者对一些重要史料的披露却是特别有价值的，这对于解读田汉晚年思想的矛盾有很大帮助。

　　此外，中国戏剧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大型图文普及型画传《曹禺》《田汉》等。这些戏剧家传记尽管从形式上努力适应读者的读图需求，实现从学术向通俗的普及，但从出版内容、规模、影响来看，还并未超越上一个阶段，多为在原有传记基础上的再阐释。这也表明，传记类选题的原创性尤为重要。

　　二、现代戏剧家传记出版存在的问题

　　现代戏剧家传记出版发展四十余年，从起步萌芽、繁荣发展到现在的遇冷，诚然有专业传记图书市场发行不理想的大背景因素，但戏剧家传记出版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恐怕是加剧这种情况的内在原因。这些问题，主要体现为作者乏力导致的内容原创度不高，出版社缺少一定的政策研究分析，不敢策划大规模戏剧家传记类丛套书，以及融合出版和开拓创新意识不强等方面。

　　（一）传记内容原创度不高，作者队伍后继乏人，缺少专业传记作者队伍的培育和作者梯队的构建

　　内容原创度不高突出表现在部分普及型戏剧家传记上，呈现过度虚构甚至损害史实的倾向，具体表现为作品多虚构场景和对话、错误推演事实和过度掺杂个人感悟等几种。对戏剧家传记作品甚至传记这一大类来说，这种内容创作上的不严谨、不专业既误导了读者，又损害了传主形象。而出现这种局面，和专业作者的缺失有很大关系。对于高校或者科研机构的作者来说，其主动参与创作传记的热情度不高。这其中，有传记类课题还不能有效与作者申请的基金项目挂钩的原因，也有作者方不熟悉传记作品的出版需求和市场诉求、出版社和作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在這种情况下，自然也就更谈不上专业传记作者的培养和队伍的构建了。随着老一代传记作者的陆续离世，研究型传记作者队伍的构建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二）现代戏剧家传记图书丛套书意识不够，多为单品种“单打独斗”，既缺少精品意识，又难以产生规模效应

　　由于现代戏剧家传记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市场不如政治人物、演艺和体育明星、企业家等传记热，因此出版社目前对于策划此类丛套书普遍保持一种谨慎投资的态度。偶有单品出现，也因缺少产品线合力，难以形成市场规模和亮点。如此，市场传导回来的信心不足，导致丛套书不易开发；而缺少丛套书的规模效应，又反过来制约了单本书的销量，形成了恶性循环。

　　（三）出版社普遍缺少融合出版意识，多局限于主营业务纸质图书的出版发行，缺少对深度融合出版的探索创新

　　这一点突出表现为：普遍不重视有声版权的主动开发，多依赖版权方采购选择；即便是制作上线了电子书，也缺少内容的深度开发和有效的营销行为，基本上在平台上靠自然“收成”，如此，也就更谈不上配置人力、物力去开发相关文创产品了。

　　三、专业传记出版的发展建议

　　从社会价值来说，现代戏剧家传记的出版具有构建戏剧家传记谱系、记录中国戏剧发展百年变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经济效益来说，以戏剧家学术传记为源头，以画传、有声读物、影视版权、文创等为抓手的融合出版，也为现代戏剧家传记出版勾画了良好的经济前景。做好新时代戏剧家传记出版，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精耕细作，实现有效破局。

　　（一）重视内容原创性，立足高校和研究机构，有意识地发现和培育专业作者队伍

　　就目前来看，内容原创性动力不足是制约现代戏剧家传记出版的核心问题之一。而这背后，实则反映的是作者队伍的匮乏。传记类图书与虚构类图书不同，前者具备一定的专业背景，这就要求出版社要重视传记的核心内容，这恐怕不是那些仅仅具备文学创作背景的作者就能驾驭的。出版社有必要从源头出发，进行顶层设计，加强和高校、科研机构的联合，发现和培养一批新的专业作者。这种作者，可以不必是学术大家，但一定是具有专业背景和史学素养的成长型学者。他们在创作热情和时间精力上，甚至在以作品立身的迫切性上，都是比较合适的人选。出版社可以通过开展座谈会、访谈甚至约稿等，传播自己关于此类传记的出版理念，发现、吸引、汇聚、培养此类人才，为未来戏剧家写作储备力量。这样能缓解目前戏剧家传记图书作者专业度不够的问题，从而保证内容的原创性。

　　（二）立足出版社的专业性质，做好戏剧家传记的丛套书出版工程策划

　　就现代戏剧家领域来说，其传记出版谱系还远未完成。一些大家还缺少传记，如丁西林、宋之的、吴祖光等就缺少传记视角的解读。出版社应有意识地策划大型现代戏剧家传记丛书，打造从传记角度研究百年戏剧发展史的出版工程。此外，从戏剧家口述史的整理、记录角度出发，也可作为传记类出版的切入口。众所周知，第一手口述资料对于传记来说至关重要。对于现代戏剧家来说，随着现代戏剧家传主及其相关人员的陆续离世，这种口述资料的采访和获得变得越来越难。新的传记写作，更多只能是依赖对已有书面材料的爬梳整理，材料上已很难有大突破。因此，有必要对以往的戏剧家口述资料进行重新梳理出版，为戏剧家传记写作和戏剧研究奠定材料基础。而这也往往是出版基金乐见其成的项目。

　　因此，出版社要在前期树立系统出版工程意识，用好相关的艺术基金和国家出版基金、后期出版资助项目等政策。这一方面可以为现代戏剧专业的研究和发展做出贡献，为社会留下一批有价值的专业类、学术类图书，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出版社资金投入的问题，保障后续顺利进行，形成一定的产品线和规模效应。此外，出版社可以通过此类丛套书的打造，带动其中某一有分量的单品实现效益突破，形成亮点，提升出版的专业度和美誉度。

　　（三）以融合发展为抓手，做到一次开发、多次使用

　　2022年4月，中宣部印发《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从战略谋划、内容建设、技术支撑、重点项目、人才队伍、保障体系6个方面提出了20项政策举措，为出版单位探索融合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新领域提供了行动指引。[3]现代戏剧家传记的出版，有必要从融合出版的角度进行整合创新。可以依托戏剧家传记四十多年来的成果，以原有内容为基础进行知识服务升级。相比于一般人物传记，戏剧家传记在内容上具有一定的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戏剧家本身的剧作方面。比如：可以和视频平台合作，将根据戏剧家剧作拍摄成的话剧、影视剧融入纸质图书中，读者扫码免费或者付费观看。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图书为视频平台导流，另一方面，也扩展了图书的容量和附加值，使其可听、可看、可读。再比如：可以以戏剧家传记为依托，与艺术类高校及中国戏剧家协会等联合，开设剧作创作通识课。无论是曹禺、田汉，还是夏衍，他们都是进入经典序列的戏剧家，有很强的号召力。出版社可以通过他们的传记人生导入到戏剧创作，为对此感兴趣的读者进行戏剧写作的知识服务，实现从图书到知识的服务升级。当然，围绕戏剧家传记的融合出版方式还可以有更多探索，以上只是提供了一些可以切入的视角。

　　整体来说，对于专业类传记出版，出版社必须打破既往的思维束缚，从主动出击、构建作者队伍，到有意识打造出版项目、获得基金支持，再到借助媒体融合发展的政策和发展趋势释放市场效益，这些都还有很多可以发力之处。出版社从上到下，要树立融合出版意识，为戏剧家传记的出版、发展和转型进行积极策划和组织实施，以此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效”统一，在新时代有所作为。

　　（作者单位系文化发展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