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

　　继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之后，今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其意脉相承，但主旨更加明确，蕴含更加丰富，更具前瞻性和指导性，充分揭示出當前及今后古籍工作的全视野、大格局，是新时代做好古籍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意见》将古籍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到“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高度，既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全体古籍工作者的鼓舞，也是对古籍事业发展方向的引领，确定了古籍事业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方向。

　　“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关键在结合实际，把《意见》精神贯彻落实到具体工作。对标《意见》提出的“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关键要与“十四五”战略发展规划结合起来，谋划未来发展，让《意见》精神落地见效。

　　提升古籍整理出版能力，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做好统筹规划，在传世文献整理出版的系统性、基础古籍整理出版的深入性和通代断代古籍整理出版的集成性上下功夫;要继续践行学术支撑、深度整理、后出转精的出版理念，持续提升古籍整理内在质量;要坚持服务国家文化建设大局，重大项目引领，做好重点出版工程，不断拓展具有传承与传播双重价值的集成性出版工程，为古籍整理出版树立新的时代标杆;要强化古籍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专业人才的引进与使用，建立“学术研究—编辑出版”联动机制，多措并举，实现人才培养与成果孵化的有效结合，着力培养一支专业扎实、严谨奉献的专业人才队伍。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满足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阅读需求，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终极目标。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要深入学习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历年提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等命题，加大对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的古籍文献的系统整理。《意见》提出的“精神标识”和“当代价值”提炼和展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现代化、专业知识大众化，既是对古籍整理出版在实现文化强国总战略中的新要求，也是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的新站位和新路径。

　　坚定不移推进古籍数字化，为未来发展着先鞭，开新局。古籍数字化需要长远规划，不能简单满足于数据库的累积增长，要在内容生产、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和出版流程的数字化改造等方面持续进取，激活浩如烟海的古籍资源，进一步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

　　古籍整理出版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光荣事业，也是一项需要传承有序、持续不断的长期工程，需要一代一代人坚持不懈地做下去。新时代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要坚定地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

　　（作者为中国版协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