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嘉靖

　　摘 要：中国传统出版行业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有不可胜数的精品佳作流传下来，其中蕴藏的古人的编辑智慧对当下编辑行业的发展、编辑实务的借鉴、学科体系的充实以及编辑理论的完善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做好新时代编辑工作需要从传统编辑文化中汲取养分，传承中华优秀典籍文化中一脉相承的编辑智慧。

　　关键词：传统编辑 编辑智慧 编辑思想 学者型编辑

　　中国古代的编辑活动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那时已孕育了丰富的编辑智慧。我国古代典籍有不可胜数的精品佳作传世，这其中蕴藏的古人的编辑智慧对当下编辑行业的发展、编辑实务的借鉴、学科体系的充实以及编辑理论的完善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做好新时代编辑工作需要从传统编辑文化中汲取养分，传承中华优秀典籍文化中一脉相承的编辑智慧。

　　一、古代朴素编辑活动中编辑智慧的形成特点

　　几千年来古人通过经典纂辑传承中华文脉，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并在实践当中总结提高，上升为一定规律性的认识，进而形成了一些能够反哺实践、引导传统编辑活动向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的编辑智慧。

　　古代的编辑并不是一个分工明确、发展成熟的行业集体，与近现代职业化的编辑相比，其对文本的加工处理更是一种朴素的编辑活动。在中国传统出版行业中也是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编辑概念的。换言之，二者并非完全重叠的场域，也就必然导致其发展过程不可能是垂直的继承，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扬弃。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善于发现和总结古人的编辑智慧，还要探究其形成的过程和背景，找到与当下对接的“点”，方能用古人的智慧為当下编辑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开出“药方”。

　　（一）古代编辑智慧多伴生于传扬后世的理想

　　古人讲求著书立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言是古人面对生命客观局限转而积极追求精神永生的一种宏大抱负，“其身既没，其言尚存”。孔颖达指出：“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这是古人著书立说传教后世，以期声名自传于后的理想，也体现了古代文人对于立言慎之又慎的态度。

　　正是古代文人对于立言以传世这种执着的追求，使得他们在文字工作中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进而促进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极大发挥，在实践中不断开拓新的编辑思路，创新编辑方法、编辑体例，在分散的编辑实务中积累下丰富的编辑智慧。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中国传统出版行业形成了一套顺应政治要求、传递文化价值、体现学术造诣的发展方式，我国古代典籍才会有不可胜数的精品佳作得以传世。在这种立言以传后世的理想激励下，古人不仅在创作上呕心沥血，更以敬畏之心把编辑工作落到实处，不断探索更好的编辑方法以镶佳作。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传统编辑智慧，对当下编辑行业的发展、编辑实务的借鉴、学科体系的充实以及编辑理论的完善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二）古代编辑智慧的发展更依赖天才的个人

　　不少学人认为古代编辑活动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编著合一”现象的大量存在，即著作与编辑出自一人之手，即便是孔子提倡的“述而不作”，也是在会通古今、博闻天下的基础上对历史或其他具体知识进行把握。这就对编辑者的文化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故而历史上诸多大编辑家也是当时的文化巨匠。

　　与近现代编辑职业化发展模式不同，古代的编辑出版活动多是分散的个体行为或小范围运作，缺乏结构优势，难以形成推动整个行业发展演进的内在动力。因此，在古代编辑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历史的进步往往依赖于天才个人的出现，如孔子、司马迁、刘向和刘歆父子、杜佑及司马光等人，以及历朝历代其他优秀的编辑家在编辑方法、编辑体例、编辑思想上的每一次创制开拓，都是把编辑史向前推进的原生力量。在这种演进方式下，一方面，进步的发生常常是不可预期的;另一方面，一旦出现进步，所带来的推力都是比较大的。这些大编辑家同时都是大学者、大文豪，具备会通古今、博采众长的知识背景，能够全面精准地把控书稿的结构与内容，展示了一种大视野、大格局，而这一点恰恰是现代编辑越来越趋向技术化的情况下最为短缺的。

　　（三）古代编辑智慧成长于广泛的纂注校实践

　　虽然“编辑”此语早已在各类古籍当中出现，但其表述的意义同今天的编辑理论与编辑实务有很大不同。《说文解字》释曰：“编，次简也。”段玉裁解释为“以丝次弟竹简而排列之曰编”。《尔雅》曰：“辑，和也。”二字连起来就是将凌乱的简牍、文字次第排布，使之和谐。结合历史上的书籍编纂实践，古代的编辑活动应当是将符合某一主题的相关文字内容集中起来，并按照一定的思想原则、逻辑原则等，将其整合汇总，或在其基础上有所升华，进而形成一部结构完整、内容和洽的文稿的过程。

　　中国古代的编辑活动主要以“纂”“注”“校”等方式为主。“纂”主要是总结、继承、发展先祖先贤的思想、言论、理论以及文学等;“注”强调在编纂过程中，对发生改变的字词含义、经久晦涩的人文礼仪，以及不为人熟知的历史事件等做出解释说明;“校”，又称校勘、校雠，重点在对有关资料加以比较核对，以考订其文字内容的异同和正误真伪。古代先贤在纂辑、注疏、校雠的编辑实践中孕育了丰富的编辑智慧。

　　古代的编辑融合了著作、汇编、审读、校对等多项工作内容，这也使得中国传统的编辑智慧呈现出一种“和”的特点。古人在传承经典时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则和态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尊重史实、尊重原创，不以己意揣测删改，以敬畏之心传递典籍的纯粹;同时在另外一些编辑活动中，以自身广博的学识、经世致用的抱负为鸿基，对编辑对象加以选择和批判，述中有作，以述为作，在保有的基础上有所发扬，使编辑对象在传承中得到升华，不断发展。

　　如何在“述”与“作”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度，正是当下的编辑工作所面临的一大问题。实践当中如何准确把握编辑的职能定位，编辑到底是否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哪些情境下需要发挥、应当发挥到何种程度，哪些情况下必须克制，等等，都是我们应当从古人的编辑智慧中认真去思考和学习的。

　　二、当代编辑工作出现的问题

　　近现代编辑工作的行业细分促进了编辑学科的形成和独立发展，形成了一套渐臻完善的科学理论和实务经验，推动编辑事业整体欣欣向荣。从古代朴素的编辑活动到近代独立的编辑行业，经历了百余年的立与破之后，当代出版业如火如荼，劲头正猛。然而，市场繁荣的背后也掩藏了乱象丛生的弊病。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些出版机构囿于市场化竞争带来的生存压力，绞尽脑汁地挖掘读者喜好，为了经济利益盲目跟从低端需求、低俗需求、重复需求、无效需求甚至违法需求，编辑策划了一大批庸俗媚俗、社会效益低下的出版物。书店、图书馆琳琅满目的書架在宣示文化繁荣的背后，给读者带来更多的则是选择困惑，不仅增加了时间成本投入，也对读者在具体领域的前置性专业能力提出了额外要求。这些问题投射到编辑环节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编辑人员知识水平相对不足

　　古代的编纂活动很多都是由官方主导，即便是私人编书，承担者也多是文豪大家，学识堪为当世之表。出版行业的现代化促进了编辑的职业化。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当代的编辑们已经完全从过去模糊不清的角色中抽身，在界线明确的职业领域成长为文字工作的“熟练工”。但分工渐臻精细的同时，附着在传统编辑活动之上的知识载量较之古代也明显降低。这既源于现代教育体系下人才专业分流，通才越来越少，也囿于当下编辑活动往往重技术轻知识的现状。

　　不可否认，随着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和文化市场的多层次发展，编辑的从业门槛越来越高，编辑人才队伍的受教育水平整体提升，硕士以上学历的编辑工作者在大中型出版机构中的占比逐年提高。这些都为编辑行业的整体向好提供了充分的人力资源保障。但是，高学历的源头性集聚并不等于知识产量的结果性输出。高学历编辑中达到同等学者水平，能与专家学者在同一个层面对话的高级编辑相对不足。当代编辑队伍的职业化分工，无疑促进了行业发展，但同时也拉大了与专业学者的差距，越来越难以出现兼具学者和编辑之长的大师级人物。

　　（二）编辑活动呈现机械化低水平重复

　　从传统的编辑方式和出版实践中可以看出，古代的编辑往往既是一流的学者又是大编辑家。与古代文学巨匠著书立说、编纂传世之作相比，现代的编辑活动更趋程式化，编辑在职业细分上更加成熟，相关人才培养随着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也更加专业化、实践化、模式化。分工细化、规则明确、行业统一、流程更加科学的同时，也造成了现代的编辑工作不可避免地向机械化方向发展的问题，出现了一些“去知识化”的潜在风险。

　　现代编辑制度的建立使得出版工作形成了一条分工明确的流程闭环，每个环节都旨在最大程度守住出版底线、保障图书质量。然而实践中经常看到的情形是，短时间内掌握一些编辑常用规则和技巧，基本就可以胜任常规编辑工作，至于编辑人员的专业知识似乎是可有可无的，有些编辑人员的工作内容甚至长期停留在编辑的下游环节。长此以往，编辑活动逐渐演变为低水平的重复劳动，毫无创造性可言，终将被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取代。

　　（三）编辑职业定位畸轻畸重

　　一方面，编辑工作中经常被提及的“为他人做嫁”的职业定位，在突出编辑工作特性、强调编辑职业操守的同时，在实践中也容易让部分从业者陷入固定化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产生职业“惰性”、陷入工作“惯性”，造成主观能动性缺失，使得出版工作或是下坠为产业链性质的文字“制造商”，或是成为作者的单方向“指令”接收端。除此而外，如果实践中忽略矛盾的两面性而一边倒，绕开编辑工作的知识性、创造性和能动性，片面强调其应该具备的“淡薄”和付出品格及其技术性，也难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部分编辑尤其是年轻编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利于行业长远发展。

　　另一方面，与此相反的则是某些出版机构在商业利益驱使之下，跟风创作一些社会价值低下、容易产生不良导向、触碰灰色地带的出版物。编辑往往裹挟作者，甚至为了迎合受众或是输出自己的价值取向，突破角色边界，凌驾于作者之上，要求作者按“需”创作，或是任意“裁剪”他人作品，使原本结构完整、逻辑自恰、价值明确的内容“改道走向”。

　　三、古代编辑智慧对新时代编辑工作的启示

　　这些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发力。进入新时代，做好编辑工作既要求政府部门加强政策指引，加大宣传力度，构建完善有效、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且社会价值导向优良的出版管理制度;又要求出版企事业单位肩负使命意识，牢固树立职业荣誉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加强自身管理，打造品牌出版;同时，各行业协会、组织要主动承担起净化出版行业大环境的主体责任，引导建立相关行业行为规范，多组织文化含量过硬的行业培训，加大对市场的正面引导和反面曝光力度。

　　除此而外，从编辑角度出发，可以从中国古代传统编辑活动的特点和智慧当中汲取经验和养分，促进新时代编辑实务和编辑理论更好的发展。

　　（一）要有明确的编辑思想

　　编辑思想是型塑一部著作的灵魂。编辑想要通过文本传递怎样的价值、达到怎样的目的，都要转化为具体的编辑思想。因此，可以说编辑思想是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转化器。编辑思想引领并指导书稿编辑的全过程，是剪裁文本的标尺，没有编辑思想的编辑操作只能是一种机械性的劳动，所编之书很难创造长久价值。

　　古人编书的目的一般在四个方面：一是国家政权的统治需要，二是传史存信的历史使命，三是经世致用的政治抱负，四是传道立言的文人理想。统治者视修书为国之大业，很多文人学者更是将此奉为毕生追求。因此，古人编书往往胸怀政治追求、取摄人文关照、追求知识通达，先有明确的编辑思想统摄全局，以求舒张理想，文以致用。如吕不韦召集三千门客编纂《吕氏春秋》，并非兼容百家学说，而是以文抒志，传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为的是宣扬秦国的国家战略，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在编纂《汉书》时，班固以经世致用为最高目标，“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唐代杜佑在编纂《通典》时，提出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编辑思想。宋神宗命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而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提出了明确的编辑思想：“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古时大编辑家耗时数十年甚至毕生精力去纂辑一部著作，每纂一书，皆有灵魂，经久传世。

　　古人的这种寓理想于创作的编辑精神应当为现代编辑工作所继承。编辑工作者应当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学习古代大编辑家的胸怀抱负，努力做到每策划编辑一部作品，都有明确的编辑思想为指引，实现怎样的价值输出、传播何种知识、达到什么编辑目的、面对哪一类读者群体、达到怎样的阅读体验、如何创新、何以传承。有了明确的编辑思想，接下来的一切编辑流程才能有的放矢，才能够使编辑出版的作品体现出应有的社会价值，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

　　（二）培养学者型编辑

　　出版機构作为编辑人才的招纳者、管理者，是编辑们开展工作、发挥聪明才智、释放能量、创造价值的舞台，其管理制度和发展目标决定了能否培养出优秀的学者型编辑。

　　一方面，编辑应当以古代大编辑家为榜样，提高职业定位，树立文化传承的责任感使命感，保有目的性和问题意识，避免编辑落入审读加工这样纯技术工作的职业漩涡。要不断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提高与专家学者对话的能力，除了学习编辑专业知识以外，还应在自己主要从事编辑工作的具体学科领域加强理论研究，时刻掌握最前沿的学术动态，编研结合，才能避免编辑学术边缘化，从而在具体的工作中高屋建瓴、从容不迫，在策划选题、约稿、审稿时，以学者型编辑的眼界和能力，建立“导演”式的工作模式，统筹全局、有的放矢，既充分尊重作者，又善于引导作者，不被作者“牵着鼻子走”，从而提高编辑工作的知识含量和引导社会价值的能力。

　　另一方面，出版机构应当为培养学者型编辑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和工作氛围。与古代编辑活动的政治期待、社会关照和文人理想相比，当下的市场环境造成一些出版机构在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的角逐中偏向后者，短期的效益吸引挤占了出版事业长期发展的空间。在出版机构内部培养优秀的编辑人才需要较长时间的政策投入，并且在短时间内很难收获资本回报。这就给学者型编辑的成长发展设置了无形的屏障。从长远来看，出版机构应当打破机构壁垒，进行组织创新。现代出版机构的业务部门主要由编辑部、总编室、出版部、发行部等环节部门组成，偶尔有一些高校出版社设置一些出版科学研究等机构，但普及率低，更不是出版社的经常性机构。应当推动有条件的大中型出版社机构改革，成立研究室，组织具备一定科研基础和学术专长的优秀编辑人才，专门针对本社重点出版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并制定相关激励政策。有条件的出版社还可以组织学术论坛，定期举办主题研讨会、开展讲座，吸引行业专家、同仁与本社编辑交流学术前沿问题。鼓励编辑参加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开展社会调研，经常开展一些鼓励出版行业人才全面发展的竞赛活动，将研究成果或竞赛结果绑定单位的薪酬考核机制，并予以公开表扬，甚至打通凭借优秀学术成果获得职业晋升的通道，以期培养出更多的学者型编辑人才。

　　（三）正确把握编辑职能定位

　　古代的编辑融合了著作、汇编、审读、校对等多项工作，汇集了编辑人员的智慧、汗水和创作。众多经典著作流传后世，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编辑人员发挥的重要作用。如孔子作为编辑鼻祖，辑诗三百，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散逸于世的诗歌编纂成篇，成《诗经》得以流传。刘向、刘歆父子主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发起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二十余年的工作中，创造出一整套系统科学的编辑校勘及古籍纂辑方法，为校勘学、考据学等的产生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古代先贤在编辑工作中，心怀使命、牢记职责，将承担的编辑工作作为毕生的事业去完成，达到了编辑的最高境界。这些大编辑家们以丰富的学识、独立的品格和踏实的作风赋予编辑工作以血液和灵魂。他们既甘于寂寞按部就班，又在长期的工作中总结创新，开创了多种科学的工作方法和编辑体例，不仅创作出代代传颂的经典作品，还为行业的发展传承做出了杰出贡献。

　　进入新时代，编辑工作既要做好开拓又要做好传承，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将古人编纂校勘的一些成功经验融入到当下的出版工作中来。要找准职业定位，正确处理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做到不越位、不失位。既要防止越俎代庖、歪曲作者意图，又要防止消极怠工、听之任之。编辑首先要读懂著作、理解著作，了解作者的所思所想，以及想要表达的主要意图。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扬主观能动性，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把握政治导向，梳理文章脉络，琢磨用词用语，帮助作者更好地实现写作意图。另外，现代编辑制度下的岗位细分造成了有些编辑“通”的本领缺位，因此，可以在借鉴传统编辑工作中“和”的智慧的同时，引入现代互联网企业的轮岗制度，让编辑跳出自己的工作模块，扩展行业宽度，通过实打实的环节参与提升未来工作的站位高度。

　　四、结语

　　编辑是一个有主观能动性的工作主体，需要坚决扛起守护产品质量每一道关卡的责任。首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发展，聚焦文稿的内容和形式，把好产品的政治关和价值关。其次，提升自身专业化水平，助力出版精品成果。严格遵守编辑工作的基本原则，整合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协助作者让作品在思想上更丰富，内容上更饱满，形式上更优美，实现产品内容和形式的内在统一。再次，做好编辑工作，还要有工匠精神，在核稿、排版、校对、印刷等各个环节发扬精益求精的态度和品质，保证事经我手无差错。最后，新时代编辑还应具备一定的专业水平和审美能力，既做杂家又是专家，能与作者实现高水平深度沟通，共同努力，出版一批适应时代发展，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的高质量作品。

　　（作者单位系学习出版社）